新中國伊始戰“疫”專家湯飛凡的不凡人生

李春發

實驗室里的湯飛凡

湯飛凡（1897-1958），湖南醴陵人，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微生物學家，中國第一代醫學病毒學家，中國預防醫學事業奠基人之一。他一生熱愛祖國和人民，終身致力于醫學病毒學研究，他試制出中國首支青霉素，系“中國疫苗之父”和“衣原體之父”，是曾經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他生產了中國自己的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和世界首支班疹傷寒疫苗，并將沙眼發病率從將近95%降至不到10%?？谷諔馉幗Y束后，生產出中國自己的卡介苗和丙種球蛋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成功遏制1950年華北鼠疫大流行，研制出中國的黃熱病疫苗。他領導選定的牛痘“天體毒種”和由他建立的乙醚殺滅雜菌的方法，能在簡單條件下制造大量優質牛痘疫苗，為我國提前消滅天花奠定了基礎。1961年，采用其研究的方法，中國成功消滅天花病毒，比世界早了16年。

棄理工從醫研，為救大眾生靈

1897年7月23日，湯飛凡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今湖南省醴陵市）一位家道中落的私塾先生家。他原本學習機械制造，但是在目睹了身邊太多父老鄉親被病痛折磨而生命垂危甚至不治而亡的狀況后，心中燃起了懸壺濟世的想法。

1914年，17歲的湯飛凡考入教會學校湘雅醫學院（今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前身），成為該校第一屆學生。湘雅醫學院是中國第一所中外合辦的醫學院。1925年，孫中山曾為湘雅第五屆畢業同學題寫“學成致用”的勉詞。五四運動時，毛澤東曾在此主編過《新湖南》周刊。在中國醫學界享有“北協和、南湘雅”之盛譽。

在校期間，湯飛凡立志終生研究細菌學及傳染病。經過七年的專業訓練，1921年湯飛凡以優異成績畢業，并且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就在同學們紛紛邀請他一起開醫館行醫的時候，湯飛凡卻擺擺手拒絕了。因為他有著與普通人不一樣的更遠大的志向：他決定投身病毒研究！他表示：“當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人？若能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敝?，湯飛凡進入北京協和醫院細菌學進修三年。聰穎又勤奮的湯飛凡因為表現出眾，經北京協和醫院推薦，他獲得了在哈佛醫學院細菌系深造的機會。

湯飛凡的導師秦瑟教授，是美國著名細菌學家和免疫學家，非常欣賞這位中國留學生的才華。秦瑟見湯飛凡訓練有素，就讓他直接參加自己正在進行的研究。此時病毒學正處于拓荒時期，湯飛凡進入開拓者的行列。

在名師指導下湯飛凡如饑似渴刻苦攻讀研究數年后，順利畢業。這個時候，美國導師熱情地邀請他留在美國發展。不久，湯飛凡又接到國內恩師顏福慶的信，希望他回國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上海醫學院前身）任教。顏福慶是中國第一代現代醫學教育家，曾任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現中南大學湘雅醫學院）校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副院長，當時任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他主張公醫制，反對私人開業，這對湯飛凡有一定影響。顏福慶在信里沒有向湯飛凡許諾什么良好條件、優厚待遇，而是如實擺出困難，希望他回國共圖祖國的醫學教育大業。湯飛凡本就有著振興中國醫學的志向，但只不過是抽象的理想，顏福慶的信將使他的抽象理想變成現實。當時，湯飛凡在哈佛與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進展很順利。顏福慶的邀請使他心情十分矛盾。最終，湯飛凡經過慎重考慮，是祖國的召喚使他下了決心，以一顆赤子之心，決定回國效力。

1929年春，湯飛凡滿懷報國之志回到祖國懷抱。在上海中央大學醫學院（即后來的上海第一醫學院）等處，從事細菌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1938年春天，在上海家中的湯飛凡收到了時任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要他去長沙重建中央防疫處的來信，他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下來。戰火日漸逼近。1939年，中央防疫處遷到云南省昆明市。防疫處重建沒有經費，湯飛凡到昆明時只剩下300銀元。為了重建防疫處，他四處奔走，得到了云南惠滇銀行行長繆云臺和幾位廳長的支持和幫助，借到一筆信用貸款，在西山腳下滇池邊上高蟯鎮買到一片荒灘，建造房屋。他一邊建新址，一邊借省立昆華醫院的房子制造一些簡單的生物制品，直到1940年春天新址建成。湯飛凡把錢集中用在主要的實驗室上，其他輔助用房和生活用房照當地農村的辦法，建造簡易房屋。

咬定青山不放松，生產出中國首支青霉素

值得一提的是，湯飛凡對中國的生物制品事業的發展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谷諔馉幦姹l后，他積極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在昆明主持重建中國最早的生物制品機構——中央防疫處，利用簡陋設備生產疫苗、血清和青霉素，拯救了無數人的生命。

20世紀40年代的“神藥”是青霉素。它是英國人弗萊明無意中發現的，1941年，兩位科學家弗洛里和錢恩找到了提純的方法并很快用于臨床。

大葉性肺炎、淋病、梅毒等當時無藥可治的病，青霉素卻可以做到藥到病除。時人稱之為“神藥”，并非誑言。因此，青霉素的價格高得驚人，甚至貴過黃金。

那時青霉素在中國叫作“盤尼西林”，因為全靠進口，進價不菲，進口商再加價，一根金條能買到一盒盤尼西林，算是給你面子了。

這種現狀狠狠地刺痛了湯飛凡的心。當時，無論是抗日戰爭的前方還是后方，許多人都等著用青霉素來救命，可是僅靠進口，價格奇高，數量極少，根本用不到普通人身上，怎么擴大救死扶傷面？

“中國人一定要自己生產出青霉素?！睖w凡下了決心，讓朱既明和黃有為兩人牽頭負責，并發動全處人員都來找青霉素菌種。

朱既明畢業于上海醫學院，在昆明的母校當助教，被湯飛凡挖了過來;黃有為是美國檀香山的華僑，是回國支援抗戰的。

青霉素之所以叫青霉素，是因為它是從青霉中提取的。青霉是一種菌，得了青霉病的柑橘上面長的那種毛茸茸的東西就是青霉。青霉常見于腐爛的水果、蔬菜、肉類以及衣、履等物之上，多呈灰綠色。

然而，并非所有青霉都能提取青霉素，青霉是一個大家族，有許多種，只有其中的點青霉和黃青霉等，才能提取出來，而且不同菌株的產量形同霄壤。所以，青霉好找，而點青霉和黃青霉難找，高產的菌株尤其難找。

找到不易，提取出青霉素更難。西方人雖然發表了不少這方面的論文，但從不涉足如何能找到、如何分離點青霉和黃青霉，對生產、提純的方法，更是守口如瓶。對此，美、英當作軍事秘密，各大藥企之間也是嚴加防范的，這不僅是科技機密，更是商業機密。但天無絕人之路，青霉素菌株從當時血清室的技術助理員盧錦漢的皮鞋上的霉點分離出來了。

成功分離菌株只等于有了種子，離豐收還有很遠的一段路程。反復試驗摸索后，發現青霉看似普通，室內室外到處發霉，其實卻十分“嬌氣”，要伺候它不容易。其一，它對溫度有特殊要求，適合它生長的溫度為攝氏24度，低了高了都不行，所以必須專門為它建一個24度的恒溫室;其二，它對通氣有特殊要求，需要有足夠的氧氣供它呼吸，只能生長在液體的表面，所以只好用扁玻璃瓶和大底三角瓶來培育;其三，它對營養有特殊要求，僅用一般的培養基還不夠，必須給它加營養。幾經調配實驗，最后確定加玉米汁和云南的棕色蔗糖。

這三關標準一一達到之后，合格青霉素終于被培育出來，只是濃度方面，還不夠理想。這是1942年的事，比西方才晚了一年多。

1943年，美國、英國對青霉素菌株的管制有所放松。湯飛凡去印度訪問，帶回了10株青霉素菌株。中華血站的樊慶笙從美國回來，也帶回一對菌株，并且加入朱既明領導的青霉素室工作。湯飛凡讓他們對所有這些菌株做對比研究，選出一個最好的來用于生產。

朱既明和樊慶笙摸清了青霉素對酸堿的化學特征，用化學的方法使之純化和濃縮，達到了每毫升2萬至5萬牛津單位，與美國的同類產品不相上下。

接下來的問題是產品的保管和儲存。說青霉素“嬌氣”，還因為它在液體中很不穩定，容易揮發，要使它真正成為產品，必須把它變成固體。

液體變固體，烘烤是最簡便的辦法，但對青霉素而言，烘烤等于加速其揮發。國外的辦法是用化學干燥機，而在要啥沒啥的昆明，到哪兒去找這種寶貝機器？

黃有為認準了目標，就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實現。他堅定信心、滿有把握要自己設計、自己制造出一臺化學干燥機來。人們向他紛紛投來疑惑的目光說：“不可能！”面對這種困境與難題，他全不理會，只管埋頭苦干。在總裝調試階段，他不分晝夜、廢寢忘食地忙在機房，吃飯均由妻子送來，最后把許多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現實。每毫克200至300單位、每瓶裝2萬單位的國產青霉素試制成功，可以正式投產了！

湯飛凡非常高興，感慨地總結了六個字：“有志者，事竟成?！边@就是湯飛凡、黃有為等給大家呈現出的百折不撓、頂天立地的強者光輝形象，其中還不乏透出一股自信灑脫的智慧氣概。這正如鄭板橋言簡意賅、凝煉生動的那首千古絕唱《竹石》所描述的：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當年中央防疫處困難重重，缺錢缺物，制造出青霉素后，可算抱了一個大“金娃娃”。湯飛凡卻沒有借機發財，而以一元一支的價格供應急需的軍民。對需要救命的窮人，往往還減價甚至無償提供使用。

服務新中國首場戰“疫”，一個月火速研制出疫苗

1949年10月27日，當時的察哈爾省省會張家口爆發了一場來勢洶洶的鼠疫。張家口距離首都北京僅300多公里，倘若不能迅速控制張家口的疫情而任由其蔓延開來，后果將不堪設想。這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對的防疫第一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高度重視，堅決領導人民打贏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正式成立，誕生于北洋政府時期的中央防疫處，正式歸衛生部接管，之后更名為“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湯飛凡被任命為第一任所長。

面對張家口這場突如其來的鼠疫來襲，毛澤東在接到察哈爾省的報告后，立即指示周恩來連夜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成中央防疫委員會，并安排由董必武掛帥參與戰“疫”。

根據當年東北解放區防治鼠疫的成功經驗，10月28日，中央果斷部署，采取緊急措施：

一是嚴密封鎖交通。由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副總參謀長兼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負責，責成華北人民政府、華北軍區調動部隊，并動員各省、各專署以及各縣、區、村黨政軍民對疫區進行封鎖。在張家口與北京之間建立三道封鎖線。

二是加強疫區的防疫防治力量，緊急調動醫療、防疫隊伍和藥品趕赴疫區。

三是緊急下撥防疫經費。

四是責成衛生部趕制宣傳品，利用報紙、廣播電臺和電影廣泛宣傳科學防疫，反對迷信活動。在城鄉普遍放映電影《預防鼠疫》。

與此同時，為了解決國內防疫力量薄弱的問題，毛澤東還特地給新中國開國大典后第二天就第一個與我國建交的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發去電報，讓其對中國伸出援手。斯大林接到電報后，立即決定派遣醫療隊并支援藥品，并于10月29日回電給毛澤東。10月3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斯大林，對蘇聯的幫助和支援表示感謝。

當時的中央防疫委員會沒有什么家底，真可謂兩手空空，蘇聯的增援還在路途中，從東北緊急調撥的疫苗也還在路上。時任衛生部副部長、黨組書記的賀誠親自找到了湯飛凡，并下達了任務：為滿足防疫需要，務必盡快生產出100萬人份的鼠疫疫苗！

湯飛凡接到任務后提出，可以先趕制鼠疫滅活疫苗。傳統的疫苗有兩種：滅活疫苗（又稱死疫苗）和減毒活疫苗。

滅活疫苗就是把病毒培養出來之后殺死，留個“全尸”來做疫苗。這種疫苗的優點是制備簡單快速，安全性高。剛好符合當下情況的需要。

可是賀誠表示反對，因為研制鼠疫滅活疫苗，就必須要培養出鼠疫強毒菌，一旦發生病毒泄露，研制人員極有可能被感染，風險太大了。經過多方論證，研制生產出適合中國人體質的鼠疫減毒活疫苗成了湯飛凡的唯一選擇。湯飛凡不懼感染，全力以赴研制疫苗。

減毒活疫苗簡單來說，就是從病毒后代中，挑選毒性稍弱的來制作疫苗，在研制過程中感染風險相對較低。然而，感染風險低，不等于不會感染。所以在整個鼠疫活疫苗的試驗過程中，湯飛凡規定只有自己和劉雋湘兩個人可以進入實驗室。為了防止感染，他們每次進實驗室都穿著防護服、戴著口罩和眼鏡。

最后，根據湯飛凡的實驗結果，他研制生產的疫苗每人只需注射兩針，第一針打0.5毫升，第二針打1.0毫升，即可達到滿意的免疫效果。在注射的次數和劑量上都比蘇聯的疫苗要少。到了11月中旬，中央防疫處（1950年更名為“衛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共生產出鼠疫減毒活疫苗900萬人份，是最初中央防疫委員會下達任務的9倍。

1949年12月初，中央防疫委員會宣布察哈爾省鼠疫已被徹底撲滅。至此，毛澤東親自指揮，在各方面的通力合作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打贏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場戰“疫”。而從10月27日接到疫情報告到徹底撲滅了疫情，用時不過一個月零幾天。其間，湯飛凡、劉雋湘、陳正仁等我國生物制品工作者及時趕制出鼠疫疫苗，為撲滅鼠疫起到了事關成敗的作用。

貢獻恒久遠，造福全人類

除了成功研制出鼠疫疫苗，湯飛凡還研發了中國第一批狂犬疫苗、牛痘疫苗，其研究成果，使中國在消滅天花病毒方面領先世界16年，因此被稱為“中國疫苗之父”。此后，他又是如何解決困擾全世界半個世紀的沙眼難題，同時極大提升治愈率的呢？

新中國經過經濟恢復時期，各條戰線形勢大好。到了1954年，烈性傳染病已被控制，防疫的重點轉向常見的、多發的傳染病。湯飛凡呈請衛生部批準他擺脫行政事務，恢復他中斷了20年的研究工作。獲準后，他首先恢復了對沙眼的研究。那時沙眼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廣泛流行，中國人口中有50%患有沙眼，邊遠農村有“十眼九沙”之說，危害極大。

湯飛凡早在20世紀30年代研究病毒性狀和包涵體本質時已逐漸形成一種想法，即微生物在自然界是從小到大的一個長長的系列，在已知的病毒和細菌之間存在著“過渡的微生物”，如立克次體、牛胸膜肺炎支原體等。他認為沙眼病原體是比牛痘病毒更大的、接近立克次體的“大病毒”，許多性質近乎鸚鵡熱和鼠蹊淋巴肉芽腫病毒。循著這條思路，他制定了研究計劃，同步進行了沙眼包涵體研究、猴體感染試驗和病毒分離試驗。為了保證病理材料可靠，他特別請北京同仁醫院眼科專家張曉樓鑒定所選的典型病例，從1954年6月開始了這項研究工作。

整整一年時間，湯飛凡帶著助手從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取回材料201份，在48例中找到包涵體，并發現包涵體有四種形態：散在型、帽型、桑椹型和填塞型，闡明了它們的形成和演變過程，澄清了自從1907年發現沙眼包涵體以來的混亂認識。沙眼病原體侵入宿主細胞后的發育周期，在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后，已在人工感染和動物模型中被完全證實?，F已知道沙眼衣原體的一個發育周期約為48小時。

一年中，湯飛凡所進行的猴體感染試驗也獲成功。他和助手從實驗中發現：猴子與人的眼結膜解剖學構造不同，患了沙眼后癥狀也不同，沒有瘢痕和血管翳。他們還在猴子的沙眼病灶中找到了從來沒有發現過的猴沙眼包涵體。

可是，他們所進行的分離病毒的試驗不理想，湯飛凡雖沒有完全否定用幼鼠分離沙眼病毒的可能性，但決定把它擱置起來，改用雞胚來分離。

1955年7月，重新開始分離病毒試驗，這次他沒有采用荒川的絨毛尿囊膜接種，而采用了研究立克次體常用的卵黃囊接種。他分析了影響病毒分離的因素，認為除了選擇敏感動物和適宜的感染途徑外，還需抑制雜菌生長，決定在標本中加抗生素作為抑制劑，因為當時臨床上已經知道鏈霉素治療沙眼無效，而青霉素有無療效還不明了，所以選了這兩種抗生素，沒想到竟然那么順利，只做了8次試驗就分離出了一株病毒。

湯飛凡首次分離出沙眼衣原體，堪稱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個中國人，為預防和治療沙眼做出了杰出貢獻。

沙眼衣原體分離成功后，湯飛凡將研究重點轉向當時對兒童的健康和生命威脅極大的麻疹和脊髓灰質炎。1958年，分離出中國第一株麻疹病毒M9，為制造脊髓灰質炎和麻疹疫苗奠定了基礎。

1958年9月，湯飛凡被扣上“具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等帽子。湯飛凡不堪凌辱，含冤去世。

然而，世界并沒有忘記這位為人類的健康和生命做出過杰出貢獻的優秀科學家。

1970年，國際醫學界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于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生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被稱為“衣原體之父”。

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由于湯博士在關于沙眼病原研究和鑒定中的杰出貢獻，IOAT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倍蚁Ｍ軌虻玫剿耐ㄓ嵉刂?，以便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可是，他們不知道，他們預備推薦申報諾貝爾獎的這位學者，被以為最有希望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早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