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與“立”：鄉村振興背景下資源型鄉村分化與治理轉型探究
——以神垕鎮清水澗村為例

何志強，羅兆均

(重慶工商大學 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重慶 450067)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系統地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理念，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提高社會治理水平的鄉村治理路徑。在現代工業化的驅動下，農村也迎來了改革發展的洪流。在推進農村城鎮化、工業化的進程中，特別是在資源較為豐富的鄉村，既有的資源分配機制不可避免會產生以利益為緣起的職業、經濟、權力結構等方面的階層“破裂”現象。這也導致現階段資源型農村面臨著分化與治理轉型的新挑戰，對基層干部探索并轉變新時期鄉村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的目的在于充分認識資源型鄉村內部分化的產生原因、表現形式及影響，并通過分析村莊分化與村莊治理之間的互動機制，更深刻地認識村莊治理模式轉型的背景、狀態和意義，為村莊治理轉型提出合理化建議，并對鄉村“破”之后如何整合，進而達到和諧的“立”進行理論和實踐的探索。

1 “破”的現實：資源型村莊內部的分化

神垕鎮清水澗村位于鈞瓷之都——神垕鎮的東北部，本村的資源型特性主要體現在天然擁有豐富的制瓷土壤和煤炭資源上，是所在縣域資源最豐富的村級單位，也藉此成為神垕鎮的經濟大村。隨著環境整改政策落實，村莊經濟重心開始由煤炭、制瓷二元驅動轉向為制瓷一元支撐。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深，市場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市場中的資本具有逐利性，加之農民的自身稟賦各不相同，創造財富和把握機遇的能力有較大的差異，因此農民抓住機遇的能力和占有各種資源的數量也不盡相同，這些都對現有村莊秩序造成強有力的沖擊，進而導致農民內部各要素之間的分化。這在神垕鎮清水澗村集中體現在職業分化、經濟分化、權力結構分化三個方面。

1.1 職業分化

改革開放以來，受惠于改革開放政策，資源分配及占有秩序被打破，農村的產業結構開始調整，出現了一批私營企業和隨之產生的企業主。這些私營企業主有的利用從事煤炭行業積累的資源作為制瓷的原始積累，逐步成長為村中較強的企業主；有的白手起家，從家庭手工作坊開始，一步步發展壯大呈滾雪球式發展；有的原本是國營瓷廠的技工，國營瓷廠倒閉后就自己嘗試建廠。企業發展壯大后就需要更多的廠地，神垕鎮清水澗村本不太適合作為耕地的土地就以協商的形式被征用(企業對村民補償)，因此失去土地的農民為滿足自身生活需求，逐漸向非農職業轉移。再加上企業規模擴大需要雇傭更多工人，大量農民開始擺脫單純農業勞動者的身份，由農業勞動者變為非農勞動者，一些在本村的企業中打工，還有一些選擇外出打工或經商。

基于此，該村經濟逐步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農民職業分化是這一轉型的必然結果。根據神垕鎮清水澗村村委提供的原始數據可以發現，從對村莊現有資源參與度來看，神垕鎮清水澗村的職業分化主要類型見圖1。

圖1 神垕鎮清水澗村職業分化主要類型

1.2 經濟分化

工業化背景下，職業的分化必然會造成經濟上的分化。經濟分化主要體現在經濟資源的生產和分配體制上，其社會后果是產生貧富之間的差距[1]。根據現有研究成果和神垕鎮清水澗村實際經濟收入的差異，本文嘗試把村民劃分為四個群體：富裕群體、中間群體、中下群體和貧弱群體。以經濟上的分化為基礎，各個群體在職業、政治上的態度也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如表1所示，不同層級的結構性差異顯著。

表1 神垕鎮清水澗村經濟分化現狀

1.3 權力結構分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權力結構在鄉村變遷中也出現了分化，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村干部選舉，村干部當選者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村莊權力的分配結構，見表2。

表2 村莊權力結構

在權力結構的不斷分配重組的過程中，宗族是除資源配置外另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宗族在抑制效用與促進效用并存的環境中存在。由于多數票原則，大的宗族、門房勢力甚至可以控制村干部的選拔、任命和決策。由于村中的主要事務都由村干部定奪，村干部是村中的權力中心。所以宗族實際上掌握了村中的政治權力，如吳氏宗族在很長時期連續擔任村支書職務。私營企業主群體因擁有雄厚的財力，也在鄉村資源控制和分配以及村級事務決策上有很強的話語權。例如,1994-2000年，村干部由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人來擔任。以新鄉賢為代表的內生性權威群體也日益活躍在村務工作中。在村務工作中，村民不再滿足于自上而下的控制、命令、管理，而產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訴求，再加之自我權力意識的增強，逐步形成以新鄉賢為核心的村民群體。例如，現任的村支書吳濤，就是憑借其出色的交際能力，為村莊爭取了諸多發展項目、發展資源，從而贏得了村民的信任，通過選舉當上了村支書。

2 “立”的嘗試：新時期鄉村治理的轉型

隨著國家土地政策、資源政策和環境政策的改變，神垕鎮清水澗村的村莊原有管理秩序及資源配置機制幾經變遷：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替代了農業集體經營制度，緩解了神垕鎮清水澗村農民生活極度困難的情況。國營瓷廠和煤礦的限制開發，導致鄉村經濟曾一度低迷[2]，隨后私企開始成長，并成為鄉村經濟的支柱。神垕鎮清水澗村制瓷工業的迅速崛起，促使本村走上了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在市場需求拉動和利益誘引下，大量農村勞動力棄農經商或外出打工。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優化了本村勞動力資源配置，促進了工業發展以及村民生活水平和村民素質的提高?；鶎用裰髯灾沃贫鹊陌l展是強行政治的否定和替代，神垕鎮清水澗村村莊管理多元化、民主化和服務化進程不斷推進。

2.1 鄉村治理主體的轉型：從“一元型”到“多元型”

隨著神垕鎮清水澗村瓷土資源的優化開發和工業化的不斷推進，村中經濟主體日漸多元化。這也導致越來越多的經濟主體圍繞著有限資源的分配產生分歧，以此為伏筆的多元利益和多元矛盾沖突也隨之而來，村莊治理更加復雜。在新型村莊治理模式探索實踐中，不同治理主體對村莊治理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岸嘣敝卫硖娲耙辉敝卫沓蔀檫m應時代潮流的鄉村治理方略[3]?！岸嘣汀贝迩f治理新模式順應時代變遷的要求應運而生。

2.1.1 逐漸消解的“一元型”治理 “一元型”治理模式的治理主體是單一的，由村莊中具有某一類共同特征的人擔任，根據該村基層管理特征，分為“強行政型”和“精英型”治理模式。(1)“強行政型”治理模式。神垕鎮清水澗村“強行政型”治理模式的主體為村中年紀較長者，通常對村莊事務、歷史比較熟悉，曾經擔任過村莊其他非村委職務，利用行政權威“管理”村莊。在改革開放前，憑借其豐富的經驗以及村民對其的敬畏和信任能夠妥善地處理村莊內部事務。但隨著村內私營企業逐漸發展壯大，村莊逐漸產生階層分化，不同階層間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村莊利益格局分化，使得村莊對內對外事務變得更加復雜?！皬娦姓浴敝卫砟Ｊ接捎谥卫頇嗔?、治理資源以及治理方式的單一性、機械性，已不能滿足新形勢下村莊治理的要求?！皬娦姓浴敝卫砟Ｊ饺趸敝料鍪潜厝坏?。(2)“精英型”治理模式。神垕鎮清水澗村“精英型”治理模式的“精英”通常為鄉村經濟上的精英。這種經濟精英雖然可以利用自身各方面的優勢來協調村莊事務，但隨著工業化發展及其企業經營規模不斷擴大，企業事務和村莊事務常常不能兼顧，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這些“精英”最終不得不放棄村莊事務，專注自身企業經營。

2.1.2 日益浮現的“多元型”治理 村莊工業化的發展推動村莊治理主體多元化，而村莊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經濟主體的多元化、資源開發主體的多元化必然導致村莊治理權力、治理資源、治理手段的多元化，進而形成“多元型”的村治模式。在新型村莊治理模式下，不同治理主體對村莊治理發揮著不同的作用?！班l賢”憑借其人脈關系及個人魅力等優勢，在處理村莊企業事務及村莊對外事務方面比較擅長；“強行政型”治理模式的主體則憑借其豐富的經驗及對村莊各方面的了解在處理村莊內部事務方面較為擅長；大學生村官則給村莊治理帶來新思想、新觀念，又因其并非本村人員，在多元矛盾中往往起到“中間人”的協調作用?！岸嘣汀贝迩f治理模式典型特征就是“多元組織性”“平等性”“協商性”。在這種治理模式下，村級事務決策能夠更加合理，更有利于協調處理多元利益訴求及復雜的矛盾沖突，適應了村莊變遷的要求。

2.2 鄉村治理方式的轉型：從“管控型”到“合作型”

傳統中國的宗族自治、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公社體制和現行的“鄉政村治”，內在邏輯上都把普通民眾看作被管控的對象，認為他們沒有實現自我管理的素養和能力，必須借助于宗法權力或國家權力對他們的行為進行規范，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的穩定秩序。隨著神垕鎮清水澗村經濟的蓬勃發展和資源形式的日益嚴峻，村莊管理層在村務上的回應能力逐漸乏力。這就需要管理者及時認清村莊權力屬于全體村民的社會事實，讓有能力的村民參與到鄉村權力中來[4]。與此同時，多個新生群體的實力日益增強，也開始越來越多地主動要求參與村莊的政治，為自己的群體謀求資源。

“合作型”政府的主體主要由新生代的村民、鈞瓷廠主和傳統的鄉村管理者構成。新生代的農民接受了新時代的教育，在外出務工的生活中也習得了新的觀念，農民的思想意識實現了自我改造和提升；加上在農村推行了多年的基層民主自治政策極大地塑造了廣大農民的民主意識、鍛造了民眾的民主能力，農民對村務的參與已不再局限于對村委會組織的選舉、監督等，而是要求更加切實的參與村務，特別是村莊資源配置事務上的民主權利，希望借助于自己的組織而成為村莊權力格局中的一部分，從而在村務決策中真正發揮自己的影響。因此，民權的覺醒和利益訴求的期望下共同孕生的農村民間組織，代表著廣大村民的意愿與訴求，成為了參與村莊政治最為重要的群體。另一個群體就是神垕鎮清水澗村中以鈞瓷廠為代表的企業團體，由于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們往往更愿意在政治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以促進制定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村莊決策。新時期鄉村的管理者要轉變自己的觀念，要習慣從發布命令到大家坐下來協商、談判。要求村莊治理模式從“管控型”到“合作型”轉變的呼聲越來越大。

2.3 鄉村治理內容的轉型：從“全能型”到“有限型”

“全能型”鄉村治理模式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神垕鎮清水澗村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計劃經濟時期的神垕鎮清水澗村同中國大多數村莊一樣，村民的一切事務都由公社人員包辦，大到村集體物資的分配及本村政策路線和村干部人員的確定，小到鄰里糾紛、甚至每家的婚喪嫁娶都會看到他們的身影，村干部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管。這一時期的“全能型”鄉村治理在緩和村內矛盾、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加強鄉村凝聚力等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然而，全能型治理模式有很大的功能性缺陷。一方面在全能型鄉村治理模式下，作為治村主體的村干部，既要扮好“當家人”的角色，又要充當“監督人”的角色，容易導致權力濫用、公款私用、決策不科學等問題；另一方面，村干部的精力是有限的，事事都做，往往導致事事都未做好，也會使村民對村干部的能力產生懷疑?！叭苄汀贝逯坞y以適用時代發展的要求，因此治理模式的變革勢在必行。

“有限型”鄉村治理是指村莊的管理者有選擇地管理村莊事務，下放更多的權力?！坝邢扌汀编l村治理模式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神垕鎮清水澗村工業取得一定進步和村民素質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新的鄉村治理模式，對近年來神垕鎮清水澗村的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坝邢扌汀编l村治理模式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村干部對本村事務的治理更具有選擇性，而村民有更多的自主權，村干部由原來的全能型包辦一切的管理到現在領導本村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搞好本村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維護，協調本村重大的糾紛事件等，盡可能為本村制瓷業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后勤保障”?！坝邢扌汀编l村治理模式調動了村民勞動的積極性，同時有利于干部決策的科學化與民主化，為政策實施提供村民基礎，減少實行阻力。由“全能型”向“有限型”鄉村治理模式轉變成為必然趨勢。

3 “破”“立”的耦合：鄉村內部分化與治理轉型的邏輯整合

鄉村內部的階層分化，不只是對同質性群體的破壞，更多的是一種建設性“破冰”現象[5]。在神垕鎮清水澗村，職業、經濟、權力結構、利益訴求這些方面變化最為明顯，且存在的分化也很顯著。身為基層群眾事務管理者的村干部，在這些變化和分化的大背景下所采取的管理方式也在轉變。經調查研究發現，二者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3.1 鄉村分化對治理轉型的影響

3.1.1 鄉村分化塑造了多元化的治理主體 隨著資源的有限性和開發政策的受限性，資源受益競爭日益激烈，而群體在進行資源利益發聲時，比個人更具有優勢。這種以團體形式出現的多元治理主體，其形成原因主要是職業、經濟和權力結構的分化。如傳統權威中的村支書等村干部，雖影響力不斷削減，但仍是鄉村治理主體的重要一元；有一定教育經歷的人憑借著自身受教育程度高，擁有著比村莊里的一般村民更多的信息接收渠道，成為村務決策意見相對權威的參考者；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群，大部分是受過較少教育的村民，這類人群是村莊的主體構成，也是在選舉的時候候選人積極爭取的一個階層，他們雖沒有知識分子的決策科學原理，卻擁有著最接地氣的決策意識，是村莊管理的中堅參與力量。特別是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決策，更能激發這一階層參與鄉村管理的積極性。另外，在調研中我們還發現，村莊中的管理階層中存在大學生的身影，他們以村官的形式參與村莊管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鄉村分化和資源現狀的倒逼下，治理主體也將繼續整合擴展，從而不斷使村莊管理繼續優化，促進村莊的發展。

3.1.2 鄉村分化刺激了村民的鄉村治理參與熱情 隨著村莊經濟的發展，村莊階層化現象將會越來越嚴重，越來越多利益訴求相差不大的村民開始向群體集結。一方面，在階層團體的庇佑下，村民的意見代表了各自階層的利益訴求，由分化形成的階層給了村民很大的發聲勇氣，他們敢于并樂于參與村莊的管理，以索要、占據更多的生產資源。另一方面，村莊分化后，階層的每個村民都是階層利益的代表，階層給了村民使命感，讓村民感受到了參與村莊治理活動是為自己爭取利益，也讓村民體會到了一種在村莊、在階層“當家做主”的感覺。

3.1.3 鄉村分化倒逼村莊管理方式轉變 鄉村階層的重構和鄉村建設的蓬勃進行，倒逼著鄉村管理模式的更新[6]。村民自治管理者在決策的時候，會充分考慮村民通過集體和階層組織表達出來的意愿。這也要求管理者要改變之前的管理方式，由管理者定位轉變為服務者的角度，更多地聽取村民的意見建議，為村民民主決策服務。村莊應該順應村莊階層發展形式，采取政策參與和決策團體組成結構的多元化方法，用“多元化管理”替代“一元化管理”，充分發揮村干部的引領作用、知識分子的謀策作用、半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并且照顧到未受過教育群體的利益。這樣，在政策上對各利益群體的村民進行引導，使村民更好的參與民主管理。如果背離了這條發展路徑，村莊發展所面臨的民主、監督等問題將得不到妥善的解決，不利于給本就出現多重分化的村莊提供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

3.2 治理轉型對鄉村內部分化的影響

在轉變治理方式的進程中，也要時刻注意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協調[7]。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里強調了政府職能從“全能型”向“服務型”轉變的大方向。在這個大背景下，村委會作為最基層的村民自治機構，也充分的響應政策號召，轉變自身的功能角色定位。在神垕鎮清水澗村的調研中發現，本村現有的村莊管理者與前幾任的管理意識有很大不同，現在的村干部放權給村民的自治意識有很大的提高。這些治理理念在成功轉變后，對村莊的分化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3.2.1 治理轉型中的村莊嬗變 在神垕鎮清水澗村轉型的鄉村治理模式驅動下，村莊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擁有較高同質性的整體。村莊分化的出現使該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一方面，隨著市場不斷開放，村民利益訴求的多元化使他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熱情提高，村民不再一昧的“聽命”于村干部，而是自身積極參與村務決策。另一方面，民主意識的深入人心、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民主制度的持續宣傳也使村莊管理者必須根據神垕鎮清水澗村實際來調整本村的管理模式和角色定位，變成村民的引導者和合作者。例如，每三年一次的村委換屆選舉，各組村民，甚至遠在他鄉的村民都會趕回來積極參加，這與農村治理方式轉型、實施先進的“4+2工作法”、推進基層民主政治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3.2.2 治理轉型的鄉村分化效應 在治理模式轉型影響下，村民利益訴求和思想觀念發生分化，村干部在合理利用政策法規來制定本村政策時，很多村民也以民主的形式參與進來。在參與的過程中，他們提升了自己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觀念，進而開始思考自己階層團體的利益，以期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合理恰當適度的加入自己階層團體組織的利益傾向，顯現出了利益訴求和思想觀念的分化。并且，治理模式轉型將會對權力結構的分化產生很大影響。黃家亮提出，新時期的基層治理轉型要注意權力結構內部的構成邏輯，既要考慮公共權威體系權力，又要考慮鄉紳精英等群體的權力屬性[8]。神垕鎮清水澗村的階層分化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形成的，這種變化也在影響著本村基層的原始決策群體不斷改變團體自身的治理模式，而治理模式的轉變又進一步產生分化效應。但在實際操作中，尤其在治理轉型影響下的村民政治參與層面，會出現一些潛在問題，如當神垕鎮清水澗村民處在某一階層內部來參與決策的時候，他會因為團體賦予他的保護傘而敢于喊出心聲，這是利于民意表達的。但在另一方面，又因處在一個階層內，也會發生自己的意見為群體階層所挾持和所綁架，即受群體壓力和環境氣候的暗示渲染而忽視自我理性并弱化自身根本利益追求的情況。在選舉的時候，階層內的村民也可能會因為群體施加的力量而盲目投票，阻礙了真正民主意圖的達成。這也使基層管理者意圖通過改變治理方式來凸顯決策民主的道路變得曲折，甚至步入歧途。

4 結語

神垕鎮清水澗村擁有豐富的瓷土和煤炭資源，并且有悠久的制瓷歷史文化傳統。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該村迎來了發展機遇，工業化的到來使原本單一的傳統村莊社會形態發生了改變。資源的有限性及發展利用程度的差異性，在村莊內部形成了鄉村分化，這些分化客觀上將村民劃分成不同的階層群體，從而又對村莊治理產生影響。經濟條件的改善、權力分配的變化、政治意識的提高等促使村莊治理模式從“強行政治理”到“精英治理”再到“多元治理”[9]。分化的階層群體成了多元治理的主體，體現了治理模式朝著更民主有效的方向發展，促進了村莊政治經濟發展。同時，新的治理模式又能夠協調各種分化關系，促進制瓷土壤資源分配的合理性，縮小經濟發展和政治話語權上的差異，促進公平正義并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推動村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