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現狀及其相關因素

莊琳麗 王佳琳賀惠娟 李軍文

1成都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成都，610075；2湖北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武漢，430065；3 成都第一人民醫院護理部，成都，610000

共情疲勞是為病人提供護理服務時獲得的與工作相關的職業危害。這種危害會導致護理人員共情能力和興趣降低，產生護理工作倦怠感，影響護理質量。共情滿意是為病人提供護理服務時獲得的滿足感和成就感[1]。COVID-19疫情下護理人員工作強度大，頻繁暴露于病毒感染、病人死亡等創傷性的情景中，工作壓力的不斷積累，使護理人員成為共情疲勞的高發人群[1]。護理人員感知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焦慮、痛苦情緒，自己也面臨被傳染的危險。工作時間長，工作強度大，護理人員出現情感耗竭，個人的體力、精力、情感都處于超負荷狀態。COVID-19疫情下醫療資源需求激增，護理人員不足的矛盾凸顯。超負荷的工作，防護用品的緊平衡狀態成為威脅護理人員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本研究選取武漢、重慶、成都11所COVID-19定點收治醫院展開調查，分析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現狀及其相關因素，為當前和疫情控制后醫護人員心理支持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來源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20年1月26日-3月2日，根據國家衛健委數據，對新冠疫情重度、中重度、中度城市進行分層抽樣。選擇武漢、重慶、成都11所COVID-19定點收治醫院的護理人員進行問卷調查。采取整群抽樣法，抽取成都、重慶定點醫院進行調查。武漢定點醫院較多，將醫院進行編號輸入SPSS，從中隨機抽取3家進行問卷調查，醫院科室及調查對象采取便利抽樣法進行抽樣。護理人員來源于呼吸科、ICU、感染科、急診等臨床科室。納入標準：①擁有護士資格證的正式在崗人員；②遵循知情同意原則，自愿參加本研究。排除標準：不接觸感染者的護理人員?；厥针娮訂柧?100份，其中有效問卷1044份，有效率為94.91%。

1.2 調查工具

1.2.1一般資料問卷。問卷涵蓋人口學信息、工作相關情況(工作時長、職稱等)、生活方式(睡眠質量、鍛煉時長等)3個方面，共20項內容。

1.2.2 護理人員專業生活品質量表。該量表常用于國內外評估助人者共情疲勞狀況，由Stamm等進行修訂[2]。本研究采用陳華英等翻譯的專業生活質量量表進行研究[3]。量表分共情滿意、倦怠、二次創傷壓力3個維度，每個維度各有10個條目，共30個條目。采用Likert 5記分法，從“從未有過”到“總是如此”分別計為1-5分，其中 1、4、15、17、29為反向記分題。3個維度獨立記分，反映共情疲勞的3個方面。每個維度≤22分為低分組，23-41分為中分組，≥42分為高分組。護理人員低、中度共情滿意發生率為48%, 倦怠和二次創傷壓力中、高水平發生率為53%和52%[4]。3個維度Cronbach's alpha系數分別為0.91、0.73和0.84?？偭勘碚郯胄哦葹?.72-0.83，內容效度CVI值為0.82，KMO測定值為0.90。

1.3 研究方法

以問卷星形式發布問卷，通過定點醫院護理部發放電子問卷。醫院內均有1名護理管理人員組織實施調查，指導問卷填寫工作。調查前告之研究的目的和保密性、匿名性原則。使用統一的指導語解釋共情疲勞的概念及問卷調查的目的。護士可通過手機或電腦填寫，需完成所有題目，確保無漏項后方可成功提交問卷。研究者通過后臺下載問卷數據進行整理。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5.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人口學信息、工作信息、3個維度得分均使用描述性分析方法(頻率、百分比、均數、標準差)進行描述。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法進行組間差異性分析。采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人口學資料、工作相關因素及生活方式與共情滿意、倦怠及二次創傷壓力的相關性。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一般情況

護理人員年齡為29.68±7.08歲。男94人(9%)，女950人(91%)。本科及以上學歷者805人(77.1%)，大專及以下學歷者239人(22.9%)。成都400人(38.3%)，武漢352人(33.7%)，重慶292人(28.0%)。工作滿意度采用1- 5級評分，平均滿意度3.07±0.82分。睡眠質量1-10級評分，平均值6.19±1.91分。鍛煉時長50±37.2分鐘，人口學信息見表1。

2.2 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現狀

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狀況見表2。

2.3 人口學特征、工作環境和生活方式與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的單因素分析

性別、年齡、婚姻狀態、班次、職稱、職務、工作年限及城市的共情滿意得分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年齡、婚姻狀況、班次、城市、工作年限、職稱、職務、睡眠時長的倦怠得分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工作時長的二次創傷壓力得分組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調查對象一般資料與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相關的單因素分析(n=1044)

表2 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現狀(n=1044)

2.4 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的相關因素

共情滿意、倦怠、二次創傷壓力得分作為因變量，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與工作滿意度、睡眠質量、鍛煉時長3個連續型變量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P<0.05)。見表3。

表3 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的相關因素

3 討論

3.1 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現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關心愛護醫務人員，保護好醫務人員身心健康。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滿意32.63±6.46分，倦怠27.36±5.29分，二次創傷壓力26.88±5.13分，倦怠和二次創傷壓力得分高于田梅梅對上海市三甲醫院臨床護士的調查[5]。Zhang等學者對護理人員的共情滿意、倦怠、二次創傷壓力進行meta分析，得出護理人員低、中度共情滿意發生率為48%, 倦怠和二次創傷壓力中、高水平發生率為53%和52%[4]，遠低于本文的研究結果。共情疲勞的研究一般關注在正常診療活動中護理人員的情感耗竭狀態，而本文的研究背景是在突發新冠疫情的大環境下，得分高于非疫情時期。結果顯示91.7%的護理人員共情滿意處于低、中水平。通常認為共情滿意水平與工作環境和工作負荷相關。護理人員工作負荷加重，共情滿意水平降低。本調查還發現82.4%的護理人員處于倦怠中、高水平。COVID-19作為按甲類傳染病標準防治的乙類傳染病，可通過呼吸和接觸多渠道傳播，護理人員不僅需要為患者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還必須進行全方位的自我防護。工作強度大，飲食不規律，人力資源和防護物質資源緊缺，導致護理人員的倦怠水平高。81%護理人員處于二次創傷壓力的中、高水平。感知患者的焦慮、痛苦情緒，履行工作職責與自身健康安全的沖突，促使護理人員二次創傷壓力增高。

3.2 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的相關因素

3.2.1 共情滿意的相關因素。工作滿意度、職稱、睡眠質量、鍛煉時長與共情滿意相關。高職稱的護理人員醫療護理經驗豐富，在做好自身防護的同時，為患者提供更好的護理服務，采取高效的措施減緩甚至逆轉病情變化。護理人員得到病人的信賴，體會到工作的價值，增加了職業成就感。疫情中83%的護理人員年齡小于35歲，未經歷非典等重大疫情。應該做好年輕人的心理支持和后勤保障，合理排班，增強護理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和身體免疫力，提高工作效率，持續健康地投入戰勝疫情的斗爭。

睡眠質量好、鍛練時間長的護理人員共情滿意得分高，但40.9%的調查對象睡眠時長不足6小時。在疫情中，醫務人員身處抗疫一線，是守護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線。睡眠質量不佳，影響護理人員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鍛煉方面，護理人員每周平均鍛煉50分鐘，低于國外平均時長96分鐘[6]。因此，鍛煉時長的缺乏可能是疫情下護理人員共情滿意水平較低的原因。工作強度大，缺乏鍛煉場所，隔離措施的實施，均阻礙護理人員進行身體鍛煉。

3.2.2 護理人員倦怠的相關因素。工作滿意度、睡眠質量和時長、婚姻狀況、所在城市與倦怠相關。疫情發生正處于春節假期，護理人力資源不足。三地的護理人員停止春節休假，同時間賽跑，日夜奮戰，缺乏必要休整，睡眠時長和質量不能有效滿足護理人員自身需求。睡眠質量、倦怠水平和工作滿意度相關。自我共情可提高睡眠質量，減低倦怠得分。武漢是疫情高發地區，護理人員面臨的實際困難和問題較多，倦怠水平與城市的疫情嚴重程度相關，高于重慶和成都地區。

已婚護理人員倦怠水平低于未婚。我國仍處在以家庭為核心的信任關系中，并未形成基于職業群體的信任模式[7]。家庭支持對疫情下護理人員的意義往往高于同行支持。家庭情感支持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維護和促進，釋放不良情緒，減少自身的孤獨感，減輕心理壓力和負擔。應鼓勵護理人員與家人網絡溝通，增加心理韌性，以應對疫情下的超負荷工作。

3.2.3 護理人員二次創傷壓力的相關因素。工作滿意度、睡眠質量、鍛煉時長與二次創傷壓力相關。工作滿意度是二次創傷壓力的保護性因素。二次創傷壓力與護理人員工作和生活的既往經歷有關。醫務人員連續奮戰，非常辛苦，不少醫務人員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獻出了生命。護理人員間接經歷患者的痛苦，出現入睡困難、睡眠質量下降等狀況。國外有報道證實運動療法可緩解護理人員共情疲勞[8]，可以采用室內運動方法，舒緩壓力，增加運動量和身體免疫力，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4 結論

共情疲勞作為與工作壓力相關的心理健康問題，在疫情中更為凸顯。采取多種措施促進護理人員的心理健康，與保障身體健康同樣重要。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事件，需要國家-相關機構-醫護人員共同努力。在疫情中要關注護理人員的心理健康。在疫情過后實施以關心、尊重、愛護為核心價值觀的人文關懷，提供心理疏導，維護正當權益。

護理人員共情疲勞與病毒感染、患者死亡等創傷性情景密切相關。武漢是疫情的重點地區。護理人員身心處于高度緊張狀態，工作負荷重、壓力大。本研究中武漢市的調查者應答率不高，可能是因為該市護理人員處于高負荷的工作狀態，無時間和精力填寫問卷。因此，本文的調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可能不能準確反映武漢市護理人員共情疲勞的狀況。武漢市護理人員心理健康情況尚待進一步調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