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論傳統文化中的禮法合治的演變

喬新生

德治與法治孰輕孰重，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從周朝時期“德”的啟蒙開始，各朝各代君主為了實現自己長期的統治，各有各的治道，最終漢唐時期將德治與法治推向了禮法合治，造就了太平盛世的景象，這段歷史是值得當今去研究與思考的。本文從我國傳統文化入手，從德治到法治再到禮法合治的歷史演繹中，吸收借鑒其精華，為建設中國特色法治社會提供借鑒。

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法治之所以能夠別具一格，形成極具民族特色的法系和傳統，其原因包含了社會的、經濟的、歷史的等多方面的。楊鴻烈先生所言“漢時獨尊儒家乃是對自戰國至秦國以來盛極一時的任刑的法治主義的極大反動，又是儒家學說經歷兩漢在社會上的勢力業已造成，后此，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君主也就一循舊貫，尊儒家說‘天之經地之義，而兩千年來中國的法律思想也就成為儒家的法律思想了?！表樦@條思路，結合儒家德治觀“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為政在人”，就會對中國正統法治的形成和延續有了進一步的認知。

一、儒家法律思想的確立

經歷了秦二世滅亡的教訓，對于漢朝而言，由法而儒的思想脫穎而出。西漢之初，統治者崇尚黃老，主張無為而治，認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在法治上，廢峻法，除肉刑，約法省禁，輕瑤薄賦，消除秦時任刑苛法的傳統。黃老思想的盛行，為儒家法律思想的復興提供了條件。西漢中期，隨著社會發展，“外儒內法”順應而生，逐漸成為統治者的治理方法。董仲舒繼承了孔孟思想，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框架建立了漢代儒學。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漢武帝采取其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此一來，西漢儒學逐漸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也因此儒家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漢朝的法律?！暗轮餍梯o”的重要性突顯，既重視法律的懲戒作用，又強調禮法合一、一準乎禮，并將宗法等級和“三綱五?！钡葌惱淼赖略瓌t奉為法治的最高原則。

二、法律儒家化的潮流

要認識中國法治發展的歷史過程，要充分了解中國法治演進的歷史規律，就必須充分考察中國法治各個發展階段的差異性與內在關聯，“不應妄依朝代興亡而求中國法制之變遷”。中國法治歷史悠久，其內容紛繁復雜，朝代興衰更替，法治的演變一直處在磕磕碰碰中，但終究脈絡分明。尤其是在漢代正統法律思想定型后，“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中國法律內容全體的根本原理實在沒有什么重大改變和沖突的地方”?！皾h承秦制”，漢初承襲了秦朝制度，在廢除秦朝苛法前提下，以李悝《法經》為藍本，經商鞅變法而成型，而法經、秦律都是在法家專任刑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所反映的是法家的治國策略，從根本上是排斥“德主刑輔”思想的，由此可見，漢初法治未完全擺脫法家的傳統。隨著儒家法律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漢律在內容上開始對先秦法治進行修改。其“春秋決獄”、“引經注律”是中國封建法律儒家化和正統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兩個環節?！按呵餂Q獄”開始于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倡“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武帝將“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確立為治國的指導思想。史有：“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由此，在漢代司法實踐中逐步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法律儒家化正式破繭而出。不久，“引經注律”相應而出，將德治與法治的禮法巧妙融合。漢代的儒生們用了大量的精力，給原有的法律注入了更多的儒家精神，以期在精神上改造漢律。經過這兩個環節的定位，西漢中期出現了法律儒家化的潮流。

禮法并用，德主刑輔為主體的封建社會正統法律思想，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中國古代法治發展的重要理論和指導思想，成為中華法治的內在精神與文化支柱。它以“仁、禮、德”作為儒家學說的基礎，通過“春秋決獄”、“引經注律”的方式把儒家思想引入司法實踐。此后，封建社會的這一正統法律思想雖然經歷了各種非正統和反正統法律思想的沖擊并隨著清末封建社會制度的解體而沒落，但是它影響了漢武帝以后的整個封建時代的法律實踐，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立法和司法活動起著重要的指導和支配作用。

三、禮法合治，推進國家的長治久安

通過以上歷史演變可以得知，古代明君們都可以從前朝失敗中汲取教訓，特別是博取儒法學說之長，使禮、法相輔相成，才能鑄就一個朝代的法制，促進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達到長治久安。禮與法在唐王朝時作為規則而存在，禮是依靠社會的輿論力量來制約百姓的言行，法是依靠統治者的強制力來執行。為了避免“雖董之以言行，震之以威怒，終苛免而不懷仁，貌恭而心不服”（《貞觀政要君道》）的情形出現，因此將禮的理念引入法中，達到道德法律化的境界。唐太宗提出“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他認為歷代帝王凡以仁義治天下的，其統治時間就長久;凡以嚴刑酷法對待人民的，雖然能收一時之效，但很快就敗亡了。唐太宗在策略上以德禮為本、以刑罰為用，但在統治時又堅持“法者非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使法成為“國之權衡，時之準繩”，“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切實緣法而治，實現禮法合一、德治與法治并行，形成了唐朝太平盛世。由此可見，禮法合治的運用不僅推進了唐朝盛世，更為今后歷代各朝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