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網絡謠言的研究現狀、熱點及未來趨勢

龔立群

摘要：目前國內網絡謠言的研究已積累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對國內現有網絡謠言的研究現狀、研究主題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梳理，以進一步提升國內網絡謠言的研究質量。選取了來自CNKI數據庫中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2004至2019年收錄的490篇網絡謠言相關研究文獻為樣本，利用Citespace軟件工具通過對樣本文獻進行發文時間、發文期刊、發文機構等描述性統計分析以及關鍵詞共現和關鍵詞聚類分析。分析結果表明目前國內網絡謠言已成為一個較為穩定的研究領域，但以定性研究為主，缺乏定量研究，且缺乏跨學科和跨機構的合作。今后可圍繞經典謠言理論模型在網絡環境下的適用性、多學科視角挖掘各研究領域的共通性、社會化媒體謠言、分類型謠言研究等領域推進網絡謠言研究。

關鍵詞：網絡謠言;知識圖譜;聚類分析;Citespace

中圖分類號：G2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991（2020）04

2019年8月發布的《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民規模達8.5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1.2%[1]。網絡的快速發展一方面為我們的學習和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和豐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為各類謠言的滋生和傳播提供了溫床。

目前國內關于網絡謠言的研究，已積累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但目前尚未有學者從全局的角度對此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因此，有必要對國內現有網絡謠言的研究現狀、研究主題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梳理。

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科學知識圖譜具有“圖”和“譜”的雙重性質與特征：既是可視化的知識圖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識譜系，顯示了知識單元或知識群之間網絡、結構、互動、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諸多隱含的復雜關系[2]。本文利用科學知識圖譜的方法，借助Citespace 5.5.R5軟件分析國內網絡謠言的發展歷程、研究現狀、整體知識框架、熱點及未來的發展趨勢。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CNKI，為了使數據更具有代表性和針對性，本文選用了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中的文獻作為分析目標集合。使用CNKI高級檢索功能，以“網絡謠言”作為檢索主題詞，檢索時間設定為“不限年——2019年”。獲得檢索結果后，將評論、報告和會議綜述類文獻剔除，最得到2004-2019年共計524條有效目標文獻。

二、網絡謠言研究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研究時間分布

從圖1的時間分布來看，國內對于網絡謠言的研究始于2004年，至今大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2004-2011年）是網絡謠言的研究起步階段，文獻較少，平均每年5篇左右。2004年南京大學的巢乃鵬、黃嫻在《情報理論與實踐》上發表了《網絡傳播中的“謠言”現象研究》一文，是最早發表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的網絡謠言研究文獻，也是迄今為止被引頻次最高的文獻（278次），作者對網絡謠言的產生模式、傳播特點和傳播模式進行了研究[3]。第二階段（2012-2014年）是網絡謠言研究的快速發展階段，從2012年（相比2011年的11篇爆發式增長到51篇）開始，網絡謠言研究成果快速增長，2014年達到峰值（92篇）。第三階段（2015-2019年）是穩定發展階段，文獻的增長速度放緩，每年的文獻數量較為穩定，表明我國網絡謠言的研究已成為一個穩定的研究領域。

（二）發文期刊分布

從表1的排在前十位的發文期刊來看，《青年記者》以發文量52篇高居榜首。排在第二位的是《情報雜志》，發文數量是26篇。排在第三位的是《人民論壇》，發文數量是25篇。從發文期刊及所刊載文獻數量來看，網絡謠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聞傳播領域及圖書情報領域的期刊，從總被頻次上來看，《情報雜志》和《新聞界》是網絡謠言研究較有影響力的期刊。

（三）研究機構統計分析

發文數量在3篇以上的研究機構有40個。圖2顯示了排在前10位的國內網絡謠言研究機構。研究機構發文數量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發文24篇。緊隨其后的是華中科技大學，數量是17篇。排在第三位的是西南政法大學和重慶大學（14篇）。這些大學都是目前國內網絡謠言研究的“主力軍”。

（四）發文作者統計分析

表2顯示了發文數量排在前10位的作者及其所在機構。發文量最多的作者是蘭月新，達到18篇。緊隨其后的是張鵬，發文8篇。施愛東位居第三，發文達7篇。圖3顯示了利用Citespace對發文作者進行的可視化分析，圖中節點的大小反映作者發文數量的多少，節點之間的連線反映了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48名發文作者之間有33條連線。從圖3和表2的數據可以看出：（1）高產作者大多來自發文數量多的機構，例如蘭月新和張鵬都來自于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郭小安、曾潤喜都來自于重慶大學;（2）各作者之間的合作大多限于本機構內部，例如來自于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學院的蘭月新、張鵬、李昊青、夏一雪之間的合作，跨機構的合作較少。（3）網絡謠言發文作者所形成的合作網絡形成了以蘭月新、張鵬等為關鍵節點的主要核心網絡，同時以王國華—方付建、姜勝洪—殷俊—嚴俊、沈超—朱恒民—朱慶華—周姝怡、潘曉中—劉亞州—付偉、張志安—束開榮、宗乾進—沈洪洲—黃子風等為中心節點的新興合作團隊正不斷壯大，形成了一個核心網絡、多個團隊、眾星云集的網絡團隊格局。

（五）論文關注度統計分析

表3顯示了被引頻次排在前10位的網絡謠言研究論文。排在首位的是巢乃鵬等作者所撰寫的《網絡傳播中的“謠言”現象研究》一文，被引頻次達到了278次，遠高于其他論文。排在第二位的是孫萬懷等作者所撰寫的《刑法應當理性應對網絡謠言——對網絡造謠司法解釋的實證評估》一文，該文針對網絡謠言法律規制過程中的一些爭議性問題（例如信息虛假性的界定標準、“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理解等）進行了詳細辨析[4]。華中科技大學的王國華等作者的《網絡謠言傳導：過程、動因與根源——以地震謠言為例》一文對網絡謠言的傳導過程、謠言發布者的造謠動因、謠言傳播者的傳謠動因以及網絡謠言傳導的社會根源等進行了剖析[5]。論文關注度排在前10位的文章中王國華和姜勝洪分別占了兩篇，從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這兩位學者在網絡謠言研究領域的影響力。

三、國內網絡謠言研究主題和研究熱點

（一）關鍵詞共現分析

關鍵詞是對文獻主題內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練，是文獻內容的核心體現。通過關鍵詞頻次、關鍵語中心度、關鍵詞聚類，能夠直觀地呈現研究領域中研究主題、聚類結構特征、研究方向和研究熱點。分析目標集合中的網絡謠言研究文獻共有關鍵詞116個，出現10次以上的高頻關鍵詞有12個（如表4所示）。

將時間跨度設置為2004-2019，時間切片設定為1，節點類型選擇“Keyword”，利用“Pathfinder”算法對圖譜進行剪枝，得到網絡謠言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圖4）。從圖譜上看，關鍵詞共現網絡圖譜的密度較低，整體結構松散;相關研究主題較寬泛，缺少對某一主題方向的縱深研究。網絡謠言、謠言傳播、網民、網絡輿情、突發事件、新媒體、謠言治理等是網絡謠言研究的高頻詞。綜合來看，網絡謠言的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網絡謠言的定義和特征、謠言的傳播規律、突發事件網絡謠言、網絡輿情和網絡謠言的治理、社交網絡謠言等方面。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圖5是國內網絡謠言研究的關鍵詞聚類圖譜，該圖譜以網絡謠言為核心大致呈現為以下幾大板塊內容：第一大部分是有關網絡謠言與網絡輿論場的研究;第二大部分是網絡謠言傳播研究;第三大部分是群體性事件和突發事件與網絡謠言;第四大部分是：新媒體（社交媒體）謠言;第五大部分是網絡謠言的治理。本文第四部分主要對這五大研究熱點板塊進行梳理和分析。

四、國內網絡謠言的熱點主題述評

（一）網絡謠言與網絡輿論場的研究

1.? 網絡謠言內涵與特征

早期的研究者在討論網絡謠言的定義和內涵時，主要從網絡謠言與傳統謠言對比的角度展開。巢乃鵬和黃嫻認為網絡謠言作為謠言的一種，并未脫離謠言的基本特點，之所以稱之“網絡謠言”，只不過因為其發布及主要傳播過程是通過網絡進行的[3]。網絡謠言是指借助互聯網（包括有線互聯網，和以手機等移動終端為代表的無線互聯網）傳播的謠言[6]。姜勝洪認為從本質上來說， 網絡謠言是一種信息交流的過程。網絡謠言是謠言的一種新的特殊形式，它是通過網絡媒介而生成并進行傳播的謠言[7]。根據閔慶飛和劉曉丹的觀點，媒介的演變深刻地影響著謠言的傳播模式，計算機和通信設備給謠言帶來了新的影響[8]。白中英等認為網絡謠言既具有網絡的特征，又具有謠言的特征[9]。

陳強等認為網絡謠言具有頻發性、擴散性、功能性和破壞性等特點[10]。柴艷茹認為，網絡謠言的特點主要有：廣泛性、快捷性、難控性、互動性和逼真性[11]。曾潤喜認為網絡謠言的構成要件有：針對特定主題的未經證實的信息;主要在網絡媒介中傳播擴散;增加了事件的不確定性，其主要特性包含五個方面：交互擴散性、文本可視化、風險性、未經證實性、時效性[12]。胡婷婷認為新媒體環境下的網絡謠言具有不同于傳統媒體的一些“新”的特點：傳播主體的匿名性、傳播內容的隨意性、傳播速度的即時性和傳播范圍的廣泛性[13]。

基于對以上文獻的分析，本文認為與傳統謠言相比，網絡謠言的本質并沒有發生改變，但由于網絡這一傳播媒介的特點，使得網絡謠言在傳播模式、傳播范圍、傳播速度等方面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而計算機和網絡工具的出現同時又為謠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更加客觀和方便的數據獲取。

2.? 網絡謠言與網絡輿情

網絡輿情是指人們在各種事件的刺激下，通過互聯網表達的對特定事件的所有認知、態度、情感和行為傾向的集合[14]。網絡謠言容易引發網絡輿情的形成，網絡輿情又容易滋生網絡謠言，網絡謠言與網絡輿情之間呈現出并生、互推以及反作用的耦合關系[15]。劉涇闡述了網絡謠言對網絡輿論生態系統的不良影響，并探討了如何時通過謠言治理構建和諧健康的輿論生態[16]。蘭月新等認為網絡輿情傳播過程中易產生網絡謠言，而網絡謠言的產生可以推動輿情信息的快速傳播[17]。姜勝洪和殷俊認為微信公眾平臺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謠言傳播渠道，給輿論管理工作帶來諸多新問題、新挑戰，表現在：過激言論與不良信息的無序擴散，有可能激化社會矛盾;信息來源的不確定性，加大信息傳播的偏向和極化;發動線下活動容易將公共事件進一步變成社會行動;成為謠言傳播的新渠道[18]。

（二）網絡謠言傳播研究

目前對于網絡謠言傳播的研究主要從二個方面展開：一個方面是采用定性的方法剖析和分析網絡謠言傳播的影響因素和傳播路徑;另一個方面是通過定量的方法對網絡謠言的傳播規律進行建模。

1.? 網絡謠言傳播的影響因素和傳播模式研究

網絡謠言傳播影響因素研究主要是探討哪些因素會影響到網絡謠言的傳播速度和強度。國內外學者主要對影響網絡謠言傳播的心理因素（個體心理和群體心理）、社會環境因素（謠言卷入度、信任等）、政治制度、人口統計學特征等要素進行了研究。宗益祥和馬雅妮認為網絡謠言傳播的個體心理因素包恐慌心理、趨利心理和宣泄心理;群體心理因素包括理性缺失、從眾心理和群體極化[19]。張芳和張謙提煉出了影響謠言傳播熱度的八項路徑因子（包括謠言屬性、信源、論說方式、細節信息、訴求變量、認知變量、渠道變量、權威性）和謠言得以高熱度傳播的三條組合路徑[20]。鄧勝利，付少雄研究了社交媒體健康類謠言的附加信息對用戶信任和分享謠言的影響，研究發現：認證與鏈接會對用戶信任謠言產生顯著影響，而認證會對用戶的謠言分享意愿產生顯著影響[21]。宗乾進等研究了性別對于社交媒體用戶造謠、傳謠和舉報謠言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女性用戶中造謠（傳謠）的比率顯著高于男性用戶，男性用戶中舉報謠言的比率顯著高于女性用戶[22]。

網絡謠言的傳播模式主要探討網絡謠言的傳播路徑和規律。姜勝洪認為網絡謠言的發展并非單一渠道傳播，一般分為四種傳播模式：鏈狀傳播、樹狀傳播、放射狀傳播和漩渦型復式傳播[7]。王國華認為網絡謠言的傳播路徑分為形成與傳播兩個階段，其中傳播可以分為謠言變異、擴散和轉化等[5]。

2.? 網絡謠言傳播模型研究

目前研究者主要從小世界網絡思想、微分方程、系統動力學、社會網絡中信息傳播的拓撲結構、無標度網絡、演化博弈模型、基于傳染病傳播模式等角度對網絡謠言傳播規律進行建模。蘭月新通過分析突發事件網絡輿情謠言擴散中政府、突發事件、網民和網絡媒體4個主體，構建了網絡謠言傳播的數學模型，對模型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降低網絡謠言接觸率及提升免疫者比例可以控制網絡謠言的擴散并制定與之相對應的網絡謠言控制對策[23]。楊晶，羅守貴結合傳播網絡的復雜性和社會性，利用元胞自動機的基本原理，構建了網絡謠言傳播動態模型[24]。洪巍，王虎在傳統的SIR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真實信息傳播者構建了SIRT網絡謠言傳播模型[25]。劉亞州等結合社交網絡中謠言傳播的從眾效應，基于博弈論構造動態復雜網絡演化模型，研究了謠言在該模型上的傳播動力學行為[26]。

（三）突發事件與網絡謠言

網絡謠言與突發事件總是相伴而生，有時甚至成為了突發事件的“次生災害”。 突發事件產生后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和政府信息公開不及時等原因，極易滋生謠言，同時由于謠言的傳播又容易導致事件升級，不利于突發事件的及時解決。因此，自2012來以來，突發事件網絡謠言正在引起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關注。2012年孫燕以“日本地震”和“溫州動車事故”為例，從傳播學角度分析了網絡謠言的傳播進程和主要傳播途徑，各個媒介在謠言傳播進程中扮演的角色，網絡謠言的文本特征和受眾態度[27]。蘭月新以網民數量作為研究對象，建立了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傳播的宏觀模型和微觀模型，并據此提出了突發事件網絡謠言應對的長期策略和近期策略[23]。唐夢斐和王建成以2015年上海外灘踩踏事件中相關謠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突發事件發生后，政務微博的辟謠時間、辟謠方式、辟謠主體等內容，揭示政務微博在突發事件中辟謠的具體效果，分析政務微博在辟謠過程中存在的問題[28]。張玉亮和賈傳玲分析了突發事件網絡謠言蔓延的原因，并根據突發事件網絡謠言在蔓延過程的變異程度和復雜程度將其復制式蔓延、轉化式蔓延和復合式蔓延，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蔓延方式進行建模，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治理策略[29]。

（四）社交媒體謠言研究

社交媒體的出現，賦予了網民更多的話語權，人人都可以利用社交媒體創造、分發和共享信息，這也使得網絡謠言的擴散與傳播出現了新的變遷。目前以微博和和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成為我國謠言傳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國內研究者主要對微博和微信平臺上的謠言特征、傳播機制、傳播模型和治理策略進行研究。宗乾進等對實名制認證與社交媒體用戶謠言行為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實名認證用戶中造謠（傳謠）的比率顯著高于非實名認證用戶中造謠（傳謠）的比率;而非實名認證用戶中舉報謠言的比率顯著高于實名認證用戶中舉報謠言的比率[30]。趙洪涌和朱霖河結合時空滯后、空間擴散和媒體報道等因素對社交媒體市謠言中謠言傳播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社交網絡謠言時空傳播模型[31]。張志安和束開榮從媒體與社會視角解析微信謠言的傳播機制，認為有必要將心理特征與媒介屬性、社會語境綜合在一起來對微信謠言的傳播機制加以分析[32]。

（五）網絡謠言治理研究

研究者們大多從宏觀角度提出網絡謠言治理策略，包括法律法規的完善、及時發布官方權威辟謠信息、提升網民媒介素養、加強網絡謠言識別技術等。例如巢乃鵬將網絡謠言的控制機制分為兩類：硬控制和軟控制，其中硬控制包括技術控制和法律控制;軟控制包括倫理道德、信仰信念、社會輿論和公關手段[3]。薛恒等在對美國、英國等國網絡謠言治理的方法和措施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提出我國網絡謠言治理的建議，即構建法律體系、依法進行治理;倡導行來自律，共治網絡問題;開放大道信息，謠言止于公開;建立網絡倫理，維護網絡秩序;發展網絡技術，依靠科技管理[33]。楊惠和戴海波認為社交媒體時代下網絡謠言的防范與治理措施包括：完善政府信息發布機制、加強網絡技術規范化建設、建立健全網絡傳播法律法規、注重網絡媒介素養教育等[34]。微信謠言治理策略方面，匡文波提出的對策包括：明確微信謠言治理的特殊性、謹防“塔西佗陷阱”、依法治理作為保障、權威信息發布必須及時、技術治理實現事半功倍、提高網民的媒介素養[35]。

在微信謠言的治理策略方面，現有研究和實踐無論從理論角度，還是從實踐的方法角度都還未形成有效的治理體系，所提出的謠言治理對策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強。

五、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研究結論

1.? 網絡謠言已成為一個較為穩定的研究領域

國內網絡謠言研究經歷了起步階段、快速發展階段，目前已進入了穩步發展階段。在早期網絡謠言主要通過電子郵件、BBS等傳播途徑來傳播，這一階段研究者們主要對網絡謠言的內涵、特征和傳播模式進行了定義和梳理。隨著社交網絡的興起，以微博和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逐漸成為謠言的主要傳播媒介，研究者們主要對社交媒介平臺上的謠言特征、傳播模型和治理策略等進行研究。目前國內網絡謠言研究數量增長迅速，也取得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從研究主題上看，研究內容還較為分散，還未形成理論體系。從研究方法上看，定性研究較多，而且大多停留在表層上，定量研究較少。

2.? 研究缺乏跨學科和跨機構間的合作

目前國內網絡謠言研究涉及新聞與傳播學、圖書情報學、社會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法學等多個學科，不同的學科側重于網絡謠言某一方面的研究，例如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研究者大多從定性的角度探討網絡謠言的傳播特點和傳播模式，計算機科學與技術領域的研究者則大多從定量的角度研究網絡謠言的傳播模型，社會學領域的研究者則大多探討微信謠言形成的宏觀社會影響因素和微觀的社會心理因素。各個學科從各自研究視角出發，缺乏學科間的合作。如本文前文數據所顯示，目前國內網絡謠言研究者間的合作大多限于本機構內部，缺乏機構間的合作。

3.? 定性研究較多，缺乏定量研究

從國內現有文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上來看，主要以描述性的定性研究為主，而且大多停留在表層上，例如對謠言的內涵和特征的定義、網絡謠言的危害性描述、網絡謠言的治理對策等。而對比國外網絡謠言研究，研究方法則大多以定量研究為主，無論是對網絡謠言生成和傳播的影響因素的測量，還是對網絡謠言動態傳播過程的建模。

（二）網絡謠言研究的未來展望

基于本文的描述性統計分析、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展望國內網絡謠言研究的研究議題和發展方向，有如下幾個方面。

1.? 經典謠言理論模型在網絡環境下的適用性研究

傳統研究所提煉出的謠言行為影響因素及心理動機等的經典研究結論，在網絡環境（其是社交媒體環境）下的適用性依然值得進一步研究，例如傳播媒介的變化是否會催生出新的影響因素等方面存在進一步的研究空間，又如謠言在網絡環境中傳播會發生怎么的改變等。需要將網絡謠言放入經典謠言理論模型中開展細致的理論映射，最終在經典謠言理論的基礎上，形成網絡謠言的理論體系，從而能夠指導實踐研究。

2.? 多學科視角挖掘各研究領域的共通性

網絡謠言研究是一個跨多個學科的研究領域，如何從多學科視角，挖掘各研究領域的共通性，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得到新的結論，也是國內網絡謠言今后的一個研究重點。例如目前計算機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在構建謠言傳播模型時，往往對于各個影響因素的考慮不全面或簡化了現實環境的復雜性，導致模型在某種程度上缺乏說明力，實際應用性不強，但如果從跨學科角度，在構建模型時同時從心理學和社會學角度進行整合，則會大大提升模型的可用性和效能。

3.? 社交媒體謠言是未來研究的重要方向

近年來，以微博和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體已成為我國謠言傳播的主要陣地。加強對社交媒體謠言的形成機理、傳播行為、傳播動機、傳播模型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為政府對于當前網絡謠言的傳播行為進行適當的監控和引導提供參考意見。由于微博數據的相對易獲得性，目前國內對于微博謠言的研究已較為成熟。而微信的私秘性和相對封閉的圈群特征使得其真實數據獲取的難度增加，從而使得微信謠言的研究相對較少，而隨著微信平臺影響力的日益增大，微信謠言的研究將會成為國內網絡謠言研究的重要方向。

4.? 面向特定類型的網絡謠言研究

在不同類型謠言的形成過程中，每類謠言都會表現出不同的內容特征，根植于不同的社會情境和文化內涵，對應不同的社會心態，很難從單一領域，或者用單一模型進行概括。因此對網絡謠言的細分領域進一步開展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各類網絡謠言的特有形成機理和傳播規律，使研究結論更接近實際情況。例如研究各類網絡謠言的信息內容特征及表達機制;挖掘各類謠言形成的社會意境和文化因素，分析各類謠言產生背后的特定情境下的社會性格，對各類謠言與社會心態和社會變遷的復雜勾連;探索各類謠言的謠言傳播者的傳播行為及動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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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春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