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大奇書”到“四大名著”

“四大奇書”是明代四部長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的合稱。這一概念的提出，蘊含著特定的文化內涵。那么，《紅樓夢》問世之后，為何取代《金瓶梅》，最終形成“四大名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

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論

經典是指傳統的具有典范性、權威性的書籍?！拔褰洝薄八臅焙汀八拇竺痹谥腥A文化經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漢代確立了以“五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宋代確立了以“四書”為核心的經典格局?！八拇竺钡慕浀涞匚粍t始于晚明，確立于五四運動以后。

追溯“四大名著”說法的來源，首先要提到“四大奇書”。這一概念形成于明末清初?！八拇笃鏁笔敲鞔牟块L篇章回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的合稱。明末天啟、崇禎年間，這四部書常被論小說者并提，至清初，李漁明確提出“四大奇書”的概念。他在為兩衡堂刊本《三國演義》所作的序中說：“嘗聞吳郡馮子猶賞稱宇內四大奇書，曰：《三國》《水滸》《西游記》及《金瓶梅》四種。余亦喜其賞稱為近似?！崩顫O之后，“四大奇書”成了小說評論中的常用術語。

明末清初“四大奇書”概念的提出，蘊含特定的文化內涵——“四大奇書”其實是比照儒家經典“四書”來命名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是“四大正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則是“四大奇書”，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論。在清代曹雪芹的《紅樓夢》問世之后，去《金瓶梅》而取《紅樓夢》，逐漸形成了“四大名著”這一約定俗成的稱呼。其中，《三國演義》是歷史演義的代表作，《水滸傳》是英雄傳奇的代表作，《西游記》是神魔小說的代表作，《紅樓夢》是人情小說或世情小說的代表作。

“奇”與“正”既有相對性，也有統一性

“四大奇書”之“奇”，是與“四書”之“正”相對而言的。這種相對性，既表現為語言形式的不同，“四書”用的是文言文，“四大奇書”用的是白話文;也表現為內容重心的差異，“四書”代表的是大傳統，偏于政教，“四大奇書”代表的是小傳統，偏于“人情”。

清初劉獻廷在《廣陽雜記》卷二中說：“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圣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眲I廷是清代地理學家，對歷法、數學、音韻等方面研究都有貢獻。他的這段議論表達了兩個信息：一是主張要在小傳統的基礎上確立新的文化經典，二是強調新的文化經典的確立要“原本人情”?！霸救饲椤笔菍Α八拇笃鏁蔽幕卣鞯孽r明揭示。

“四大奇書”與“四書”既有相對性，也有統一性。作為儒家文化經典的“四書”，之所以在宋代取代了“五經”的地位，是因為“四書”把儒家的三個核心理念作了更為集中、明晰的表達：一是民本思想，對“民”的地位和重要性給予充分肯定，并認為治理國家一定要親民、愛民;二是在官員選拔方面，要“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親”;三是加強個人修養，無論是社會精英還是文化精英，都應自覺砥礪人品。并非偶合，這三個理念在“四大奇書”中也是內容重心：《三國演義》何以“尊劉抑曹”，就因為劉備更加符合老百姓對“仁君”的期待;《水滸傳》中林沖等人的遭遇，都是在“任人唯賢”的用人制度被破壞的境況下發生的;而《西游記》的主旨，如晚明詩人謝肇淛在其所著的《五雜組》中所說，是“收放心”，即控制欲望，不要被個人欲望所支配?！八拇笃鏁币浴霸救饲椤钡姆绞絺鬟_儒家理念，有著“四書”所不具備的特殊魅力和效果。

《紅樓夢》為何取代了《金瓶梅》

“四大名著”中有《紅樓夢》而沒有《金瓶梅》，這種選擇，不僅因為《紅樓夢》更適合普通讀者閱讀，也因為《紅樓夢》提出了許多現代讀者極為關注的社會問題。比如，在人生道路和配偶的選擇方面，個人是否有自主權？賈寶玉渴望獲得自主權，卻碰得頭破血流，最后只能出家了事。

賈寶玉一生下來，他的人生道路就因為家族的需要而被確定了：他必須做官。身為榮國府的公子，他享受了這個家族給他的榮華富貴，也有責任為家族榮華富貴的延續盡責。然而，他既沒有興趣做官，也沒有能力做官。

不適合做官的賈寶玉，在文學藝術方面卻極有天分。他給大觀園所題的那些匾額、對聯，他就這些匾額、對聯所發的議論，都著實令他的父親賈政感到得意。賈寶玉的學養也不同尋常，他對于《文選》的精熟程度也是相當深的。賈寶玉還是一個出色的書法家。如果可以根據自己的擅長和興趣選擇人生道路，他絕不是一個平庸的人?？墒撬麤]有這個權利。

賈寶玉的尷尬，驗證了清中葉鄭夑（鄭板橋）《南朝》詩序中的一段話：“昔人謂陳后主、隋煬帝作翰林，自是當家本色;燮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為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尋常眼孔中也?！被蛉缭对凇峨S園詩話》補遺卷三中所說：“宋太祖曰：‘李煜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雜詠》云：‘我思昧昧最神傷，予季歸來更斷腸。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曹雪芹、鄭板橋和袁枚，這三個同時代的人，都對人生道路的自主選擇問題有所思考，而曹雪芹的思考和表達最為深切、最能影響讀者。

由此可見，“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經典地位，自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四大名著”在國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漸突顯。特別是上世紀末以來，“四大名著”的一些重要章節入選中小學教材，并列入國民教育的“課外閱讀書目”和“建議性課外讀物書目”，體現出國家對中華文化經典的重視?！八拇竺痹趪窠逃械闹匾潭?，與其經典地位是大致相匹配的。

（《學習時報》2020.5.22 陳文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