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想之城抑或罪惡之地？
——作家筆下的女性城市夢魘書寫

一

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讓城市逐漸成為文學書寫的重鎮甚至是中心，一大批的作品圍繞城市生活而展開，這其中有不少作品是通過書寫農民進城，由鄉土反觀城市、書寫城市。城市本身是現代文明的產物，有關城市的書寫也是寫作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由于中國鄉土觀念根基深厚，且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突然提速，導致作家們在反映這一進程的時候顯得經驗匱乏，在不少作家筆下，城市成為萬惡之源、罪惡之地，尤其是他們筆下的女性，幾乎都在城市碰了壁，甚至失足墮落，最終在城市被摧殘得遍體鱗傷，夢想之城最后變為女性的夢魘之地。在文學發展的每個階段都不缺涉及這樣描寫的作品，有些作品還以此為中心故事線來敘述。曹征路的《問蒼?！?、關仁山的《麥河》、李佩甫的《羊的門》、盛可以的《北妹》、劉震云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李鳳群的《大野》、周瑄璞的《日近長安遠》、付秀瑩的《他鄉》等，都有女性進城的書寫。無獨有偶，一向不大寫城市的賈平凹也是如此，他的很多書寫鄉土的作品都體現了這一點，在《高興》中，孟夷純為父兄破案籌措經費，不得不到城市淪為性工作者。最近推出的新作品《暫坐》是書寫城市的，書寫的也是城市女性面臨的一系列機遇和困境。

城市本來是現代文明的產物，給人們提供了諸多的便利與無盡的機遇，但是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也充滿著誘惑與陷阱，這花花世界帶給人們強烈的沖擊，尤其是對中國而言，現代化進程在中國加快了步伐，國外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在中國只用了幾十年，于是人們面對城市沖擊更加手足無措，反映到文學上便是出現了大量城市化帶給人們震懾與驚顫的作品。在現代文學中，有不少作品就是以農民在農村破產后，被迫無奈進入城市，在城市繼續墮落為主題，以此來反映社會的凋敝，進而指出啟蒙與革命的必要?！蹲右埂烽_篇便是老爺子不適應城市的光怪陸離，一命嗚呼；《駱駝祥子》中，祥子進城最終導致自己的毀滅；《山雨》里破產農民奚大有進城后生活依舊艱辛。

現代文學中的這些關于農民進城的描寫大多還是基于革命與啟蒙的需要，在書寫上也較為客觀節制，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對農民進城的書寫有了另外的形態。很多書寫將城市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罪惡之地，尤其對女性而言，城市更是她們的失足之地?！班l下人進城”是大部分中國作家的寫作母題，而“女性進城后墮落”又是母題之中的母題，在這些作家的筆下，女性進城基本等同于墮落。鄉村女性進城基本上要以犧牲自我為代價，這主要是指身體的代價，這里的身體是廣義上的身體。具體包括：出賣肉體，淪為性工作者；犧牲婚姻，放棄真感情，淪為生育工具，透支生命高強度勞作等；以身體為代價換取在城市立足的籌碼。正是城市的商品化和欲望化，讓女性身體成為一種商品，這也讓作家的批判多少有些口實。李佩甫《羊的門》中的杏最后成為著名企業家，其早期的資本積累方式就是出賣身體。盛可以的《北妹》中，錢小紅就是利用自己的身體——奇異豐滿的乳房，獲得在城市立足的資格。在閻連科的作品中對農民進城后出賣身體的書寫更是極為常見，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日光流年》中，為扭轉全村人短壽的局面，村長帶領大家修渠，眾人為了獲取資金出賣身體；《丁莊夢》中，為了脫貧致富，人們瘋狂賣血，最終被艾滋病纏上；《受活》中的人們，為了賺錢，不惜放棄尊嚴；新作《她們》中，依然還有趙雅敏這樣在城郊理發店的性工作者的身影。

除了犧牲肉體這一層面的“身體”，為了獲得進城的資格，女性還普遍犧牲自己理想中的婚姻，讓婚姻成為進城的跳板。無愛的、有著交易目的的婚姻變得盛行。賈平凹《極花》中蝴蝶最大的夢想就是進城，而手段就是嫁給一個城里人，這種極具依附性的渴望是很多農村女性進城的窄門之路。王安憶的《富萍》中，因為向往城市，農村女孩富萍婚變后嫁給殘疾人。李鐵《城市里的一棵莊稼》中的崔喜也是通過嫁給城里的死了老婆的男人而進入城市。騰肖瀾《新居》中的馮曉琴以婚姻為紐帶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安家安居。在《日近長安遠》中，兩位女性在城市立足的資本都是自己的身體，一個通過高強度的勞動，一個通過出賣肉體，她們都是在支付自己的身體。甄寶珠沒日沒夜地干活，為的是抓住機會多掙幾個錢，她也在長時間的超負荷勞動下迅速地衰老。而羅錦衣為了成功幾乎付出了所有，愛情、婚姻、身體，甚至是后代。最后她們雖然進城了，但并沒有感受到城市帶來的幸福?！端l》也是以女性進城為主題，作家用女性的細膩文筆，將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體鱗傷的女性形象呈現出來。女性面臨的所有困惑她幾乎都趕上了：未婚先孕、引產、婆媳不和、丈夫不上進、家庭破裂等。為了事業的成功或者說心靈的慰藉，她走上了感情的歧途。生活的困頓讓她常常以淚洗面，小說充滿著愁緒，像是一位飽受婚姻家庭生活摧殘的怨婦的回憶錄。雖然以身體為代價進城，最終也未能收獲真正的幸福。

在女作家筆下，這種夢魘書寫更進一步。鄉村生活充滿著艱辛，逃離城市成為常態，但是這些逃離并沒有走向新生活，反而陷入罪惡的深淵。作家筆下有一個反復書寫的套路，那就是農村女孩進城后的墮落。這種寫作既反映出女孩的不擇手段，也反映出城市人無法填補的欲望溝壑。

二

總的來說，這些女性進城書寫并沒有多少新意，與城市生活本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并不匹配。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書寫局面呢？首先，這些極端化的書寫源于速度過快的城市化進程，且城市化的確泥沙俱下，有其陰暗的角落。這些真實存在的陰暗面會被作家抓住不放，甚至還被無限夸大變形，反復攻擊。但說到底，還是作家生活經驗與文學經驗匱乏，導致書寫起來捉襟見肘。作家們的筆法更新遠遠沒有城市本身的發展來得快，這也就給作家們提了醒，城市生存不易，寫出這份生存的不易更是“不易”。城市文學遠遠沒有成熟，很多作家固守著鄉村經驗來書寫城市，難免陷入片面和極端。城市經驗的嚴重匱乏導致書寫的簡單粗暴，甚至粗鄙淺陋。大量的故事素材來自媒體的新聞報道，這些素材普遍具有獵奇的特質，同質化也十分明顯，在沒有深度加工提煉的情況下被作家直接搬進了文學作品，膚淺呈現就不可避免。

其次，這還因為在商業社會，作家們習慣以一種投機的方式進行寫作，用詹姆斯·伍德的話講就是一種“商業現實主義”，各種類型寫作和網絡文學都是這么生產出來的，這種寫作模式也必然影響到了純文學的書寫。這些書寫往往形成固有的模式，城市的誘惑太多，單純的姑娘們一時難以抵擋，不得不墮落，最后充滿悔恨與不甘心。特別是針對女性書寫而言，有些女性作家本是一種自覺寫作，并沒有明顯的女性意識，在很多批評理論的引導下才逐漸有了這種意識，這種“理論化的思維”是一種事后推導，最終會影響她們的寫作。以至于在后續的寫作中，她們會標榜女性意識和女權主義，或者文字沒有變動，或者有些生硬的強加，有些文本對女性苦難的極端書寫在某種意義上正是深受女權主義思維影響，認為不得不為女性搖旗吶喊。理論化的思維對作家的書寫影響不容小覷，在研究中也需要引起重視。

再從文學傳統來看，從海派文學開始，城市書寫一直伴隨著新文學的發展步伐，但是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并沒有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突破。中國成功的革命之路是“農村包圍城市”，在新中國成立之后，文學的重心完全轉移到鄉土書寫，城市主題的作品很容易被貼上“小資產階級書寫”的標簽，城市書寫一直被壓抑著，這就導致了城市書寫傳統的不足。另外，很多作家并沒有足夠的城市經驗，近年來一些中青年作家的城市書寫文本顯示出比較高的水準，這也是由于他們生活在城市，對此有著深入的體驗，而很多成熟作家固守著鄉土的經驗，在書寫城市的時候似乎總隔著一層紗，很多時候停留在城市對鄉土的“破”，暗含著對都市欲望的譴責和批判，但在破之后沒有“立”，所以在他們筆下，女性進城意味著陷入罪惡之城，進入夢魘之地。

三

從廣義上講，從鄉土到城市是一種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城市文學不僅僅是一種類型寫作，而是意味著整個文學書寫方式的轉型。鄉土文明遭遇突如其來的變故，人們心理上的不接受成為必然。根是鄉土的，故鄉無論多么貧瘠，都不會對人造成更大的傷害，而城市是新鮮事物，是搶奪我們的根的地方，很容易被想象成一個罪惡之地。加上城市里的確存在一些藏污納垢之地，某種程度上坐實了這種臆想。但這些僅僅是城市化才有的問題嗎？顯然不是。女性進城之前的依附心理似乎早已經形成，最終的選擇也只是宿命般的必然。女性隱忍的形象似乎一直在中國人的骨子里面，即便在鄉土生活，女性也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畢飛宇的《玉米》《平原》等作品都有女性屈服于鄉村男性權力者的描寫。在趙本夫的新作《荒漠里有一條魚》中，魚王莊女性面臨日軍的獸行，也是隱忍的，村長老扁為了保護村里辛苦栽種的樹木，答應將自己媳婦的初夜獻給日本軍官。鄉土社會中女性悲慘命運的常態化，使其在城市書寫中延續繼承了下來。

這些女性城市夢魘書寫有沒有價值和意義？這些書寫有沒有吶喊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城市的種種惡是作家們要予以抨擊的，這些極端化的書寫就是一種努力。但作家筆下的女性無論怎樣墮落，都不應該是作家批判的對象。為什么這些女性的墮落不僅不需要批判，還需要更多的同情？因為社會并沒有提供一種有效的出路，除了身體，她們一無所有，從這一角度出發，這些寫作也有著深刻的現實批判力度。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帶來了社會全方位的改善，資本、財富、生存環境、物質條件等，但是這些成果的獲得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女性的身體僅僅是其中之一。在城市尋夢這一主題下，作家將當代女性面臨的一系列困境表達出來。作者筆下描繪的形象具有普遍性，成千上萬的農村女子奔向城市，她們沒有太多的人脈，沒有過硬的背景，絕大多數只能像小說中的人物那樣透支自己的身體。特別是，社會資源的分配問題讓她們不得不付出額外的東西。在小說《日近長安遠》中，作者反復寫到寶珠她們為打通關系而做出的努力和耗費的精力物力財力,她們這一類人的遭遇，顛覆了勤勞致富的常識。這些都是改革進程中不光彩的一面，但是都存在過，需要銘記并糾正。女性職場打拼和事業追求通常需要付出更多，很多時候女性身體成為籌碼，外部的艱辛已然如此，回到家庭還要遭受更多的辛酸。幸福在她們那里，似乎很難得。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極端化的書寫有一定的價值和意義，但是過分套路化和過多的重復書寫勢必會引起受眾對描寫對象的麻木不仁，失去振聾發聵的效果，正所謂見慣不怪。

本文所舉例證都是長篇小說文本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在中短篇小說中，這種書寫更是極為常見?；诙喾N原因，中國的城市書寫遠遠沒有成熟，對女性命運與城市關系的書寫更是陷入了片面和極端，這些都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梳理這些作家筆下的女性城市夢魘現象，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探討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其不良后果以及如何突破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正視書寫現狀的不足，通過策略調整，尋求正確的破解之道，才能實現城市文學書寫的真正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