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問題：教育轉型期教育矛盾解析

摘要：中國現代教育轉型使得教育面臨著新的問題，教育實踐者、研究者甚至整個社會都在矛盾中艱難抉擇。在當下的諸多教育問題中，培養考生還是培養學生，教育接軌還是教育轉執，開展教育學研究還是教育研究，是迫切需要關注的現實問題。

關鍵詞：教育問題;教育轉型期;學生培養;教育轉型;教育研究

中圖分類號：G52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9094（2020）07B-0017-04

教育轉型期是各種矛盾的交匯期，不管是學校還是政府，不管是實踐者還是研究者，不管是學生還是教師……都在艱難的矛盾中做各種抉擇，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有前進的也有倒退的……矛盾越復雜，抉擇就越多元。教育觀念沒有絕對的正確與錯誤，只有是否適切現有時代的教育實際，能否引導教育走向更高的品質，能否催化文明走向更高層次，能否讓人性在教育中愈加美好起來。教育的觀念和實踐就像大地的上道路，各處自有不同，甚或有水陸之分;路雖有不同，但“羅馬”的位置從未變化過，條條“大路”都通“羅馬”。從原始社會開始，教育經過了慢長的人類文明同頻發展的探索，慢慢發現了人的價值，并把人的價值的發掘和增值作為自己永恒的目標。向著這樣的“羅馬”圣城，今天世界每一個角落的人都在追問教育“路在何方”？每一個民族都有其不同的取徑，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獨特的語境，但我們都在面臨一些共同問題。這些問題不外乎教育應該怎樣影響人的社會化進程，教育應該怎么樣堅守人的培養目標，以及由此延展開來的相關問題。

一、培養考生還是培養學生？

培養健康的人，是今天教育對人的價值最樸素的認同。培養一個健康的人，讓他們始終保持著學習的興趣和對這個世界的好奇，這時候，學校培養的就是學生了。在學校教育語境中，培養學生，首先是培養考生，但培養考生絕不是培養學生的全部。我們要培養學生獲取成績的良好學習習慣、思維品質以及持續勤奮的精神狀態，這樣的考生才會成為學生，而不會止步于考生。思維方式的培育是考試最重要的影響要素，對學科的基本問題思維方式的建構，對不同學科思維方式共性的理解，這就是中國人所講的“法”（基礎教育講“道”實在是過于拔高了）;而總是寄希望于做卷刷題，以求得師生彼此的心理安慰，只能說是“技”，連“術”都算不上。

培養考生的教育是“技”的訓練，培養學生的教育是“法”的傳授。所謂“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講的就是這個道理?；A教育應該訓練學生思維力，思維力的缺席是很多學校陷入考生培養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培養考生的教育往往關注答案的對錯，而忽視了思維力的培養。對于學生來說，對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對錯誤的分析——不僅有思維方式的自我糾錯，還有思維過程的自我檢查。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價值觀的自我反思。

中小學若沒有價值觀系統建構的教育，學生所獲的知識便是零碎的，無法形成系統，更無法形成綜合素養。我們一直倡導中小學要開設“中國兒童哲學課”，利用生活的事例和經典的著作一點點告訴孩子中國人是怎么思考的，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什么樣的，引導孩子慢慢形成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這便是孩子將來精神成長的底色。隨著他們對客觀世界觀察、了解和實踐的深入，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系統越來越豐富，他們會慢慢成為一個有國際視野的真正的理性公民，而不會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

中小學教育過程中“法”的傳授不僅限于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系統這兩方面，還要關注學生理性精神的培養。一個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內心是敞亮的柔軟的，對自我是有約束的。理性精神的培養和思維方式的培育、價值觀系統的建構一樣，不是一門課程的開設就能解決的。雖然有學校開設了元認知訓練課，希望一并解決這樣的問題，但其實這是期待過高了。這個問題是需要整個教育界培育一個觀念：從培養考生到培育學生轉變。這不是一門課程的設置所能解決的，而是需要一種思想的培育。

約言之，做題不是目的，分數不是目標，我們要通過做題和分數的獲得來培育一個好學生：具有良好思維品質、健康價值觀系統及理性精神的健康人。

二、教育接軌還是教育轉軌？

近20年來，選擇國際課程、申請國外高校的學生越來越多，基礎教育國際化成為中國教育無法回避的問題。教育國際化是教育轉型期最有時代特征的問題，也是最迷惑人的問題。從1872年詹天佑等120名學生赴美國留學開始，中國教育的國際化已經走過了近150年的歷程。從去英、美、加、澳留學到在中國創辦國際學校，中國教育的國際化在發生著轉變。陳如平的《論我國基礎教育的國際化》根據基礎教育國際化的不同主體、程度和途徑，將我國基礎教育國際化模式劃分為合作辦學模式、擴展國際業務模式、項目合作與交流模式、境外教育消費模式、專業研修模式，并指出，中外合作辦學仍是當前我國基礎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模式[1]。

中外合作辦學即創辦國際學校，成為教育轉型期教育轉軌的一個重要現象。國際學校在義務教育階段必須執行中國義務教育課程標準，不過國際學校一般都會增開母體學校的主干課程，高中階段則基本上都是母體學校的課程了。任何一種新型的學校樣態的出現都有其必然性，因此要因勢利導，讓其成為教育轉型期一種良性的力量。國際學校的出現是基于教育者有國外升學的需求?？紤]到基礎教育階段的受教育者多尚未成年，獨立生活能力不足，到國外求學存在諸多困難，選擇在國內上國際學校就成為一種合理的選擇。但若僅僅將國際學校的功能定位在國外升學上，那么教育轉型期的教育國際化轉軌就沒有產生更多的能量。

國際學校首先應該為中國教育轉型提供另一種解決問題的觀念和實踐路徑。我們必須面對社會對高品質教育的現實需求，但是在關于什么是高品質的教育的觀念引導上，我們必須爭取主動。貴族學校不僅是有錢人去讀的學校，更是培育貴族精神的學校;國際學校不是有國外升學需求者去讀的學校，更是培養有開闊國際視野的公民的學校。國際學校要為中國教育轉型提供另一種教育價值觀探索的可能，但這種可能是生長在中國大地上的。國際學校不是僅為國外大學培養合格新生的，更是為中國更有效地融入更廣闊的世界格局中去而培養人才的。因此，在國際學校的義務教育階段實施中國義務教育課程標準的底線是不可突破的。所謂多元文化，一定是有個一元文化為基礎和底色的，對中國孩子來說，這個一元文化就是需要中國義務教育課程去傳承的中國文化。有了中國文化的底色，國際學校的學生才會和諧地吸納和平衡多元文化，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

國際學校還應該為中國教育轉型期的課程改革提供參照。任何一個國家的課程改革靠自己內部的力量都是很難實現的，有了國際學校的課程實施作為參照，中國課程改革的視野便會更開闊，會具有更多的選擇性和可能性。但是我們需要警惕的是，課程改革的立足點是解決中國教育的問題，而不是照搬國際名校課程。1942年，錢穆說：“中國創辦新教育，自前清同治初元迄今八十年，始終不脫兩大病。一曰實利主義，一曰模仿主義。實利主義之病，在乎眼光短淺，不從本源處下手。模仿主義之病，則在依樣葫蘆，不能對癥發藥。其實二病仍一病也。病在始終缺一全盤計劃與根本精神。我所謂全盤計劃與根本精神之教育，當名之曰‘國家教育。而前清以來八十年之教育，則殊與國家教育無涉?！盵2]這種實利主義、模仿主義傾向至今猶存，對于當下中國的課程改革乃至教育改革仍有警示意義。中國教育國際化轉軌的目的是什么？是使中國教育更好地滿足中國社會的各種教育需求，形成適應時代進步的中國特色教育體系。我們不是要讓普通學校復制國際學校的課程設置，更不是用國際學校代替普通學校，而是讓國際學校的課程實踐成為中國教育轉型期中一種良性的力量。由此，我們就要警惕創辦國際學校以與國際接軌這一立場了。

中國教育要與國際接軌，這個說法甚為流行。其實這個說法最具迷惑性了。教育與文學一樣，各國自有系統，根本就沒有一個國際“共軌”，與國際接軌，我們接哪一軌？創辦國際學校打通國外升學渠道，就是與國際接軌，這個說法是不成立的。借鑒國外的教育經驗和教育理論為我們的課程改革服務，這是理性的教育國際化轉軌，而不是接軌。轉軌與接軌不同，轉軌是基于自身的發展的需要和外在環境的變化而主動進行體制機制的改革，而接軌則是直接對接另一種已經存在體制機制。接軌固然需要轉軌，但轉軌則未必一定要接軌。反觀中國的教育發展，需要的無疑是自我革新的轉軌，而不是對接他者的接軌。

三、教育學研究還是教育研究？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教育研究界便不斷譯介國外各種教育理論著作，對近40年的教育理論研究和教育實踐探索均產生過深刻的影響。但我們應該明白，所有研究的落腳點都應是為建設自己的理論和改善自己的實踐。

教育轉型期中國教育問題解決固然需要有賴于他域的參照，但更應該自覺地形成我們自己的理論和實踐話語表達的方式和系統。近40年來，我們的教育學研究成果不可謂不多，但是為什么大多數研究成果并不能對教育實踐起到明顯而有效的指導改善作用呢？針對這一現象，甚至有學者喊出“教育學的終結”，指出：“如果研究者不再徘徊于教育學的廢墟，而是‘走向事情本身，關注教育理論的真正發展，接受更多的現代知識訓練，以經驗研究——但不要誤認為一般的教育調查就是經驗研究——代替單純的抽象思辨和現象直觀，以教育事實代替教育文獻，定會為教育理解提供富有解釋力的理論圖式?！盵3]我們應該反思，在現代教育轉型期的當下，我們需要怎么樣的教育理論研究？我們需要怎么樣的教育實踐的探索？

所謂“教育學的廢墟”，我想主要指的就是那些用國外的教育理論建造的完美教育“夢工場”。這樣的“教育學的廢墟”的建設者是現代教育轉型期中的最苦痛的人了，因為他們知道，在今天中國教育實踐問題的解決中，他們是缺席的。布萊克說：“現代化是一個創造與毀滅并舉的過程，它以人的錯位和痛苦的高昂代價換來新的機會和新的前景?！盵4]我們必須從“教育學的廢墟”中走出來，應該清醒地定位我們教育學的研究不是為了在中國教育實踐中尋找外國教育理論的例證，更不是用中國教育的實踐去證明國外教育理論的正確與高明，而應該回溯本民族的教育理論系統的流變，理性地梳理中國傳統教育理論，同時借鑒國外的教育理論，形成自己的教育理論話語系統，指向中國現代教育轉型期諸多矛盾的解決。當然另一端，我們更需要教育研究，研究我們的教育實踐傳統，研究我們當下教育實踐中的諸多問題。

教育學研究和教育研究是兩個系統，互有關聯，不能等同視之?，F代教育轉型期我們更需要教育研究，所謂理論指導實踐、實踐豐富理論，主要指的是這一系統的研究。譬如：研究師生關系的現狀，提出改善的方案;研究班級管理的實際問題，找出班主任專業化的具體實施路徑;研究學科課堂教學的優化，建構學科核心素養實踐體系;等等。這樣的教育研究是我們最需要的，也是教育轉型期問題解決的最重要途徑。

教育研究群體需要培養，這是解決教育轉型期問題的重要舉措。應該倡導大學和研究機構更多地投入教育研究，與中小學教師合作開展研究，這樣的研究才是“走向事情本身”又“直面教育及社會變遷事實的教育理論，‘的研究。當然，中國教育轉型期的教育矛盾的解決更需要喚醒中小學教師的研究熱情，引導中小學教師成為自覺的教育行動研究者，對自己的教育實踐進行思考和探索。當教育實踐者有了自覺的行動研究意識的時候，我們在教育轉型期遇見的很多問題才會真正得到解決。

參考文獻：

[1]陳如平.論我國基礎教育的國際化[J].當代教育科學，2910（14）：3-7.

[2]錢穆.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41冊[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259.

[3]吳剛.論教育學的終結[J].教育研究，1995（7）：24.

[4]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M].段小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38.

責任編輯：楊孝如

收稿日期：2020-06-11

作者簡介：陳國安，蘇州大學文學院（江蘇蘇州，215006）副教授，蘇州大學基礎教育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學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蘇州大學實驗學校校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學、語文教育學和基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