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的農村居民參與研究
——基于湖南省部分區域的田野調查

龍 云，夏 勝

(南華大學 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湖南 衡陽421001)

農業面源污染主要是指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中產生的污染物，通過地表徑流或地下滲漏過程進入水體所引起的污染[1]。目前農業面源污染已經成為我國農村生態環境惡化和環境質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嚴重制約了我國農村生態系統和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16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農業農村部聯合啟動農業環境突出問題治理專項，湖南省的益陽市赫山區、常德市桃源縣和岳陽市華容縣等三個地區成為首批試點地區，之后逐年新增多個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試點地區。2018年6月湖南省農業廳頒布的《湖南省農村面源污染綜合治理行動方案(2018—2020年)》，正式宣告湖南省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全面開展。但由于農業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隱蔽性、普遍性、不確定性和不易控制性等特點，使得防治尤為困難[2]，能否有效治理農業面源污染并取得可持續性的長期治理績效，農村居民的參與程度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現有研究表明，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受到內外部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主要包括農村居民的個體差異、政府的環保措施、社會的參與程度等三個方面。農村居民因素方面，王鳳研究發現環保知識和個人受教育程度顯著影響公共環保行為[3]；梁增芳等認為農戶對農業面源污染的認知程度在主觀上對其生產生活行為起著關鍵性作用[4]；王玉君等證實個人的收入、教育變量以及個人的環保知識和環境污染感知都會積極影響個人的環境保護行為[5]；高電玻從農戶行為的視角，得出個體特征、環境認知以及環保教育程度對農戶的生活污染行為和環保公共參與都產生顯著影響[6]。政府因素方面，閔繼勝等研究發現，制定差異化的污染治理政策是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關鍵[7]；楊玉蘋等認為政策激勵中的政府監管和政策補貼對農戶參與友好型生態農業具有明顯的影響[8]；華春林等提出農業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監管機制對農戶的響應意愿有顯著積極影響[9]；卿漪等證實政府宣傳和激勵對農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意愿有顯著影響[10]。社會因素方面，劉坤等認為發揮非政府形式的農技推廣體系能夠調動農民參與面源污染控制的主動性[11]；張志勝提出農村生態環境治理除了政府和農民的參與外，當地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也有責任參與環境治理[12]；鄧正華等證實農村的區域集體行動和基礎設施建設是刺激農戶行為響應的外部因素[13]?？梢?，除了自身內部因素外，外部的相關制度和政策對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和行為響應有重要影響。

現有研究尚缺乏治理試點區域的政策效應的直接驗證結果，我們將經濟自然環境條件相當的區域分為試點區和非試點區，分別對區域內的農村居民參與治理的意愿和行為響應進行田野調查，對比分析其差異和影響因素，提出優化政策建議，這對提高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效果并維持長期效應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一 田野調查設計

(一)調查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田野調查法，即抽樣問卷調查、現場訪談(主要對象為農村居民)和實地調研(走訪考察農村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情況)等多種調查方法相結合的形式。通過現場訪談來了解農村居民等樣本主體所給答案選項，一方面，能夠直接獲取農村居民對調查問題的反饋，有助于對問卷開展進一步的修正完善；另一方面，有利于深入了解農村居民對生活污染排放行為的真實看法，幫助調查者比較詳盡地了解此次調查研究中的關鍵問題。

(二)調查內容

調查的主要內容如下：(1)農村居民的個人基本特征；(2)農村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的實施情況；(3)農村居民對農村環保政策的認知；(4)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的意愿；(5)農村居民生活污染排放的處理方式；(6)政府對農村的環境治理宣傳和激勵的情況；(7)社會公眾對農村的環境保護參與和支持的情況。

(三)調查樣本

本次研究的調研對象是湖南省的部分農村居民，主要通過人員訪談和發放紙質問卷的方式收集樣本數據。本次調查共發放200份問卷，回收問卷192份，回收率96.0%，其中有效問卷184份，有效回收率95.8%。調查地點既有試點區，也有非試點區，如：主要分布于湖南省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試點區益陽市赫山區，分別為滄水鋪鎮75份、泉交河鎮24份、歐江岔鎮26份和筆架山鄉27份；湖南省農業面源污染治理非試點區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播陽鎮32份。調查的樣本涵蓋不同的年齡、文化層次、家庭經濟狀況以及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程度，基本能反映出農村居民的環保意識和行為趨勢。被調查對象基本情況統計結果見表1。

表1 被調查對象的基本信息

二 調研結果分析

(一)試點和非試點區域自然經濟環境對比分析

益陽市赫山區位于湘中偏北，瀕臨西洞庭湖，大部分區域屬于洞庭湖平原地區。土地利用類型以耕地為主，是湖南省主要水稻產區的典型代表。2019年初益陽市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8年赫山區總人口77.81萬，其中農業人口29.07萬,全區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第二、第三產業分別占全年生產總值的41.5%、48.4%。2016年，國家啟動農業環境突出問題治理專項，益陽市赫山區成為湖南省首批試點區。截至目前，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行動、農村生活污染源治理行動和農村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示范行動等行動方案在全區已得到推廣。

懷化市通道侗族自治縣位于湖南省西南端的湘、黔、桂三省交界處。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土地利用類型以耕地和林地為主。2019年初懷化市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8年通道侗族自治縣總人口21.22萬，其中農業人口12.89萬,全區第三產業占全年生產總值的55.7%，居全縣經濟主導地位。2018年6月，湖南省頒布農村面源污染綜合治理行動方案，但由于該縣位置相對偏僻，治理政策落實周期長，故治理行動還未在全縣推廣。

兩個地域自然經濟條件相當，但益陽市赫山區為試點區域，通道侗族自治縣為非試點區。

(二)農村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認知、意愿和行為比較分析

1.農村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認知比較分析

環保認知是指人們根據日常生活的直接經驗或其他途徑獲得的對于環境保護的感受和印象，以及對不同地域與空間環?，F狀的評價和參與程度[14]。環保認知程度是衡量農村居民環保綜合素質的重要標準之一。對農村居民環保認知的調查結果如圖1所示。

從圖1可知，在對本村環保政策了解程度的問題上，有61.2%的試點區農村居民回答“了解一些”，但有50.0%的非試點區農村居民則回答“不了解”，說明試點區與非試點區的農村居民對環保政策了解程度有顯著差異，試點區農村居民的環保認知程度普遍高于非試點區農村居民；而回答“很了解”的試點區與非試點區農村居民的比例分別為13.2%和6.3%，反映出兩個調查地區的環保認知都亟待加強。

此外，從不同渠道獲得的對于環境保護的感受和印象也會影響農村居民環保認識程度。對農村居民環保知識獲取途徑的調查結果如圖2所示。

從圖2可知，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試點區與非試點區的農村居民獲取環保知識的主要途徑并無明顯差異，仍然以傳統的“電視廣播”和“宣傳標語”為主，此兩項來源都占了各自3/4以上的比重，其次為“網絡信息”和“周圍的人”，均有50%以上的比重。比較而言，試點區“電視廣播”“網絡信息”和“周圍的人”來源更多，而非試點區“紙質書籍”和“宣傳標語”來源稍多。這是因為，當前試點區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宣傳措施較非試點區多，表現為試點區的農村居民較多的從網絡、電視和周圍的人得知治理的相關知識，而非試點區則仍然依賴傳統的宣傳標語等方式獲取相關治理政策和知識。

2.農村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比較分析

農村居民作為參與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的重要主體，其參與意愿是有效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關鍵[8]。環保的參與意愿是體現人們環境意識的重要方面，也是影響環境行為的重要因素[15]。通常而言，農村居民的參與意愿越強，生活污染排放行為越規范。對農村居民參與環保意愿的調查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農村居民參與環保意愿調查的統計結果

從表2可知，在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試點區中，83.6%的被調查者已經關注到農村環境問題，63.8%的被調查者就“農村環境問題”思考過解決辦法，57.2%的被調查者認為在農村排放生活污染不是很正常的事；而在非試點區中，已經關注到農村環境問題的被調查者占62.5%，就“農村環境問題”思考過解決辦法的被調查者占56.3%，認為在農村排放生活污染不是很正常的事的被調查者占18.8%。上述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居民參與本村環保的意愿整體較為強烈，由于政策實施和宣傳的作用，試點區參與意愿的程度顯著高于非試點區。大部分農村居民認為環保問題與自己的生活息息相關，愿意參與本村的環境建設。少部分農村居民則認為環保建設與自己的生活沒有直接關系，加上常年形成的生活生產習慣很難短期改變，參與意愿較弱。

3.農村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行為比較分析

對生活污染的不同處理方式不僅體現了農村居民對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行動的響應程度，還反映了農村居民環保意識的程度。因此，本部分通過農村居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處理行為來了解農村生活環境狀況，考察湖南省農村面源污染治理實施效果。

(1)農村居民生活垃圾處理方式

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大對農村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全省范圍內絕大部分地區都配備了垃圾池、垃圾站等基礎設施。在政策的引導和扶持下，農村居民開始重視對生活垃圾的處理。由圖3可知，在試點區中，有41.4%的被調查者將生活垃圾扔到垃圾桶或垃圾站，20.4%的被調查者將可重復利用的垃圾回收利用，其余垃圾扔到垃圾桶或垃圾站。從中反映了試點區的農村居民基本都有垃圾的規范處理意識，有部分農村居民已經具有垃圾分類意識。實地訪談可知，目前試點區基本每家每戶配備了分類垃圾桶并進行了環保宣傳教育。在非試點區中，有50%的被調查者將生活垃圾扔到垃圾桶或垃圾站，25%的被調查者將生活垃圾扔到某一固定地點，有少部分人還是把生活垃圾隨手扔掉。從中反映了非試點大部分農村居民已經有了垃圾的規范處理意識，但垃圾分類意識還遠遠不夠，少部分農村居民對垃圾的危害認識不足，環保參與度有待加強。

(2)農村居民生活污水處理方式

雖然農村生活污水的處理已開始受到重視，但由于農村人口居住分散，污水收集成本高，處理技術難度大。由圖4可知，非試點區大部分農村居民將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接排放，隨意通過水管或溝渠排放到附近水體中的農村居民在試點區和非試點區占比分別為25%和43.8%。這不僅影響村容村貌，還嚴重危害農村的水資源生態環境，威脅農村居民的生命安全。而在試點區中，50.7%的被調查者將生活污水進行循環利用，21.7%的被調查者對污水進行簡單處理后排放。經調查可知，目前試點區部分家庭基本都在政府的政策要求或督促下建立了家庭污水處理池或化糞池，以循環使用生活用水。

綜上所述，試點區的部分農村居民處理家庭生活垃圾排放具有分類意識，大部分農村居民處理家庭生活污水排放具有規范意識，我省農村居民對生活污染排放行為響應顯著，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行動顯示出成效。

(三)農村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影響因素分析

1.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響

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能夠影響其環保認知程度。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環保認知程度也越高，農村居民參與環境治理意愿越強[3]。對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與其環保政策了解程度調查的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傮w來說，調研地區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小學及以下”和“初中”這兩項占比總和分別為試點區和非試點區的67.1%和71.9%，地區差異不大。由于非試點區處于湖南西南部地區，當地經濟發展水平低于試點區，受教育程度為“大專及以上”的調研對象多為在外務工的農戶和假期返校的學生，因長期在外，他們對政策了解不多，因此表中非試點區“大專及以上”的調研對象在環保政策了解程度中，“了解一些”和“很了解”的占比都為0。

表3 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與環保政策了解程度調查的統計結果

調研結果顯示(由于被調研地區高中文化水平以上總體人數偏少，以下將這兩項加總進行統計分析)：在試點區，經計算，“小學及以下”這個層次的教育程度中，“了解一些”占比56.3%，“很了解”占比8.2%；“初中”這個層次中，“了解一些”占比70.4%，“很了解”占比9.3%；“高中/中?！焙汀按髮＜耙陨稀边@兩個層次中，“了解一些”占比56.1%，“很了解”占比21.2%。從中可以看出，隨著教育程度的提升，農村居民對環保政策的了解程度在上升。在非試點區，“小學及以下”這個層次的教育程度中，“了解一些”占比45.3%，“很了解”占比0%；“初中”這個層次中，“了解一些”占比25.1%，“很了解”占比8.3%；“高中/中?！焙汀按髮＜耙陨稀边@兩個層次中，“了解一些”占比66.9%，“很了解”占比11.1%，可見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居民的環保政策認知水平也是提高的。另外，從以上數據也可以看出，試點區居民各個受教育層次中的“了解一些”和“很了解”這兩個政策認知占比都高于非試點區，說明受教育程度對農村居民的政策認知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如果有政府環保政策的宣傳和實施，這個影響會更顯著。

2.政府政策的影響

政府在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工作推進中扮演著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政府宣傳、激勵政策等兩大方面[8]。一般而言,政府的宣傳措施越到位，農村居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意愿越強；政府的環保激勵措施越豐富，農村居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意愿越強。對政府層面參與環境治理調查的統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政府層面參與環境治理調查的統計結果

從政府的環保宣傳來看，調查地區的農村居民普遍認為當地有環保宣傳措施，這與我國多年來重視農村環境宣傳的政策密不可分。然而，當涉及到環境宣傳形式的多樣性時，試點區有43.4%的被調查者認為當地有很多宣傳形式，非試點區僅有6.3%的被調查者認為宣傳形式多樣，絕大部分被調查者認為當地宣傳渠道主要還是以宣傳標語和電視廣播為主。另外，從政府的環保激勵來看，試點區70%左右的被調查者認為本村有一定的激勵措施，但仍然有近1/3的農村居民認為本村基本沒有激勵措施。試點區環保激勵措施雖然整體高于非試點區，但是實施效果仍不顯著。目前存在的激勵措施也主要以評星定級活動和家庭衛生情況公告為主，措施單一，且容易流于形式，難以起到很好的環保激勵作用。

3.社會參與度的影響

社會公眾對于農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意愿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農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為主體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影響[8]。一般而言，參與農業面源綜合治理的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越多，對農村居民的影響越大，農村居民參與環境治理的意愿越強。對社會層面參與環境治理調查的統計結果如表5所示。

表5 對社會層面參與環境治理調查的統計結果

從整體來看，大部分調查地區沒有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非試點區農村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的數量多于試點區。然而，有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的地區也只有少部分參與到當地的環境綜合治理。從各地區來看，試點區的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中，只有26.8%的農業合作社和24.4%龍頭企業參與到了當地的環境綜合治理。而非試點區的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中，僅有7.1%的農業合作社參與到了當地的環境綜合治理，沒有龍頭企業的參與。社會因素整體參與率低，體現了社會層面參與環保治理的意識不強。究其原因，一是大部分農業合作社形同虛設，實際正常運營的合作社少、存在感低。二是地方企業雖然在農村逐年增加，但仍以追求利潤為主，環境保護參與度較低。與此同時，試點區的農業合作社和龍頭企業對當地環境治理的參與度普遍高于非試點區，反映了實施農村面源污染綜合治理對社會主體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

三 調查分析小結

(一)農村居民參與治理的認知、意愿和行為程度普遍偏低，但試點區總體優于非試點區

認知方面，受傳統文化和生活習慣的影響，調研地農村居民對于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的認知普遍不高，但由于宣傳等措施的積極作用，試點區農村居民環保知識來源渠道更多，總體認知程度優于非試點區。參與意愿方面，當前大部分農村居民已經關注到農村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愿意參與到農村面源污染治理中來，試點區參與意愿比例顯著高于非試點區，但受到長期形成的個人生活習慣等的影響，少數居民參與意愿仍然較低。參與行為方面，試點區每家每戶都配備了分類垃圾桶，部分家庭建立了家庭污水處理池或化糞池，并同時進行環保宣傳教育，該區域的農村居民垃圾和污水處理行為較非試點區規范?？傮w而言，試點區的農村居民農業面源污染治理參與度較非試點區高。

(二)受教育程度、政策推行和公眾參與程度均為居民參與面源污染治理的重要因素，但這三方面均需加強

首先，調查結果表明，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對其參與度有正面促進作用，但調查對象中60%以上農村居民文化程度以小學和初中學歷為主，環保教育接受能力較弱，學習環保知識的主動性不強，因此總體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較弱，行為響應程度低。其次，試點區相關政策的宣傳和推行有效地調動了農村居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了農村居民參與治理的主動性和主體意識，但試點時間短，部分村落政策并未落實，少部分農村居民反映本村基本沒有環境保護宣傳，大部分村落環保激勵辦法也未實施，因此治理政策的效應發揮受到影響。最后，社會公眾對環境治理的積極響應對農村居民的參與度有積極正面影響，但作為農村社會中重要影響作用的主體——不同形式的新型農業經營組織對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參與度并不高，當前調研區的農業企業普遍存在經營困難、環保和環境投資意愿不強的情況，這些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農村居民的參與度。

四 對策建議

(一)提高農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提升農村居民參與農村面源污染治理意識

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要有顯著的效果，只依靠政府單個主體短時間的投入是不行的，農村居民自身認識到問題的重要性，積極主動地參與環境保護和治理中來，才是農村環境治理效果提升和持續的關鍵，而要讓農村居民的認知、意愿和行為都得到提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至關重要。因此，一方面要加大基礎教育的投入力度，使農村兒童能夠享受到城市兒童同等的教育資源，讓未來的農村居民整體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吸引高學歷的人才進駐農村，參與農村生活和生產，這部分人對周圍居民的環保意識提升有重要的影響。

(二)擴大農業面源污染治理試點區域范圍，落實和完善相關治理政策，激發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積極性

試點區加大了環境治理的相關科普宣傳和設施的投入，農村居民的農業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認知、參與意愿和行為都顯著高于非試點區，說明政策的推動是關鍵環節，應該繼續擴大試點區域范圍并真正落實相關的治理政策。首先，地方政府應該明確責任和目標，并對政策落實情況進行考核。其次，公開治理的相關政策和治理效果，讓公眾監督治理過程和反饋治理效果。最后，要明確獎懲制度，對做得好的地方要表揚表彰，對做得不好的地方要進行相應的懲罰。通過這些措施落實試點治理的相關政策，鞏固治理效果。

(三)鼓勵社會公眾參與，建立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長效機制

社會公眾積極參與治理，一方面可以提升治理效果，另一方面，可以在農村形成環境保護和治理的良好社會認知環境，從而建立農村居民參與農業面源污染治理的長效機制。首先，引導和鼓勵當地龍頭企業積極參與農村環境治理工作中來，利用經營主體的認知、意愿和行為直接影響其他農村居民。其次，積極吸收社會資本參與治理，減輕政府投入負擔，保障治理政策的落實和長期實施。最后，發揮非政府組織的重要作用，建立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農業面源污染的環保體系，完善農村面源污染治理體系。這不僅提升治理效果，同時也為農村居民的參與注入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