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及展望

張 計 連

(云南大學 文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澳大利亞文學作為英語文學中的重要一員，以其獨特的澳洲特色吸引著一批又一批的中國讀者和研究者。新中國70年(1949—2019)有關澳大利亞文學的期刊論文、碩博士學位論文和專著等，都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從綜合到專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迄今為止，有陳宏的《20世紀我國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述評》[1]和彭青龍的《新世紀中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趨向》[2]兩篇論文涉及了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本文將充分利用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云南大學圖書館管內各數據庫資源對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作一番梳理、言明得失，探究未來之中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新趨向。

一 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相關出版情況

研究一國文學在他國文學的接受情況，我們首先關注接受國家中關于此國文學的相關出版物。有關澳大利亞文學的國內出版物，包括文學史撰寫、文學概況介紹、文學作品譯介、文學研究專著等幾個方面。澳大利亞文學史的撰寫從無到有，從單一走向多樣；文學概況從英國文學中順帶介紹到澳大利亞文學專門介紹的出現再到各類文體專門介紹；文學作品的譯介從空白到今天的初具規模，再到作家、作品研究專著的出現，都充分說明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成果豐碩。

(一)澳大利亞文學史及文學批評的出版

系統地了解和學習一國文學，是從該國的文學史開始的，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澳大利亞文學史著作，這不利于澳大利亞文學的教學和研究。1997年3月，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華東師范大學澳大利亞研究專家黃源深的《澳大利亞文學史》[3]，此書填補了國內一直以來澳大利亞文學史研究的空白，它為澳大利亞文學在國內的教學帶來了方便，也為中國學習者呈現了澳大利亞文學的整體風貌。該書洋洋六十余萬言，全面、深入地介紹、分析和評價了澳大利亞文學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和演進，這本著作不乏一個中國學者的創見，以及體現其個性的思想火花。在宏觀上，此書的關注面很寬，不但囊括了幾乎所有該入史的經典作家，而且還為應當占有一席之地、卻常被一些澳大利亞學者所忽視的土著文學和兒童文學辟了兩個專章。對文學思潮和流派的產生、發展和走向的評論也頗有見地，持有準確的大局觀。在微觀上，作者對具體作家作品的分析，細致精到、持論公允。隨后，黃源深在《澳大利亞文學史》的基礎上編寫了《澳大利亞文學簡史》(2006)，該書簡要精到地向中國讀者介紹了澳大利亞文學概況。黃源深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選讀》(1986)、《澳大利亞文學論》(1995)、《澳大利亞文學選讀》(1997)、《澳大利亞文學名著便覽》(2006)，唐正秋的《澳大利亞文學評論集》(1993)，錢超英的《澳大利亞新華人文學及文化研究資料》(2002)，蘇勇的《澳大利亞文學主題選讀》(2004)，作為文學史的鋪墊和補充拓展，成為國人了解和學習澳大利亞文學的主要參考書。

新中國70年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首先從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文體入手，以期刊論文的形式圍繞澳大利亞文學的歷史、發展、土著、女性、兒童、華文文學等主題進行，而到21世紀則出現了相關的研究專著。首先，卡特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和理論》(2010)的譯介為國內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提供了批評資源。其次，王超等的《移植與創新：澳大利亞文學發展述評》(2015)、楊永春的《當代澳大利亞土著文學中的身份主題研究》(2012)、向蘭的《澳大利亞生態文學傳統與演變》(2016)，分別從華人移民、澳洲土著和生態批評三個方面研究澳大利亞文學。再次，我國第一部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巨著王臘寶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史》(2016)[4]，收入中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該書從“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崛起與民族主義”、“澳大利亞的‘新批評’與普世主義”、“‘理論’的興起與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轉型”、“‘理論’消退與澳大利亞文學批評”四個方面對世界文學視域中的澳大利亞文學批評進行了梳理，為國內從事澳大利亞文學批評的研究者指明了方向。

(二)澳大利亞文學概況及短篇小說集的出版

了解一國的文學，光有文學史還是不夠的，文學的學習者和研究者有進一步閱讀的需要時往往求助于國別文學概況介紹類的書籍。新時期澳洲文學的介紹有了進一步的發展。2003年9月澳大利亞學者韋比編寫的《劍橋文學指南：澳大利亞文學》在國內出版；2004年7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了李常磊主編的《世界文化知識叢書：澳大利亞文化博覽》；2004年8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蘇勇的《澳大利亞文學主題選讀——認識澳洲叢書》；2006年12月，安徽大學出版社再版了陳正發、張明主編的《大洋洲文學選讀(修訂版)》。這些圖書的出版為國內的讀者多角度了解和學習澳大利亞文學提供了便利。

澳大利亞文學的興起始于民族主義時期,最先取得突出成就的是民歌和短篇小說。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也是從短篇小說研究開始的。國內的澳大利亞小說選集眾多，主要有：劉壽康的《澳大利亞短篇小說選》(1982)、朱炯強的《當代澳大利亞中短篇小說選》(1992)、胡文仲的《澳大利亞短篇小說選集》(1993)、柳鳴九的《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澳大利亞、新西蘭卷》(1996)、張威等的《澳洲情人：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愛情小說選》(1998)、王臘寶的《多元時空的回響：20世紀80年代的澳大利亞短篇小說研究》(2000)、朱炯強的《當代澳大利亞小說選》(2015)、郭向東的《德國、澳大利亞經典科幻小說》(2006)、張敏的《英語短篇小說選讀——澳大利亞篇》(2007)，這突出了澳洲經典小說、留學生愛情小說、科幻小說等不同形式小說的研究。

(三)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的翻譯及出版

澳大利亞文學的概況介紹，作品選集的出現，文學史、文學批評的繁榮與發展都是建立在新中國70年國內對澳大利亞文學的翻譯及出版基礎之上的。郭書法等的《20世紀大洋洲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出版歷程》[5]和程珊珊的《1949年以來澳大利亞重要作家作品的漢譯與出版回顧》[6]兩篇論文為此部分的論述提供了必要的資源。鑒于新中國70年歷史的階段性特征，我們選擇呈現建國初期和改革開放后這兩個階段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及出版情況，然后分析澳大利亞重點作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及出版情況。

1.建國初期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及出版

新中國建立初期，開啟了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和出版的春天。這一時期國內主要出版了以下澳大利亞文學作品：詹姆斯·阿爾德里奇的《外交家》(1953)、《海鷹》(1955)、《獵人》(1958)、《光榮的戰斗》(1959)和《荒漠英雄》(1959)，佛朗克·哈代的《幸福的明天》(1954)、《不光榮的權力》(1954)、《我們的道路》(1959)、《賽馬彩票》(1962)，杰克·林賽的《被出賣了的春天》(1955)，維爾福雷德·貝卻敵的《變動中的潮流》(1956)，迪姆芙娜·古沙克的三幕話劇《太平洋上的樂園》(1957)，莫娜·布蘭德的三幕話劇《寧可栓著磨石》(1957)和《大地上的陌生人》(1957)，拉爾夫·德·波西埃的《王冠上的寶石》(1958)，里斯的《小腳趾水中旅行記》(1958)，凱瑟琳·蘇珊娜·普里查的《沸騰的九十年代》(1959)，朱達·華登的《不屈的人們》(1959)。

2.改革開放后的澳大利亞文學翻譯及出版

1980至1989年之間，國內翻譯出版的澳大利亞長篇小說包括莫里斯·韋斯特的《火蛇》(1981)，凱蒂的《凱蒂》(1981)，考林·麥卡洛的《荊棘鳥》(1983)，伊麗莎白·卡塔《藍天一方》(1983)，戴維·馬丁的《淘金淚》(1984)，艾倫·馬歇爾的《獨腿騎手》(1985)，羅爾夫·博爾德沃德的《空谷蹄蹤》(1985)，馬克斯·克拉克的《無期徒刑》(1985)，肯尼斯·庫克的《驚醒》(1986)，羅素·布拉頓的《她的代號“白鼠”》(1986)，帕特里克·懷特的《風暴眼》(1986)，邁爾斯·弗蘭克林的《我的光輝生涯》(1986)，托馬斯·基尼利的《吉米·布萊克史密斯的歌聲》(1988)。20世紀90年代，國內翻譯出版的澳大利亞長篇小說包括：帕特立克·懷特的《人樹》(1990)、《探險家沃斯》(1991)、《樹葉裙》(1993)(也即《艾倫》(1994)、《乘戰車的人》(1997)和《鏡中瑕疵》(1998)，倫道夫·斯托的《歸宿》(1993)，托馬斯·基尼利的《辛德勒名單》(1994)和《內海的女人》(1996)，彼得·凱里的《奧斯卡和露辛達》(1998)，克莉斯蒂娜·斯臺德的《熱愛孩子的男人》(1999)。

3.新世紀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翻譯及出版

21世紀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翻譯出版情況如下：帕特里克·懷特的《探險家沃斯》(2000)、《暴風眼》(2009)、《歡樂谷》(2016)、《鏡中瑕疵：我的自畫像》、《人樹》(2018)，彼得·凱里的《亡命天涯》(2006)、《偷竊：一個愛情故事》(2010)、《主仆美國歷險記》(2012)、《赫伯特的奇幻人生》(2016)、《眼淚的化學》(2017)，吉姆·斯科特的《心中的明天(2003)》，扎維爾·赫伯特的《卡普里柯尼亞》(2004)，邁爾斯·富蘭克林的《我的光輝生涯》(2007)，凱特·格倫維爾《神秘的河流》(2008)，伊麗莎白·喬伊的《井》(2010)，亞歷克斯·米勒的《浪子》(2018)，多蘿西·沃爾的《眨眼睛的比爾》(2019)，考琳·麥卡洛的《特洛伊之歌》(2000)、《摩根的旅程》(2005)、《凱撒大傳：十月馬》(2006)、《草冠(上下)》(2017)、《羅馬第一人(上下)》(2017)、《愷撒的女人(上下)》(2018)、《甜蜜的苦楚》(2018)、《幸運的寵兒(上下)》(2018)等文學作品。21世紀的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翻譯及出版呈現如下特點：經典作家作品的翻譯和暢銷書的翻譯并行，考琳·麥卡洛作品的翻譯最為齊全。

(四)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專著的出版情況

衡量一國文學在他國的接受深度，主要看接受國中該國文學研究的狀況。隨著澳洲文學的介紹和引入，中國新時期對澳大利亞文學的研究從無到有，由淺入深，到21世紀出現了澳大利亞文學的研究專著。根據國家圖書館數據庫資料統計，國內關于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題名專著有60多部。其中，關于澳大利亞文學整體研究的題名著作有38部，澳大利亞小說研究題名專著19部，澳大利亞詩歌研究題名專著4部。如果以“全部字段”統計，則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相關著作的數量較多，其中詩歌、散文、戲劇采用此統計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見表1。

表1 國內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統計

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建國70年以來大陸的澳大利亞小說研究取得的成就最為顯著。其專著主要有：倪衛紅的《澳大利亞兒童小說》(1995)，向曉紅的《澳大利亞婦女小說史》(2011)，葉勝年的《澳大利亞當代小說研究》(2013)、《殖民主義批評：澳大利亞小說的歷史文化印記》(2013)、《多元文化和殖民主義：澳洲移民小說面面觀》(2013)，武競的《她們自己的聲音：澳大利亞土著女作家研究》(2014)，應瓊的《當代澳大利亞土著題材小說研究》(2014)，向蘭的《澳大利亞生態文學傳統與流變》(2016)，張加生的《澳大利亞叢林現實主義小說研究》(2017)，楊保林的《澳大利亞當代小說中的亞洲想象與民族神話建構研究》(2018)，宮紅英的《亨利·勞森短篇小說研究》(2018)，楊保林的《澳大利亞當代小說中的亞洲想象與民族神話建構研究》(2018)。澳大利亞的叢林小說、兒童小說、土著小說、女性小說、移民小說都得到了國內讀者和研究者的重視，殖民和后殖民是此時期大陸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值得關注的一個視角。

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者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帕特里克·懷特、獲兩次布克獎的彼得·凱里和創作極富特色的女作家伊麗莎白·喬利特別關注。研究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帕特里克·懷特的專著有：吳寶康的《論帕特里克·懷特四部小說的悲劇意義》和徐凱的《孤寂大路上的陌生人》。研究兩次獲布克獎的作家彼得·凱里的專著有：彭青龍的《“寫回”帝國中心：彼得·凱里小說的文本性與歷史性研究(英文版)》《彼得·凱里小說研究》，龔靜的《銷售邊緣男性氣質》，張計連的《鏡觀物色：彼得·凱里小說認同問題研究》。研究女作家伊麗莎白·喬利的專著有：劉宏偉的《伊麗莎白·喬利小說三部曲的多維闡釋》和梁忠賢的《伊麗莎白·喬利小說的符號意義解讀》。這些專著的出現推動了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 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期刊論文發表情況

中文學術期刊網是國內學術研究的晴雨表，它反映著國內學術研究的狀態和動態，暗含了學術階段研究的成就和局限。筆者在中文學術期刊網上搜索“主題”找到“澳大利亞文學”相關的研究文章400多篇。研究發現，一些專家、學者在新時期開始把目光轉向澳大利亞文學研究，還有很多后起之秀也開始涉足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特別是各高校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的在校學生。這些有關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論文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主題多樣，研究方法不拘一格，并且富有澳大利亞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獨特內涵，見表2。

表2 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論文涉及的部分內容

由表2可以看到，新時期的中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除了綜述性的概括外，比較注重對專門的作家、作品進行研討。婦女、女性主義，殖民、后殖民主義，土著、本土主義，移民、華裔和中國的研究視角得到了較為充分的注意。有關澳大利亞文學土著、本土主義和殖民、后殖民主義的研究反映了澳大利亞的殖民歷史和多元文化的現狀；移民、華裔和中國的研究視角則反映了澳大利亞的多民族文化共生狀態和澳中關系之文學見證；婦女、女性主義的關注是澳大利亞婦女地位提高在文學中的反映。同時，以上分析也表明了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獨特的中國視角，我們關注的是文學中反映的最普遍的人類情感及和我們切身相關的文學表現。

占比例很大的作家研究中，考琳·麥卡洛、彼得·凱里和帕特里克·懷特出現的頻率最高，見表3。作為通俗作家的考琳·麥卡洛和作為嚴肅作家的帕特里克·懷特在新中國大陸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對他們的研究具有不同特點。

表3 部分澳大利亞文學作家研究統計表

有關澳大利亞唯一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帕特里克·懷特”的中文論文一共73篇，其中博士論文有：《論帕特里克·懷特小說中的性》《孤寂大陸上的陌生人：論帕特里克·懷特小說中的怪異性》《論懷特小說的悲劇意義》3篇。據筆者概略統計，新中國70年來研究者關注的帕特里克·懷特作品及研究論文主要有6部，具體見表4。

表4 對帕特里克·懷特作品的研究統計

《風暴眼》《人樹》《探險家沃斯》是帕特里克·懷特最為重要的作品，也是在新時期中國最受關注的作品。新時期對帕特里克·懷特的研究比較全面，從宏觀方面來看，有3篇博士論文、7篇碩士論文對懷特的創作進行宏大研究；從微觀方面來看，帕特里克·懷特的研究主題多樣化，涉及性、怪異、悲劇性、帝國、奴性、浪漫、反諷、象征、時間、人與自然、宗教、神秘、人生、本土意識等。

研究考琳·麥卡洛的論文，從數量上來說占新時期澳洲文學研究比重最大，從質量上來說出現了較為出色的文本解讀，從研究方法上來說比較手法被廣泛運用。據統計，新中國70年考琳·麥卡洛研究論文涉及兩性、性別、女性、性、困難、愛、父愛、母愛、華人、移民、中國、中西文化、創傷、圣經、原型、凝視、自由、文化身份、死亡哲學等諸多主題研究。新中國70年對考琳·麥卡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有澳大利亞的《飄》之稱的《荊棘鳥》上，中國知網以“荊棘鳥”為主題搜索得到326篇相關研究論文。這些論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許多研究者拿《荊棘鳥》與古今中外的各色作品比較，此類論文總計達40多篇。其具體情況見表5。

表5 《荊棘鳥》與其它名作品的比較

這與比較文學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興起有關，也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失誤之反映。這些論文當中不乏X+Y的比較，是典型的“拉郎配”，這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對“可比性”忽視和誤解的結果。盡管如此，這些有關比較的論文也給我們帶來了理解作品的眾多視角。在考琳·麥卡洛的研究中，宗教視角、女性視角極為突出，宗教是小說集中表現而又揮之不去的情愫，而《荊棘鳥》作為女性作家的創作，因成功地塑造了麥琪這位女主人公而備受女性主義者的關注，也容易讓人從女性的角度、用女性主義的理論去詮釋。有的論文極為細膩地分析了神圣之愛與世俗之愛的抗爭、愛情人物形象的內心矛盾和掙扎；也有論文就弗洛伊德的“戀母情結”和榮格的“原型”理論對小說的悲劇情愫進行解讀。

在中國知網以“主題”精確配置搜索“彼得·凱里”，在中文學術期刊上共有文章108篇。這些文章有的介紹彼得·凱里新出版的小說，有的是小說文本研究，有的則是凱里的創作狀況介紹或創作風格研究。從這些譯介性的文章中可以了解到，彼得·凱里每新出版一本小說都會被關注澳大利亞文學前沿問題的研究者介紹到中國來，使讀者能夠及時獲知作家的最新創作境況。有關彼得·凱里介紹和創作風格的論文為讀者和后繼研究者指明了解讀的方向。這些論文中關于《凱利幫真史》的有19篇，關于《奧斯卡和露辛達》的有23篇，關于《杰克·邁格斯》的有12篇，關于《特里斯坦·史密斯的不尋常生活》的有2篇，關于《他的非法自我》的有6篇，關于《偷竊：一個愛情故事》的有2篇，關于《幸?！返挠?篇。關于作家的總體創作的只有葉勝年的《風格和主題：彼得·凱里小說芻議》和張明的《“新派”先鋒彼得·凱里——評澳大利亞作家彼得·凱里的小說創作》，而且這兩篇論文涉及的作品并不全面。2010年第2期《外國文學動態》上刊發了鄒海倫對彼得·凱里近作《帕特羅和奧利維爾在美國》的介紹。單個的凱里小說文本研究的主要切入點有權力、話語、敘事、修辭、人物，而其視角主要是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和女性主義理論。

整體而言，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論文發表數量可觀，論文質量也成上升趨勢。澳大利亞文學整體研究與澳大利亞作家、作品研究均向縱深發展。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經歷了從俗到雅、從點到面再到體系化的研究路徑。新中國70年高校澳大利亞研究中心蓬勃發展，逐漸形成一支以中青年學者為主體但老一輩依舊發光發熱的研究隊伍，而且由于在校學生尤其是各高校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成員的加入使得其隊伍逐年壯大。

三 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的反思與展望

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從澳洲文學的簡單介紹到文學史、文學批評的撰寫，從文學作品的翻譯到澳洲文學研究專著的出現，從概述性的澳洲文學論文出現到專題的論文不斷涌現，無不表明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在新中國的進步與發展。但是，作為國別文學研究的中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相對于其他的國別文學研究仍顯得較為薄弱。綜觀中國新時期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我們不難發現其存在以下不足。

(一)某些譯介空白有待填補

雖然新中國70年澳大利亞文學譯介有了一定的規模，但是作為國別文學研究就只有幾個作家，數十部翻譯作品是不夠的。問及李堯先生有關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在中國存在的問題，他感慨地說：“十年前，剛涉足澳大利亞文學翻譯時，那是一塊處女地，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雹佼斎贿@是前輩學者的謙遜之言，我們都知道著名的翻譯家李堯長期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翻譯，他翻譯了《呼喚(<荊棘鳥>姊妹篇)》《紅線》《哈爾濱檔案》《凱利幫真史》《摩根的旅程》《心中的明天》《鏡中瑕疵：我的自畫像》《人樹》等澳大利亞文學作品。翻開澳大利亞文學史，有些經典作家、作品我們還未曾涉足，這些譯介空白有待填補。

(二)過分關注通俗文學作品

談到《荊棘鳥》，李堯先生曾說：“托《荊棘鳥》的福，出版社說我剛譯的《呼喚》賣得很不錯?！雹傩轮袊?0年對澳大利亞通俗文學的關注大大勝過其嚴肅文學。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知道考琳·麥卡洛在中國的知名度首屈一指，甚至蓋過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特里克·懷特，2017—2018年兩年時間又有5部考琳·麥卡洛的小說翻譯成中文?！肚G棘鳥》作為“澳大利亞的《飄》”自然有其受到關注的原因和理由，但是這也說明了：新中國大陸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缺陷，即對澳大利亞經典文學的局部盲視。

(三)研究力量的去中心化

外國文學研究中的國別文學研究一直在走西方主流經典路線。英、美、德、法、俄、日等國家的文學研究在中國一向比較專門和深入。澳大利亞作為一個后起的講英語的國家，受到的關注自然不如英、美。很少有專門的專家、學者專攻澳大利亞文學，像胡仲文、黃源深、胡壯麟、張勝年、朱炯強、王臘寶等這樣涉足澳洲文學的資深前輩學者不多。年輕一代的研究者多為高校的在校學生，他們一般為英語系的學生，這些人離開學校后走向高校、研究所外的其他企事業單位就業，很少有人能夠繼續從事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因此，新中國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很“后現代”——呈現出零散化、碎片化的特征。

要改變目前的這種狀況需要喚醒更多的年輕一代的學子對澳大利亞文學、文化的關注。一些前瞻的學者早已從事這方面的努力，各高校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也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轟轟烈烈的澳大利亞文化活動周，豐富多彩的澳大利亞文化盛餐，吸引了高校眾多學子的目光。從2019年發表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論文來看：通俗作家考琳·麥卡洛繼續受到關注，而澳大利亞文學經典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重視，格倫維爾、倫道夫·斯托文、伊麗莎白·喬伊等作家開始受到關注或者被繼續深入研究。張加生、桂曉夢的《澳大利亞民主主義經典作家論析》[7]將對澳大利亞經典作家勞森、弗菲、弗蘭克林、拉德等的批評成果為研究對象，著重考察澳大利亞學界相關研究成就和最新動態?；赝^去、立足當下、展望未來，我們發現在澳大利亞文學研究方面還存在以下空間：第一，繼續譯介澳大利亞作家作品及其相關批評。第二，拓展中澳兩國文學互動方面的研究。第三，加強對澳大利亞文學的澳大利亞性和澳大利亞文學的世界性的研究。第四，推進澳洲土著文學、海洋文學[8]、兒童文學研究。

注釋：

①2010年10月第十二屆中國澳大利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筆者與著名的翻譯家李堯先生于會間有談論此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