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初探

鄭 倩，范淑英

(西安美術學院 美術史論系，陜西 西安 710065)

銅鏡，是用青銅制作的古人照面的用具，具有消災避邪、禮物贈送、進貢賞賜、感情信物等用途。兩漢時期，銅鏡制造業空前繁榮，它既是當時普遍的生活用品，還作為隨葬物品，在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迄今為止，陜北地區發掘并刊布的漢代墓葬共222座，其中，西漢時期墓葬148座，王莽至東漢時期墓葬74座①。兩漢墓葬隨葬品中出土大量銅器，主要包括小型銅車馬器、錢幣以及銅鏡。本文以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為資料，以時間為脈絡，根據出土銅鏡的主要紋飾及銘文對銅鏡進行分類，并將其與長安地區出土漢鏡進行比較，試圖窺探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所反映的歷史背景。

一、陜北地區出土銅鏡的漢代墓葬情況

目前，陜北地區發掘并刊出的漢代墓葬主要包括土坑墓、洞室墓、磚室墓、石室墓、磚石混砌墓等，墓葬隨葬品種類龐雜，質地多樣，共出土銅鏡29件，均為圓形。其中，綏德縣黃家塔漢代畫像石墓M11為借穴二次葬，所出銅鏡殘片資料不詳，其余28件銅鏡中，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出土銅鏡23件[1]，米脂官莊漢畫像石墓M2[2]、安塞王家灣漢墓[3]、黃陵縣上畛子漢墓M2[4]、黃龍縣梁家山磚廠漢墓[5]、西延鐵路甘泉段漢墓Ml[6]各出土銅鏡1件。在這28件銅鏡中，15件有詳細的所出墓葬信息，還有1件銅鏡所出墓葬年代不詳。這16座出土銅鏡的墓葬情況見表1。

序號墓葬年代形制鏡類同出隨葬品5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157西漢早期土坑墓或土洞墓素面鏡鐵釜等6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97西漢早期土坑墓或土洞墓星云紋鏡銅耳勺等7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234西漢中期土坑墓或土洞墓蟠螭紋鏡骨質不明器等8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51西漢中期土坑墓或土洞墓蟠螭連弧紋鏡陶罐、陶鼎、陶锜等9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23西漢中期土坑墓或土洞墓四乳連弧鏡陶罐、陶鈁等10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116西漢中期斜坡墓道土洞墓昭明鏡帶流陶罐、陶瓶、雙系陶罐、陶鎮、銅鼎、銅鈁、銅洗、銅鋪首、銅環、方策、馬鏕、車轙、石硯11黃龍縣梁家山磚廠漢墓西漢晚期磚室墓前券后券重圈銘文鏡五銖錢5枚、鐵劍、玉含、陶樽、陶博山爐、陶灶各1件12安塞縣王家灣漢墓王莽時期或稍晚磚室墓穹窿頂昭明連弧紋鏡彩繪陶灶、彩繪陶魁、彩繪陶勺、彩繪陶罐、彩繪陶盆、陶瓢、彩繪陶俑各1件、陶耳杯、銅帶鉤各2件、五銖錢9枚、貨泉10枚、貨布1枚、大泉五十10枚13黃陵縣上畛子漢墓M2東漢早期磚室墓拱券頂銅華連弧紋鏡陶灶1件、陶壺2件、五銖錢1枚、大泉五十43枚14米脂官莊漢畫像石墓M2東漢中期安帝時石室墓前四角攢尖后四角攢尖“長宜子孫”連弧紋鏡漆案、陶耳杯、陶盤、陶碗、漆盒、銅環、銅飾件、銅箍、鐵環、鐵刀、鐵錘、鐵斧、琉璃耳珰、骨珠串飾、銅錢15西延鐵路甘泉段漢墓M1東漢中期磚室墓前穹窿后券四神規矩鏡陶罐、陶盆、銅鏡各1件、棺釘3枚16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81不詳不詳草葉紋鏡不詳

二、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種類劃分

根據表1可知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的情況：西漢時期墓葬出土的銅鏡，有1件出土于黃龍縣梁家山磚廠漢墓，其余均出土于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其中，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銅鏡有：素面鏡、蟠螭紋鏡、四乳銘文鏡、星云紋鏡等；西漢中期墓葬出土的銅鏡有：蟠螭紋鏡、四乳連弧紋鏡、昭明鏡等；西漢晚期墓葬出土有重圈銘文鏡；王莽時期及東漢時期墓葬共出土銅鏡4件，其中3件為連弧銘文鏡，1件為四神規矩鏡?，F對以上15件有所出墓葬信息說明的銅鏡進行種類劃分。

(一)西漢早期

1.素面鏡：素面鏡在西周時期就有發現[7]，漢代依然使用。目前，陜北地區在西漢早期墓葬中發現的素面鏡可分為兩類：橋形鈕鏡和三弦鈕鏡。橋形鈕鏡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88出土銅鏡(圖1)，鏡面平直，圓鈕座直徑9.4厘米，鏡面飾兩圈凸弦紋，素緣[8]。三弦鈕鏡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157出土銅鏡(圖2)，殘損嚴重，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形鈕座外有一周寬帶弦紋，主紋區內為寬帶凸連弧弦紋，素緣，直徑15.1厘米[9]。

圖1 米脂臥虎灣M88出土銅鏡

圖2 米脂臥虎灣M157出土銅鏡

2.蟠螭紋鏡：蟠螭紋鏡是一種以云雷紋為地紋，蟠螭紋為主紋裝飾的銅鏡，它出現于戰國時期，漢代沿用或繼承，形制與戰國差別不大[10]。陜北地區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蟠螭紋鏡均為三弦鈕，根據紋樣可分為：有弦紋蟠螭紋和四乳連弧蟠螭紋。有弦紋蟠螭紋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4出土銅鏡(圖3)，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形鈕座，鈕座外飾一周云雷紋，其外一周寬帶弦紋，主紋區以弦紋為邊，內飾蟠螭紋，三蟠螭(龍)的兩爪蹬在周邊的弦紋上，將主紋區分為成三區，素緣，直徑14.4厘米[11]。四乳連弧蟠螭紋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90出土銅鏡(圖4)，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座，座外為兩周凹弦紋，主紋區以弦紋為邊，內飾蟠螭紋，間有四個乳釘，將其分為四區，主紋區外一周內向十六連弧，素緣，直徑8.9厘米[12]。

圖3 米脂臥虎灣M4出土銅鏡

圖4 米脂臥虎灣M90出土銅鏡

3.四乳銘文鏡：陜北地區漢代墓葬發現的四乳鏡可分為兩類：四乳銘文鏡和四乳連弧紋鏡。而西漢早期墓葬僅發現了四乳銘文鏡，見于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21(圖5)，鏡面平直，三弦鈕，方形鈕座，其外四角處各飾一圓角三角形主紋區內被四乳釘分為四區，區內銘文為“常毋相忘、長樂未央”，左旋讀，素緣，直徑9.2厘米[13]。

圖5 米脂臥虎灣M21出土銅鏡

4.星云紋鏡：有學者認為，星云系由蟠螭紋演變而成，小乳釘系蟠螭骨節變幻，云紋則為蟠螭體之化身[14]。目前陜北地區發現的此類鏡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97出土銅鏡，鏡面平直，九乳釘連峰鈕，圓形穿孔，圓環形鈕座，鈕與鈕座之間有弧線相連接，鈕座外為內向十六連弧紋，主紋區內以四個帶圓圈的乳釘分區，每區內均為六個小乳釘，分三組排列，兩兩以不相交的三組弧線相連，圍繞主紋區的兩側各有一周短斜線紋，內向十六連弧紋外緣，徑長13.8厘米[15]。

(二)西漢中、晚期

1.蟠螭紋鏡：陜北地區西漢中、晚期的漢代墓葬出土蟠螭紋鏡主要為：有菱形蟠螭紋鏡和連弧蟠螭紋鏡，均為三弦鈕。有菱形蟠螭紋鏡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234出土銅鏡(圖6)，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形鈕座外有一周寬帶弦紋，主紋區飾三菱形三蟠螭，蟠螭紋已經變形，簡化成卷曲的S狀，地紋稀疏，寬素緣，直徑15.4厘米[16]。有連弧蟠螭紋鏡如：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51出土銅鏡(圖7)，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座，座外為一周凹面寬弦帶紋，主紋區以雙層弦紋為邊，內飾蟠螭紋，間有七內向連弧紋，素緣，直徑10.6厘米[17]。

圖6 米脂臥虎灣M234出土銅鏡

圖7 米脂臥虎灣M51出土銅鏡

2.四乳連弧紋：四乳連弧紋鏡共1件，見于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M23(圖8)，鏡面平直，三弦鈕，圓形鈕座，主紋區內均勻的分布四乳釘，主紋區外側有十二內向連弧紋，素緣，直徑9.2厘米[18]。

圖8 米脂臥虎灣M23出土銅鏡

3.昭明連弧紋鏡：昭明連弧紋鏡，陜北地區共出土兩件，分別出土于西漢中期墓葬與王莽時期墓葬。出土于西漢中期墓葬的是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M116(圖9)，鏡面平直，半圓形器鈕，圓形鈕座，鈕座外均勻地伸出四組雙短弧線條，其間夾飾月牙紋，之外飾一周寬帶凸弦紋，主紋區內分兩部分，內側飾內向八連弧紋，連弧紋與寬帶弦紋之間均勻地飾四組變形“山”字及“人”字紋，外側以內飾短斜線的弦紋圈帶為邊，內書“內清□以昭明，光而象夫日月……”，左旋讀。素緣寬而平，直徑11.2厘米[19]。

圖9 米脂臥虎灣M116出土銅鏡

4.重圈銘文鏡：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的重圈銘文鏡1件，見于黃龍縣梁家山磚廠西漢晚期墓(圖10)，圓鈕，直徑 6.5厘米，厚 0.2厘米，鈕高0.4厘米，重36克。內區為四柱三絕紋；外區為兩條櫛齒紋飾帶夾一銘文帶,共有文字和符號 14個[20]?？上?，銘文銹蝕不清，無法識讀。

圖10 黃龍縣梁家山磚廠漢墓銅鏡拓本

(三)王莽時期至東漢早、中期

王莽時期至東漢早、中期墓葬出土的銅鏡共4件，主要有連弧銘文鏡和四神規矩鏡，連弧銘文鏡又可分為昭明連弧紋鏡、銅華連弧紋鏡和“長宜子孫”連弧紋鏡。

1.連弧銘文鏡：連弧紋樣式的銅鏡是由齊家文化的“七角星紋鏡”變化而來，至戰國，鏡內的七角星紋演變成以連弧紋為鏡緣的樣式[21]。陜北地區王莽時期至東漢早、中期墓葬出土的連弧紋鏡，根據鏡銘可分為昭明連弧紋鏡、銅華連弧紋鏡和“長宜子孫”連弧紋鏡。昭明連弧紋鏡如：安塞王家灣漢墓出土(圖11)，圓鈕，連珠紋紐座。紐座外飾內向連弧紋一周，外為銘文帶,寬素沿，銘文為“內清質以昭明光而象夫日月心忽而忠愿忠然雍而不泄”，直徑為12.3厘米，厚0.4厘米。銅鏡出土時分為兩半，一半放置男主人頭邊，一半放置于女主人頭邊[22]。銅華連弧紋鏡如：黃陵縣上畛子漢墓M2出土(圖12)，直徑16.2厘米，輪邊厚1厘米。半球狀鏡紐，鏡面光潔度較高，鏡背當心飾柿蒂紋，中間為連弧紋，外圈有細致的云紋。中間鑄銘文三十二字：“涷(煉)冶鋁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羊(祥)，見天毋需明日之光，長樂兮?！盵23]“長宜子孫”連弧紋鏡如：米脂官莊畫像石墓M2出土(圖13)，蝙蝠形柿蒂座，殘存約三分之二，斷為三塊。柿蒂形紐座，紐座四葉有干，形似蝙蝠。四葉之間鑄有“長宜子孫”篆體銘文，筆畫粗壯，“長”字缺。紐座之外飾一圈凸弦紋，弦紋向外為內向八瓣連弧紋帶，連弧間紐座四葉處鑄銘文“毋兮”，第一字缺，第二字銹蝕不清。鏡直徑14厘米，厚0.25厘米[24]。

圖11 安塞王家灣漢墓出土銅鏡

圖12 黃陵縣上畛子漢墓M2出土銅鏡

圖13 米脂官莊M2出土銅鏡

2.四神規矩鏡：規矩紋，又名“TLV紋”，早在西漢前期已見于蟠螭紋鏡和草葉紋鏡。它組成的是一個象征天地的圖案，有“法象天地”的意義，構成了代表天地的框架[25]。陜北地區漢代墓葬所出土的四神規矩鏡為“佳鏡”銘，見于西延鐵路甘泉段漢墓Ml(圖14)。鏡面微凸，半球形鈕，變形四葉紋鈕座四周有雙線方框，內區飾規矩符號 “┬”“┌”及8個乳丁，其間又飾四神、瑞獸、神鳥、羽人及日月等圖案，外區為銘文帶及一周細線紋，銘文為：“作佳鏡 (哉？) 真大好，上有仙人不老，渴飲玉泉，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兮國保?！睂捑壣巷椚卿忼X紋及變形云紋，直徑13.8厘米，緣寬 2.2 厘米[26]。

圖14 西延鐵路甘泉段M1銅鏡拓片

三、陜北漢鏡所反映的歷史背景

由上分析可知，陜北地區漢代墓葬目前出土的銅鏡種類主要有：素面鏡、蟠螭紋鏡、星云紋鏡、連弧銘文鏡、四乳鏡、重圈銘文鏡、四神規矩鏡以及草葉紋鏡等，該地區已經清理并且刊布的222座漢代墓葬中出土銅鏡29件，出鏡率約為13%。其中西漢墓葬148座，出土銅鏡11件，出鏡率約為7%，王莽至東漢時期墓葬74座，出土銅鏡5件，出鏡率約為6%。與長安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做對比，長安漢鏡的種類主要有：素面鏡、蟠螭紋鏡、彩繪鏡、花卉鏡、草葉紋鏡、螭龍紋鏡、羽狀紋鏡、星云紋鏡、四乳銘文鏡、四乳禽獸紋鏡、三角幾何紋鏡、三乳連弧紋鏡、日光鏡、昭明鏡、清白鏡、昭明鏡、銅華鏡、日有熹鏡、重圈銘帶鏡、云雷紋鏡、博局鏡、七乳禽獸鏡、連弧紋凹面圈帶鏡、宜君高官四獸鏡、變形四葉紋鏡、夔紋鏡、龍虎紋鏡、鉛鏡、鐵鏡等[27]?！堕L安漢墓》公布的139座西漢墓中有64座墓隨葬銅鏡，共出土銅鏡82面[28]，可見其出鏡率之高。相比較可發現：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不僅數量少、種類少，而且出鏡率低，反映了此地區的歷史狀貌。

(一)經濟相對落后

秦始皇統一六國，“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西漢從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73年的120多年間，遷徙關東豪富至關中諸陵者八次，大大增加了關中地區的財富[29]。并且引進其他地方的朝獻來增強地域經濟實力，如《漢書·高帝紀下》記載：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盵30]《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臣原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鄙显唬骸吧??！蹦耸箘⒕瘁闼躁P中十馀萬口[31]。而陜北地區作為西北邊疆，是抵御匈奴南侵的軍事重地。雖然從西漢前期，統治者就開始令民眾遷徙于邊塞，如：“初置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盵32]東漢也延續這種政策來促進當地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但繁榮狀況遠不及關中地區，所以出土銅鏡無論在數量還是種類上都不如長安地區。

(二)人口密度小

受政治、經濟、地理位置、自然氣候等影響，陜北地區漢代人口密度與關中地區相差甚遠，該地區戰國時還是畜牧經濟，人口密度低，秦代開始于河谷地區大規模發展農業生產，到漢代發展成為農牧交錯地區，地大而荒，人貧而稀。薛平栓在《陜西歷史人口地理研究》中指出，西漢元始二年(2年)，京兆尹(今關中東部渭河以南之地)人口密度高達97.6人/km2，而上郡人口密度只有9.6人/km2，到東漢永和五年(140年)，京兆尹人口密度為17.6人/ km2，而上郡只有0.43人/km2，西河郡只有0.46人/km2[33]。由此可見，西漢與東漢時期，關中地區、陜北地區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以及人口密度懸殊之大，這也是陜北地區漢代墓葬數量以及出土銅鏡數量不及關中地區的原因。

(三)資源缺乏

關中地區物產豐富，既有南山險阻，又有江河之便，《漢書·東方朔傳》卷六十五，載：“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盵34]且其南邊巴蜀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多巵子、生姜，丹砂、玉石、銅、鐵、竹木等[35]?？梢婈P中地區豐富的資源。而陜北在秦漢時期地處秦漢帝國的北部邊陲，地理環境封閉，東有黃河隔斷，西、北均屬于貧瘠之地，雖南連關中營，但關中地區有禁止流出金、銅的記載：“制詔御史，其令扜(捍)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及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黃金，諸奠黃金器及銅，有犯令?！盵36]所以，陜北地區出土漢代銅鏡的情況與資源的缺乏也是分不開的。

除此之外，出土銅鏡還體現出該地區當時的文化交流現象。如：安塞王家灣漢墓出土的昭明連弧紋銅鏡出土時分為兩半 ,一半放置于男主人頭邊,一半放置于女主人頭邊。馬利清在《出土秦鏡與秦人毀鏡習俗蠡測》[37]與《匈奴墓葬出土銅鏡及毀鏡習俗源流考》[38]兩篇文章中指出秦鏡的破碎和殘缺現象比例高，大多數秦鏡出土時不僅是殘而且缺，甚至僅有碎片，完全無法復原。并指出秦鏡的殘損至少不完全是由于物理原因導致的，很可能是在使用銅鏡隨葬時人為打碎的，推斷秦人在使用銅鏡隨葬時有毀器的習俗，認為毀鏡現象為秦人特有的一種喪葬習俗。并隨著秦亡漢興，在北方的匈奴、鮮卑民族中也能見到來自中原地區以漢鏡式樣為主的習俗。眾所周知，陜北地區在兩漢時期是匈奴、烏桓、羌族等游牧民族與漢民族的雜居融合之地，這一現象在東漢畫像石以及墓葬遺物都有體現，如在綏德崔家灣鎮賀家溝磚窯梁出土東漢畫像石上刻有高鼻、多須的胡人[39]；綏德黃家塔M9[40]出土了與李家套子匈奴墓地[41]形制接近的陶器；甘泉西延鐵路段M14[42]發現與神木大保當匈奴墓葬[43]形狀、大小接近的舌形骨器等。所以王莽時期的安塞王家灣漢墓出土一分為二的銅鏡，很可能是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的具體情況：墓葬中所發現的二十九件銅鏡，分別出土于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安塞王家灣漢墓、黃陵縣上畛子漢墓M2、米脂官莊M2、黃龍縣梁家山磚廠漢墓、西延鐵路甘泉段漢墓Ml以及綏德縣黃家塔漢代畫像石墓M11。西漢早期墓葬出土的銅鏡有：素面弦紋鏡、蟠螭紋鏡、四乳銘文鏡、星云紋鏡，西漢中期墓葬出土的銅鏡有：蟠螭紋鏡、四乳連弧紋鏡、昭明鏡，西漢晚期墓葬出土有重圈銘文鏡，王莽時期墓葬出土為昭明連弧紋鏡，東漢早期墓葬出土為銅華連弧紋鏡，東漢中期墓葬出土為“長宜子孫”連弧紋鏡與四神規矩鏡?？梢?，蟠螭紋鏡在西漢早期和中期墓葬都有出土，昭明鏡見于西漢中期墓葬以及王莽時期墓葬，在王莽時期及東漢早、中期墓葬所出土的4件銅鏡中有3件為連弧銘文鏡。將陜北地區漢代墓葬出土銅鏡與長安地區相比較可內窺到該地區的歷史文化背景，如數量少、種類少、出鏡率低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落后、人口稀疏、資源缺乏等狀況。而安塞王家灣漢墓出土的昭明連弧紋銅鏡出土時分為兩半 ,分別置于男、女主人頭邊,很可能是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

注釋：

①數據是筆者根據《黃陵縣上畛子漢墓清理簡報》《陜西黃龍縣發現漢墓》《陜西安塞縣王家灣發現漢墓》《西延鐵路甘泉段漢唐墓清理簡報》《陜北東漢畫像石調査、清理經過》《陜西子洲出土東漢畫像石》《米脂東漢畫象石墓發掘簡報》《陜西綏德縣延家岔東漢畫像石墓》《陜西綏德延家岔二號畫像石墓》《綏德寨山畫像石墓》《陜西米脂縣官莊東漢畫像石墓》《陜西神木柳巷村漢畫像石墓》《陜西綏德漢畫像石墓》《陜西綏德發現漢畫象石墓》《陜西綏德縣黃家塔漢代畫像石墓群》《米脂縣官莊村東漢畫像石墓清理簡報》《綏德嗚咽泉村畫像石墓》《綏德辛店發現的兩座畫像石墓》《神墓大保當—漢代城址與墓葬考古報告》《陜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米脂官莊2001年出土的部分漢畫像石簡介》《陜西定邊縣郝灘發現東漢壁畫墓》《綏德縣辛店鄉郝家溝村漢畫像石墓清理簡報》《陜西靖邊縣張家坬西漢墓發掘簡報》《陜西米脂官莊發掘漢畫像石墓》《陜西靖邊老墳梁漢墓發掘簡報》《陜西靖邊東漢壁畫墓》《陜西神木大保當東漢畫像石墓》《陜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陜西米脂臥虎灣戰國秦漢墓葬發掘簡報》等報告統計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