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學習的考試”：毛澤東與西北局高干會探析(1942～1943)

薛 浩，周錦濤

(1.福建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7；2.湘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西北局高干會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規格很高、會期很長、影響很大，是一場“整風學習的考試”[1]，也是“延安整風整頓黨風階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2]。正因如此，西北局高干會引起學界高度重視，出現了不少研究成果。歸納起來，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研究：一種是從總體上對西北局高干會進行研究，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是閻樹聲、胡民新《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西北局高干會》①和董清穎《1942年西北局高干會研究》②。另一種是從某個側面對西北局高干會進行研究，舉凡西北黨史爭論問題、黨的統一領導問題及參會重要人物都是重要的研究議題③。然而，作為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不僅出席了開幕式和閉幕式，而且在會議期間作了口頭和書面報告，對大會的勝利召開做出了巨大貢獻?，F有研究對這方面的關注和分析相對不足，影響了我們對西北局高干會全面而客觀的認識。近些年來，隨著相關資料的公開、整理和研究，有關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召開前后的活動逐漸清晰。雖然毛澤東沒有全程參會，但是對解決“邊區黨的歷史教訓問題、統一領導問題和當前任務問題”[3]起到關鍵性作用，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一、解決西北黨史爭論問題

西北黨史爭論問題由來已久，是“左”傾錯誤路線同正確路線斗爭下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產物。20世紀30年代，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陜甘地區發動革命群眾、開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政權，創建了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然而，受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1935年7月朱理治以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身份到達陜北，在不熟悉當地實際情況下偏聽偏信，同郭洪濤、聶洪鈞等一起執行了一條“左”傾錯誤路線，排斥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九、十月間，更是發生了嚴重的錯誤肅反事件，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一大批陜甘邊根據地黨政軍干部被扣上“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關押起來，錯誤殺害了200多人，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大規?！皣恕?，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勢相當嚴峻。

盡管在黨中央及時制止了“陜北肅反”的錯誤，并作出相關結論和決定，但由于還沒有進行整風，存在較大局限性。黨中央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得知陜北肅反擴大化和劉志丹等被關押的情況，當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4]，派王首道等人接管保衛局工作，先期到達瓦窯堡調查處理肅反事件。毛澤東對他們說：“殺頭不能象割韭菜那樣……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要慎重處理?！盵5]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及黨務委員會對這段歷史作出初步結論，作出《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④。但是，由于還沒有進行整風、沒有系統地研究和討論錯誤路線，因此《決定》中對錯誤肅反的認識——“必要的”和“正確的”[6]，存在很大局限性，由此決定了當時的處理工作必然是不得當的。不少人雖然在“肅反”中幸免于難，但他們“仍然戴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7]，在釋放后實際上被降職了，繼續遭受政治歧視和組織排擠，對他們來說無疑是難以接受的。由此引發一系列爭論，不僅不利于團結同志，也影響正常工作。

隨著整風運動的深入開展，開始清算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路線，西北根據地曾深受此影響，“是以王明為代表的錯誤路線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激烈斗爭的一個縮影”[8]，具有典型的特殊意義。因此，解決西北黨的歷史爭論問題，對團結陜甘寧邊區干部，尤其是對全黨歷史經驗的總結至關重要。1941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重新審視歷史上的政治路線，認為“陜北肅反”是“‘左’傾機會主義的產物”，必須“重新加以審查”。于是在1942年4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成陜北肅反總結委員會研究“陜北肅反”問題，并列為西北局高干會的議題之一[9]。1942年10月19日，中共西北中央局高級干部會議(又稱“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在延安鳳凰山麓的邊區參議會大禮堂⑤開幕。21日、22日，陳正人作整黨問題的報告，與會人員從23日至31日圍繞報告分小組討論，但在討論內容上有很大缺點：陷入“純組織性和純實際性的具體問題”當中，忽略或淹沒了黨內思想上的重大問題，缺乏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未能深入展開討論[10]。此外，整黨的基礎在于思想統一，由此便不能不觸及到邊區黨內過去歷史上的一場大爭論，西北黨史問題特別是陜北肅反問題被與會者普遍提出，并要求“用整黨整風的精神來研究和解決這些問題和教訓，明確是非，總結經驗，達到思想上的統一和黨的團結”[11]?？梢?，正確處理西北黨史爭論問題是大會成功召開的前提和關鍵。

毛澤東及時發現這一問題并指示會議主席團改變方針，從討論具體問題轉到檢討黨內存在的思想偏向，尤其是自由主義和對黨鬧獨立性問題[12]。由此，會議從分組討論整黨問題“轉為結合西北黨的歷史進行整風的大會討論”[13]，11月5日起，與會者就此討論了十幾天。由于觸及過去歷史問題，幾百人的積極性一下子調動起來。大會主席團為幫助大家研究，將刊有“左”傾錯誤路線的文件摘要翻印。與會同志聯系過去歷史事實加以對照，是非功過，倍覺明顯。張秀山、習仲勛、馬文瑞等“肅反”受難人就邊區歷史問題積極發言，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揭發和批判“左”傾錯誤路線對革命的危害；朱理治、郭洪濤、戴季英、聶洪鈞等執行錯誤路線的同志作檢討，氣氛之激烈為此次會議之最。14日，毛澤東參加大會，聽取關于邊區歷史問題的討論并不時插話發言。有人作檢討時態度不夠老實，毛澤東出于義憤，“站起來指著他嚴厲地斥責，×××站在臺子上低著頭不敢吭氣”[14]。真理越辯越明，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大會對西北黨的歷史問題意見趨于一致。17、18兩日，高崗作《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結論，回顧了西北革命的歷史，指出邊區黨的歷史爭論問題“主要是屬于路線問題的爭論”，分析了“陜北肅反”發生的根源，并向大會提出處理意見[15]。21、23兩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多次對朱理治、郭洪濤進行點名批判，對劉志丹、高崗等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給予肯定，對會議前一階段的討論和結論表示滿意，并提出要在全黨也作一個類似的結論⑥。這表明毛澤東此時已有意拿解決西北黨的歷史問題作為日后全黨總結歷史經驗、分清是非的“試點”。

根據會議的充分討論和高崗所作的結論，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頒布《中央關于一九三五年陜北(包括陜甘邊及陜北)肅反問題重新審查的決定》，指出“陜北肅反”不僅“完全是錯誤”，而且是“革命的罪惡”[16]，由此，會議清算了“左”傾機會主義在邊區的嚴重錯誤，進一步澄清了“政治是非和主要政治責任，為劉志丹等堅持正確路線和立場、遭受打擊和逮捕的干部恢復了名譽，肯定了他們的歷史功績”[17]。這就為肅反受難人解了綁、順了氣、寬了心。毛澤東在閉幕會上總結道：“要從觀念形態上恰當的反映歷史是不容易的”，經過這次高干會終于把歷史搞清楚了[18]。正因為西北局高干會成功解決了西北黨史爭論問題，所以整風運動進展順利，并推動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為七大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加強戰時黨的統一領導

為了統一和加強對整個西北工作的領導，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將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與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⑦。然而，在施政方針和一些具體的經濟政策問題上，如減輕農民負擔問題、運鹽問題、紙幣發行問題等，邊區政府與西北局之間存在分歧和爭論[20]。林伯渠、謝覺哉年高德劭，毛澤東對二老敬重有加。而高崗作為熟悉情況的本地干部的代表，毛澤東對其非常器重，并明確講“高崗的意見應成為主要的意見”[21]。毛澤東花費很大精力解決雙方矛盾，“說服林、謝二老，維護中央局現行的政策”[22](從1941年7月至8月，毛澤東寫給林伯渠、謝覺哉的信就多達10封，“并且數次當面長談”,從信件的內容可以看出，毛澤東論述有理有據，態度謙恭懇切)。同時就某些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致信高崗和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指示他們及時了解情況，解決問題。此外，毛澤東提議派有組織能力、善于處理關系的李維漢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并專門找他談話，提出今后邊區政府工作“要講團結，全邊區要團結在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周圍”[23]，希望他能夠為邊區政府完全服從西北局的領導、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發揮作用，從而在西北局與邊區政府的矛盾之間注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意志與力量。

除了西北局與邊區政府之間相互抵牾，八路軍留守兵團在軍地和軍民關系上也存在較大問題。相比其他部隊，八路軍留守兵團的作戰任務相對較少，平時疏于教育管理，紀律性逐漸下降，“有鬧獨立性、本位主義、個人主義、違反群眾紀律等缺點錯誤”[24]。在軍地關系上,留守兵團沒有很好地尊重地方政府，與之時常鬧糾紛；沒有經常向西北局請示、匯報工作，對西北局的領導服從地不夠。在軍民關系上，“有些部隊政策觀念不強”，在生產上與民爭利，做違反政府法令的事[25]。毛澤東多次批評教育留守兵團有關領導，指示要尊重以高崗為首的西北局，服從領導；尊重邊區政府，協調軍政關系[26]。

戰爭形勢下，迫切需要全黨和各根據地統一思想、統一行動，才能克服各種困難。而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目的，就在于求得思想統一、行動一致，包含著“從政治、思想、組織上實現一元化領導的重要意圖”[27]。為了克服和清除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殘余，協調黨政軍民關系，加強黨的領導，1942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指出“黨要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28]，標志著中共開始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對于加強戰時黨的統一領導、保證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貫徹執行，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極大地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為進一步學習文件精神，切實貫徹黨的一元化領導，毛澤東在會上當即宣布在10月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上討論該《決定》，黨的統一領導成為會議議題之一[29]。

11月21日、23日，毛澤東結合黨的情況，講解斯大林《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⑧。曾現場聆聽講演的于光遠稱：“十二條一條一條地講,既對斯大林每一條本意作了詳細的講解,又聯系實際充分地發揮,講得極生動?！盵30]第一條就講：“必須使得黨不把自己看成為國會選舉機構底附屬物……而應看作是無產階級底階級聯合之最高形式，負著領導無產階級底其他一切形式的組織……的使命?！盵31]毛澤東聯系邊區實際，首先闡明斯大林所講的概念，然后對照現實批評邊區黨、政府、軍隊、民眾團體存在鬧獨立性的錯誤觀念和步調不一致的現象，指出“黨要管一切的”，“現在要執行斯大林這一條，就是領導一元化”[32]。毛澤東最后總結說：這個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是我們全黨的‘圣經’……是‘圣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33]。報告一方面總結了西北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另一方面針對當前邊區實際,指出“要就鬧獨立性和自由主義的偏向進行整風”[34]。胡喬木稱這場口頭報告是“黨風學習階段的重要講話”，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關于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論述[35]。

11月25日至12月20日，大會結合陳正人、林伯渠、高崗、賀龍先后作的報告進行討論，檢討抗戰以來邊區黨內存在的主要偏向，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為解決各根據地“機構龐大，系統分立；單位太多，指揮不便”“干部堆在上層”“缺乏領導核心”等問題[36]，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經毛澤東審定的《中央關于加強統一領導與精兵簡政工作的指示》：(一)建立領導核心，“軍區建立領導一切的區黨委或中央分局”；(二)嚴格實行精兵簡政；(三)整頓三風，“消除宗派主義余毒”[37]。1943年1月7日至9日，任弼時向大會作關于黨的領導一元化及領導工作與工作作風問題的長篇報告。會議決定，為加強黨的領導，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于西北局，分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于黨的地方委員會；為密切軍隊與地方關系，由留守兵團發起擁政愛民運動，邊區政府和各民眾團體發起擁軍運動；克服黨政軍民各部門自身組織關系上的缺點；整頓黨的組織，重新登記黨員。經過西北局高干會，陜甘寧邊區真正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加強了戰時黨的統一領導，奠定了抗戰勝利的組織基礎。

三、確立正確經濟發展方針

邊區轄23個縣，總面積12.96萬平方公里，人口136萬(1942年狀況)，地廣人稀，經濟文化都很落后?？箲疬M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在黃河東岸對陜甘寧邊區虎視眈眈、覬覦已久，而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為遏制中共及其武裝的發展，國民政府不僅停發了糧餉，而且對邊區實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困難，“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38]，人民群眾負擔過重，影響邊區的鞏固與發展。

造成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困難固然有該地區自然災害頻發，日軍加緊對邊區的軍事威脅以及皖南事變后國民政府停發軍餉、軍事包圍、經濟封鎖、斷絕外援，脫產人員的大量增加也是重要原因。紅軍長征勝利會師，地瘠民貧的陜北一下子涌進幾萬人，特別是抗戰以來，延安的部隊、公務人員和青年學生逐年增加，脫產人員由1937年的1.4萬人猛增至1941年的7.3萬人。由于脫產人員大量增加、各方面的工作遭遇到抗戰以來空前嚴重的困難，財政經濟狀況尤為窘迫。群眾的公糧負擔也因此逐年加重：1937年征公糧1.4萬石，以后逐年增加，至1941年激增至20萬石，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見表1)。

表1 陜甘寧邊區歷年公糧負擔表

2.表格說明：此表為邊區財政廳研究室1948年編制，與《抗戰以來的陜甘寧邊區財政情況》中所列數字略有出入。

傳統Lenet-5模型是由兩層卷積層、兩層池化層、兩層全連接層以及一個輸出層構成，卷積層的設置主要是為了提取特征矩陣，池化層的設置主要是為了對卷積層的特征進行降維。所以，為了得到更準確的特征矩陣，本文考慮在全連接層之前增加一層卷積層加一層池化層和兩層卷積層加兩層池化層，對特征進行更準確的提取，并且對比CNN-2C(也就是傳統的Lenet-5模型)、CNN-3C、CNN-4C 3種卷積神經網絡，并且通過試驗證明CNN-3C卷積神經網絡的文本分類效果明顯優于CNN-2C和CNN-4C卷積神經網絡，具體CNN-3C模型如圖3所示。

邊區財政經濟困難，人民負擔加重，必然會引起不滿。因此，迫切需要削減黨政軍機關的開支。1941年6月3日，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時，一位縣長被雷電擊中，不幸身亡。碰巧一位農民的驢也被雷擊死，他逢人便說怎么不打死毛澤東。毛澤東知道后及時進行調查研究，做出減免公糧的決定，并高度重視黨外人士李鼎銘等人的建議，開展精兵簡政運動。由于干部們認識不足、缺乏經驗，前兩次精兵簡政取得的實際成效不大，直到在毛澤東的強力推行下，第三次才得以圓滿完成預期目標。1942年8月19日，毛澤東寫信給謝覺哉和陳正人，指出精兵簡政“過去還只是耳邊風”，邊區參議會二屆二次會議應以之為中心[39]。9月7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指出“黨中央提出的精兵簡政的政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40]。毛澤東在為西北局高干會所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報告中進一步指出：“這一次精兵簡政，必須是嚴格的、徹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癢的、或局部的?！辈⑻岢霰仨氝_到“精簡、統一、效能、節約與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41]。這就為邊區第三次精兵簡政指明了方向。會后不久，邊區政府便正式頒布《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成為簡政的綱領性文件，具有極大地指導作用，到1943年底，邊區第三次精兵簡政圓滿結束，基本上實現了預期目標。

在面臨財政經濟困難的情況下，邊區政府在中心工作和具體政策上存在不正確的認識和意見分歧，而統一思想方能一致行動，邊區迫切需要確立正確的經濟發展方針。1941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首次提出“民主政治選舉第一”[42]，謝覺哉認為選舉是民主政治的頭等大事，是經濟建設和抗戰動員等工作的基礎，“要把經濟建設、抗戰動員等工作放在選舉即民主制度的基礎之上”[43]。在如何解決財政緊張問題上，有的主張積極發展，動員群眾生產；有的主張休養民力，節省政府開支。為了統一邊區對財政經濟政策的認識，毛澤東花了很大心思。他多次給謝覺哉寫信表明自己的觀點，指出邊區就現階段來說，“經濟建設一項乃是其他各項的中心”，有了物質基礎，各方面工作就活躍起來了，“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為中心工作”[44]。為進一步統一全黨全邊區的認識，毛澤東親自組織收集和整理財政和經濟方面歷史的和現狀的材料，曾三次致信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最終寫成《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⑨這一長達十多萬字的報告，共分為“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關于發展農業”“關于發展畜牧業”等十章，由于時間關系，原計劃的“稅收”“節約”兩章未能完成。報告批評了輕視經濟工作的錯誤態度，糾正了單靠緊縮財政收支、制定不切實際的大計劃、單純施行“仁政”和竭澤而漁等錯誤思想，正確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這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正確方針，公私關系上實行“公私兼顧”或“軍民兼顧”，改善人民生活，指出目前邊區的中心工作或第一位工作“確確實實地就是經濟工作與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這兩項工作而有其意義”。而其中教育(或學習)不是孤立的，必須依賴一定的經濟基礎，所以“必須注意經濟工作”[45]。12月21日和29日兩天，由賀龍向大會傳達報告。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毛澤東提出的意見“是最符合邊區實際的正確的方針與辦法”，經過大會討論,“消除了部分同志在經濟建設工作上的思想分歧”[46]。李鼎銘看了報告后非常贊同，認為“這個文件完全是從實際來的，沒有一句空話”[47]。根據毛澤東報告的精神，大會決定以生產與教育作為邊區的兩大中心任務，從而為邊區政府工作確立了正確指導方針。會議后期，邊區政府召開各分區專員和縣長聯席會議，討論有關政府工作意見，進一步貫徹高干會精神，強調邊區“生產第一，教育第二”，適應了邊區實際情況和抗戰需要。

在毛澤東的指導下，西北局高干會確立了正確經濟發展方針，有利于邊區克服經濟困難，也為其它各抗日根據地徹底實行“精兵簡政”、深入開展大生產運動和經濟建設指明了方向。

四、結語

作為“延安整風整頓黨風階段中最重要的一件事”[48]，這次會議是一次“整風學習的考試”[49]，是整風運動在陜甘寧邊區的具體表現，也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光輝典范。以上討論表明，毛澤東雖然沒有全程參會，但是對西北局高干會作了重要的指導和推動作用。正是在毛澤東的指導和推動下，一方面會議討論了西北黨的歷史經驗，清算了“左”傾錯誤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造成的危害，為不久之后黨的高級干部總結歷史經驗、研究黨的路線問題起了試點與帶動作用。另一方面會議糾正了抗戰以來邊區黨內在思想、組織和實際工作中的某些偏向，加強了黨的統一領導。此外，會議還確立了正確的經濟發展方針，確定生產和教育是邊區建設的兩大任務，而以生產為第一，有利于堅持抗戰，有利于邊區乃至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鞏固和發展。因此，雖然西北局高干會還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⑩，但是瑕不掩瑜，這些缺點畢竟是次要的?？偟恼f來，西北局高干會有力地推動了全黨整風運動和陜甘寧邊區各方面建設工作的深入發展，對今日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建設仍有借鑒意義。

注釋：

①參見閻樹聲，胡民新《延安整風運動中的西北局高干會》，載《人文雜志》,1992年第六期。

②參見董清穎《1942年西北局高干會研究》，延安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③相關著作主要有：魏德平.西北高干會解決西北黨史爭論問題結論研究[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4(3)；魏德平.延安整風對“陜北肅反”的重新定性[J].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3)；魏德平.“陜北肅反”爭論始末研究[J].中共歷史與理論研究，2016(2)；(日)石川禎浩.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J].日本當代中國研究2012，2013；侯衛剛.西北局高干會與黨的一元化領導的研究與思考[J].黑龍江史志，2014(21)；魏德平.西北高干會整頓陜甘寧邊區駐軍研究[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6，9(2).戴茂林.任弼時與西北局高干會議[C]//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2005.任弼時百周年紀念：全國任弼時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④中共中央初到陜北時，對外暫用“西北中央局”名稱(1935年11月至1937年5月)。

⑤一說在延安城南花石崖砭的西北局禮堂召開。參見姬乃軍.延安革命舊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158；《朱理治傳》也持此種說法。

⑥毛澤東《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1942年11月21、23日.《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長篇演講在《毛澤東年譜》中有記載和講話摘要，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均未收錄，全文至今尚未正式公布。本文引自毛澤東《1942年11月毛澤東在西北高干會議上的報告:黨的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http://www.htqly.org/index/info/wenzi/id/259.shtml，2014-06-25.

⑦5月13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成立西北中央局的通知》，西北局正式成立，成為黨中央在陜甘寧邊區的代表機關，高崗出任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參見中央檔案館，陜西省檔案館.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匯集 1941年[M].1994:1.

⑧“十二條”原本是斯大林在1925年發表的文章《關于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布爾什維克化》里提出的黨要實現布爾什維克化必須具備的十二條基本條件。

⑨此報告的第一章《關于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建國后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時，題為《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

⑩現有研究也毫不忌諱地指出了這點。比如毛澤東錯誤估計了敵情，“同意和支持了康生”關于鋤奸問題的報告，導致高干會后整風很快轉入“審干”；在批判‘左’傾錯誤路線時，大會“過于追究個人品質問題，批評犯錯誤同志的語言、方式也過于偏激”，“有過火的地方”；對留守兵團的批評上綱過高，挫傷了積極性。參見戴茂林，趙曉光著.高崗傳[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131.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 師哲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60.徐向前.歷史的回顧[M].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88:469.肖勁光.肖勁光回憶錄[M].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1987:31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