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新華書店書報出版發行與讀者服務工作(1937～1947)

張文歡

(延安大學 圖書館，陜西 延安 716000)

今天我們所說的新華書店，其歷史源于延安。延安新華書店是新中國出版發行事業的搖籃。延安時期，中共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對延安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與讀者服務工作有不少報道這些報道，為考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華書店建立和發展的光輝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進而對研究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和文化事業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迄今為止，學界對于延安新華書店已有一定的關注和研究，內容涉及延安新華書店的歷史、經營管理、符號傳播、歷史作用等①。這些成果對進一步深化和擴展延安新華書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參考意義。本文依據《新中華報》和《解放日報》的相關報道，結合相關事例，重點對延安新華書店的書報出版發行與讀者服務工作的特色加以梳理和論述。

一、書報“發行網”

“發行網”一詞，在延安時期就已經有了，最早出現在《解放日報》對延安新華書店書報發行的報道中[1]。這在今天看來，也是很超前的。延安新華書店的“發行網”主要是指該書店為發行書報而設立的各級機構，包括總店、分店、代銷處和郵購代辦戶等。該書店成立于1937年5月，與解放社同時成立[2]。 最早在延安成立的新華書店即為總店，在此后的三、四年中，新華書店的組織機構逐步擴大，在全邊區設立了分支店，每縣均有一分店[3]?？箲饎倮?，延安新華書店的組織機構繼續發展。據對1946年前半年的統計，該店有分支店及代銷處四十三處[4]。另據《解放日報》載，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成立一周年時，除延安門市部外，散布在邊區各地的分支及推銷處共二十余處，其郵購科的“基本讀者”已有二百多名，征求的“郵購代辦戶”也有二十來戶。上述總店、分店、代銷處、郵購代辦戶等共同構成新華書店的“發行網”[5]。其中，分店、代銷處、代辦處等，都是為了滿足廣大群眾對文化食糧的需求、實現書報下鄉的目的而設立的。這個“發行網”是新華書店的基本業務順利開展的重要組織保障，藉此，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事業得以不斷擴展和延伸。

二、出版物種類及書報發行情況

從出版物種類看，當時新華書店出版的書報雜志等種類較多，也較齊全。例如，自1937年至1940年間，發行的出版物有解放社版書籍一百三十余種，其他出版機關的叢書二十余種，另外發行新中華報、群眾報等數種報紙，解放、軍政雜志、中國文化、中國工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團結等近十種雜志?？傆嫲l行延安出版之書籍不下五十萬冊，什志及報紙不下數百萬份。發行的外版書報，有國內各大出版機關和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社會科學、文藝其他各類書籍三百余種，什志四十余種，報紙(包括代訂)二十余種，外國之書籍及刊物報紙十四種[6]。另據對1946年前半年的統計，延安新華書店出版書籍五十余冊，出版總數達七萬五千四百余冊。各種書籍銷售如下：教科書類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冊，占第一位；通俗讀物類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冊，占第二位；文藝類一萬三千八百余冊，占第三位，其余為醫藥衛生，自然科學，政治書籍等[7]。

從發行范圍來看，主要有三個地區。一是延安，由于延安人口逐漸增多，學校、機關和團體均需要精神食糧的供給，因此延安的發行工作是主要的一環，又以門市部為中心，并附以郵購。二是陜甘寧邊區，由于前幾年努力得還不夠，因此書報在民眾中的發行較差，然而邊區每個團體及機關，一般來講還是可以經常得到自己需要的精神食糧的。三是華北，由于戰爭環境，讀者流動性很大，與延安新華書店直接發生聯系很困難，因此延安新華書店派遣干部到敵人后方去建立書店或幫助建立書店[8]。至于影響范圍，至1939年10月，隨著《解放》周刊和《馬列叢書》《抗日戰爭叢書》發行數量的增多和發行范圍的擴大，不到半年時間，新華書店的影響已擴及陜西、山西、河北 、山東、河南、甘肅、四川、湖北、江蘇、上海等十幾個省市[9]。

從發行數量來看，隨著發行網的擴大，書報雜志發行數量逐年增加，越來越多。據報載，1941年3月至7月間，新華書店發行的書籍、報紙、雜志，每月都有增加：書籍發行超過一萬五千冊(延安在外)，其中以解放社及大眾讀物社等出版之書占多數。報紙雜志發行達六萬份[10]。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成立后一年間，曾發行了解放日報××萬份，邊區群眾報××萬份，新文字報××萬份，新華日報×千多份。在書籍方面共發行了十一萬三千冊，其中有理論、文藝、自然科學、新文字、外國文學等一百余種，在雜志方面共發行了四千六百份，各地分支店發行書目尚不在其內。書報共計百萬份[11]?？箲饎倮?，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工作繼續發展。據對1946年前半年的統計，該店出版書籍五十余冊，出版總數達七萬五千四百余冊。各種書籍銷售如下：教科書類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冊，占第一位；通俗讀物類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冊，占第二位；文藝類一萬三千八百余冊，占第三位，其余為醫藥衛生，自然科學，政治書籍等[12]。

三、書報發行中存在的問題

不可否認，延安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工作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第一，適合老百姓閱讀的書籍出版較少。1944年前，延安新華書店所發行的書報，90%以上(邊區群眾報除外)是停留在知識分子干部的手里，每天書店里進出的讀者，絕大多數是工作干部和中等學校以上的學生，書店放在架子上的，也只有供給干部和學生們閱讀的書籍，工農兵對于書店是比較生疏的，因為書店里適合他們需要的書籍太少了。例如，《解放日報》報道，有一次，一個四十多歲的壯健的石工，肩上背著他的工具，跑進書店里問：“有沒啦識字本子，能天天唸的……喳見沒啦我們工人讀的書本呢？”又有一次，一個老婆婆領著一個十來歲的小孩走進來問：“有我們娃兒看的畫畫，唸的書本沒啦？”這種情形是多起來了，但我們的回答，卻不能使他們滿意！[13]

第二，雖然各地設立了許多分支店和代銷處，但前期收效并不很大，通俗書報刊物還不能大量的銷售。例如，新華書店總店和一個分支店，1942年6個月推銷的書籍數量，總共是三萬一千多本，而大眾化書籍只占了21%，新文字書籍也只占了8.6%[14]。雖然邊區文化教育在逐年提高，但是廣大老百姓要看到一般的書籍還是很困難的，如初級和高級課本在邊區各地群眾中仍然缺乏。一度時期，子長、延安附近機關，如第二保小，購買到高級國語四、六冊，就買不到二、三、五冊，初級新課本也同樣購買不全。這種情形是常有的[15]?？傊?，群眾很需要書籍，但推廣還是不夠的?？箲饎倮?，新華書店曾檢討半年來出版發行工作，指出出版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般讀物太少，特別是通俗讀物與兒童讀物兩種，共不到兩萬冊，與實際需要尚遠。發行方面的主要問題是：教科書本應在開學前出齊，但實際上出版太遲。全部出版物約三分之一是由本市門市部推銷出去[16]。另據一些讀者反映，設立書攤推銷圖書，過去也曾有過，但是沒有利用老百姓中間的貨郎擔把邊區出版的書籍送到老百姓手里去。各分區、縣也同樣沒有把這個工作認真去作，甚至于像延安縣民教館，從前和書店有來往關系，以后漸漸的也就沒有來往關系了。所以廣大讀者希望各分區、縣宣教部門的負責同志，以后應加強推銷書報的工作[17]。由于邊區交通不便，書報到了縣上卻發不到農村，區政府及學?？床坏綍鴪?，而縣上卻堆集的很多。如固臨東樂區1946年一個月中就未看到報，堆在宣傳部無人發(因下鄉無人)。又如老百姓喜歡看的小冊子通俗讀本，也發不到群眾手中[18]。

第三，贈送圖書制度不合理。新華書店的圖書發行開始實行的是贈送制。但后來的實踐證明，這種制度是不合理的，表現在：首先在于它阻礙發行工作之健全，發行工作同志為日?！百浰汀惫ぷ魉m纏，也就很少時間去注意對內對外廣泛的深入的發行網之組織，發行速度與效率也因此減低。其次，它阻礙出版物質量的更加提高，因為“書報贈送制度”使得編輯部與發行部分離，編輯部對發行情況很少指導，也就與讀者的關系不能更好的密切聯系，讀者總以為書報是“送的”，對編輯內容就不必積極地提出意見；編輯則以反正是“贈送”出去了，對內容也就很少更好的去求改進，提高質量。第三，它也阻礙各個進步書籍在各民主抗日根據地更蓬勃的發展，因為同樣的書，在新華書店可以贈送，在旁的書店則要錢買，讀者當然不到旁的書店去用錢買了。第四，它會造成我們書店經費的困難，因而限制了我們書店大大地發展[19]。

四、書報出版發行“事業化”

在出版方面，延安新華書店曾專門召開座談會，征求書報出版意見。為大量供給讀者精神食糧，發展文化事業，新華書店編輯部除準備于1941年年內出齊“列寧選集”等主要馬列主義古典著作外，又計劃著手關于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藝、史地……等各種中級的通俗讀物之編輯與出版。為此，書店編輯部除酌量提高稿費廣泛征求各種稿件外，并特邀在延安的著名作家舉行座談會，討論如何完成新的出版計劃[20]。新華書店出版發行工作的意義不是為營業而是為抗戰服務。為此，書店派了專門干部經常與外邊出版界聯系，代購代訂外界出版物，為讀者服務[21]。為了更好地滿足工農兵對精神食糧的需要，延安新華書店決定多出版工農兵所需要的書報，可能時，還要出版工農兵自己寫的作品。在書籍的形式上，也要適合閱讀的對象，多加些他們喜歡的插畫，使工農兵樂意接受閱讀[22]。為了服務冬學，使出版物更適合老百姓的需要，新華書店希望各地的同志多提意見，對讀者來信給予答復。例如，1944年10月，新華書店總店就讀者來信提出的趕印文化課本及節令表等等方面的情形答復道：書店印刷了四種文化課本：繪圖日用雜字、莊稼日用雜字、繪圖識字課本和衛生常識，并擬編印出版一本歷書，內容除陰陽合歷、節令、紀念節日外，還有領袖像，世界形勢簡圖，農家生活歷，珠算，應用文，人、獸醫的藥方，怎樣養娃娃，“十一”運動和春聯等等[23]。

在發行方面，為求書報推銷合理化，延安新華書店廢除了以往發行工作中的“書報贈送制度”，將其改為購買制，從而使書報發行工作“事業化”，這也是黨的宣傳工作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基礎[24]。此外，延安新華書店總店為克服本市發行遲緩現象，決定自1940年9月1日起，凡本市出版之各種書報雜志直接訂戶，概由該店派專人送達，以保證讀者能于保障雜志出版日當天收到，過去自取辦法一律作廢[25]。通過對書報發行中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改革，通俗讀物和工具書籍的發行指數逐漸增加。老百姓對書店不像過去那樣的生疏了，常有走進來買首長像、畫報和新的唱本，還有買“新民主主義論”和“評中國之命運”的。這說明老百姓有了豐衣足食的生活，開始有需要文化的要求了。

表1 書店發行書籍的百分比統計表

這個統計表僅只能作部分的參考，因為邊區的書報無論哪一種類總是供不應求的，可是在這里，可以看出通俗讀物和工具書籍(如字典地圖等)的發行指數是逐漸增加了[26]。

在服務讀者方面，新華書店設立了專門的閱覽室，組織了讀報組和讀書會等。例如，延安市東關新華書店門市部增設閱覽室，添置報架，配有新華日報及晉西大眾報、抗戰日報等解放區報紙，并有當天新華日報貼報，置有桌椅、火盆、開水，書桌上陳列著各種時事叢刊、秧歌集及其他新置雜志，兩壁懸掛地圖，每天讀者均甚擁擠。為發展書店本身業務，決定增售各種文具、秧歌隊的用具，以更多更好地為群眾服務，并為讀者代售舊書，以調劑書報。為適應冬學需要，還出版繪圖日用雜字及繪圖莊稼雜字兩種冬學課本。該店還備有讀者意見本，經常向讀者征詢意見。這種書店附設閱覽室，能使書店和讀者更深入地結合，既有益于書店本身業務，而且能幫助國民教育[27]。又如，新華書店安定分店，為了更普及和提高當地文化，切實發展文化供應工作，提出在各區建立分銷處和組織讀報組、讀書會等，以“來者不拒，不來者送上門去”為工作的口號[28]。

五、文化下鄉、書報下鄉、擔子下鄉

毛澤東關于“一切革命工作，都要為工農兵服務”的號召為延安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工作指明了道路，新華書店積極響應這一號召，在工作中堅持群眾路線，實行“文化下鄉”。

而“文化下鄉”必須有“書報下鄉”來配合。為了達到書報下鄉的目的，1942年，新文字報社經過縣三科的冬學輔導團，兩個月內共銷售了新文字書籍一千四百多本。這些書籍全部是由冬學學生——農民買的，并且經過這一關系要求訂閱新文字報的也很多。事實證明，只要給讀者，尤其是農民更多的便利，書報下鄉是可以做到的?！伴_書店當然是推銷書報的一種方法，但這是適合于城市的，農村讀者都還不習慣來書店買書。對于農村讀者，不能讓他們來找書報，而應當使書報去找他們”。所以，邊區新華書店認為，像過去那樣完全被動的坐在書店等候讀者光顧的辦法是不對的，應當主動利用各種機會(如趕集等)來推銷書報。但僅僅依靠有限的書店工作人員還是不夠，還需要工廠、農村、部隊工作的知識分子和報社的通訊員都來參與推銷書籍。為此，邊區新華書店郵購科特征求“郵購代辦戶”，幫助廣大讀者來函代購書報。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做到普遍的“書報下鄉”[29]。例如，新華書店延安總店為協助《解放日報》開展邊區新聞通訊工作起見，特通知各縣分店，制定《解放日報》優秀通訊員半價訂報辦法，《解放日報》采訪通訊部發出“通訊員半價優待訂報劵”，希各分支店代收代辦(每劵限訂一月)，并轉延安總店，以便總店直接寄發[30]。

而“書報下鄉”又需要“擔子下鄉”來配合。據《解放日報》載：新華書店發行工作開始從偏重門市推銷轉變到適應分散的農村讀者。日前由邵伯云、李文正組織了兩個書擔，攜帶各種書籍文具，分赴延安、延長、固林一帶，路經鄉鎮十四處、工廠一處，半月共賣了一千六百五十余冊，值邊幣二百五十余萬元。每到一處，不論干部、群眾、教員、學生都爭先選購，其中以識字課本、洋鐵桶故事、連環圖書故事、字典、領袖像等賣得最快最多，有不少讀者還要買他們已經熟悉喜愛的讀物如莊家雜字、怎樣養娃娃、血淚仇、周子山、劉巧團圓等，可惜供不應求，不能滿足群眾的需要。群眾都要求“下次多帶些來！”根據這次書擔下鄉獲得經驗：一、推銷員要了解各種書的內容，便于向讀者宣傳解釋；二、體貼讀者困難，采取賒賬、實物交換的辦法；三、隨時征求讀者意見，使今后出版書籍更加適合讀者需要；四、廣交朋友，多拉關系，可以發動更多的讀者來買書。這次下鄉的另一收獲，是書店同志真正體驗了為群眾服務的重要，今后將進一步加強群眾推銷路線[31]。有讀者反映：根據下鄉的貨郎擔邵伯云同志跑過延長、延川、子長、延安的經驗，每跑一個月，要比各縣書店同樣時間內推銷數超出一倍[32]。又如，赤水書店曾在一個月間，書店擔子下鄉達三次，共銷售各種生產及勞動英雄書籍叢書四百九十五本，其中尤以勞動英雄小冊子最受歡迎，銷售達四百本。上述書籍售于讀報識字組的一百多本，區鄉干部一百多本，其余均售到小學生中[33]?？箲饎倮?，新華書店曾檢討半年來出版發行工作，認為要使書報下鄉，還應加強各分支店及代銷處的工作，并要大量利用貨郎擔子，便于普及。為此，該店曾派人分赴志丹、東三縣及隴東三地協助有關方面研究與改善書報的發行工作，并攜有大批書報下鄉[34]。

如何實現文化下鄉、書報下鄉、擔子下鄉，各地書店推出了不少新的做法。這里將其歸結為六個“利用”，即利用貨郎擔子，利用騾馬大會，利用流動書攤，利用集市，利用休息時間，利用宣教機關、民教館、學校師生等。例如，新華、華北兩書店，為響應騾馬大會的號召，特在會場入口處設立一聯合書報供應處，并運往大批通俗讀物，以便讀者購買。書報銷售暢旺，購者極為擁擠，據統計：每日平均可售得一萬三千余元。在購買者中，工農群眾亦不少[35]。在1944年延安騾馬大會上，新華和華北兩家書店又擺了一個聯合供應的攤子，擺了十八天，營業總數是十六萬九千余元，共銷書報三千九百八十九份，銷書的百分比是：首長像36.4%；通俗書籍31.2%；畫報17.9%；中級讀物13.3%；工具書1.2%[36]。又如，子長縣民教館附設的新華書店，自1941年成立至1944年前半年，書籍的推銷，還是不出門一步，而對象僅限于城圈內的機關學校，群眾很少去買。自7月份起，實行了新的推銷方法：(一)每天下午或隔一天下午，在街上擺流動書攤，吸收老百姓來買。不買的也圍攏來翻書看，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老百姓也能看到些新的書報。(二)利用休息的時候(禮拜一)到鄉下給老百姓和小學去推銷，到牙坪小學去賣的時候，一個石匠也要買兩本勞動英雄的小冊子。據八九兩個月的統計，共推銷書130多本，其中以勞動英雄小冊子通俗的秧歌劇本最多。(三)與本縣各地教育機關取得聯系，利用他們在集市上或鄉村里去推銷[37]。又如，赤水書店在圖書推銷中，除仍挑擔、背包袱下鄉和在集市上擺攤銷售書報外，尚準備與各區宣傳科長、鐵王民教館取得聯系?？h宣傳部同志及完小師生下鄉或回家時，也附帶向農村推銷，供給群眾需要的文化食糧[38]。1946年6月延屬各縣宣傳部長聯席會提出以下兩個辦法以解決書報發行到農村老百姓手中的問題：(一)利用農村貨郎擔子推銷書報，給他們各種便利條件與利益，縣完小學生放假回家時也捎帶推行。(二)在各普小、讀報識字組建立農村發行據點。此次聯席會還整頓了各縣民教館、宣傳部和邊區新華書店的關系，提出各縣民教館和宣傳部要經常給新華書店報告群眾需要什么書報，數量多少，新華書店即可按此需要發行，糾正以往下邊不報告、上邊盲目發行的缺點；帶時間性的書報最好出版與發行早一些，如農歷、對聊、秧歌等最受群眾歡迎的小冊子[39]。

黎文在《怎樣把書報送到工農兵手里》一文中就如何做好書報出版發行工作提出了對策和建議。其中寫道：在發行方面要主動的想辦法，使書報去接近工農兵。比如，各地書店門前，經常貼些群眾所喜看的畫報、唱詞等等，把通俗的書籍放在最觸目的地位，要把過去只注意推銷厚本子書籍的觀念打破。各地的書店要留意周圍鄉村的集市，把書報放到集市上去，如果推銷的人能把新的唱本高聲唱起來，那效果就會更好了。再就要與流動挑擔販賣日用品和舊唱本的商人接頭，把我們新內容的書報，給他們推銷到各小村莊去。另一方面，工廠里的指導員，區鄉干部和部隊里的政治工作者，也要兼做書報的義務推銷員，介紹給工人、農民和戰士閱讀書報，最好是集體閱讀和討論，并且還可以集體創作自己的作品。對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群眾，也要組織他們集體閱讀，把解放日報、群眾報和通俗讀物讀給他們聽，給他們講，在當天農閑時，春天變工隊集體勞作休息的時候，這是一種最好的文化娛樂，使他們接近書報，提高他們的文化，使他們有閱讀書報的習慣和興趣[40]。

六、結語

作為新中國出版發行事業的搖籃，延安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工作雖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瑕不掩瑜，由于受到當時邊區經濟、文化、教育和交通等的限制，以及國民黨頑固派的破壞，有的問題的出現也是在所難免的?？傮w而言，延安新華書店的出版發行事業蓬勃發展，不僅構筑了書報“發行網”，而且實現了書報發行“事業化”，特別是各地書店配合“文化下鄉”所開展的“書報下鄉”“擔子下鄉”極具特色，使書報發行深入群眾，走進工農兵。這些理念和做法不僅在當時具有進步性和創造性，就是在今天，對于做好各地新華書店的圖書發行和讀者服務工作，進而發展和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仍熠熠生輝，不失其現實指導意義。概言之，其歷史啟示是：只有以服務讀者為宗旨，走群眾路線，才能搞好書報的出版發行工作。

注釋：

①相關圖書如：《中國新華書店發展大系·總店卷(1937-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王鈞：《新華書店：幾代中國人的特殊記憶》，作家出版社，2017年。相關論文如：趙生明：《新中國出版發行事業的搖籃——延安時期的新華書店 》，《中國出版史研究》2017年第1期。甄東霞：《抗戰時期延安新華書店的符號傳播闡釋 》，《山西檔案》2016年第5期。馬倩：《抗戰時期延安新華書店的經營管理與歷史作用 》(西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崔波：《延安新華書店的首家分店》，《山西檔案》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