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程千帆先生著作里學到的……

胡曉明

《程千帆古詩講錄》，張伯偉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程千帆先生是我十分崇敬的前輩學者。他的書我是反復地拜讀的，我在蕪湖讀書的時候，很想去拜訪一下程先生，就給在成都的賴皋翔老師寫信，請他推薦一下。我知道程先生在成都的時候，與賴先生有交往，曾贈他《文論十箋》，并稱許賴先生的駢文寫得好。但是當時賴先生給我回信說：要去見程先生很好，但要靠自己的成績，自己用作品來推薦，而不是讓任何其他的人來推薦。賴先生把寫推薦信這個事情，看得很重。后來我把論陳寅恪詩學的一篇文章寄呈程先生，先生很快就回信，而且細心地發現了我的復印件少了一頁。這個事情讓我十分感動。

今天看來，從程先生的書里得到很多。但主要是三個很重要的東西，第一個是宋詩的重新認識。當年的古典詩歌研究界，受政治空氣的影響，是看不起宋詩的?！蹲x宋詩隨筆》列舉朱熹《觀書有感》二首，程先生在品評中說：“有人以為詩是形象思維的產物，所以只宜于寫景抒情而不宜于說理。這有幾分道理，但不能絕對化。因為理可以用形象化的手段表現岀來，從而使得它與景和情同樣富于吸引力。同時，理本身所具有的思辨性往往是引人入勝的。因此，古今詩作并不缺乏成功的哲理詩……這兩首當然是說理之作，前一首以池塘要不斷地有活水注入才能清澈，比喻思想要不斷有所發展提高才能活躍，免于停滯和僵化。后一首寫人的修養往往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階段。一旦水到渠成，自然表里澄澈，無拘無束，自由自在。這兩首詩以鮮明的形象表達自己在學習中所悟的道理，既具有啟發性，也并不缺乏詩味，所以陳衍評為‘寓物說理而不腐?！碑敃r能有這樣的批評，十分不易。其實，程先生早在1979年就發表了《韓愈以文為詩說》，明顯與形象思維的絕對觀點唱反調，這表現了他在學術思想上特立獨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程千帆先生表彰宋詩的美，還有一個重要的方法，是透過唐宋比較，看相同的題材，唐宋詩人如何有不同的表現。我最喜讀的是他的《相同的題材與不相同的主題、形象、風格——四篇桃源詩的比較研究》一文，先生下了很大的文獻功夫，但不像現代人僅僅是資料的羅列或頂多分類而已，而是心中有大問題，即宋詩究竟比前代詩增加了什么異量之美。通過陶淵明《桃花源詩》、王維的《桃源行》、韓愈的《桃園圖》和王安石的《桃園行》仔細對讀比較，不僅得出文學現象中有普遍性的一條法則，即相同題材有不同表現，原因不僅是每個詩人都有其獨特的生活經歷，更是時代風尚的不同。程先生的結論是，陶淵明的桃源是傳奇，但卻是人間的，王維的作品卻變成了真的神仙世界；韓愈的桃源開啟宋代的思想性，表現出懷疑與理性的態度，而王安石的作品則是從思想性的角度，深化了陶詩的現實批判。這里真正的大框架是唐宋比較。我們看王維無疑是唐詩的典型。浪漫高華，體現貴族氣的、唯美的人生。但是你只要讀韓愈的桃花源詩，不能不承認他更有文化內涵，更有深度。因為他顛覆了王維的虛幻的美的陶醉，直面現實人生。如果我們再看王安石的詩，特別是那樣石破天驚的發問：“天下紛紛經幾秦？”你就不能不說，宋詩確實比唐詩更有力量。程先生提出我們古典文學研究者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要讓唐詩宋詩能夠并駕齊驅。這種直面大問題的學術思想，是最值得學習的。這篇文章我經常作為范文讓每一屆的古典文學研究生閱讀。后來，我還發表了《唐宋詩比較：蘇詩的角度》長文，其中很多思路，都是學習程先生的。

第二個重要心得，程先生有一次說道：“從理論角度去研究古代文學，應當用兩條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學理論，二是研究‘古代文學的理論”。調整了一個“的”字，就開拓出一大片新的論域。同樣，錢鍾書先生也說過：古代文論既要研究古人已經明白用理論表述過的，也要探索古代文學作品中，古人不一定明白講出來的，但是含在其中的理論（大意）。幾千年來的中國文學史，那么多極聰明極有才智的創造者，在作品當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和理論，是多么重要的一座文學思想的金礦！　程先生的文章，如《讀詩舉例——在中國文學批評史師訓班上的講話》，發掘詩歌中如“形與神”“曲與直”“物與我”“同與異”“小與大”等極為豐富的藝術辯證思維，《古典詩歌描寫與結構中的一與多》，更從詩歌的描寫與結構來具體而微地論證一多關系的普遍理論美學意義，《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與不被理解》，從詩體史、接受史真正講清楚了一首詩之所以成為經典，是要經過一個蛻變的過程，在一個適當的時機里瓜熟蒂落。我的老師王元化先生，也是一貫主張以西學為參照，不以西學為標準，主張充分發掘中國傳統中固有的文學思想與理論。我非常同意這樣的觀點。反觀當今的古典文學研究界，年輕學人基本上都不關心理論與思想，醉心于文獻編纂與文獻考訂的成就，滿足于無窮無盡小的問題與小的發現，不能不說，離老一輩的智慧漸行漸遠了。

最后，程先生之所以對于文學作品有著深細獨特的理解，是跟他有真切的創作經驗分不開的。譬如《一個醉的和八個醒的》，之所以成為透視老杜心靈世界的名篇，原因正在于此?！豆旁娊襁x》中那么多理解與賞析，都飽含著先生多年寫作的心得。這本《程千帆古詩講錄》，作為代序的第一篇文章，即是先生在1942年寫的《論今日大學中文系教學之蔽》，文中尖銳直陳“多數大學中文系之教學，類皆偏重考據，此自近代學風使然，而其結果，不能無蔽”?！皫熒谑?，無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偽，字句之校箋，時代之背景諸點，涉獵古今，不能自休，……故于緊要處全無理會”。先生絕不是輕視考證，而是區分考證與辭章為二事，“研究期新異，而教學必須平正通達；考據貴實證，而詞章貴領悟。以貴實證之考據方法而從事貴領悟之詞章教學，則學者勢無法賞前文之神妙”。在另一處，程先生說：“六十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大學生時，我的老師黃季剛先生、汪辟疆先生、胡翔冬先生、胡小石先生，既是知識淵博的學者，又是擅長吟事的詩人，既能研究，又兼通創作，可以說是南京大學中文系老一輩學者遺留下來的優良傳統之一?！倍壬u的大學中文系之蔽，今日依然存在，變成一種重文獻、重歷史，而輕鑒賞、輕文學的趨勢。然而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大學中文系本碩階段所培養的人才，主要還是對中國文學具有了解的通識，對于中國文學傳統的佳勝處，具有發自內心的欣賞與體認，大部分畢業生并未從事學術研究；而不重辭章之學，不重創作經驗，中文系學生所失去的是中國文化的精妙藝術、表達方式、古典心靈與情感世界，所以茲事體大，值得認真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