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中國制造業“走出去”與轉型升級的反思

（泉州師范學院，福建 泉州 362000）

中國制造業“走出去”與轉型升級的關系，有一種觀點是認為“走出去”有助于轉型升級。因為制造業“走出去”會通過逆向技術溢出、資源配置優化、產業關聯與競爭等效應促進母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1]因此，利用“走出去”推動轉型升級，將成為我國制造業應對挑戰、化解風險的重要途徑。[2]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與蔓延，對于制造業“走出去”與轉型升級，要重新思考。

一、中國制造業在疫情下的表現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被定性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1月份到4月份，中國制造業在這次疫情的表現，以醫用防護產業為例，可分三個階段來考察。

一是極度緊缺階段。2020年1月20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鐘南山院士通報新型肺炎“有人傳人現象”；30日，WHO宣布新型肺炎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這樣，突如其來的疫情使得有關疫情防控物資處于極度緊缺的狀態。一是需求量爆發式增長。隨著疫情的蔓延，即使是偏遠農村的群眾也開始戴上口罩，相當于全民戴口罩且一日一換，井噴的強大剛需致使短期內供需缺口凸現。二是疫情發生時正處于春節期間。生產企業絕大部分工人返鄉、原料停供、物流停運等因素，臨時召回員工復工復產，乃至緊急擴大產能，客觀上要有一個時間周期而使得產能與需求間的缺口不能縮小。三是物資庫存存在有效期。無論是廠商還是醫院，在非特殊情勢時期，都不會大規模囤貨或庫存。如N95口罩、防護服等，醫院儲備數量一般以保障醫護人員使用為基礎，再考慮一定周轉周期。所以需求暴增、春節休假、庫存不足等多重因素疊加，讓口罩等防控物資出現短時極度緊缺現象。

二是復工達產階段。面對快速蔓延的疫情帶來對防疫物資的海量需求，相關部門把推動產業鏈各環節協同復工復產作為工作重點，加強不同部門、地區及企業的溝通協調，采取維護國際供應鏈、數字賦能中小企業等措施，緊急動員企業復工復產，幫助解決企業用工、原輔材料、資金等問題，憑著以大帶小、上下聯動、內外互動的思路，打通難點、堵點，推動產業鏈協同復工復產。比如在用工方面，廣東省采用“一企一策”的方式，采取生產工人互助、臨時招收留校學生、青年志愿者、返鄉過年務工人員等方式，協助企業解決用工問題。浙江等沿海地區實行“點到點”包車、包機把西南的員工送往東部沿海工廠。[3]在原輔材料方面，廣州電纜廠僅用了三天就將一條電纜生產線改造成口罩鼻梁條生產線，日產1200千米，可供1000萬個口罩使用。[3]截至2月12日，口罩企業復工率已超76%，防護服企業復工率達到77%。[4]

三是跨界轉產階段。非疫情時期，防控物資生產廠商數量穩定也有限。比如據國家藥監局統計數據，在疫情發生前，具備國標醫用防護服生產資質的企業只有41家，分布在14個省份，年產量約幾十萬件。疫情暴發后，僅武漢市醫用防護服的需求迅速攀升至每天10萬件，若算上全國的需求，供需缺口之大可想而知。醫療物資生產企業原有產能與暴增的需求比已如滄海之一粟，擴產轉產迫在眉睫。在有力的政策支持下，跨界轉產成為許多制造企業的選擇。紡織服裝企業紛紛“轉行”加入生產口罩、防護服的“大軍”；有的企業將汽車、手機生產線快速改造為口罩生產線；有的飲料、彩妝車間積極轉產，灌裝酒精、消毒液；有的食用酒精生產企業還主動轉產75%酒精、消毒液。代表性企業有：嘉麟杰、青島即發、廣汽集團、富士康、雅戈爾、工業富聯、安徽中糧集團等。[3]“比亞迪的口罩，依文的防護服”成了企業跨界轉產的寫照。

“中國制造”所沉淀的產能，一旦啟動，就迅速轉化成市場供給，供需矛盾也迅速緩解。截至2020年2月20日，84消毒液、免洗手消毒液和酒精等主要消殺產品的日產量較1月底分別提高了207%、151%和270%；[3]至2月29日，全國口罩日產量達到1.16億只，是2月1日的12倍，醫用N95口罩日產量達到166萬只；醫用防護服從日產0.87萬件躍升至超過30萬件，[5]為戰勝疫情打下堅實的基礎。乃至疫情在海外蔓延時，我國的防控物資企業生產的口罩、測溫儀、呼吸機等有力地支援了全球的抗疫。疫情下中國醫用防護物資制造業的三個階段，充分展現了“中國制造”的柔性、韌性和靈活性，這得益于中國具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制造體系以及完整制造體系孕育出的強大供應鏈。

二、疫情下對中國制造業“走出去”的反思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貿易進入一個快速增長車道的同時，企業“走出去”也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一個新的迅速發展的階段。至201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在全球已居于前三名，位列美國、日本之后。在這期間，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在規模、趨勢、場景具有這樣的特征。

一是規模上處于重要地位。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2018年，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上看，在19個行業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金額居于前五位的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額分別為507.8億、217.2億、191.1億、122.4億、56.3億美元。從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上看（表1），在19個行業中，居于前五位的是：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制造業，金額分別為 6754.6億、2326.9億、2179.0億、1935.7億、1823.1億美元。兩個指標，制造業"走出去"都居于前列。

表1 2018年分行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億美元）

二是趨勢上穩步上升。同樣的，從歷年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看（表2），201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年，之后制造業“走出去”的金額逐年攀升，2016、2017年出現“井噴”態勢，雖然2018年下降了104億美元，但總體趨勢是上升的。從行業上的流量比較看（表3），2010年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金額在19個行業里居于第六位，到了2018年，上升到第三位。

表2 2013-2018年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億美元）

表3 2010年和201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六名比較（金額：億美元）

三是場景上趨于多元。1.投資目的地多元。根據商務部網站，2019年全年中國在全球167個國家或地區有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2.行業多元。經過多年探索，中國制造業“走出去”的領域已經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服裝進入資金技術密集型的裝備制造等行業。3.價值鏈多元。1999年，中國制造業“走出去”的主要是加工制造業，但是到了2016年，商務部、科技部等七部門頒布《關于加強國際合作提高我國產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指導意見》，提出結合我國優勢產業的海外投資布局，推動產業合作由加工制造環節為主向合作研發、品牌培育等高端環節延伸，打造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全球供應鏈和價值鏈。

可見，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已不再呈低端、零星、單刀式的初級形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與沿線國家簽署的以經貿合作區為載體的產能合作協議正在使得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呈鏈條式、集群式的綜合形態。但是，疫情的暴發給中國制造業“走出去”以及“走出去”與轉型升級之間的關系提出新的思考命題。

反思之一，依分析資本流動效應的麥克道格爾-肯普模型，資本流動中，流出國盡管國內資本利率和GNP會增加，但是會減少就業機會。這實際上是產業空心化問題。楊麗麗、盛斌的研究表明，以上海、廣東為代表的部分東部?。ㄊ校┲圃鞓IOFDI強度先后越過效率、競爭力和規模效應的門檻，面臨著產業“空心化”潛在風險。[1]而謝光亞、張佳穎的研究更明確：我國OFDI確實對國內制造業投資存在“挖空”效應，OFDI在向海外轉移的過程中并沒有對國內制造業產業起到刺激投資的作用，反而表現為對國內制造業投資的“擠出”效應。[6]這次疫情，進一步給中國發出了一個警示：制造業如果持續“走出去”，甚至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整條鏈都“走出去”，那遇到類似新冠疫情的公共衛生事件時是極為被動的，極度緊缺狀態將延續更長時期，代價也將更高昂。

反思之二，中國制造業“走出去”的原因有：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復存在，資源要素價格在上升，國內產能過剩，希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那么，“走出去”能否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楊麗麗、盛斌的研究表明，隨著制造業OFDI由低體制進入高體制，其效率提升作用趨于弱化，對出口競爭力和產業規模的正向作用轉為負向影響。[1]進一步說，OFDI的投資規模和投資效率與國內的產業轉型升級節奏不能有效銜接，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青黃不接”。[6]這次疫情，中國制造業在復工復產應戰疫情中暴露出產業鏈、供應鏈的不足印證了這個論點。一是產業鏈上的協同性不足。在復工復產的過程中，上下游產業鏈不協調、不同步，出現“復工不復產、復產不續產、續產不高產”一系列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體復工復產的效果。[7]二是供應鏈上的匹配度不足。這主要體現為央企、大型企業帶動中小微企業的“火車頭”作用有些不足，而中小微企業為央企、龍頭企業的助力也不夠明顯。究其原因在于龍頭企業由于缺乏技術核心競爭力而不能獨立構建自己的供應鏈，龍頭企業和中小微企業都成為國外跨國公司的供應商。三是價值鏈上的創新力不足。由于研發力度和韌勁不夠，我國制造業許多關鍵的核心技術仍受制于外國跨國公司。疫情中體現最為明顯的是呼吸機產業。當疫情在國外爆發，呼吸機需求劇增時，由于音圈電機、芯片和壓力傳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供應商均在歐美，國內幾乎替代不了，制約了中國呼吸機制造企業產能的快速提高，只能謹慎接單。這說明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還遠遠沒有成功，制造業轉型升級與“走出去”并沒有并駕齊驅。

三、疫情后對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和轉型升級關系的思考

疫情之后，應重新思考中國制造業“走出去”和轉型升級的關系。

第一，必須牢固中國制造業的地位。首先，制造業是社會生存和發展之本。制造業不僅是生產物質產品的產業，而且制造業產業鏈條長，可以衍生出多個新興部門或產業，對國民經濟有強大的投資乘數和拉動作用。其次，制造業是技術創新之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制造業內各種形式的技術創新風起云涌，特別在新一代互聯網、人工智能的滲透下，要實現制造業服務化、服務業制造化，以及實現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都須以制造業作為試驗與實踐的空間場所。再次，制造業是就業之基，社會穩定之源。當前，穩就業在新提出的“六穩”任務中居于首位。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9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數分別為1.9億、2.1億、3.7億，第一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偏大，未來須往第三產業轉移，第二產業需要依靠自身的發展或轉型升級保住就業量。制造業如果出現衰退或停滯，則不僅“六穩”難以實現，社會穩定也會有隱憂。因此從產業與經濟安全角度，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可動搖。

第二，必須穩妥處理中國制造業“走出去”。應該看到，讓部分過剩產能“走出去”是合理的，但為了保證制造業持續穩定與防止“空心化”，必須科學控制“走出去”的節奏和結構，特別是避免某個產業鏈整體“走出去”而給我國產業安全留下隱患。較長期以來，從讓過剩產能“走出去”的思路看，我國制造業“走出去”遵循的是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依此理論，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來說有“騰籠換鳥”和貿易擴大的效應，給東道國帶來GDP增長和就業增長的效應，但“走出去”的是邊際產業，容易在東道國引發環境污染等負外部性，而且對母國的“騰籠換鳥”效應是非線性的，所以，未來制造業“走出去”應該提升到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來指導的層次。壟斷優勢理論鼓勵制造企業必須先有核心技術等知識產權，在產業鏈位置上具備一定控制力再“走出去”。當前國際市場的競爭已演化為由擁有知識產權的企業作為鏈主而構建的不同生態價值鏈上的競爭，沒有知識產權的企業即使“走出去”也只能以依附的弱勢角色嵌入某個跨國公司主導的價值鏈。因此用壟斷優勢理論指導中國制造業“走出去”與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才能互相契合、一脈相承而相互促進。

第三，必須堅持不懈、獨立自主地實現中國制造業的轉型升級?！白叱鋈ァ辈⒉槐厝粠磙D型升級，轉型升級仍然必須靠企業自身的研發投入。關于制造業轉型升級，多數文獻從全球價值鏈角度提出相應的對策，這些文獻更多的直指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事實上，中國制造企業有37萬家，不是每一家企業都應把功能升級和鏈條升級作為最終目標，大多數的企業仍然要從事生產制造環節，因此中國制造業更應該把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作為努力的方向和目標。首先是工藝升級。20世紀90年代開始，信息技術在制造業的滲透后，不斷誕生一些新型的制造方式，如精益生產、柔性制造等。當前數字經濟和智能經濟方興未艾，也在以各自的專長向制造業滲透融合，使生產和制造在柔性化、虛擬化、數字化、智能化等特征上不斷往深度和精度遞進。中國制造型企業完全可以繼續探索制造方式的轉型升級，比如大企業專注于提升系統集成能力，中小微企業專注于走“專精特新”的道路，實現工藝的升級也實現整個產業鏈供應鏈的協同與匹配。其次是產品升級。產品與制造企業的關系如皮與毛的關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產品競爭力是企業競爭力的基石，制造企業應該在產品質量、性能、功能、樣式等方面不斷升級，實現質量牢靠、性能卓越、功能強大、樣式新穎的狀態，在核心零部件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不斷深化。為此，制造企業必須專注于基于產品升級的價值鏈上的創新，結合數字經濟，強化核心共性技術研發力度，克服創新越來越具尖端性、復雜性與風險性等特征，努力推動產品創新迭代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