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漢語散文中手藝人形象的描寫類型與意義

葉靜俠 王 敏

【內容提要】 西部漢語散文憑借其獨樹一幟的精神價值和審美文化在中國當代文壇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和眾多文學思潮的影響，西部漢語作家積極走進民間，挖掘民間智慧，書寫了優秀的民間文化，進而積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西部漢語散文的書寫對象之一，西部手藝人憑借其意蘊深厚的形象特征而活躍在西部漢語作家的筆下。本文大量查閱了以手藝人為描寫對象的西部漢語散文作品，對其進行歸納和整理;同時，本文試圖運用人物形象塑造理論與散文創作理論對西部漢語散文中手藝人形象的描寫類型與意義進行分析與闡釋。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工業化”浪潮、“尋根文學”思潮以及“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影響下，眾多西部漢語作家主動順應時代潮流，積極挖掘能夠表現和反映西部精神文化意蘊和審美風格的象征事物，以此來反映西部社會里的民間智慧和精神力量，進而豐富和發展人們的精神品格。與此同時，西部漢語作家敏銳地觀察到西部手藝人形象特征中的“西部”烙印可以作為西部精神的象征符號之一，并能夠以自身的發展特點反映西部社會的整體情況。因此，眾多西部漢語作家創作出大量以手藝人形象為書寫對象的散文作品。

在西部漢語散文中，手藝人形象具有重要意義與作用。一方面，作為線索作用，西部手藝人形象的形成過程積極推動了西部漢語散文敘事的發展；另一方面，西部手藝人憑借其自身的形象特征，表現了西部民間社會特有的審美特征、精神價值，等等。那么，在西部漢語散文中，手藝人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呢？本文認為在西部手藝人形象的塑造上，西部漢語作家運用了各種各樣的塑造方法，集中反映為對西部手藝人的語言描寫、動作描寫以及服飾描寫，下文將具體分析這三種塑造方法及其意義。

一、詼諧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寫

語言美歷來是散文寫作的重要特征，古往今來的文學大家都對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闡釋，如唐代的劉知己認為散文語言應該“言語近真”[1]，再如冰心散文因語言的蘊藉美而著稱，等等。而西部漢語散文中的代表作品大都有鮮明的方言特征，體現了西部的方言美。更值得指出的是，西部漢語散文在進行手藝人形象塑造時也采用了大量的西北民間方言，以期突顯西部手藝人形象的民間性和獨特性。正如胡適先生所言：“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于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2]。顯然，西部漢語散文創作也深諳此道。它通過運用西部方言生動逼真地表現出西部地區手藝人獨具特色的民間文化和生活方式，塑造出個性鮮明的手藝人形象，進而反映了生活在西部大地上的手藝人群體身上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背后的風土人情。

（一）突出手藝人個性的西部方言描寫

西部漢語散文中的方言類型多而繁雜，具有較強的表現力，對西部手藝人形象、西部鄉土氣息和風俗民情等方面具有較強的表現功能。從我國方言分布而言，西部地區人民群眾所使用的語言屬于我國七大方言分區中的北方方言，其中包括漢藏語系和阿爾泰語系等兩種語系，各語系體現了不同的思維模式，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性格特征。西部漢語作家正是抓住了西部方言的特點，從語言描寫出發塑造了個性鮮明的西部手藝人形象。

一方面，西部漢語散文中的漢語音譯借詞生動形象地表現出西部手藝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現狀，從而突出了他們的個性特點。就西部漢語散文中的漢語音譯借詞而言，主要囊括西部人民的生產工具、日常用品、人物姓名及稱謂、日常用語等方面，具體表現為：第一，生產工具類，如坎土曼；第二，日常用品類，如恰衣耐克（茶壺）、阿不吐瓦壺（洗手壺）；第三，人物姓名及稱謂，如艾山江、尼加提阿卡、巴郎子（小伙子）、窮吾斯達（高級師傅）；第四，日常用語，如亞克西（好）、亞克西木思子（你好嗎）等。

比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銅作坊》一文中，作家張瑛大量使用了音譯借詞來塑造手藝人尼加提的人物形象。首先，作家張瑛多次使用恰衣耐克、阿不吐瓦壺等音譯借詞來代指茶壺或洗手壺等工藝品。這些音譯借詞不僅使散文產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而且還極力突顯了散文記述生活流信息的真實性等特征，進而增強了手藝人尼加提身份的真實性。其次，在文中，主人公尼加提使用漢語與作家進行交談時，張瑛注意到尼加提在交談中多次穿插使用熱斯（是的）、恰達克要克（沒錯）、阿不吐瓦壺（洗手壺）等音譯借詞，表明尼加提的說話方式是“漢語+維吾爾語”的表述模式，也以此真實地體現了人物語言符合社會現實生活的創作原則。此外，在文中，作家張瑛并未提及尼加提的學歷及如何學會了漢語，但文中尼加提主動使用國家通用語言與作家進行交談的行為，不僅表明他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不斷發展進步的社會，還表現出他因知“我”不懂維吾爾語，所以盡量選擇用漢語與“我”交談的一種善解人意，通過這樣的描寫，作家表現出尼加提身上開放進取、與人為善的性格特征。第三，作家通過記述與尼加提的對話表現出尼加提幽默風趣、與時俱進的性格特點。如在文中，尼加提把阿不吐瓦壺（意為洗手壺）的底子漏了中的“漏了”說成“路了”；再有，作家在文中記述道，尼加提不僅打算將傳統手工與機械相結合，還要將其手藝都傳給“巴郎子”（他的徒弟）。在這段描寫中，“路了”這兩字表明尼加提的漢語水平有待提高，但這些偶爾的發音“失誤”恰恰揭示出尼加提性格中幽默風趣的一面；而引進機械與傳手藝給巴郎子等行為則表明尼加提重視手藝創新發展和傳承的文化心理。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作家張瑛在塑造尼加提的形象特征時，善于抓住尼加提語言中最為突出的方言特點進行多方面的對話描寫，從而達到突顯尼加提幽默風趣、與時俱進、善解人意的性格特征的寫作目的。與此同時，以上關于尼加提語言中的方言描寫，不僅符合尼加提作為新疆鄉村手藝人的身份特征和地域特征，也是作家熟悉新疆方言并對尼加提的生活進行細致觀察的具體表現之一。

另一方面，西部漢語作家通過饒有風趣、鄙俚淺陋的方言，塑造出手藝人為人真誠、快人快語、質樸實在的性格特征。如在《一代匠人》一文中，作家張景祥寫道“村里人都說皮匠是一個很日能的人”[3]，以及當皮匠被眾人問及為何不傳手藝給八個兒子時，皮匠表達道“該撂的東西就要撂掉，留下也是騸馬的垂子——閑的”[4]。在這篇散文中，“日能”是有本事、有本領的意思，作者用“日能”二字，形象傳神地概括出皮匠高超的手藝本領；而“該撂的東西就要撂掉，留下也是騸馬的垂子——閑的”的表述，則突顯了皮匠性格特征中果斷的特點。除此之外，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張景祥也通過方言俗語塑造出崔木匠的幽默風趣的性格特征。首先，作家為了表現崔木匠做棺材舍得用料且棺材結實耐用的特點，寫到崔木匠做的棺材“十六個小伙抬起來都打拐拐”[5]，從側面形容了崔木匠的高超的手藝水平。其次，作者運用方言繪聲繪色地展現出崔木匠幽默風趣、快人快語的性格特點。如老光棍因為某謎語認為崔木匠是一個“怪慫”，崔木匠反駁說“老光棍是干稔子羼油，怪到家了，我說的謎語是拉大鋸，他拐到日勾家彎里去了”[6]。作家通過對崔木匠話語的記述，加深了對崔木匠快人快語、幽默風趣性格的描述。第三，村里人雖然稱贊崔木匠的手藝，“也損他，說他是個摳慫”[7]，以及“崔木匠的確摳得很”[8]。作家通過一個“摳”字傳神地描寫出崔木匠小氣、不大方的性格特點。而崔木匠“摳”的背后是他要承擔一家老小的開支，因此他不得不“摳”，作家也以此來體現崔木匠勇于承擔家庭責任的擔當意識。

總之，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西部漢語作家在塑造手藝人形象時，往往善于抓住他們對話中“有特色的談話”[9]，從而利用這些個性化、粗俗化的方言突顯他們形象中的民間性。同時，這些粗俗化的方言俗語也是西部漢語作家根據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綜合考慮而創作的結果。他們不僅需要考慮到手藝人身處西部鄉村社會結構中，還要注意到西部手藝人要時時地與各色各樣的買家打交道。因此，西部手藝人不太可能說出文縐縐的長篇大論。相反，這些粗俗易懂的方言更符合西部手藝人身上的社會屬性以及地域屬性，從而達到塑造西部手藝人個性化的形象特征的寫作目的。

（二）展現西部鄉土氣息的西部方言描寫

一方面，西部漢語作家在散文中通過表現西部鄉土社會中指代特定事物的方言生動反映了西部地區的鄉土生活。其中，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集中運用如“炕圍子”“坎土曼”“巴扎”等方言詞語，這些方言詞語形象地展現了方言敘述中的西部生活細節。例如在《鄉村老畫匠》一文中，作家許淇通過描寫老畫匠與陜北油“炕圍子”技藝之間的生動故事，塑造出老畫匠熱愛手藝的特征；又如，在《最后的鐵匠》一文中，作家劉亮程不僅描繪出堅守手藝、熱愛鐵匠手藝的鐵匠形象，還通過新疆方言展現出新疆鄉村的鄉土氣息，如“當農民們頂著烈日割麥時，鐵匠已轉手打制他們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10]；再如，在《小巷絕活》一文中，作家在描寫新疆民間傳統技藝時，更是多角度運用了西部地區的各類方言，比如“今天是巴扎天，我正逛在吾斯塘博依小巷里”等[11]。

其中，“炕圍子”是陜北窯洞、房屋住室里炕圍周邊的一種繪畫裝飾圖案。它不僅具有美化裝飾的作用，還是陜北人民群眾審美意識的表現?！翱餐谅笔且环N農具，普遍存在于新疆人民群眾的勞動生產中，具有較高的使用價值?！鞍驮币鉃榧?、農貿市場，遍布新疆城鄉。這些來自西部鄉土社會中的特定方言通過文中手藝人與其他人的對話，生動呈現出西部地區的鄉土生活。通過這些西部方言，不難看出這些指代西部地區特定事物的方言，是西部漢語作家對西部現實生活的一種客觀呈現，也是西部漢語作家“寫實性”創作原則的具體表現。西部漢語散文中所表現出的這種“真實性”，不僅真實生動地再現了西部鄉土社會的現實面貌，更使得西部手藝人的形象更加立體化、真實化。

另一方面，西部漢語散文中的地名和人名等方言詞語真實反映了西部地區的鄉土風貌，進而也體現出西部人民群眾對事物的認知和觀念。這類方言詞語在西部漢語散文中主要表現為“巴郎子”（小伙子）、“窮吾斯達”（高級師傅）、窩約（對小狗的愛稱）、艾山江、尼加提阿卡、庫車、喀什等方言詞語。例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銅作坊》一文中，作家張瑛不僅描寫出尼加提身上豐富獨特的性格面向，還真實生動地再現出其所經營的銅作坊的經營狀況和發展近況。比如作家張瑛在文中提到尼加提阿卡是做茶壺的窮吾斯達（高級師傅），他的茶壺通過專賣店可以賣到歐美、日本等地；又如在《工匠之鄉》一文中，作家馬麗華也多次使用西部方言來表現手藝人的言語特點。她在文中寫道，“‘窩約’，是藏語里對小狗的愛稱，取這樣的名字是為好養活”[12]；再如，在《最后的鐵匠》一文中，作家劉亮程也多次使用新疆地理名詞反映新疆真實的鄉土生活，如“在庫車，麥芒初黃，鐵匠們便打好一把把鐮刀，等待趕集的農民來買”[13]。

總之，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運用了大量的西部地理專有名詞和人物姓名的詞語，從而使西部漢語散文憑借其地域特征增強了西部手藝人身份的真實性和地域性，進而在文中營造了濃厚的西部社會的鄉土氣息。

（三）反映西部風土人情的西部方言描寫

第一，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常常借助特定的方言表現西部地區的婚事習俗。例如，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張景祥通過崔木匠做的手藝活反映出蒲秧溝紅白喜事的相關風俗。其中，作家在文中寫道“村里的張五，三十好幾了，好不容易尋下一門親事，要打一張床，崔木匠滿口答應，按時把床打好。張五手頭緊張，提著一條子大肉去見崔木匠，想結完婚再付床錢”[14]。在這段文字中，首先，“尋”和“打”是西部方言動詞。這兩個短語共同反映了蒲秧溝的婚事習俗。眾所周知，在我國傳統觀念中，一般認為定親、準備新婚家具是婚事中的重要環節，而準備新床更是此環節中的重中之重了。其次，“一條子大肉”中的“一條子”是一塊的意思，而張五試圖用“一條子大肉”來延遲付床錢的行為，在散文敘事中主要表現了他自知理虧，所以用一條子大肉來彌補崔木匠的心理。同時，作家張景祥也以此事件反映了西部地區人民群眾在社會交往中的相關地方習俗。在西部民間社會中，人們往往試圖通過贈送“禮物”的環節來表達內心的某種情感或心理活動。

第二，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還通過敘述西部地區的習俗表現，反映西部鄉土社會中的習俗文化，同時也體現了西部民間習俗文化與其他地方具有相似之處。例如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張景祥通過崔木匠做的棺材手藝活反映了西部地區的“治喪”習俗，從而體現了西部民間喪事的相關習俗文化。比如，作家張景祥在文中寫道“崔木匠做的棺材，一般都是十公分的板材。孝子再有要求，他還會上十五公分的板材。這樣的板材做出的棺材，十六個小伙抬起來都打拐拐”[15]。棺材是我國喪事習俗文化中最為重要的象征物件之一，它不僅是親人對逝者尊重、想念的象征物，也是逝者身份尊榮的代表；而“十六個小伙抬起來都打拐拐”一方面表現了崔木匠做的棺材用料舍得、質量過硬，還表現出孝子對逝者的尊重和想念。

最后，在西部漢語散文創作中，作家還通過特定的俗語表現出西部特定地區的地方習俗。比如在《氈匠》一文中，作家羊羽講述了家鄉氈匠的故事，其中特別提到了家鄉人們對氈匠這份職業的推崇和熱愛，甚至村里還出現了關于氈匠的俗語“娃娃還沒生，準備個羊毛弓”[16]。在某種程度上，這句俗語說明了西部特定地區的民間對搟氈手藝的推崇，同時，也反映出當地人在擇業傾向上的地方習慣。

總之，西部漢語散文對西部地區民間習俗的描寫，既是西部漢語作家通過文學語言表現西部形象的具體言語實踐，也是西部漢語作家塑造西部手藝人形象中“民間性”性格成因的重要寫作策略。

二、張弛有度的行為動作描寫

行為動作描寫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是指“通過人物富有特征性和典型意義的行為動作”[17]的描述而展現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的行為動機與思想感情。在西部漢語散文中，作家們往往通過對手藝人動作行為的描寫，塑造手藝人的性格特征，突顯手藝人高超的技藝水平，并表現出手藝人對手藝活所傾注的感情。

（一）表現手藝人高超技藝水平的行為動作描寫

一方面，西部漢語作家通過手藝人做活時緊張、精彩的動作描寫表現了手藝人高超的技藝水平。如在《磨刀人》一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描寫一位游走于大街小巷的磨刀人，通過多維度的描寫塑造了他手藝精湛的形象特征。在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詳細描述了磨刀人的工作過程。只見磨刀人在接到活后，將隨身攜帶的板凳放下，倒騎于板凳上，手沾茶缸里的水并滴于刀上，便唰唰地磨起刀來。這一過程可謂是行云流水，毫不拖沓。在這段描述中，作家鮑爾吉·原野通過“倒騎”“手沾”“唰唰地磨”等動作行為，既突顯了磨刀人利索、高超的技藝，又通過這些動作詞語表現了他的手藝工具簡單的特點，僅有板凳、茶缸等工具。同時，這段對磨刀人的動作描寫也符合他作為一名流動手藝人的身份特征。

另一方面，西部漢語作家還通過對手藝人做活時輕松、悠閑的動作描寫來反面襯托手藝人精湛的技藝水平。比如在《小巷絕活》中，作家劉學杰通過對配鑰匙師傅艾山江為波音737客機配鑰匙的動作描寫，表現了他手藝的過人之處。比如他面對機長在鑰匙毀壞后焦慮萬分的情緒以及對他本人技藝的懷疑時，并不急于解釋，而是哼著喀什小曲，對鑰匙又砸又矬又磨。伴隨著他丁丁當當、比比劃劃的動作節奏，機長煙還沒抽完，他就把閃光發亮的新鑰匙給了機長。從作家劉學杰對艾山江配鑰匙動作描寫中的“哼著喀什小曲”以及“砸、矬、磨”等動作中，我們不難看出配鑰匙師傅艾山江在做活時悠閑、輕松的狀態。同時，作家通過機長對艾山江技藝水平的懷疑與機長的煙還沒抽完、新鑰匙就交給了機長形成的鮮明對比，襯托出艾山江手藝的高超。再如，在《制陶匠》一文中，作家王族通過對制陶匠為陶器上色時的動作描寫，表現出手藝人悠閑放松的精神狀態，進而結合作者對瓷器的贊美共同表現出手藝人高超的技藝水平。在文中，作家寫道，只見“有一個中年漢子坐在陶碗中間慢慢為碗上色，看他悠閑的樣子，不像是在干活，而是把玩著什么”[18]。在這段對制陶匠的動作描寫中，作家運用“慢慢”二字將制陶匠為陶碗上色時悠閑、輕松的精神狀態展現得淋漓盡致。這種反面襯托的手法極大強化了對手藝人高超技藝水平的描寫。

（二）突顯手藝人重視手藝活的心理動作描寫

在西部漢語散文中，作家通過對手藝人行為動作的細微描寫，表現了手藝人群體對手藝作品的重視態度，進而表達了手藝人們對手藝活所傾注的情感。比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銅作坊》一文中，作家張瑛寫道，年輕的銅匠“將他的杰作輕放在木柜上，輕放在一個裝入葫蘆，色澤凝重的壺邊上”[19]。其中，“輕放”兩字表現了年輕銅匠正在用一種小心翼翼的態度對待作品，同時，也表現出他對作品的重視程度以及所傾注的個人感情。

同樣的，在《皮匠》一文中，作家張景祥描述了皮匠為謀生計而四處流浪至新疆蒲秧溝，并將一家老小都帶到蒲秧溝生活的情形。其中，在皮匠初到蒲秧溝時，作家張景祥詳細描寫了皮匠看到各種皮子被蟲蝕了時的動作。只見皮匠初見皮子時，雙眼立即放出光來，像見到寶貝一般；而當他翻看一張張被蟲蝕的皮子時，忍不住地嘆息，連說可惜了。在這段描寫中，我們不難看出皮匠十分重視皮子的態度以及為被蟲蝕的皮子感到惋惜的感情。作家張景祥通過對皮匠的動作描寫而反映了皮匠的心理表現。

總之，西部漢語作家通過對手藝人的行為動作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揭開了手藝人行為動作背后的情感和意義，進而達到豐富并深化手藝人形象塑造的目的。

三、意蘊深遠的西部服飾描寫

“人物服飾作為塑造人物的一種重要手段發展起來，以顯示人物的身份、地位、修養、氣質等與個性相關的內容?！盵20]因此，服飾作為塑造人物的象征符號，常常被作家們拿來塑造人物形象、展現人物性格，等等。而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也試圖通過描寫手藝人的服飾著裝來表現西部手藝人的性格特征、心理情感的變化，等等。通過分析西部漢語散文對手藝人的服飾描寫，可以了解西部手藝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特征、身份地位，乃至人物命運。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手藝人的服飾描寫主要集中在他們的工作裝、日常便裝及重要場合的特殊服飾等這三方面，其中包括手藝人的圍裙、氈帽、裙子、棉衣、棉褲、中山裝等服飾。在研究范圍上，本文中的服飾是指廣義上的服飾，意在探究西部漢語散文中的服飾描寫對手藝人形象塑造的作用與意義。

（一）突顯西部手藝人外貌的服飾描寫

服飾描寫作為塑造文學作品中人物外貌的文學創作手法，可以“彰顯個性化的外貌”[21]，可見通過分析西部漢語散文對手藝人的服飾描寫，可以反映西部手藝人的外貌特征。例如，在《制陶匠》一文中，作家王族主要描寫了制陶匠一家的工作生活，其中，作家尤其關注到制陶者的女兒。當作家看到“他的女兒正在翻著曬在院子里的陶碗，鮮艷的艾德萊斯裙子顯得格外悅目”[22]，并得知這位少女的工作十分辛苦后，不禁發出“可千萬別讓這個少女老是彎著腰干活，她身上的美應該得到更多的展示機會才對”[23]。由此，我們不難看出，作家通過描寫制陶少女那“鮮艷的艾德萊斯裙子”，為廣大讀者描繪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制陶少女穿著傳統服飾在工作時的具體情景，也為廣大讀者對制陶少女的樣貌留下了想象空間。與此同時，作家試圖通過少女身上的“艾德萊斯裙”的民間傳統服飾來指明新疆民間的服飾習俗，從而展現出新疆手藝人形象中的民間性。

無獨有偶，在《樂器村，小刀縣》一文中，作家朱又可走進喀什地區疏勒縣，記錄了名為“樂器村，小刀縣”這個地方傳統樂器制作的相關情況。作家朱又可描寫這里樂器制作工藝學習傳承的模式是“鄉政府組織+民間藝人教授”組合的形式，學徒多是青少年為主。此外，作家朱又可在文中生動刻畫了一位學習樂器制作的學徒。他是一位只有八歲的小巴郎，他的“褲帶吊著，褲子拉鏈也沒有扣好”[24]，但他打起手鼓來卻有一種“兇狠的激情”[25]。在作家對小巴郎的服飾描寫中，他的著裝狀態生動細膩地展現出學徒穿衣不整潔、隨意的著裝習慣，但這種著裝習慣又與他打鼓時的激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而突顯學徒小巴郎打手鼓時神采奕奕的精神氣質。此外，文中對小巴郎著裝習慣的描寫，不僅符合新疆鄉村小巴郎的身份特點，還反映出這位小巴郎的身份與所處的現實生活邏輯相符合的創作原則。

（二）烘托西部手藝人心理的服飾描寫

“服飾體現著非語言的語言符號象征功能?！盵26]它作為一種特定符號能夠反映出“人們的審美追求、心理特點等這類內部特征”[27]。而西部漢語作家在塑造手藝人形象時也表現出了這一傾向：西部漢語作家們往往通過描寫手藝人的服飾來表達他們在特定環境下的心理變化和情感態度。例如，在《鄉村老畫匠》一文中，作家許淇塑造了一位熱愛手藝的匠人形象。其中，作家許淇在文中共對老畫匠的服飾進行了三次描寫，分別表現出老畫匠在三種不同環境下的情感態度。作家許淇第一次通過描寫“老畫匠那涂滿顏料油漆的破衣，已經梆梆硬”[28]，點明了老畫匠的職業，刻畫出一位身處逆境、生活窘迫的畫匠形象；第二次的服飾描寫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村中楊小二和眾人一起敲鑼打鼓請老畫匠為自己的新房子粉刷，“老畫匠一聽，十分興奮，忙換上新置的紅絨衣、藍襖褲、堂堂皇皇跨進新屋，只費兩個小時，就將四壁刷得又齊嶄，又亮堂，并且堊粉點滴不沾身”[29]。這里的“紅、藍”民間配色細膩地傳達出老畫匠內心的喜悅之情，也將老畫匠在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那段無活可干的慘況后能夠重拾手藝這種興奮的情感表現得惟妙惟肖；第三次是老畫匠的兒子從美術學院油畫系畢業之際回家采風時見到老畫匠時的服飾描寫：“兒子見爹扎一塊羊肚巾，藍套袖白圍裙還來不及脫下，新配的一幅黑框老花鏡架在鼻梁上，頭發全白了，臉色卻紅潤多了，腰背挺直了些，比前更強壯了?！盵30]這段服飾描寫是作家通過學成歸來的兒子的雙眼觀察得到的，其中的“羊肚巾”“藍袖套白圍裙”既表現了老畫匠穿著干凈、得體的形貌特征，還體現出他在加入合作社后依靠手藝過上幸福生活的精神滿足感。此外，“羊肚巾”“藍袖套白圍裙”等服飾，作為陜北民間的傳統服飾，無疑也突顯了老畫匠外貌形象中的一種民間性。

此外，在《銀匠》中，作家鮑爾吉·原野通過多次對銀匠云登扎布的服飾進行描寫，生動逼真地刻畫了一位慈眉善目、待客周到、生活簡樸、重視榮譽的老者形象。作家初見銀匠云登扎布時，只見一位七十多歲的老漢，穿著一件“厚厚的毛嗶嘰中山服”[31]，一看就是為了迎接貴客而專門穿上的。接著，眾人在銀匠家吃飯時，作家鮑爾吉·原野寫道，銀匠云登扎布因天氣太熱而脫掉中山服露出他身上那件“帶許多小窟窿眼的白背心，上印紅字：海日蘇灌渠大會戰——1972”[32]。最后，當銀匠拿出某商人曾經給他的一個盤子和證書，又通過作家意外得知自己制作的銀馬鞍被阿布扎比的穆法塔酋長收藏，并且將在酋長死后，要捐給世界教科文組織后，作家鮑爾吉·原野寫到銀匠云登扎布“嗖地下炕”[33]，并重新穿上那件“厚厚的毛嗶嘰禮服”[34]。文中第一次對銀匠服飾的描寫，不僅塑造出一位重視禮節的老者形象，還表現出一位生活貧困，在重要場合沒有可穿的合適衣服的手藝人形象；文中第二次對銀匠云登扎布的服飾描寫則表明銀匠生活簡樸的品質；文中對銀匠云登扎布為了拍照再次穿上不適合夏天的中山服的服飾描寫，不僅表明銀匠對榮譽的重視之情，還表明銀匠因自己的銀馬鞍獲獎而產生興奮與自豪之情。

總之，在西部漢語散文中，西部漢語作家對西部手藝人服飾的描寫，既是西部漢語作家文學創作中“非虛構性”的表現，也是西部漢語作家深入了解觀察西部手藝人生活的結果。

（三）反映西部手藝人現實境遇的服飾描寫

服飾具有意象象征功能，是中國傳統文學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服飾能夠反映出“人物的職業、身份、地位等等，還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社會文化狀況”[35]。在某種程度上，西部手藝人的穿著打扮是其身份特點、現實境遇的表現。而西部漢語作家在塑造手藝人形象特征時，大多注意到西部手藝人的穿著打扮，并以此揭示手藝人窮困窘迫的現實境遇。

首先，從服飾顏色上看，西部手藝人的服飾大多是黑、白的顏色。比如在《鐵匠》一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筆下的鐵匠穿著白帆布且帶有眾多星星般窟窿的圍裙；同樣的，在《皮匠》一文中，作家張景祥描寫了一位穿著肥大且臃腫的黑棉褲、黑棉襖的皮匠形象。從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角度來說，西部漢語散文中對手藝人服飾的描寫，反映出西部手藝人的服飾顏色單調且樣式單一的特點，表現了西部手藝人窘困的現實生活狀況。與此同時，西部漢語散文中對西部手藝人的服飾描寫，是西部漢語作家基于個人經驗以及對西部現實生活的觀察而進行的創作，可視為西部漢語作家文學創作中現實主義原則的一種表現。

其次，從衣服的破損情況來看，手藝人的服飾具有破損嚴重且使用率高的特點。比如，在《磨刀人》一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塑造了一位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他雖然“圍著臟帆布的圍裙”[36]，但干起活來卻干脆利索。又如，在《銀匠》一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塑造一位重視禮節和榮譽的老者形象，文中多次提到銀匠那帶有許多窟窿眼的白背心。再如，在《鄉村老畫匠》一文中，作家許淇充分展現了老畫匠一生與手藝活之間的點點滴滴，從而塑造熱愛手藝、不斷追求技藝創新的畫匠形象。其中也多次提到老畫匠那件涂滿顏料油漆的破衣。這些服飾描寫的片段中，磨刀人服飾中的“臟”、銀匠白背心上的“窟窿眼”以及鄉村老畫匠的“破衣”都形象逼真地再現了手藝人服飾破損嚴重的情況，也表現出手藝人對自身工作常服使用率高、不舍丟棄的情感傾向，從而表現出手藝人生活困難、經濟拮據的現實狀況以及勤儉持家的家庭美德。

最后，手藝人對服飾的態度，表現了手藝人生活簡樸的現實狀況。比如，在《銀老師》一文中，作家鮑爾吉·原野描寫的銀老師是一位木匠。在他為眾賓客演唱期間，他曾透露他的新上衣和新褲子不能同時穿的穿衣原則。究其原因，是因為小時候生活苦，現在新衣一起穿在身上，仍然會覺得難受。通過銀老師的新衣穿戴原則，折射出銀老師小時候家庭困苦的生活經歷，現在依舊保持著儉約的生活態度，也表現出他生活簡樸的品質。

總之，西部漢語散文對手藝人服飾的描寫，既是西部漢語作家立足現實，真實客觀地再現手藝人形象的文本實踐結果，也是作家以手藝人外在的服飾描寫揭示手藝人內在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質的一種書寫策略，從而達到借助服飾共同構建手藝人性格特征的寫作目的。

結 語

在本文中，筆者對手藝人形象的描寫方法及其意義進行探究，總結歸納出西部漢語散文中手藝人形象的描寫類型與意義。主要包括詼諧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寫、張弛有度的行為動作描寫以及意蘊深遠的西部服飾描寫等三方面，完成對西部散文中手藝人形象的分析和闡釋。

首先，在詼諧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寫中，主要論述了西部方言作為手藝人形象塑造中的重要符號，對手藝人形象的塑造究竟發揮了何種具體作用。經過探究，筆者認為，其作用主要包括突出手藝人個性、展現西部的鄉土氣息，以及反映西部地區的風土人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方言中的漢語音譯借詞對塑造手藝人形象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次，在張弛有度的行為動作描寫中，主要通過論述手藝人的動作行為表明手藝人高超的技藝水平以及對其手藝作品的重視態度。最后，在意蘊深遠的西部服飾描寫中，主要闡釋了服飾在手藝人形象塑造中的重要意義，主要包括突顯手藝人樣貌、烘托手藝人心理以及表現手藝人的現實狀況等意義。

總而言之，在西部漢語散文中，眾多西部漢語作家對西部手藝人的方言、動作行為以及服飾進行了詳細描寫，從而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手藝人形象，進而反映了西部手藝人形象特征中的“民間性”以及西部社會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與此同時，西部漢語散文對這些描寫類型的運用，既是西部漢語作家基于個人經驗以及對西部民間社會細心觀察的結果，又是西部漢語作家現實主義創作原則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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