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智能時代的“老年人”

文/本刊記者 王薇

社工在一家社會福利院指導老人使用智能手機

在許多還在用著只能接打電話的“老年機”的老年人面前，老王甚至能被冠以“技術宅”的稱謂——他會用淘寶買機器配件，會用微信收付款，會用手寫文字聊微信，會用百度搜索各類新聞……

“手藝人”，是老王從事家電維修行業40余年積攢下來的“褒獎”，他熱愛鉆研新事物，并對自己樂于鉆研的精神津津樂道。但盡管如此，在日新月異的智能場景的強勢入侵背后，老王分明感覺到自己“擁抱智能時代”的信心正在被消磨殆盡……

數字生活的“局外人”

今年3月，正是疫情猖獗的時候，老王在程序復雜的健康碼申請界面“敗下陣來”，繁瑣的步驟要求與龐雜的信息輸入，不小心退出便找不到再次進入的路徑……居家隔離的女兒打來的微信視頻還在小窗口亮著，老王無奈地對女兒嘆了口氣：“要不……我以后還是隨身攜帶身份證吧……”

現實是，像老王這樣擁有互聯網學習熱情的老年人只是鳳毛麟角，而更多的老年人正在互聯網發展的迅猛速度中力不從心。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5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3月份，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60歲及以上網民群體占比為6.7%。

而今年1月初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信息顯示，截至2019年底，60周歲及以上人口25388萬人，占總人口的18.1%，經過計算不難得出，在我國，未搭上信息化快車的老年人占據著絕對普遍的比例。

疫情來臨之前，我國連年增長的網絡支付規模已有了突飛猛進的趨勢。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絡支付用戶規模達7.68億，較2018年底增長1.68億，占網民整體的85%。

而如今除卻消費端，網絡信息化覆蓋的范圍正在向各個領域蔓延，疫情催生的個人健康二維碼系統便是個很好的例證。

不可否認，我國能在較短時間內將突襲的疫情掌握在可控范圍內，健康碼功不可沒。在區域范圍內，“一碼通行”在阻斷傳染源和方便人們出行之間找到了較好的平衡點，為疫情防控提供了標準化、直觀化的管控方法。

數字化帶來的便捷立竿見影，健康碼幾乎成為疫情之下公共場所的“唯一通行證”，拒絕使用健康碼無異于拒絕進入疫情下的公共生活。

而健康碼對于任何一個熟稔智能手機操作的年輕人來講，無非是一次生活走向便捷化的親身體驗，“一部手機走天下”在我國7億的移動支付規模與9億的網民規模面前，只能算是“稀松平?！钡膱鼍?，但卻給老年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出行困難。

過去的幾個月里，關于健康碼的新聞屢見不鮮，而其中“健康碼與老年人出行”間的矛盾便占據了“半壁江山”——《老人沒有健康碼被趕下公交車》《農民工沒有健康碼進不了小區，跪求保安放行》……而新聞內容也幾乎如出一轍。

6月份，有媒體報道，沒有智能手機的老人因無法出示健康碼，半月徒步千里露宿公園。

8月8日，大連地鐵車站內，因無法出示健康碼或紙質的疫情通行證，一名老人被擋在了進站口外，其視頻一度在網上熱傳。

8月17日，哈爾濱一老人沒有手機掃健康碼，被公交司機拒載，因遲遲不下車，遭乘客譴責“為老不尊”，最后由民警將老人帶離公交車。

作為疫情防控的“利器”，健康碼的出現讓我們見證了數字變革帶給社會的意義，但積極作用之外，社會倫理困境也逐漸顯現，而以老年人為代表的“網盲”則是困境人群中的一種，財經作家吳曉波將其稱之為“科技邊緣人”。

“科技邊緣人”，顧名思義，首先是一個“邊緣群體”。在媒介語境下，“邊緣群體”是指因經濟結構、文化基礎等差異，被主流所排斥的群體。

吳曉波表示，健康碼的出現，把這種差異與不平等無限地放大開來。健康碼只用來滿足主流群體的利益，當疫情來臨之際，規則粗暴地用統一的健康碼將邊緣群體拒之門外，而全國的每座城市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規則去保護這群弱勢群體；即便有，復雜的操作和流程等同于一記“悶棍”，經常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重大偏差。

這也加劇了老年人抵觸網絡的負面心態，于是有老人自我調侃道，健康碼不但沒能使我“暢行無阻”，反而令我“寸步難行”。

“觸網”的困惑

在沒有智能手機便“寸步難行”的當下，網絡是萬物互聯的基礎，是生活與工作的基礎。但與年輕人不同，多數老年人“觸網”更為被動。

疫情之下，許多醫院為避免人群聚集，將所有的掛號業務轉為線上，這讓身體欠佳的崔大爺深受其擾，“以前我帶著病歷卡直接到窗口排隊就可以。疫情一來，要網上預約了?！?/p>

崔大爺的孫子曾教會他用微信，但崔大爺網上預約時并沒有綁定自己的醫?？?，到了醫院才發現預約的是自費號。在工作人員幫助下，他取消了之前的預約，又綁定醫?？ㄖ匦骂A約了一次，前前后后折騰了一小時有余，崔大爺想預約的專家也排滿了，只能第二天再跑一趟。

“我感覺看病比以前麻煩多了”，崔大爺感慨道。他的很多老伙伴也深有同感，有一位老伙伴自己預約好了，結果到醫院才發現看錯了預約時間，白跑一趟。

這樣的烏龍事件發生在數字時代的各個角落。無數像崔大爺這樣的老年人感慨自己被時代“拋棄”了。

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張寶義表示：“老年人長久以來習慣的現金購物、排隊掛號、在窗口購票等生活方式，疫情之前尚能維持，疫情出現后服務業窗口作用削弱，為減少接觸改為線上服務，點餐、掛號、政務……不少老年人蒙了，跟不上社會變遷的節奏，在‘數字化生活’中被‘代溝式’淘汰?！?/p>

志愿者指導老人通過智能手機進行掛號

一位老人通過直播向網友推介自家的土雞蛋

清潔工李大爺的一天，是從老年手機的整點報時開始的。每天早上8時至18時，他的老年機都會準時進行整點播報。2019年5月，他以240元的價格購得這部老年機。對于年近70歲的他來講，字號大、功能簡便、自動報時，老年機的優勢不是功能繁瑣的智能機可以替代的。

兩年前，兒子曾給李大爺購得一款智能手機，用了不到2個月，便被他擱置了。智能機功能繁瑣，每次接打電話，都要滑動界面、翻過各類軟件，“經常沒注意就點進別的地方，電話一直接不起來，著急?！?/p>

但有老年機，他也心滿意足了，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春天，健康碼開始成為大家的出行必備。李大爺突然發現，沒健康碼，不會網上預約，出行、就診、購物……都成了生活難題，沒有智能機不僅溝通不暢，而且剝奪了他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

互聯網迅猛的發展速度，正在令越來越多以李大爺為代表的社會群體失去使用智能終端的“權利”。而很多老年人即便能夠感受到數字智能時代帶來的便利，但偶爾力不從心的數字生活場景也會像一盆從天而降的“冷水”，瞬間將他們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熱情“澆滅”。

張阿姨和老伴獨自生活，雖然都用智能手機，但手機上常用的軟件并不多，也幾乎沒用過?！艾F在不用智能手機都出不了門，但拿著手機我又擔心自己點錯了什么出現問題，孩子叮囑我不要亂點，怕錢財被盜?！?/p>

謹小慎微并沒有帶給張阿姨足夠的安全感，有一次去銀行辦理業務，需要配合手機銀行APP上的操作，張阿姨眼睛不好，反應也跟不上，盡管有工作人員在一旁指導，但她還是感覺到了背后排隊人群的不耐煩，“有時候真感覺自己趕不上時代了?！?/p>

疫情為數字化升級提供了舞臺，也粗暴地剝奪了許多人晚年體面生活的尊嚴。新技術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也讓許多老年人成了“數字貧困戶”，數字鴻溝帶來的問題早已遠遠超出家庭范疇，上升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

“時代不等人，但人要等人”

在被互聯網“侵襲”的時代，相較于被動接受數字生活“洗禮”的老年人，年過六旬的李教授對待無處不在的智能生活的態度則是“主動拒絕”。

微信誕生的前幾年，李教授便將微信歸入了知識碎片化“罪魁禍首”的范疇，因此，他不但拒絕閱讀微信公眾號，他還卸載了微信，并專門寫了一封信，公開抵制微信，此事在當年曾轟動一時。

兩年后，記者在某一公眾場合碰到了李教授，并問他：“你現在還不用微信嗎？”他很驕傲地從口袋里摸出了一只幾乎已經在市面上消失多年的諾基亞鍵盤機，說：“我現在最多就用用這個東西，絕不上網，絕不使用智能手機?！?/p>

但在連紙質貨幣幾近消失的今天，主動選擇退出智能生活并非易事。

早在2018年，一條拒收老年人現金的新聞一度引發網絡熱議。67歲的謝大爺在超市買了8.8元的葡萄，排隊交款時，被收銀員告知不收現金只能用微信。交涉未果，謝大爺賭氣拿著葡萄走到門口，被保安攔下。最終，在保安協助下，謝大爺才成功用現金結賬。

謝大爺作為老年弱勢群體的典型代表，其遭遇之所以能引起熱議并非偶然。近年來，消費者在旅游景區、餐飲、零售等場所消費時被商家拒收現金的事件時有發生，部分零售點更以“找不開”“沒零錢”等理由要求消費者“掃碼支付”。

相關部門調查顯示，在受訪的2萬多個商戶中，近四成表示過去1年中曾“拒收現金”，而在受訪的3萬多名消費者中，超三成反映在過去1年內遭遇過“拒收現金”的消費場景。

2014年中國移動支付用戶規模僅2.15億，即10個人中只有不到兩個人會使用移動支付，而爆發式發展就此開始。2019年，我國移動支付規模已達到7.33億，以微信支付和支付寶支付為主要渠道的移動支付，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場景。

購物不帶錢包，手機就能“買買買”；手機下單點外賣，半小時送家門口；直播間1億人在線，只為拼手速搶好物；網約車成為日常，最遠4600公里都能去；賣房還能直播賣，方寸小屏就能獲取最新資訊……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如此大的改變，這一切不過6年而已。

大學生志愿者幫助社區老人學習使用智能手機

老人用手機淘寶掃碼參加商場活動

而以老年人為代表的“科技邊緣人”也是在這一時期集中出現的。吳曉波說，“科技邊緣人”的出現，是科技本身未到成熟形態的縮影，應當引起我們對當今人文、商業和制度關系的深刻反思。

如果智能時代帶給我們的困惑在加劇，那么反省與改善便不能缺席。不被人工智能“操控”，曾是許多科幻故事的主要題材，如今竟成為涉及社會民生的現實問題。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江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校長張國新提交了《關于縮小數字鴻溝、維護老年公民公平權利的建議》?！督ㄗh》中指出，在互聯網時代，有不少人因為不會使用網絡而產生被時代“拋棄”的負面情緒，進而發展成為焦慮、失落、沮喪等，有的甚至因此質疑自我價值。

張國新表示，受地區、地位、能力、素質等的限制，人們對人工智能的接觸范圍與掌握程度會存在明顯差異，這可能會造成甚至已經造成了新的“數字鴻溝”和機會不均，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與階層分化，部分社會群體更加邊緣化。

智能技術帶來諸如安全隱患等問題又往往主要集中在老年人身上。為此在漸漸步入老齡社會的中國，全社會都在體驗著互聯網便利之際，互聯網如何公平服務全體公民，值得思考。

而互聯網時代的諸多現實問題與其說是技術缺陷，不如說是人文關懷理念缺失導致的價值沖突。社科院研究數字化驅動勞務的研究員孫萍表示，“加強程序員的培訓和價值導向很重要。但目前國內的情況是，程序員大部分都是理工的直線性思維，很少有社會科學的這種思維，所以，他們對于公平和價值的這些問題，理念上都比較欠缺?！?/p>

而在吳曉波看來，科技本身沒有不公平，它提高的是全社會的平均效率，最終普惠大眾。而且在科技進步的過程中，誰都可以去學習，去融合，然后得到進化。而科技進步中的不公平來自于科技形態尚未成熟之下的制度和規則缺陷，這使得落在后面的人在科技發展的初級階段就徹底失去了追趕的希望。

時代不等人，但人要等人，互聯網時代友好的“規則設計”已然“呼之欲出”——老年人沒有智能手機如何坐地鐵；醫院預約、掃碼，能否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專門服務；沒有熱情學習使用智能設備與移動支付的人能否被平等對待；除子女的幫助外，面對對智能設備頗有學習熱情的老年人，能否有專業社會組織為其進行實踐教學……

身處被電子產品“裹挾”的互聯網世界，或許與我們理想中的人工智能時代還相去甚遠?，F狀之下，有關老年人的“數字鴻溝”恐怕難以在短時間內被“填平”，但讓其“淺一點，再淺一點”，是我們始終該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