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歐美舊報刊里的皇城

蔚青

最近，因為《京華心影：老地圖中的帝都北京》和《京華遺韻：版畫中的帝都北京》兩本書，我想到了一個詞——“雙圖”?！半p圖”是作者李弘以地圖和圖畫為主要素材，以歷史發展脈絡為經，以重大歷史事件、人物、器物為緯，以“行走京城”的方式，按圖索驥講述北京城前世今生的故事。

差異之下的相似

在梳理中國與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法國、英國、德國、比利時、奧地利、意大利、丹麥、挪威、俄國、美國、巴西、古巴、烏拉圭、日本等世界各國城市關系的基礎上，李弘著重將北京與兩個主要西方大國的首都巴黎、倫敦進行了很有意思的比較。她指出：“就都城的性質而言，存在兩種偉大，一種是以大清帝國北京城為代表的東方皇都，是皇家的形象工程，追求的是建立皇朝完美的城市秩序;另一種是以法國巴黎和英國倫敦為代表的西方王城，也是帝王的形象工程，傾心打造的是浪漫的都市風情?！?/p>

李弘說：“稍加留意，我們會發現法國的亨利四世與中國明朝的萬歷皇帝基本上是同時代的帝王。但是，在萬歷皇帝在乾清宮閉關鎖國、心灰意懶的20年里，亨利躊躇滿志、大干快上，他決定打開巴黎的大門，對自己的都城來個脫胎換骨的改造。于是，巴黎就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都市文化、商業文化和生活態度?！?/p>

對于倫敦，李弘則引用他人觀點指出，這座城市里發生的一切，都沒有遵循任何高傲的權威。它是自然生長與能力擴張的結果。各種思想都可以在這里找到萌生的土壤，包括踐行約法、議會政治、君主立憲、互不服輸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信仰，等等。經濟、文化、藝術領域的實驗，總是首先在這里掀起波瀾。這座城市的精神，簡而言之，就是活出自我。

1858 年《倫敦新聞畫報》“從南面看紫禁城”

北京與倫敦的相似之處，來自共同的歷史背景。它們都曾經有城墻護衛，都有久遠的開埠之日，差不多同時有了王城的血統，都留下了異國或異族的多元人文風貌，所有的外族侵略者，最后都融入了一個“國民”的概念中。而北京與倫敦的本質區別，則源于兩者各自的圈子基因：北京城“是一座圍繞著一個中心打圈的政治城市”，它的城市格局是收斂的而不是發散的;倫敦城則“始終保持著千年以商為王的本色”，代表神權的西敏寺，代表王權的白金漢宮與代表民權的國會，三個圈子各自獨立，形象生動地體現著“英國精神”。

1871 年清同治皇帝迎親儀仗隊

中外都城的這些異同，都清楚地反映在歷朝歷代相關城市的老地圖上。據考證，第一張西方人以自己親眼所見而畫出的北京地圖，是1656年荷蘭商團的約翰·紐荷夫畫的一幅紫禁城地圖：從天安門、午門、端門、太和門到乾清宮?；蛟S，這也要早于我們自己畫出的紫禁城地圖。

主軸與基礎的互動

就都城的主體建筑而言，“四合院是城市居民的基礎，皇城是帝王統治的根基。前者是質樸的、民間的、環繞皇城的;后者是帝王的主軸與核心。兩類建筑相輔相成，共同為整個京城奠定了基礎?！?/p>

據考證，縱覽歷代舊書中對元大都的描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規矩。寬闊正直的大街，依據的都是“九經九緯”文化中的規矩。大路朝天，引人走正道，把一個躁野的民族，慢慢收斂于城市的規矩之中。同時收斂的，還有他們統治下的一個文明開化、人口眾多的民族?！疤拙洚斍暗牧餍性?，那個‘互聯網絡決定了帝都的城市生態環境”。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1920年第11期曾經刊發一篇長文《北京，意想不到的城市》，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北京的帝王廟堂、游牧民族留下的朝天大道、古韻深藏的小胡同，同時配發多幅像素不高但技術前衛的彩版照片。這也表明在當時的西方人看來，皇城與四合院都是北京城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1871年，《倫敦新聞畫報》的特派記者威廉·辛普森用自己的畫筆，將17歲的同治皇帝大婚的壯觀場景展示給英倫三島的好奇讀者：既有大清門披紅掛彩修繕一新，以迎娶皇后;又有迎親隊伍里新娘乘坐的三十二抬大轎;還有臨街四合院里偷窺的市民，等等。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1860年《倫敦新聞畫報》刊發的一幅彩色銅版畫：傍晚，從京城的一個高點——景山的萬春亭，望向另一個高點——北海的白塔?；始覉@林的傍晚，也是子民百姓的傍晚，它們共同半掩在帝國的落日余暉之中，卻分別講述著自己的故事。于是，我們看到了一個完整的北京城。

從“形而上”看“形而下”

其實城市地圖本身就代表著新文明，它意味著市民的自我意識有了覺醒，在乎我是誰，我住在哪里，我的家園有什么個性。依據《明京師牌樓圖》，東四、西四牌樓的額枋中間均鑲著白色石匾，南北街兩邊刻著“大市街”，象征著現世生活;東西街兩邊刻著“履仁”“行義”，是在用仁義之道教化百姓。在東單牌樓和西單牌樓，額枋上的文字分別是“就日”“瞻云”，告知百姓要見牌樓以知曉上諭和下樂，不要錯過天上和人間的美好。京城內外牌樓牌坊上面的各種文字，有勸仁義的，有勸勤學的，有歌頌美德的，有涵虛凈土的。牌樓牌坊上的這些文字，把

“美心”“民心”“帝心”“天心”融于常靜不動的形式之中，不但在調理百姓的精神生活，也在約定皇帝的治世態度。

1920年，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發的《北京，意想不到的城市》寫道，從前門城頭向南望，朝天大路無聲呼喚著北方草原的廣袤，北京城就是一座帶有粗狂血統的城市。而西洋版畫上的北京城墻、城門、國子監、孔廟、黃寺塔、貢院、關帝廟、頤和園十七孔橋、西山多寶塔、明十三陵、蜿蜒巍峨的長城，等等，就是這種城市血統鮮明而生動的例證。

1902 年1 月28 日慈禧和光緒皇帝在紫禁城接見各國使節

外國城市注重的“天際線”與中國城市講究的“中軸線”存在著異同，從兩者的內在邏輯來看，“天際線意味著鋼筋水泥、城市的基礎設施”;而中軸線圈出來的土地，則“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領地，是一統天下建筑理念的輝煌”。不同城市的建筑風貌，顯現出不同的城市性格，在城市性格差異的背后，則是時代精神與社會意識的不同。

歷史上的圖文并茂說北京

在中外歷史中，也有不少以圖記載、以圖說事、以圖抒情的力作，他們也為今人從不同角度了解北京今夕，帶來了形象可信的例證。

在1792年來訪中國的英國使團中，有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喬治·斯當東，寫了一部詳細記載出使經過的《英使覲見乾隆紀實》;一位是威廉·亞歷山大，以其深厚的藝術修養，繪制了上百幅有關中國風土人情的水彩畫。兩者采取不同的手法，均為后人留下了當時的生動場景。另一位繪畫師巴洛，則惟妙惟肖地把斯當東對北京人的結論——

“中國人生性好動，有進取心，是一個耐苦堅強的民族”。而在法國人金涅1808年出版的《北京之旅》中，一幅表現皇帝在圓明園里娛樂的版畫，則驗證了斯當東關于中國宮廷慶祝會缺乏西方那種男女歡聚一堂愉悅氣氛的記載。

最精致美妙的作品，當數英國人托馬斯·阿倫1843年出版的《圖解中華帝國——社會建筑風俗》中124幅銅版畫：西直門、北海，京城王爺府，在家打牌的女眷，大臣家中的特技雜耍，通州府的寵物交易，城里的燈籠鋪，等等。而最有價值的地方則在于，在每幅版畫的后面都附有一、兩頁的說明，把其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

依據明代張爵《京師五城坊街巷胡同集》的附圖和其他老地圖，佐之以相關文字資料，據統計，京城、包括近郊，歷史上共建有300多座牌樓、牌坊，城內多見牌樓，城外多見牌坊。其中，涉及今日西城的就有西交民巷牌樓、司法部街牌樓、西長安街牌樓、西單牌樓、西四牌樓、帝王廟牌樓、大高玄殿牌樓、北海橋牌樓等。

通過梳理近代銀行業在中國的發展軌跡，在東交民巷商業銀行發展基礎上，1905年，大清朝廷在西交民巷巡視中城御史衙署一座小樓設立了第一家依據《試辦銀行章程》開辦的國家銀行——戶部銀行（后改名大清銀行、中國銀行、中央銀行），并吸引金城銀行、大陸銀行、中國農工銀行等二三十家銀行入駐。

在一幅1902年1月28日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紫禁城接見各國使節的圖畫中，可以看見慈禧端坐在象征皇權的龍椅上，而光緒卻只能屈居下位，面前的條案還沒有一張八仙桌大。當今許多書籍和電視劇中都描述過光緒皇帝在慈禧太后淫威下的窘況，這幅刊登在當年報紙上的圖畫，反映出的皇帝的窩囊相，比史書記載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豐富多樣源自悠久深厚

每一個朝代，每一個帝王，也包括每一個列強，都想在城市的某個街面留下自己拔不走的地標。偉大的城市，往往就是這些地標建筑的集合。

在一幅繪制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京城內外城首善全圖》上，記載了140余處寺廟宮觀（不包括皇城內的壇堂以及清真寺、禮拜堂、民間祠堂等場所）的所在，大致占全圖地名的近10%。在1920年的《北京社會普查》（即《統計年鑒》）中，收入各類宗教和祭祀建筑近千處，并在書中所附北京內外城地圖上標明其具體所在。這表明，在自明以后的京城，這些場所匯聚在一起，將統治秩序、倫理精神與世俗生活編織成一個穩定的城市結構，展示出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關于坊間流傳已久的“東富西貴”，歷史上的一些圖鑒也給予了明確指引。清末十年新政時期的《最新詳細帝京輿圖》，指出在這幅地圖上，只是標出了位于今西城區的恭王府、莊王府、禮王府、定王府、鄭王府、順成王府、郡王府、豫王府等等，形象地表明了在時人眼里的西城之“貴”。因為，這些王府的主人，不是左右晚清時局的一等人物，也是家世顯赫的貴胄爵爺。

《最新詳細帝京輿圖》標注了主要位于外城的17省360間文人試館、同鄉會館（同行會館空缺）的具體所在，有館名有胡同名有門牌號。這體現著中央對外省的集結力，反映出全國對皇權中心、富貴中心、科舉中心自然的靠攏與依賴，充實了帝都作為“信息中心”的城市功能。而在晚清這個特定的歷史節點上，這更預示著新時代的推動力已經從全國各地向北京集聚，“國會大請愿此刻正在會館里預演”。到了1908年4月3日，來自安徽、廣東、河南、江蘇、湖南、吉林、山西、浙江等省的代表團，相繼跨出會館，扛旗入城，請愿立憲。

在165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團的約翰·紐荷夫出版的《在聯合省的東印度公司出師中國大汗皇帝朝廷韃靼》中，收入了他在旅途中即景創作的“商旅版畫”，這是歐洲人第一次描繪親眼見到的中國，具有很高的真實性。通過紐荷夫的眼睛，可以看到350年前燕山腳下帝都的恢宏景象：寬闊的護城河，帶有垛口的城墻，城里的建筑高低錯落，天寧寺塔、前門、紫禁城、中軸線……

通過比較中外畫師對天壇的不同畫法，兩種異質文化對于“天人關系”、自然秩序之美，有著各自的理解：英國記者辛普森的視角高，是從上往下看;而中國人自己畫的天壇，一步一登高，是人在爬向天際。

1880年以后的20多年，版畫與照片在圖書中共同出場，有影像、有版畫，還有版畫中的影像，可以據此認為已經進入“影像版畫”的時代。

在《京華遺韻》的第六章，收有兩幅彩色銅版畫，分別從南面和北面眺望紫禁城，畫面格局恢宏，套色精致，有物有人，如歌如詩。使150年后的我們，依然要贊嘆它的鮮活如初，因為這種“鮮活而古老，本身就是魅力”。當我們學會抱著科學的態度和美學解構的目的，用新的視角考察北京城，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感悟。而就繪畫風格而言，紫禁城也從“神父版畫”“商旅版畫”“強權版畫”中走出來，有了純粹的“風景版畫”的意境。

皇帝的文化就是斗爭文化，他的第一個斗爭對象就是自己的臣子。為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彌留之際，遺旨永久罷免朝廷丞相一職;為此，明成祖朱棣縮減京城衙署辦公機構面積。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干脆以軍機處取代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內閣六部，辦公地點也搬進了紫禁城?；嗜锏膬榷?，后來集中表現在各家王府的位置、規制和更替上，以至于后人總結說，“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而形象反映這種“皇圈圈文化”特征的北京城市地圖，特別是皇城地圖，則生動地告訴我們，在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皇都的城市格局與統治階級的政治架構，就是這樣神奇地聯系在了一起。

20世紀30年代曾在北京執教的英國人約翰·布洛裴爾法，在《輝煌永駐的古城》中感慨道：“失去了老北京的世界將變得黯然失色。胡同里的老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延續著久遠的傳統文明，盡管存在著一些難以治愈的痼疾，卻是一種獨特崇高的文明，具有生生不息的旺盛活力……北京人的智慧、精致、新潮、考究、藝術修養與生活情趣，所有的這一切，在世界城市之林中永遠居于卓越超群的地位?！?/p>

北京作為帝都的發展主題，是皇朝一統的獨特，是民族融合的風格，是天下歸一的權威，是世俗與精神統一的社會架構，是域外文明的突破與東西文化的沖突，是改良與革命的博弈。城市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它從輝煌的遠古走來，邁向未知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