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清以前書院的文學教育

肖徽徽 孫立

摘 要：以中國書院發展史為背景，從文學視角關注清以前的書院和文學的互動，可發現書院和文學從書院創立之初就有密切關系。唐五代進士科考詩文直接孕育書院文學教育的萌芽，宋代語錄體的出現與科舉關系的日益密切昭示著書院文學教育因素的持續發酵，明代書院歌詩的興盛對應著書院文學教育的進一步平民化?？傮w來看，書院文學教育的發展歷程順應了傳統教育“下行”、受教育對象階層擴大、時代流行文體多樣化文學普及的潮流，緊密結合了科舉文學和俗文學兩個因素，取得了較有特色的成果。

關鍵詞：書院;文學教育;科舉;歌詩;俗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677（2020）4-0087-07? 傳統書院作為中國古代一種特殊的辦學機構，肇始于私人講學，于唐末興起，宋以后不斷發展，清代達到頂峰，具有官學、私學和官私混雜的多重身份，集藏書、教學和祭祀等功能為一體，具有良好的開放性和包容性?？陀^來講，以書院為陣地開展的文學活動及其教育實踐，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書院教育與文學傳承統系的相互關系，也直接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學教育①的生長發展。魏晉南北朝時，儒釋道的兼容合流使得儒經獨尊地位受到沖擊，進入文學自覺時期，我國教育傳統中屬于“純文學”的部分開始得到重視，教育內容多元化，審美教育如書法繪畫等也開始出現。分析書院純文學教育因素在唐宋明歷朝書院中萌芽、發展的特點和歷程，可以發現，唐時科舉制的誕生使讀書賦詩成為時代潮流，書院隨之誕生，“純文學”教育正式登上舞臺。宋明兩朝“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雖重新強調了道德教育，但書院文學教育結合著科舉文學、俗文學的流行和書院教育體系的完善而逐漸發展，順應著文學“下行”趨勢，表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

一、唐五代：進士科考詩文

與書院文學教育的萌芽

書院之名②最早見于唐代，其真正作為教育機構興起的個中緣由，一是唐中后割據戰亂，官學式微，私學教育勃興;二是部分文士受佛禪影響，選擇山林隱居施教;三是唐代科舉風向改變，進士科地位上升，重辭藻運用、偏詩賦文學，對文學教育有迫切的需要，而這并不是官學教授的主要內容。最后一點，是書院得以誕生的根本原因。唐中葉之后，進士科考試內容直接導致士人學習重點由經史記誦變成詩賦寫作，習詩賦成為了士人躋身仕林的敲門磚。學子隱居于適合養育文學才華的山林苦讀賦詩再赴試，并將自己讀書、藏書之所命名為書院、書堂和精舍等，這種個人讀書的場所在長期的接觸和切磋中，衍生出了授徒講學的教學組織形式，這種形式的初生即代表了書院文學教育的萌芽。據學者研究，唐代士人隱居讀書可以分為四種類型，“一是粗通經業，擇一閑雅安靜之處讀書自修，待業成后參加科舉考試，取得功名”;“二是學已有成，借隱居讀書而博高名，以待中央及地方長官的重用”;“三是隱居讀書的士人并不都懷有強烈的政治欲望”“四是因樹為屋，讀書自娛的士人中有一部分則視功名如糞土”③。上述這4種形式中，前兩種都逃不開“詩賦取士”的終極追求，《舊唐書·隱逸傳序》稱：“高宗天后，訪道山林，飛書巖穴，屢造幽人之宅，堅回隱士之車?！碧拼y治者對隱逸相當推崇，“大隱隱于市”“仕隱雙修”“以隱求仕”極為流行，出世之想與山林之思得以統一，“終南捷徑”對唐代士人有極強的誘惑力，隱居山川、讀書山林的隱逸之風結合著儒釋道的三教合流越發熾烈。一般認為，優美環境有利于性情陶冶，靈感激發，在山光水色中與同好的干謁交游、宴請游樂也對詩賦寫作至關重要，隱居山林、求訪名師、交游詩友是高效培養詩賦文學素養的理想途徑。

劉得人《送車濤罷舉歸山》詩曰“要路知無援，深山必遇師”④。在這種比較閑散的隱居山林氛圍中，師生關系存在偶然性和開放性，沒有固定的業從關系，某些隱居學者甚至師生友三者身份兼具，書院就讀、山水賦詩的氣氛更和諧?！短妻浴ず⒉挥觥份d段維“聞中條山書生淵藪，因往請益。眾以年長，尤未發蒙，不與授經，或曰‘以律詩百余篇，俾其諷刺。翌日，維悉能強記，諸坐異之?！雹菘梢娛谑荜P系的隨意和對詩歌的一定重視。由于這種初期教育形制剛剛萌芽，導致唐時書院文學活動的記載十分籠統模糊，多存于當年詩作之中，講述書院文人學詩習文、把酒題詩、游宴會文，如盧綸《宴趙氏昆季書院因與會文并率爾投贈》有“詩體挹余波，相歡在琢磨”“仍聞廣練被，更有遠儒過”⑥等句，每天定時定點的教學活動之余，文人墨客在書院游宴中以琢磨“詩體”相歡，論詩講文吸引“遠儒”前來參與，這種文學氣氛的自然流露，抑或可視為后世書院會講和雅集活動的濫觴。其時士子肄業山林的主要學習內容也包括詩賦寫作，李鷺《題惠山寺詩序》記載其肄業于惠山寺藏書處⑦時，除了潛讀“屈原《離騷》，莊周”外，還“著歌詩數百篇”⑧等。

與前朝相比，五代書院已有明顯的發展，如形成了一定的營收模式、經營規模和比較固定的教學組織形式，等等。其中屬南唐的書院書堂最有代表性。江西德安東佳書堂（亦稱義門書院、陳氏書堂）即是一例。東佳書堂系江州陳氏所建的書院，《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著錄《陳氏家法二十三條》如此描述這個家族的書院生活：“立書堂一所于東佳莊。弟侄子孫有賦性聰明者令修學，稽有學成者應舉?！薄傲菀凰谧≌?。訓教童蒙。每年正月擇吉日起館，至冬日解散?！雹嵝祀A《陳氏書堂記》還記載：“潯陽廬山之南有陳氏之書樓”，陳氏“以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當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東佳因勝據奇，是卜是筑，為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子弟之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雹饪梢姈|佳書堂屬于民間家族書院，其從家族的蒙學需要出發，將藏書和教學的雙重功能結合起來，有較為明確的“禮樂”“詩書”的教學內容。

南唐科舉上承唐制，出于應進士試所需，文學仍是許多書院、書堂的核心教學重點，尤其詩歌是最重要的傳授內容。由于資料闕如，書院書堂的詳細教學情況、課程設置等幾乎無從考察，但某些詩文材料仍間接體現某些書院培養文學修養的教育重心。如華林書院，來此講學者多為文學家，曾致堯詩稱“賓友盡為文苑客”，宋白詩亦云“帝時詞人多景慕，謾題詩句滿修篁”{11}，可一窺當時盛景。唐末五代世亂道喪的現實和文人坎坷漂泊的經歷使得授受雙方都追求作詩文以求才名流芳百世，證明文人自身存在價值，是除了科舉應試之外書院傳授詩文創作技藝的文學教育得以延續發展的另一重要推動力。其中，以廬山的隱讀和聚徒授學、私人講學之風最盛，“十二月，建學館于白鹿洞，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號曰“廬山國學”{12}（亦稱白鹿國庠、廬山國子監等），這是第一個依托書院而誕生的文學集團，昭示著書院制式的進一步擴大，更積極地推動了當地山林修學的風氣，詩文創作的氛圍也更為濃厚，并形成了頗有特色的廬山文學群體。廬山詩人群體主要是由布衣、隱士、僧人等組成，不同階層的師生同門形成師承關系，親密交往，頻繁酬唱，相互請益，帶來了彼此學習與切磋、交流與模仿的盛況，使得廬山師生同門群體的創作傾向呈現出較高程度的相似性，詩作在謀篇布局、主題、意象、句式等方面時見雷同和程式化。以學于廬山的詩人為例，黃損、虛中、熊皦從陳沆學詩，江為、劉洞師事陳貺，夏寶松、楊徽之復從江為學，夏寶松又再傳弟子，“廬山國學”形成了中國古代第一個具有比較穩定的師徒傳承的書院交游文學群體{13}，也是書院師門同學結成文學流派的開始。因此可以說，從唐五代書院的歷史淵源和初期特點來看，“書院文學教育”本身就是書院得以萌芽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二、宋：科舉文學、語錄體

與書院文學教育的發酵{14}

宋代是書院制度成熟、發展、繁榮的重要時期。北宋初政府無力興辦官學教育，書院得到初步恢復，暫時替代了官學的地位。慶歷興學等改革后，政府大力支持官學，書院陷入沉寂期。南宋時，理學家們為了更好宣傳理學思想，興辦書院，呼吁改革，在慶元黨禁解禁后，書院受到統治者的支持和扶植，融入官方教育體制，與官辦教育機構合流，書院規制在逐漸完善成熟的同時，其官學化傾向也日益明顯，我國傳統書院進入一個高速發展時期。

相較于前朝，此時的書院文學教育已經有了比較詳細并且正面直接的教學記載。不少宋代書院除把經學意味較為濃厚的《詩經》《楚辭》等經典詩賦作品列為教材外，還直接將詩賦等純文學題材列入日常教學內容，如黃氏家族的芝臺書院和櫻桃洞書院以教授詩賦、和詩為教學特色，又如白鹿洞書院也比較重視文章詩賦之學，陳宓《流芳橋志》記載：“新安朱侯在建橋白鹿洞之東南陬……同游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閩張紹燕、潘炳、郡人李燔、胡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即朱熹《白鹿洞賦》），特名流芳?！眥15}一些書院還設立了“以文會友”的詩歌賞鑒之所，如朱在于嘉定十年（1217年）專設會文堂，專門用于書院師生關于詩詞文賦的誦讀交流和講會開展，其重視文學的程度可見一斑。

科舉制度的成熟、士子人群的擴大和印刷術的逐漸普及，也推進了宋代書院文學教育的持續發展。宋代書院類型不一，但絕大部分皆事舉業，即便是理學家的講學式書院，在實際的教學活動中也不完全排斥科舉。書院與科舉逐漸取得相生相容的平衡狀態，這種關系既跟唐代書院的誕生一脈相承，也是宋代書院興盛的重要原因，從書院到科舉，已經成為書院學子的出仕之途和生活常態。宋代的詩賦取士，要求考詩、賦、論、策，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之?！境仍龅钤?，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用禮部故事?！眥16}這決定了書院教育必須要有一定的科舉文學即包含詩賦講授之內容。范仲淹主持應天府書院期間，“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逼淙〉玫某煽兿喈斂捎^，“其后宋人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眥17}可見應天府書院的科舉文學教育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這類科舉文學教育在宋代的書院學規、山長語錄、講義及教材等史料文獻中也體現得較為直接。如《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中便有此類內容，如：“一、早飯后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眥18}“編類文字”，即便于檢閱或用來誦習的科舉暢銷書，其文學性固不足取，然為文學創作提供了經史方面的知識儲備，也體現了對生徒文學積累的重視，并有課堂鑒賞之環節，這些都有助于生徒增強文學寫作能力，求得文理通達。

宋代書院比較典型的文學成就之一，是書院語錄體。語錄體成書最有名的當指《朱子語錄》（又名《朱子語類》），是朱熹書院講學內容記錄的分類匯編，作為宋代語錄體的典型代表，體現出了宋代理學家書院教學的本色。如朱熹論“性”：“今且以理言之，畢竟都無形影，只是這一個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后，卻做得冷、做得熱，便是性?！眥19}運用了一串淺易俚俗、貼近生活的字詞，排列組合，分析哲理，精要得當，易懂易記。清朱澤沄評價宋代語錄體道：“語類一書，晚年精要語甚多?！参脑~不能暢達者，講說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無不暢明厥旨?！眥20}可見成效斐然。錢鐘書先生認為“南宋詩人篇什往往‘以詩為道學，道學家則好以語錄、講義押韻成詩”{21}，直接把“押韻成詩”的語錄等同于理學詩文，跟清代大多數文學評論一樣，將宋代語錄體視作理學詩文文體的代表之一。作為書院制度的直接產物和對書院教學的如實記錄，語錄體直接體現了當時書院理學學者講學時點到即止、不涉玄奧、多作譬喻，語言通俗的顯著特點。從教育角度而言，來源于書院教學的語錄體使得深奧義理淺顯易懂，作為教學案例是成功的，但若從純文學角度來看，語錄體雖被當做文體的一種，但其內容多涉性理，遣詞造句沒有過多修飾，缺乏玩味賞鑒之趣，更近似于“講義”，在后人看來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文的健康發展，助長了宋代詩壇直說性理的風氣。嚴格來說，宋代語錄體原本就只是對書院教學內容的如實記錄，并非主觀上的純文學創作，卻也順應了文化下行、文體創新的時代潮流，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白話文學的生成發展，推進了宋明理學詩的創作和繁榮。

三、明：歌詩興盛和書院

文學教育的進一步平民化

明代書院在書院發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承前啟后，經歷了多次高峰期。明初書院有一段沉寂期，但在王、湛之學引領風騷，席卷學術界的思想解放運動之后，書院作為理學傳播陣地再度輝煌，遍地開花，在嘉靖隆慶年間出現前所未有的盛局。乘學術輝煌之勢，大量文人進入官場，任職書院，參與地方文化建設，以規施百姓移風易俗為己任，而且結成諸多書院學派以擴大影響。在這種平民化、社團化的新趨勢之下，用歌詩形式詮釋儒學、組織民眾學習成為明代書院文學教育的一個嶄新特點，鄧洪波稱之謂“儒學詮釋的平民化”{22}，其目的是培植百姓合乎儒家理論的價值理念和倫常民俗，其教育對象跟唐宋的士子不同，而是遍布士農工商階層的平頭百姓。

歌詩最早起源于弦歌，《論語·陽貨》記載了孔子同子游討論弦歌一事，子游擔任武城縣令時用弦歌的方式來教化民眾，孔子對此舉給予了肯定。漢代鄭玄解釋“弦歌”為：“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眥23}可見弦歌是以詩的文本為依托，既有歌詠，又有奏樂。歌詩從一開始，其教育對象就是布衣階層，明代書院的歌詩教育直接繼承了這一點，因向不懂高深理論甚至不識字的民眾普及儒學，歌詩就必須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簡單易行的形式來進行，盡量口語化，使人易記易行。同時，明代書院歌詩也是直接將宋代書院語錄體的口語化特征發揚光大，這與書院的平民化發展和理學盛行大趨勢所相適，成為研究書院文學教育因素進一步發展的又一視角。

明代書院歌詩教學理念和實踐首先從王陽明開始。究其原因，一是王陽明之學，在平定叛亂之后社會秩序重建工作中發展、興盛，能有效主導一地民風的化育;二是王陽明“六經注我”的學術熱情，可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平民書院的出現，能為其提供理想的實踐平臺。貴州龍岡書院講學期間，王陽明就有用詩歌教育民眾之端倪。正德十三年（1518）平息寇亂后，他接連發布《興舉社學牌》《社學教條》《南幘鄉約》，修復贛州濂溪書院。其中《社學教條》規定，教師要“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交兄。不但勤勞于詩道章句之間，尤在致力于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眥24}在動亂始平，且經濟落后的贛南山區，王守仁認為以歌詩為教學方法是啟蒙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環：“今教童子者，當以孝梯、忠信、義禮、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眥25}可明其化民成俗，推廣基礎教育之意。為此，他制訂了相當詳細的歌詩教學方法：“每日清晨，……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繉W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余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于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于書院……童生班次，皆如歌詩?！眥26}這種群體化、規?；?、制式化的集合歌詩教學，發其志意，按部就班，淺近易行，以致速成，開啟了大眾百姓的書院受學之路。

之后，泰州學派及其據以講學的書院，繼承了王陽明的歌詩教化觀，開拓了明代書院歌詩教學的大道。關于明代歌詩，鄧洪波先生于《儒學詮釋的平民化明代書院講學的新特點》一文中擇韓貞、顏鈞二人為例敘述，以見其歌詩概貌{27}，如顏鈞主講揚州邗江書院時，著《箴言六章》闡發《圣諭六條》，其言淺近，每條之后皆附詩二首，如《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各安生理》等，有“父母貧窮莫怨嗟，兒孫命好自成家”“勸君勤儉度年華，謹慎長情莫謊奢”{28}等句，皆為較為成熟的七言韻體，淺顯韻文，娓娓道來，內容遍及世事人情，用于教學，淺顯易懂，迎合了平民的審美口味與知識文化水平，這些對愛師敬長、忠信篤敬等儒學基本倫理觀念的詳細詮釋已具有較為濃厚的俗文學成分。從此，用歌詩詮釋儒學為當時諸多書院所用，如東林書院一系的虞山書院，程嫩生馬啟超《明代時期虞山書院的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一文中，詳細描述了虞山書院講《鄉約》儀式，其中可見其歌詩過程的高度程序化?！捌涓璺ㄊ┮早?、鼓、罄等樂器，運用平、舒、折、悠、發、揚、串、嘆、振九聲四氣之法，各詩半篇重復一句，全篇重復二句，其義精微?！逼涓柙妰热葜饕切?、禮讓、勤儉、守分等，按照程序反復歌詠，重復吟誦以求牢記，修身養性陶冶感染整個家族的人心，以求達到明顯的教化效果。并且，虞山書院在會講歌詩之余，也有較為定期的雅集創作。{29}可見，明代虞山書院的民眾歌詩和會講雅集形成了較為良好的聯動，有利于士人的文學創作，使各個階層的參與者們在交流中都增強了對文學的體認，互相滲透，互相感染。

書院歌詩的韻文，雖略嫌淺白不成篇，沒有很高的文采，也沒有絲毫對民眾進行狹義上的純文學教育的意圖，但在這種形式的唱誦活動之中，儒學孝順長輩、忠信篤敬等基本核心觀念因書院講師轉寫成押韻有規律、淺顯易懂的類似于民諺童謠的韻文，進行了成功的再詮釋，回環往復，朗朗上口，是俗文學在書院教學中的一個典型縮影和片段。這也體現出明代書院對民眾間接進行文學普及，切實推進文學受眾階層擴大的成就。明代書院的文學教育因素在這種歌詩唱誦活動之中得以穩步發展，代表著書院文學教育的一個新高峰。

四、結論

在書院這個傳統教育體系中，書院藏書養士，教師講學育人，學徒讀書修身，教師、學生、教材（書本）三者構成了完整的教育過程，書院文學教育發展特征的演變，也密切結合了授受雙方的需求變化和時代文體的流行變遷趨勢。從總體來看，唐宋明三代書院文學教育的發展歷程，順應著教育“下行”趨勢和受教育對象平民化、文學普及化的時代潮流，受到了科舉文學和俗文學兩個因素的巨大影響。

在唐宋時期，從進士科考的功利性目的出發，書院士子的科舉需求直接導致了唐五代山林賦詩結廬授詩現象的出現和宋代書院規?；?、程式化的科舉文體教學的流行。宋明理學流行后，大儒掌握了足夠的話語權，憑借書院平臺積極進行講學和結社，將書面語言口語化并進行傳播，擴大自己在民眾中的影響，書院文學教育隨之出現了明顯的俗文學因素。書院在唐以后，往往是前沿學術大師的平臺和學術傳播的陣地，教學內容逐漸增多，教學方法逐漸多樣，教學水平也逐漸提高，因此可以支撐這兩種因素的良好發展。北宋經歷了慶歷興學、熙寧興學、崇寧興學共三次興辦官學后，官學實行“三舍法”，將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這個制度的實行導致書院與官學合流，形成了“三位一體”，如潭州地區的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岳麓書院，地位由低而高，岳麓書院是潭州地區的最高學府，教學水平和質量居州學以上，它標志著真正能引領風騷的書院代表的誕生，標志著書院體制的健全和成熟。這類書院作為一地之文化中心，主導著當時學術潮流，進而影響該地之學風文風，其對文學的態度，可以決定大多數書院的風向，這也為書院文學教育因素的影響擴大提供了立足點。在這個發展形勢下，書院受教育階層也逐步擴大，書院學子身份從唐代科舉士子和隱居學人逐漸下移擴大到明代的社會底層，雅、俗傳統的混融和市民階層文藝需求的增長推進了書院文學教育的教學傳播范圍的逐步擴大，這對我國傳統文學的循序發展有不容忽視的助推之功。而唐以來科舉文學和俗文學這兩個因素在書院交織發展、演變發酵，也為清代書院文學教育的全面開花和最終繁榮，如多樣文體的寫作訓練、文學讀本和科舉教科書的編纂等，打下了良好基礎。

中國古代書院研究是一個涵蓋內容非常豐富的大學術課題，涉及到了中國傳統學術和文化社會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書院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皆有密切聯系，牽涉到了學術變遷、文風轉向等核心問題，選擇書院來研究古代文學教育是一種較為理想和綜合的視角。在現代教育學中，“教育”本身有目標要求、需求引領、問題導向等基本理論組成成分，也有破除體制障礙，推動教育功能擴展，統籌協調教育資源有序流動與合理配置，縮小公共教育差距等等實踐層面的要求。分析文學教育因素在唐宋明歷朝書院教學中生成、發酵、壯大的過程，可以更好地去把握我國傳統封建社會的傳統特色教育的特征，去初步構建一個書院和文學發展關系的背景框架，內化成研究書院教學的基礎思路之一，也可以更好地探討文學教育在書院繁盛和中國古代教育中起到的良性作用，并結合現當代教育理論，對當代科學教育決策提供一定的幫助。

① 在我國古代“文學”一詞是非常寬泛的概念，具有泛文學、泛文化的特征，對今日意義上的“純文學”則一般用“文章”“文辭”等詞指代。因此，正常來說，“文學教育”應為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本文的“文學教育”中的“文學”概念，取了具有審美傾向的狹義文學作為范圍，即包含了情感、虛構和想象等綜合因素的語言藝術行為及其作品的統稱，力求使研究更有針對性。

② 最早冠以“書院”之名的是唐代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作為官方修書之所兼帝王歡宴和侍講侍讀之處，基本不具教育性質，跟后世通常的聚徒講學的書院有明顯不同，在此不做探討。

③ 宋大川：《唐代教育體制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173頁。

④ 《全唐詩》，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0冊第144頁。

⑤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頁。

⑥ （清）席啟寓等編：《唐詩百名家全集》，民國掃葉山房石印本，1920年，第287-291頁。

⑦ 禪林大師與道家法師們往往依山林，立精舍，設講壇，對唐代的初期書院產生了誘發作用。唐代士子多讀書于山寺中，許多書院書堂直接從寺、觀因襲而成，書院升堂講說，個人讀書潛修等現象也受了佛道影響。相關論述可參見宋大川：《略怡庸代士人隱居讀書》，《史學月刊》1989年第2期，第27-32頁。

⑧ （唐）李鷺：《題惠山寺詩序》，《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3頁。

⑨ （清）陳寶箴編修，新加坡·陳國緯撰：《義門陳氏宗譜》，民國大義堂線裝本，第13頁。

⑩ 《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114頁。

{11} 《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頁;第291頁。

{12} （清）吳任臣：《十國春秋》，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7頁。

{13} 參見賈晉華：《五代廬山詩人群考論》，《鐵道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

{14} 本章關于“語錄體”的相關論述，參見李勁松：《北宋書院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

{15} （宋）陳宓：《流芳橋志》，鄭廷鵠《白鹿洞志》，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頁。

{16}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頁。

{17} （宋）司馬光：《涑水記聞》，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82頁。

{18}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336冊，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頁。

{19}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63-64頁。

{20} 錢穆：《朱子學提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223頁。

{21} 錢鐘書：《談藝錄訂補》，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45頁。

{22} 參見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78-484頁。

{23} （漢）鄭玄注：《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797頁。

{24} （明）王陽明著：《王陽明全集》（3），中國畫報出版社2016年版，第87頁。

{25} （明）王陽明著：《王陽明全集》（1），中國畫報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頁。

{26}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二，線裝書局2012年版，第88-89頁。

{27} 參見鄧洪波：《儒學詮釋的平民化：明代書院講學的新特點》，《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28} 相關詩作參見黃宣民點校：《顏鈞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1頁。

{29} 以上內容參見程嫩生、馬啟超：《明代時期虞山書院的文學教育與文學創作》，《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責任編輯：黃潔玲）

On th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in Pre-Qing

Shuyuan Book Colleges

Xiao Huihui and Sun Li

Abstract： With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or the shuyuan book colleges in China as the background and by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re-Qing colleges and literature from a literary point of view， it can be observed that the book colleges， from their inception， had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and the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involving poetry and prose directly gave birth to the education of literature in the book colleges; the appearance of quotation style and its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estified to the continuing fermentation of elements of literary education based on the book colleges， and the rise of book-college-based songs and poems responded to the further popularisation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the book colleg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book-college-based literary education complied with the trends in which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ved downwards， the receiving end of education was expanding， the literary styles of the age were diversified and popularized and closely combined the factors of imperial-examination literature and pop literature， achieving special results.

Keywords： Book colleges， literary education，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songs and poems， pop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