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線建設”背景下的農村經濟學

范陽陽

摘要：《建設者》是作者冉淮舟基于自己參與“三線建設”工程經歷而寫出的工業題材小說。本文結合小說原型，并旁參其他有關“三線建設”的史料，通過對史料與小說的對讀，從小說的人物形象設定、情節結構的安排等方面，分析作者改寫現實的動因及方法。作者一方面顧及當時的創作規范，一方面又有現實考量，在現實與小說之間努力尋求平衡，但小說文本最終卻凸顯出作者的尷尬與窘迫。

關鍵詞：冉淮舟;《建設者》;“三線建設”;實證

河北高陽籍的當代作家冉淮舟出生于1937年，他曾在《新港》《天津文藝》擔任編輯。1980—1984年在鐵道兵文化部工作，后調至解放軍藝術學院任教。從1960年代起，相繼有散文、報告文學、小說等多種樣式的文學作品問世。因工作等原因，冉淮舟與孫犁關系較密切，曾幫助他校對文稿，另寫有研究孫犁的學術專著。因此，有論者將其歸入“荷花淀派”①，或稱其為“‘荷花淀派的弟子”②。關于其創作的研究專著，目前可見劉家鳴的《論冉淮舟的文學創作》③。

長篇小說《建設者》在1974年2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內容是圍繞煉鐵廠選址問題展開的階級斗爭，情節源自作者在建設工地的實地見聞。孫犁在1973年6月9日給他的信中曾評價該小說道：“行文流暢，語言精練，感情激動，人物鮮明。好像也有些缺點，提一些參考意見如下：一、小說主要矛盾，要具有時代和生活的典型性，它所聯系的生活幅度要廣泛，它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典型化要統一。二、你寫小說，景物描寫在行文中占的比例太大。敘述多于刻畫。三、每章應該有一個中心，有一個結構，現在的松散了一些?！雹?/p>

1969年起，冉淮舟曾用近三年的時間“在河北涉縣太行山區天津鋼鐵建設基地深入生活，和工人通吃、同住、同勞動”，⑤并利用假期在家中寫作長篇小說《建設者》。這里所說的是位于河北涉縣的天津煉鐵廠，代號“六九八五”（因該廠于1969年8月5日開始籌建），該廠的設立是“三線建設”的一個結果。1969年，毛澤東提出“三線建設要抓緊”，同時要在一線、二線地區建設“小三線”，“鐵廠地址選在位于太行山里的河北涉縣，就是按照三線戰備需要而定的?！雹弈壳瓣P于“三線建設”的回憶文章已不少見，本文擬結合小說原型，并旁參其他有關“三新建設”的史料為佐證，通過對史料與小說的對讀，探尋作者如何對自身經驗進行改寫，以符合當時的文學創作要求。

一? 選址論爭：何種性質？

“三線建設”工廠選址的總體原則是“靠山、分散、隱蔽”，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確保安全。但在實際當中，人們卻要考慮水源、自然地理條件、運輸等多方面的因素，還要與當地有關部門進行協商，所以難免會產生爭議或不同意見。摘星山煉鐵廠的選址問題是這部小說的主線，矛盾雙方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持久的較量和斗爭。那么其原型“六九八五”工程的實際情況如何呢？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兩位參與決策者的回憶文章：一是林啟予的：“去涉縣之后，領導班子就廠區選址問題展開了一場辯論，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缴吓芍鲝垖⒐S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這樣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较屡傻囊罁?，加快三線建設，方便運輸，節省建設資金，可用節省下來的錢補貼被占耕地的農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匯報。聽匯報的領導有池必清、費國柱等。最后，還是市里拍板，將鐵廠建在山上?！雹叨欠磳Ψ嚼钕仍模骸霸谠O計、廠址等問題上，我們也有分歧、有爭論，爭得面紅耳赤，但我們還是好同志，因為我們的班子是團結的?！雹鄡扇怂?，提供了如下信息：一、他們都承認在選址問題上存在爭議，且兩種方案都存在客觀的優缺點。二、雙方雖有爭議，但未上升至敵對雙方的性質。三、最終由上級部門來決定采用何種方案。

而到了小說中，爭論雙方被界定為敵我關系，而且貧下中農也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來。作者曾深入建筑工地，對決策的程序應有一定的了解，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有意的“改寫”，其原因值得探究。如所周知，在一段時期內，“敵人”是一個關鍵詞。在1949年后的不同階段，領導層從理論層面對民眾接連不斷地再劃分，通過對一部分群體的貶抑、利益剝奪來保證另一部分人的權利，在實際效果上實現了政治、經濟等各種權益的轉移，以及社會的重新分層。經由各種運動，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階級敵人的物質基礎被抽空，政治上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工人、農民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所獲得的權益，比解放之前有了明顯的改善，他們也由此確立了在當代歷史中的主體地位（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際層面）。到了“文革”階段，如何繼續保持工人、農民的主體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強調“階級斗爭長期存在”“一抓就靈”，強調身份的重要性，實質上延續了對人群進行差異化再區分的思路，使人們對現實保持警醒和緊張，以不斷確證自身的主體地位和“革命性”。

在作品中，操馬洼、臥虎坡兩種選址方案各有優缺點，正面人物宋春光（建設工程公司黨委書記和革委會主任）、趙青山（貧下中農）、趙山梅（青山寨民兵連長）等人支持臥虎坡，反面人物劉本金（建筑工程師）、劉萬堂（地主）、蘇森（指揮部計劃供應組負責人）則傾向于操馬洼，雙方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或明或暗的斗爭，最后正面人物取得了勝利。選在臥虎坡占用耕地少，但土石方的需求量大，還要解決水源問題。老海爺也承認這一方案存在不利條件，但馬上又指責反對者“被一些表面的困難嚇住了”。由正面人物主導的公司領導層確定了在臥虎坡建廠的方案，他們也預計到了會遭人反對：“恐怕我們還得跟一些人辯論一番，甚至還得進行一場激烈的斗爭?！边@種爭論的性質是什么呢？宋春光明確指出是“如何對待群眾的態度問題”。從中不難發現人物身上高度的政治敏感，首先從不同意見里分出對錯，再將其視為階級斗爭的體現。因此，當建設工程公司自行拍板決定基地的選址、設計施工組要求建在操馬洼一帶的拴馬臺時，李長海認為“這是有用意的”，宋春光則直接點明“是逼著我們在操馬洼一帶建廠”。

在小說中，主要反面人物地主劉萬堂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屢受打壓，對于在農村“奪權”已經心灰意冷、失望。另一個反面形象劉本金出身“地主兼資本家”，在解放前“參加過特務組織”，“文革”中“在公司革委會生產組做些技術工作”，同時“在基層班組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他將自己到青山寨工作視為“繼續進行破壞搗亂的好機會”，因此不斷給劉萬堂打氣，最終二人把建廠選址視為“奪權”的機會，他們通過搞爆破、貼大字報等方式屢屢進行破壞。而正面人物則對這二人充滿警惕，宋春光說：“搞工業建設也要繃緊階級斗爭這根弦兒，時刻提防階級敵人鉆空子，搞破壞?！鳖愃频目捶ㄔ谧髌分卸啻纬霈F，作者將這一正反斗爭貫穿于作品始終，并以之為小說的主線索，這一點確是符合當時的創作規范的。

在實際的“六九八五”工程當中，林啟予回憶道：“經過一番思考，我提出來要去‘6985。解學恭當時就同意了，散會以后把我留下談話，提了三條要求：……第三要全力以赴支持楊拯民的工作，不能搞左的?！雹嵴f明在當時的建設生產當中，也把“左”即一味強調階級斗爭視為阻礙。其原因在于：到了“文革”時，農村社會“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理論意義上封建地主和富農存在的物質基礎”。⑩這些“敵人”已失去了在經濟、政治各方面的掌控權，在集體活動中也失去了發言權，所以他們更多是通過偷偷摸摸的方式來破壞生產。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未能再造出有信服力的敵人，已經成為50—70年代工業文學共同的焦慮?！?1這部小說自不能例外，我們也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在現實與小說之間存在的裂縫。

而作者之所以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一直貫穿著敵我斗爭的主線索，占據了很大篇幅的情節內容，還有著更為現實的原因。作品中摘星山煉鐵廠的原型天津煉鐵廠的建設并不順暢，“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會被無窮的麻煩和矛盾纏擾，……總是邊建設邊生產，邊生產邊改造。前邊建，后邊拆，拆拆建建，建建拆拆，廠子尚未建成，一股政治潮流或一個時代卻結束了。甚至幾多潮流和幾多時代都結束了！”12該廠在1971年投入生產后，“長期不能形成綜合生產能力，產量低、消耗高、浪費大，到1983年底，12年累計生產生鐵僅360萬噸。虧損2.42億元，成為全國冶金行業和天津市的虧損大戶?！?3冉淮舟寫作此小說初稿的時間為1971年2月至1972年11月，1973年2月至5月重寫，后又在1973年8月再次修改。他自然清楚天津煉鐵廠的情況，但這些顯然是不能付諸筆端的，所以作者只能更為自覺地遵從當時的創作規范，將圍繞建廠選址的論爭上升至敵我性質。在情節安排上，作者把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斗爭過程拉長。由此，現實中存在的多方面阻礙工廠建設的原因，也就被單線條地歸因為敵人的破壞與阻撓，作者以情節的豐富、斗爭的曲折來遮掩、彌補真實情況。由此，我們也或許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將階級斗爭貫穿小說始終的現實考量。

二? 工業與農業：誰支援誰？

“三線建設”工廠的選址問題，也牽涉到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問題。工業（包括重工業、輕工業）與農業的關系，一直是建國后經濟建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明確指出：“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4從中不難看出農業支援工業的思路?！耙晃濉庇媱潓嵤┑慕Y果是“工業總產值提高了130%”，15農業則沒有達到設定的目標，因此“農業的次要地位更為強化”。161957年4月，國家計委改變了之前“全力發展重工業、忽視或輕視農業和輕工業”的做法。17在同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特別提出，是否要把重、輕、農的次序反過來，提農、輕、重”。18圍繞著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當時的中央領導層曾出現過不同意見。陳云在1962年2月26日的“西樓會議”上指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9李富春在同年7月10日寫的《就當前經濟工作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一條即為“工業支援農業”。201963年12月，他又提出：“各級計委必須克服屁股坐在工業上的毛病，要首先抓農業發展計劃和支援農業的計劃?！?1毛澤東并未完全認同上述意見，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在1963年5月向他進行匯報時，他“對計劃把基礎工業放在最后考慮，砍掉一些項目，也流露出一些不安思緒”。221964年，在聽取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匯報時，毛澤東提出：國民經濟有“兩個拳頭——農業、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要擺好。要把基礎工業適當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23

經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領導層在工業和農業偏重上所制定的方針、政策，即究竟是工業支援農業，還是農業支援工業。這既是毛澤東個人經濟思想前后發生轉變的具體體現，也說明在當時的領導層內部存有爭議和分歧。在新中國經濟政策思想史上，這兩種觀點帶有明顯的階段性色彩，更具有歷時性關系。作者自然無從知曉決策層關于工業、農業關系的討論與政策的轉變，他所看到的只是公開的文件。因此，他就自然而然地將這種歷時性的觀點演變轉化為共時性的“路線”之爭，并附加以價值判斷。在作品中，正面人物都能自覺認識到“工業支援農業”的指導方針，并以之為煉鐵廠選址的依據。宋春光說：“決不能因為搞工業，就忽視農業?！彼踔翉娬{要將“少占耕地，少毀樹木”作為紀律來遵守。在規劃用水、土石方工程等方面，正面人物也都一再強調這一點。與此相反，反面人物是“只顧工業建設”的思路，如張國志認為趙山梅等農民是“狹隘的農民的本位主義思想”，“不懂得工業基本建設的特點”。

在小說中，作者多次表現農民對建廠的支持，以此凸顯他們的覺悟。如鐵錘說：“對建設工程公司有哪些照顧不到的地方，可以提出來，俺們堅決改正?！焙髞?，響水莊全體貧下中農和社員給建設工程指揮部寫信：“我們保證盡一切力量給予支援。需要石料上山開采，需要沙子下河灘去篩……只要我們有的東西，都可以貢獻出來……”類似表態式的發言在作品中多處可見。作者曾在天津煉鐵廠的建設工地生活、勞動近三年，自然清楚建廠過程中涉及到的工業、農業關系問題，但他有意通過表現農民的思想覺悟來遮蔽掉實際當中存在的問題。作者甚至讓老海爺說出“農業支援工業”一詞，他還對宋春光說：要人、占地、要沙石，“需要什么，只要有，就會都拿出來！”宋春光慨嘆：“現在，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建設，他又掏出心來支援……”與此相對應，作者將農民對現實利益的考量作負面化處理。在小說中，只有孫發祥考慮建廠需要占耕地，擔心自己“也得受害，慘淡經營的那塊自留地也完了”。地主劉萬堂趁機勸誘他：“樹少了，青年們也就有理由當工人了。你看不見當個工人多吃香？”

由上可知，作者在對當時政策進行圖解的同時，又通過塑造有覺悟、充滿熱情和干勁的農民形象，從而過濾掉現實中存在的問題，使作品符合“工業支援農業”的方針政策。

三? 技術知識：事實或是價值？

在當代文學前三十年的工業題材小說中，掌握專業技術、主張科學規劃的人，往往充當著反面角色，這已成為一個模式化的設定，研究者對此已多有論述。在《建設者》中，我們看到的則是更為復雜的情況，其中不乏糾葛、自相抵牾處。建廠選址首先需要勘察路線，設計施工方案，這必然要運用專業的技術、知識。就工程指揮部內部而言，在宋春光和以張國志（主持設計施工小組）為主的反面人物身上，我們反倒能發現其思維方式的相似甚至是共同點。如在強調節約成本、減少投入的態度上，兩人都主張“多快好省”的原則。宋春光強調土石方工程“也要想辦法盡可能減少”，“要做到不多用一個工，不多花一分錢”。在強調按時完工這一點上，二人也持相同觀點。張國志認為“必須尋找最有利的條件”，選址在操馬洼“鮮明地體現了這樣一點”，宋春光則基于同一邏輯進行了反駁：“為什么你就不相信在臥虎坡一帶建廠能夠做到高速度呢？”作者如何賦予這相似的“事實”以截然相反的“價值”判斷，值得細究。

在對待調查研究的態度上，宋春光、張國志都強調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作者更多著墨于正面人物的調查研究，對其過程描寫得更為詳細。宋春光剛一上任，就和大家一起去實地勘察地形，對于水源問題，他強調“要很好地進行調查研究，加以解決”。在設置調查對象、內容上，他比張國志考慮得更加細致周詳，如“當地房屋建筑，土質石性，石料開采，沙子來源，磚瓦制作，水文資料，等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作品中并沒有直接表現反面人物進行調查研究的場景。因此，張國志的調查研究便成了只停留在口頭上的自我辯解、自我表白：“一個月來我們設計施工組這些人都干什么啦？光是吃飯、睡大覺了？我們這些人還不是整天都在搞調查研究？”但在正面人物看來，這不足為信。

技術知識在張國志那里具有“價值”的意義，宋春光雖也承認技術知識的不可或缺，但這只限于“事實”層面，并不能上升到“價值”層面。人的力量，才是正面人物所一再強調的重要因素。比如同樣是調查研究，為何其行為主體不同，調查得出的結論就有了對錯之分？區別在于宋春光強調“要發動廣大工人和貧下中農反復討論，認真研究”，而張國志的調查則缺少這一環節。對數據準確度、精細度的要求同樣如此，張國志強調制定方案“只能根據客觀條件”。宋春光則回應道：“里面每一項具體工程的每一個數字，都是經過切實計算的”，但同時又強調“還要把人力因素充分估計進去”。也正是由于對自己觀點、做法在“價值”層面的自信，使得正面人物可以忽略“事實”層面的不合規范。在宋春光那里，技術的精細化要求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可以變通乃至懸置的。他在給公司生產組打電話時說：“我就知道你們擔心，怕土洋結合制造出來的水泥標號低。那沒關系，標號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可以由低到高嘛！”這種不拘泥于“標準”的“實用理性”態度，顯然是主張“工具理性”的張國志等人所不能接受的。我們在作品中多處可見正面人物借助于價值判斷來“超越”“克服”事實判斷。對于反面人物提出的現實技術性問題，正面人物有時并未做正面回應，而是用另一套話語來反駁、否定。如劉本金對宋小明說選址臥虎坡需要更多的土石方時，后者默認他說的是事實，但這一事實是好是壞，兩人的看法就有了質的差別。因為在宋小明看來，發動群眾，“拿出愚公移山的徹底革命精神來，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在這里，他借用“價值”實現了對“事實”的打壓，事實判斷也由此讓位于價值判斷。

但如果做更細致的劃分，我們會發現在正面人物內部，他們對待技術知識的態度仍有差別。宋春光至少承認它在“事實”層面的價值，有的正面人物則對此持否定態度。宋春光和郝建成認真研究建廠規劃布局，郝建成拿著鉛筆“小心地指點著”標滿“各種符號、線條、圈點”的地圖。圖紙在這里成為工業建設的輔助性工具。而在另一場景中，同為正面人物的馮明理（建設工程指揮部黨委書記兼總指揮）則在心里想道：“用規范、圖紙、本本嚇唬人，叫嚷工農群眾‘不能過問設計，完全是資產階級妄圖獨霸設計領城的反動論調?！边@種對科學規劃、對數據的有意忽略、藐視和不信任，也從“事實”層面根本否認了技術知識的必要性。在宋春光明確表示施工方案要“盡可能地把土石方量減少”后，李長海師傅、趙青山大伯表示：“就是減不下來，我們也可以鼓足干勁”，“土石方工程就是多一點，也沒有什么可怕的”。這就透露出與宋春光的區別。作者或許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差異，有意識地在作品中岔開話題，并未寫宋春光在聽到這一席話后是何反應，明顯的意見分歧也就因此被淡化、乃至遮蔽掉了。在另一些正反人物交鋒的場景中，宋春光則是缺席的，工農群眾直接與反面人物張國志等人交鋒，他們對經由計算得出的土石方量數據直接予以否定。趙山梅反駁張國志道：“這是一個很難計算的題目，因為土石方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我們下定決心，不要說土方、石方，就是鐵方、鋼方，也要拿下來！”這顯然也與宋春光的觀點并不一致，但由于他不在場，這種話語裂痕也就不易被讀者所察覺。

這其實也展現出作者的尷尬與困窘：一方面既要塑造工程建設人員的正面形象，一方面又有突出工農群眾的力量，但二者在工程建設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憑借專業知識，而后者沒有專業知識的背景，既不能作出科學規劃、參與規章化管理，也不能在技術上有創新、突破，在實際生產中更多是一個執行者的角色。但是，出于確立他們主體地位的需要，又不得不將他們的意見、主張正面化，作者便以政治覺悟來給他們正名，他們在此名義下進行的生產活動、嘗試都被賦予正面意義。也因此，我們在作品中看到，他們以日常生活經驗、勞動經驗來理解工程建設的概念，將農業生產中的一些經驗、辦法挪用到工業生產和管理中，于是專業的施工過程被理解為類似于農業勞動的行為。由此更進一步，在施工過程中，農民又運用“土法”指導工人施工。當工人們為怎樣砸碎大石頭而束手無策時，李大嬸說：“熱石頭被冷水一激，就炸開了?！壁w青山提醒工人們要順著石頭上的“石線”即紋路去敲打石頭?？梢?，作者通過正面人物傳達了對技術知識在“價值”層面的否定與“超越”，但在這一過程中，又恰恰顯露出其內部的話語裂痕。

經由以上分析可見，作者在進行小說創作時，有意識地對深入生活所獲得的直接經驗進行改寫，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結構的設計等方面都顯示出明顯的主觀痕跡。作者盡力抹平現實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使作品符合當時的創作規范，但又未能完全做到圖解政治，如在主人公宋春光的塑造上，就有不合時宜之處。該作品未能引起關注，或許與此有一定關系。但反過來說，作品中又由于改寫痕跡過于明顯，所以很容易使后來者看出其中的話語裂痕，而這些恰恰體現出作者努力追趕創作規范而不得的尷尬與窘迫。

注釋：

①張學軍：《當代小說的流派及其演進》，《重慶社會科學》2009年第12期。

②王海燕：《“‘紅色作家群”：命名、命運與創作之變》，《安慶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③劉家鳴：《論冉淮舟的文學創作》，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④孫犁：《蕓齋書簡續編》，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頁。

⑤王端陽、冉淮舟編：《王林日記輯錄之一：我與孫犁四十年》，北岳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108頁。

⑥劉小榮：《1966——1976年的天津》，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0頁。

⑦⑨林啟予：《天津文革回憶（四）》，http：//blog.sina.com.cn/s/blog_13154cbab0102vyz6.html.

⑧李先元：《陪楊拯民建設天津的鋼鐵基地》，《縱橫》2002年第4期。

⑩黃宗智：《中國革命中的農村階級斗爭：從土改到文革時期的表達性現實與客觀性現實》，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23.

11李楊：《工業題材、工業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性”——〈乘風破浪〉再解讀》，《文學評論》2010年第6期。

12蔣子龍：《天鐵之“鐵”》，《經營與管理》2002年第9期。

13王稼祥：《駐涉縣的三線工廠》，《涉縣文史資料（第3輯）》，第142頁。

14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0年6月24日。

151617[美]費正清等主編：《劍橋中國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頁，第168頁，第193頁。

18薄一波：《薄一波文選（一九三七——一九九二年）》，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54—355頁。

192122陳東林：《從“吃穿用計劃”到“戰備計劃”》，《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2期。

20李富春：《李富春選集》，中國計劃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頁。

2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48頁。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黃河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970年代小說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與2016年度河南省高等學校重點科研項目“國際漢語教學優質數字教育資源建設與共享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分別為16CZW053和16A880043）

責任葺：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