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的中國作家“走出去”現象

李馨

摘要：作家出訪是1980年代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豐富的內涵和闡釋價值，但相關研究還較為薄弱。在邀請作家出訪的機構中，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為中國作家閱讀、寫作以及同海外作家交往提供了難得的機緣，不僅促進了中外文學交流，而且以多種方式影響了中國作家的創作，深度介入了1980年代的文學演變，具有重要的文學史意義。

關鍵詞：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1980年代;中國作家;出訪

中國當代文學在1980年代發生了重要變化，這既源于中國內部的改革與創制，更離不開中外文化交流重新恢復后的外部刺激。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又包括了譯介域外作品，邀請外國作家、學者講學等“引進來”的活動，和中國文學主動“走出去”的活動。其中，前者已被研究界充分關注，但“走出去”卻尚未獲得足夠重視。作家出訪是一種頗為典型和直觀的“走出去”行為，并且1980年代有不少重要的文學作品的構思、寫作、發表都與作家出訪密切相關。

作家出訪可分為正式的官方出訪與非正式的私人機構邀請，后一種情況中的公共事務較少，作家容易有更從容的心態和更密集的私下交流活動，所呈現出的作家形象更為立體、出訪細節也更為豐富，因而是作家出訪活動研究的重要內容。在眾多非正式出訪項目中，美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l Writing Program，以下簡稱IWP）尤其值得關注。從時間看，1979年到1988年間，中國作家從未在IWP缺席，而這正好覆蓋了1980年代的主要時期。從參與人員看，許多著名作家都有在IWP活動的經歷，并且留下了一定數量的作品。此外，IWP提供了深刻、完整的出訪體驗和自由、從容的寫作環境，作家在IWP中的當下記錄和后來的相關敘述組成了豐富的史料，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便利，這都使IWP成為考察1980年代中國作家出訪的重要樣本。

一? 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IWP始于1967年，由美籍華人聶華苓及其丈夫、詩人保羅·安格爾向美國愛荷華大學申辦并承擔主要工作，其目的是“遴選世界各國的優秀作家，邀請他們來到這里，提供他們一個理想的寫作環境，透過演講、討論、訪問、旅行等方式，來增進作家的文學創作，同時也藉這個機會，使不同國家的作家相互認識、了解”①。IWP為作家出訪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而作家的遴選與其運作方式有關。不難想象，IWP的活動需要一筆不小的資金（1986年時每位作家需花費約8000美元），這筆資金的來源包括了安格爾和聶華苓的四處募集、愛荷華大學與美國新聞署的支持，以及作家所在國家某些機構的支持，這一點已為研究者注意②。需要補充的是這筆資金的管理和花銷方式：大部分捐款統一由學?；饡芾?，作家領的錢也都是基金會給的支票，而不是IWP給的。③

這筆來源各異的資金支持了IWP的活動，并且難免不攜帶著資助者的意志，從而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哪些作家更容易被邀請。盡管聶華苓曾表示IWP挑選作家的唯一的標準就是作品④，但也說過大部分作家由美國國際新聞交流總署邀請（在各國叫做“美國新聞處”）：“我們推薦人選由他們同意，他們也推薦當地作家給我們，等到雙方同意后，交流總署就付所有的費用，包括生活費、書籍費，國內國外的旅費?！雹輰嶋H上，如果IWP和官方在人選上達成共同意見，則由官方負責所有費用。但是，在不能達成一致的情況下，安格爾、聶華苓夫婦需要自己募集資金并從中斡旋，來邀請美國新聞處沒有邀請而聶華苓和安格爾認為值得邀請的作家，以及與美國沒有建交的國家的作家。⑥

對中國作家的遴選和推薦正典型地體現了上述因素的影響。1979年，“因對臺政策改變，美國國務院要求‘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必須改邀兩位中國作家，臺美斷交、臺灣本已無名額，因聶華苓的緣故，仍繼續邀請臺灣作家，經費來源另外募款”⑦，此事可見于吳晟、柏楊、安格爾⑧和韓少功⑨等人的記述。在官方不認同的情況下，IWP還是可以通過另籌經費的方式邀請作家來訪，盡管其中有顯而易見的困難，卻使其活動更加豐富，并為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作家見面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聶華苓從1978年就開始爭取中國大陸作家參加IWP。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當年9月，蕭乾、畢朔望便赴美參加IWP，這是1949年以后首次有中國大陸作家受中國作協派出訪美。當年在愛荷華大學舉辦的“中國周末”是三十年來中國大陸作家和中國港、臺作家第一次公開聚集在一起，頗受國內外注意。此后，IWP同中國大陸作家的交往正式展開。單是1980年代，先后就有艾青、王蒙、丁玲、陳白塵、茹志鵑、吳祖光、王安憶、徐遲、諶容、馮驥才、張賢亮、烏熱爾圖、邵燕祥、汪曾祺、古華、白樺等作家參加IWP。而蕭軍、阿城、張潔、張抗抗、韓少功等雖未出現在正式邀請名單，但他們在美參加其他活動時，都曾順訪愛荷華并參與相關活動?？梢哉f，IWP是“新時期”中外文學交流的重鎮，是中國當代文學史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

二? 在IWP的交流、閱讀和寫作

（一）交流

世界各地的作家們到IWP后會入住“五月花”公寓，長期聚居使出訪成為一種日?；穆镁芋w驗，也使作家們的互相交往不限于正式會談，還充滿作為“鄰居”的豐富細節。公寓樓道里時常舉辦不同性質的聚會，也間或有作家話不投機甚至大打出手，不止一個作家感嘆此處像是作家聯合國。

五月花公寓的包容力使作家見面意蘊深刻而富于戲劇性。1981年，丁玲與蘇珊·桑塔格在愛荷華見面。據聶華苓回憶，桑塔格因了解丁玲的經歷而對她很感興趣，但是她們當時在一起只是吃飯、休憩兒，并不討論其他有政治意味的問題。盡管她們在鏡頭里顯得毫無隔閡，但聶華苓說：“蘇珊·桑塔格看上去自由，什么都可以談”，丁玲則“講話很政治性，意識形態色彩很重?！薄岸×嵯矚g批評，她的講話中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構的，批評是情緒化不經過思考沒有原則的，就是本能反應。比較起來，蘇珊·桑塔格作為美國知識分子是很有思想，思考也很嚴謹的?！雹饪上攵?，其樂融融的氛圍背后也有明確的不可溝通性。

中國作家在愛荷華期間也同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作家進行交流。1983年，茹志鵑、吳祖光和王安憶陸續同來自南非、加納、匈牙利、撒哈、土耳其等國的作家談話，了解了許多作家的生存狀態及其所在國的獨特問題，例如南非有色人種的不公平處境、撒哈拉女作家迫切的婦女解放要求，都讓茹志鵑感慨良多。11汪曾祺在與兩位黑人學者的談話中了解了美國黑人的無根狀況，深受觸動，感嘆“祖國、民族、文化傳統是多么重要啊”12，并為此寫了《懸空的人》一文。

同中國臺灣作家的交流是中國大陸作家在IWP獨特而重要的收獲。1980年代前半期，兩岸互通尚未開放，作家們只有在海外才有接觸的機會。但在一般的海外場合中，雙方很難深入溝通，而IWP提供了安全和放松的環境，使他們減少了懷疑和隔閡，增進了情誼：蔣勛給丁玲買了一個浴室腳墊以防她滑倒13;茹志鵑與陳映真惺惺相惜，王安憶更是將后者當作精神上重要的支持力量;諶容在跳舞時向柏楊叫陣14;張抗抗在公寓樓道改變了對臺灣女作家李昂的刻板印象15;住對門的汪曾祺和臺灣作家蔣勛相互交換書籍、字畫、食物，蔣勛還請汪曾祺為自己的小說寫序，后者在家信中說這個序不好寫，“但不能推卻”16。

（二）閱讀與寫作

閱讀和寫作是作家們在IWP的重要生活內容。王安憶在IWP產生了新的閱讀興趣：“在這里，對國際新聞忽然有了興趣，而且這些新聞一下子變得簡單易懂，與我們貼近了許多?！?7和中國臺灣作家的交往讓茹志鵑產生了閱讀臺灣作品的興趣和需要，有一段時期，茹志鵑日記的主要內容就是評價讀過的臺灣作品，此外她幾乎每夜都在聶華苓家看一兩部電影，并記下觀影感受。

汪曾祺則感到了閱讀帶有現代派特質的外國作品的需要?；貒耙恢?，他不再做出行計劃，只打算靜靜看看書，包括海外華人的小說和聶華苓翻譯的亨利·詹姆斯的“難讀的”“沉悶得要死”的小說。這位年輕時曾寫過“別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小說的老作家感覺到，這些作品“好像打開了我多年銹錮的窗戶”，但同時覺得要適應作者的思維很吃力。汪曾祺由此更加感覺到自己的“中國性”：“我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國的。我使這些人傾倒的，大概也是這一點?！?8

作家離不開寫作，他們在出訪時往往會及時記錄見聞，形成一些紀行散文，但往往因行程匆忙無暇深入寫作，IWP則為作家提供了舒適的公寓、充足的旅行時間與自由度，使他們可以進行較為深入的思考和正式寫作，而不只是隨感式記錄，由此也產生出一些重要作品。例如，王蒙和陳白塵分別在五月花公寓寫出了中篇小說《雜色》和回憶散文《云夢斷憶》。汪曾祺寫了《黃英》《蛐蛐》《石清虛》等多篇《聊齋新義》，與汪曾祺同住的古華更為“用功”，行程尚未過半已經寫了16萬字。19

總的來說，IWP提供了難得的交流氛圍，使作家之間的相互了解不再局限于相互閱讀或簡單的猜測，而增加了日常生活構成的更加豐富、感性的認知，而獨特的閱讀與寫作空間也增加了中國作家的特殊閱歷，這都是中國作家在1980年代“走出去”的重要方式。

三? 作家出訪的文學意義

（一）促進海外對中國文學的了解

作家出訪是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重要方式。1980年代，借助IWP提供的場合和資源，中國作家通過演講、發言、受訪等多種方式，在海外闡明自己的文學觀、創作觀，展示自身形象，使得海外對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的理解越來越多元立體，并初步推進了相關作品在海外的翻譯和出版，從而形成更為廣泛的海外文學影響。

1979年蕭乾、畢朔望赴美參加IWP，雖然名義上是非正式的，但并非私人活動。蕭乾的會議發言是中國臺灣作家、海外華人和海外聽眾了解中國大陸文學情況的重要依據，代表的是整個中國文藝界愿意向世界傳達的態度。為此，蕭乾出國前咨詢了茅盾等文藝界前輩，“大家一致認為，講話一定要求同存異，顯示出大陸風度，起到團結海外華人作家的作用?！?0蕭乾在演講、答聽眾提問等海外活動中，介紹了“改革開放”后大陸文學創作、出版方面的情況。21

汪曾祺1987年參加IWP時也做過幾次演講，他在演講時間上尊重了外國人不喜發言過久的習慣，但在內容上并沒有迎合西方文化觀念，而是提出非?！爸袊健钡男≌f理念和語言觀念。他借鑒韓愈的“氣盛言宜”談語言的語調和文氣，并自信地說：“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正在開始建立中國的‘文體學、‘文章學”。22這些演講顯然能在IWP這一世界舞臺上展示富于自信的中國文學形象。

會議發言之外，作品的翻譯和出版能更有效地促進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官方作家代表團出訪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推動兩國文化交流，互相譯介、出版作品正是應有之義;而私人性質、非正式的出訪在一定程度上能促進官方層面的交往，這在“改革開放”初期尤為突出。1979年蕭乾參加IWP之后，中美作家之間的民間交流進一步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1982年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這一官方正式交流。此外，作家出國參加活動時，其作品可能成為討論對象，需要作初步的翻譯，如王安憶的《小院瑣記》曾被愛荷華大學的老師用于課堂討論，這自然會增加作品進一步出版的可能性。

與海外漢學家交往也有益于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海外漢學家尤其是“漢學權威”，在翻譯與研究方面都掌握話語權，他們對作家的選擇、對作品的評價，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文學的海外形象。IWP提供機會使海外漢學家與中國作家當面交流，可以更有效地增進理解、厘清迷惑，并對當代中國文學界有更多了解。IWP還為出版家、經理人提供了與大陸作家直接見面的機會，使雙方有機會直接商談版稅等問題。例如1987年汪曾祺在愛荷華期間了解了大陸沒有的、非常復雜的版稅制度，并授權代理人處理其部分作品在臺灣和香港的版稅事務23。

另外，許多海外作家或研究者本身就有一定的刊物資源和影響力。1984年9月，中國臺灣《文季》雜志介紹王安憶作品《本次列車終點》，使其成為較早被引介至臺灣的大陸當代文學作品，而為此文寫介紹的臺灣作家陳映真，1983年與王安憶同在IWP且交流頻繁?？梢哉f，IWP的經歷促進了王安憶作品在中國臺灣地區的傳播，直到現在，王安憶也是最受中國臺灣讀者和研究者關注的大陸女作家之一。

（二）增進國內對海外文學的了解

1980年代初期，作家回國后往往需要報告、講述出國經驗，例如1980年初蕭乾訪美歸國后被眾多單位與個人邀請演講，其熱烈程度使蕭乾感覺自己像是剛到過月球一樣24。此類演講顯然可以增加國內對海外文學的了解，有助于突破概念化的西方形象。不過，在1980年代初，對于剛經歷“文革”的部分作家，公開發言并不簡單。作家的緊張心理并未放松，這些演講和報告在反映作家真實想法、展示作家真正了解到的國外情形等方面還是打了一些折扣。例如“謹慎”是“老右派”蕭乾歸國演講時秉承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精神，為此他逐句斟酌講稿。又如1981年王蒙歸國后被要求做訪美講話，市作協副秘書長告訴他“注意精神”，王蒙表示“全懂了”。25

公開發言之外，許多重要作家往往身兼其他職務，他們通過政協或其他渠道建言獻策，加強了內地對港臺和海外華文文學的了解與引介，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是譯介和出版海外文學作品。例如，在1980年出版的《臺灣詩選》中，除蔣勛之外幾乎看不到我們如今熟悉的臺灣詩人26，而1982年出版的《臺灣詩選（二）》選入了痖弦、楊牧、鄭愁予、余光中、吳晟、宋澤萊、洛夫、高準、許達然、商禽、葉維廉和翱翔等人的作品27，其中部分詩人正是參加了1979年的“中國周末”，而此書序言的作者艾青也曾于1980年訪美，同一些中國臺灣詩人在愛荷華共度三個多月的時間?！杜_灣詩選》的這一變化，使當代臺灣文學在大陸呈現出更為完整的面貌，這顯然離不開大陸作家出訪IWP這一重要背景。再如，1982年，參加IWP的臺灣作家楊逵與馮牧等人相會愛荷華，馮牧等表示要在大陸出版楊逵的作品，到1984年，馮牧編選的楊逵的《鵝媽媽出嫁》即在大陸出版28。

（三）影響了作家的寫作

出國游歷給作家們帶來豐富的寫作素材，而最直接、快速的創作就是對旅行見聞的回眸和記述。時過境遷之后，這些數量龐大的紀游文學攜帶著大量當時的社會信息，為我們觀察1980年代的文學提供了一批真實、有效而又獨特的史料。

1980年代的文學雜志給出國紀游散文或詩歌留出了一定的版面，許多大型文學期刊還為這些作品設立專欄，如《花城》的“海外風信”，《北京文學》的“作家國外見聞”，《收獲》的“游記”，《百花洲》的“中國作家看世界”，《報告文學》的“海外歸來/來自外國的報告”等。還有的雜志雖然未設專欄，但也經常登載紀游文學作品，如《人民文學》《當代》《鐘山》等。此外不乏報刊關注作家出訪信息，及時發布相關簡訊，如《文藝報》《世界文學》等。這說明作家出訪已經引起了1980年代報刊、出版界的普遍重視。

出訪產生的紀游作品多用詩歌和散文兩種體裁，散文更多。蕭乾的《美國點滴》、艾青的《在愛荷華的“中國周末”》、王蒙的《別依阿華》、丁玲的《訪美散記》、茹志鵑的《游美百日記》、王安憶的《美國一百二十天》、馮驥才的《美國是個裸體》、汪曾祺的《林肯的鼻子》等作品，或散見于報刊，或結集為單行本，都是作家們參加IWP和游歷美國時所作。這類作品最初有很強的即時性，但也多是浮光掠影的記錄，可讀性并不強，后來出現了數量減少、內容更為深入的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作家出訪經驗不斷積累，另一方面是因為許多起初被認為新奇或光怪陸離的國外事物，正日漸成為國內或欣喜或沉重的現實。當這些事物變成身邊切己的存在，作家便很難輕飄飄地對其進行點評。

相比散文，小說的文體特征使作家可以將出訪遭遇的震驚體驗和創傷經驗，在一個安全隱秘的位置細致地描摹、講述。1982年，王蒙寫了《相見時難》，小說中昔日左翼學生的“手下敗將”成為今日備受歡迎的歸國“外賓”，雙方的心情都非常復雜29。在這里，中西文化差別/沖突成為小說的精神內核。1986年，王蒙陸續寫了《卡普琴諾》《輪下》等“新大陸人”系列小說，講述在美華人的生活，小說中的生活細節和人物心理都離不開王蒙包括IWP在內的數次游美活動。

1983年的IWP之旅是王安憶創作生涯的轉折點。不只在其長篇日記《美國一百二十天》，而且在后來的《烏托邦詩篇》《紀實與虛構》中都能看到她對愛荷華經驗的回顧。借助這些文本，可以看到年輕的王安憶在跟隨母親參加IWP時，興奮之余還感受到了被美國社會拒絕的挫折，她所堅持的個人經驗受到了巨大的沖擊，面臨被“世界”吞沒的危險，造成了寫作危機。在經過艱難的反思后，王安憶沖破困境，開始用“世界眼光”重新凝視自己的“中國經驗”，以前所未有的熱情觀察中國土地。正因為如此，王安憶走出創作危機之后寫出了轉型之作《小鮑莊》，而不是別的講述西方故事的小說。也正是從《小鮑莊》開始，王安憶擺脫了以“雯雯系列”為代表的“創作肇始階段的少女情懷的單純抒發”，進入了“精神探索的自覺寫作階段”30?？梢哉f，IWP使王安憶不再局限于個人經驗，而將目光放在更為廣闊的世界。在新的中國經驗持續增長和發生過程中，國際性的背景始終幫助她進行辨認。此后，王安憶進一步思考中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面對世界時的痛苦、尷尬和無措，寫出了以《叔叔的故事》和《我愛比爾》為代表的更深刻、更富洞察力的作品，也使她成長為真正的大作家。

馮驥才是“新時期”獲得最早、最多出訪機會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參加1985年IWP后所作的訪美見聞收入《海外趣談》《美國是個裸體》等散文集中，中西文化對比成為他熱衷的話題與觀察世界的重要視角。此次訪美正值其作品《三寸金蓮》的修改階段，IWP的經歷給了馮驥才許多刺激：“我愈來愈清楚地觀察到中美之間不同甚至相反的生活觀、社會觀、生命觀、歷史觀和價值觀”，他開始“自覺地用這種不同的文化視角反觀‘三寸金蓮”，進而影響了《三寸金蓮》的寫作。

可以說，對年輕作家而言，出訪更重要的收獲并非紀游作品，而是其帶來的經驗與沖擊，以及這些經驗在后續寫作中的種種體現。有時候，出訪經驗直接豐富了作品的題材，高曉聲的《陳奐生出國》即以1988年的訪美經驗為本事31，馮驥才的《霧中人》也以他的訪英經歷為母本。有的小說沒有直接使用出訪素材，但是寫作方式和理念明顯有西方經驗沖擊的痕跡，這使作家能以切己的感性經驗回應1980年代“中西文明大交匯”下的種種思想命題;還有的作家在出訪后，以世界視野返身注目中國傳統文化，獲得了新的發現。1980年代的出訪經驗使許多作家獲得更為復雜的思考維度和情感層次，打開了寫作的新面向，出訪經歷作為一種深刻的經驗，由此參與了1980年代文學演變的歷程。

1988年，聶華苓從IWP退休，也恰是從這一年起，中國作家與IWP的聯系不再像以前那樣緊密，一定程度上，1980年代正是IWP與中國作家密切聯系的黃金時代。不過，在1990年代，仍然有大量著名中國作家參與了后來的IWP活動，IWP仍然是考察作家出訪活動時應當充分重視的案例。除IWP之外，“中美作家會議”“國際筆會”及眾多國際書展、藝術節都為作家出訪提供了必要的機會，同樣值得重視。

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以IWP為典型的作家出訪活動，是1980年代一種規模甚大、影響深遠的文學活動，不僅對汪曾祺、王蒙、馮驥才、王安憶等重要作家都造成了重要影響，促使其創作視野、深度發生改變，從而在一定程度影響了中國當代文學史的風貌，而且增加了中國作家和中國文學在整個世界的文學影響力。因此，作家出訪既有助于對具體作品內涵、作家創作流變的闡讀與理解，也有助于從整體上豐富對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生態的認識，還有助于為現有的文學史敘述提供必要的補充，因此，這一尚未被充分發掘的話題具有深入研究的價值。

注釋：

①④王慶麟：《聶華苓訪問記——介紹“國際作家工作室”》，載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23·聶華苓》，臺灣文學館2012年版，第122頁，第123頁。

②鄧如冰：《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IWP）——中國作家“走向世界”的歷史語境》，《文藝爭鳴》2019年第10期。

③⑤⑥楊青矗：《不是故鄉的故鄉——訪保羅·安格爾和聶華苓》，載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23·聶華苓》，臺灣文學館2012年版，第136頁，第135頁，第136頁。

⑦28周馥儀：《在自由的異國思索臺灣：楊逵赴美交流活動與言論研究》，《臺灣文學研究匯刊》第21期。

⑧參見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臺灣聯誼會編：《現在，他是一顆星：懷念詩人保羅·安格爾》，時報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頁，第94頁，第42頁。

⑨韓少功：《不談文學——訪美手記<彼岸>之六》，《鐘山》1988年第2期。

⑩夏榆、吳瑤：《現在的作家沒有前一代的深度了》，《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

11茹志鵑：《游美百日記》，《鐘山》1985年第2期。

1216181923汪曾祺：《美國家書》，載《汪曾祺全集·第8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頁，第118頁，第148頁，第121頁，第141頁。

1314聶華苓：《三生影像》（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356頁，第363頁。

15張抗抗：《時差》，載《地球人對話》，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84頁。

17王安憶：《美國一百二十天》，《鐘山》1985年第2期。

2024蕭乾：《當人民的吹鼓手——文學回憶錄之六》，《新文學史料》1992年第2期。

21蕭乾：《蕭乾全集·第七卷，書信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22汪曾祺：《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在耶魯和哈佛的演講》，載《汪曾祺全集·第4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23頁。

25王蒙：《王蒙文集·大塊文章》，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56頁。

26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臺灣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

27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臺灣詩選（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

29參見王蒙：《文學與我——答<花城>編輯部同志問》，《花城》1983年第4期。

30金漢：《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463頁。

31楊曉帆：《歸來者的位置：“高曉聲訪美”與<陳奐生出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

（作者單位：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

責任編輯：劉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