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背景下基層治理暴露出的問題

李文玉 宋佳 桑曉蕾 姜其沅

摘 要：疫情防控期間，萊州充分調動黨員力量，借用現代化信息手段，運用“閉環式”服務，堅持制度管控，疫情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同時，從現階段疫情防控來看，基層治理還存在諸多短板。

關鍵詞：疫情防控;萊州;基層社會治理;問題

疫情防控期間，萊州充分調動黨員力量，借用現代化信息手段，運用“閉環式”服務，堅持制度管控，疫情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同時，從現階段疫情防控來看，基層治理還存在諸多短板。

一、職責錯位失位，部門協同聯動較少

職權明晰，是基層治理順利開展的體制性根源保障。在基層治理實踐中，還存在職能界定不清晰、定位不準確的問題，從鎮街到社區、村居面臨著被行政化的尷尬境遇，而且部門之間各自為政，聯動協同較少，嚴重削弱了基層治理和服務效能。

一是職責錯位失位，治理鏈條過度延伸。調查發現，基層治理中政府行政干預傾向明顯，大量擠占鎮街、社區、村居的主責主業工作，使其陷入了“對上負責，對下無暇”的治理怪圈，極大縮小了社區、村居的自治空間。此次疫情從上到下采取“屬地管理”，鎮街在承擔大量排查工作的同時，還要接受職能部門的“任性放權”，并且接受上級部門的各種調度、各種督導、各種考核，出現任何環節上的問題，都會被嚴肅追責。如“九小場所”復工、“小場所”防控本是職能部門配合鎮街，而職能部門大多將工作放到鎮街，由鎮街去推進。許多鎮街干部坦言，由于工作屬性限制，許多場所根本無法定義，而且經常一個部門剛檢查完，另一個部門又來督導，動輒就是檢查通報、納入考核，壓力比較大。而社區、村居作為群眾性自治組織，接受著鎮街轉嫁的行政事務，政出多門，工作人員分身乏術。

二是部門壁壘難消，協同治理實現困難。調查中普遍反映鎮街層面除了要做好返萊人員信息排查外，還需要做好商鋪分類排查、治安、衛生、企業開復工等各項工作，本該商務、公安、衛生、工商局、經信局、僑辦等各個職能部門協同推進的工作，最后卻都落在鎮街層面，相關部門只管督導，協同聯動少，工作布置繁雜且重復交叉，鎮街本就分身乏術，一張表格上報無數遍，一個數據向多個工作組匯報，每天重復勞動牽扯了基層工作人員大量的精力，增強了工作難度。

二、缺乏科技驅動，網格治理與現代信息技術沒有有效結合

大數據時代，基層治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已是大勢所趨，只有將網格治理與現代信息手段相結合，才能充分釋放網格的巨大力量，發揮最大效能，從而把節省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用于加強治理服務上來。

目前，基層網格化治理服務仍停留在平面系統層面，之前正在搭建的“萊州市全民健康信息平臺”還未投入使用。雖然此次疫情防控期間也采用了微信二維碼、智慧黨建這些信息手段，但是仍然比較低端，收集的線上數據也只是簡單的電子表格、電子數據，頂多稱的上是電子檔案。前期啟用的疫情上報系統也是在類似于調研問卷構架基礎上設計開發的，與省、市開發的系統不兼容，而且是臨時開發的，缺少大量基礎數據支撐，應用范圍相對有限，總體來說沒有形成立體化的電子信息系統。此次疫情期間的人員排查工作，全靠網格工作人員、機關工作人員、黨員以及志愿者不舍晝夜的奮戰，每家每戶一遍遍的上門排查，才贏來良好的戰況，精力的透支、重復的勞動既加大了疫情感染的幾率，也極大地降低了工作效率，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

三、重政府認同輕民眾認同，監督考核制度存在不足

基層治理質效取決于監督考核制度的公正性、有效性，但實踐中由于考核主體單一、部分考核指標不合理、職能部門變成監管部門，抓工作落實形式大于內容，痕跡主義嚴重。

一是考核主體單一，權重設置不合理。在鎮街、社區、村居工作考核中，政府仍然是監督考核的核心力量，各個職能部門次之，而作為服務對象民眾的作用卻非常有限，特別是當前閉環式運作模式下的基層治理，沒有真正做到多種主體、多種方式考核治理參與主體。如疫情狙擊戰鎮街落實力考核中，100分中涉及民情的只有“大排查”這一項，通過對民眾隨機電話抽查考核鎮街是否如實排查過信息，并沒有對工作滿意與否設置分值，而且大排查工作在100分中只占據了30%的比例，大部分仍是政府、職能部門對其工作的考核。

二是部分考核指標不科學?？己酥笜耸强己酥贫鹊闹匾M成部分，考核指標合理與否直接關系到考核結果的公平公正，部分鎮街反饋，在上級對疫情工作督導過程中，不以實際效果為準，過于看重面上工程，如社區、村莊宣傳標語不統一、橫幅粗糙等，一律通報批評、考核扣分，雖然初衷是為了加大醒目宣傳，統一思想認識，但是有考核指標設置不合理、過于形式主義之嫌。

四、人財物保障能力有限，激勵保障與法治保障仍顯不足

人財物及機制保障是基層治理得以順利開展的保證，但在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也暴露出財政緊張、物資有限、人員不足、各種機制不健全等問題。

一是人財物保障能力有限。鎮街、社區、村居在疫情防控期間承擔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人員編制少，高素質、有社會治理經驗的人員更少，而且物資保障不足，配套經費不到位。疫情防控前期，教育路社區10名工作人員，每天只發5個口罩，沒有防護服、一次性手套、消毒等物品。數據輸入時電腦老舊卡機，浪費時間精力。社區工作人員少，疫情防控超負荷運轉，精力體力高度透支，已近崩潰邊緣。社區工作人員薪酬待遇普遍不高，社區書記月薪2040元，其他工作人員1700元，而樓長一年薪酬只有120元。做好社區治理工作全靠信念、愛心與熱情支撐，沒有足夠的人財物保障，基層治理很難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是激勵保障機制略顯不足。激發工作積極性必須要有激勵機制的保障。在此次疫情工作中，主要靠工作人員、志愿者的自覺性，而且激勵往往側重于精神激勵。就精神激勵而言，方式也比較單一，多是評選優秀工作單位及個人、挖掘正面典型，但是表彰的數量少，多是中層以上領導，缺乏對年輕擔當有為的工作人員、志愿者隊伍的表彰，激勵機制的導向作用發揮不充分。同時，正面激勵較多，負面激勵使用的較少，整個疫情期間雖然大部分工作人員盡職盡責，但仍有少數工作不力，引發群眾不滿的，對于這部分人員，缺乏強有力的制約和處罰，對消極工作的行為缺乏約束和規范，沒有充分發揮激勵機制正反兩面應發揮的作用。

三是法治保障仍有缺陷。法治作為內核嵌入基層治理，這是基層治理賴以穩定的支撐。但調研中發現基層治理法治保障仍有很大缺陷。據社區工作人員反映在疫情排查工作入戶采集信息初期，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規定作支撐，其行為的合法性受到質疑，有的居民拒不配合，甚至起爭執。還有的居民最初階段瞞報省外歸來的信息，給工作帶來了巨大的隱患。沒有法律規定前，鎮街、社區、村居對此也無可奈何。而且鎮街、社區、村居有其法定的職能，但是現在治理邊界已遠遠超出其辦事范疇，如社區和村居本是群眾自治性組織，其職能就是為群眾提供優質的服務。但是現在許多職能下放到社區、村居，擠占自身職能空間，許多法定職能不能很好履行，不能做到群眾自治，原有的法治基礎已無法滿足當前治理實踐。

五、社會力量嚴重缺位，社會治理主體良性互動不足

基層社會治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多元化主體的互動參與，萊州基層治理以政府等行政主體為主，社會力量參與較少，缺位嚴重，呈現“碎片化”特征，并且各種主體力量之間還缺乏積極有效的溝通引導機制。

一是基層治理的主體還比較單一，力量不均衡。主力軍仍是掌握絕大部分資源的政府，鎮街權責不對等，社區、村居行政化嚴重，缺乏治理自主性，民眾參與力量有限，基層社會組織團體、企業、志愿組織等主體一方面數量少、規模小，另一方面參與基層治理也較少。市場因素滲入乏力，小區封閉、居家隔離期間，社區工作人員幫忙采購，人手不足、需求不滿，如果政府指導市場在供給無接觸服務上跟上，既能提高服務效率，也能豐富服務功能;面對一線工作者、部分群眾心理壓力，政府購買心理疏導社會服務跟上，工作開展會更加順暢。

二是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整體不高。鎮街、社區、村居平日承擔了大量的行政事務，與民眾近距離的交心、面對面的服務相對減少，導致居民對社區、村居的歸屬感、認同感不高，因而責任意識不夠，根本不樂意參與其中，嚴重缺乏熱情。疫情防控前期工作摸排，時間緊、任務重，不管從街道到社區、村居，都面臨人手不足、摸排進展慢的難題，雖然有黨員、群眾、志愿者隊伍自發主動要求加入疫情摸排隊伍，但畢竟杯水車薪，絕大部分群眾還是居家自閉，認為這些工作就是街道、社區應該做的，與己無關，甚至還有個別不配合現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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