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高陵銘石書法風格與美學考述

⊙ 金肽頻

“千古之謎”——曹操高陵的發現與考古發掘，曾引發國人的關注與熱議，并入選“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尤其陵墓中新出土的銘石書法、畫像石等藝術物件，共達62件之多。這些沉埋了將近兩千年的書跡，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厘清漢末魏初這一中國書法史上重要階段的書體流變，解析其點畫構成、結體特點及美學特征，對于今天的書法創作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

曹操高陵文物的“書法發現”

曹操是我國東漢末年及三國時代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詩人，他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家喻戶曉、老少皆知，尤其因為中國四大古典名著之一《三國演義》的緣故，更使曹操的知名度、關注度超越了一般封建時代的帝王。

曹操墓在歷史上曾有“七十二疑?！钡拿耖g傳說，一些傳說更是出神入化。北宋詩人王安石在《將次相州》中寫道：“青山如浪入彰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边@是最早在文學作品中言及曹操疑冢的。南宋詩人范成大在詩作《七十二?！分忻鞔_提到了曹操“七十二疑?！?。歷史上的著名作家羅貫中、蒲松齡等在其小說、筆記中對此加以渲染，使“七十二疑?！币徽f，廣為流傳，疑冢存在位置遍布了鄴城、許昌、亳州、漳河河底等河南、安徽、河北三省十多地。2009年因安陽文物部門征集到一份《魯潛墓志》[1]拓片，該墓志中對曹操高陵具體位置有著明確意指。通過河南省考古人員的大量文獻考證與考古發掘，終于揭開了曹操高陵這一“千古之謎”。該墓歷史上雖多經盜掘，但出土文物依然可觀，現已修復900余件。已出土的器物有金、銀、銅、鐵、玉、石、骨、漆、陶、云母等質地的，也有石圭、石璧、石枕、刻銘石牌、銅帶鉤、鐵甲、鐵劍、鐵鏃、玉珠、水晶珠、瑪瑙珠、陶俑等漢文化特征明顯的隨葬品。尤其在出土文物中，刻銘石牌的發現最為重要，這是認定曹操高陵最直接、最關鍵的文字證據。

《魯潛墓志》拓片 選自《中國文物報》

曹操高陵共出土刻銘石牌62件，有圭形、六邊形等多種形制，銘文記錄了隨葬物品的名稱、數量，屬陵墓內登記賬冊。其中7件圭形石牌極為珍貴，分別書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常所用搏□□（椎）”“魏武王常所用長犀盾”等文字。在警方追繳陵墓被盜的一件石枕枕底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銘文。

出土的刻銘石牌共有三類：一類是頂部圭形銘石，牌高10.8厘米，牌寬3.1厘米，牌厚0.8厘米，上端有穿孔、孔內有銅環、銅環上有銅鏈相連，此類7件；二類是六邊形銘石，大小尺寸相近，上窄下寬，上約2.1厘米，下約4.2厘米，頂端短邊約2.1厘米，下端長邊約4.2厘米，短斜邊約1.8厘米，總高8.3厘米，寬4.75厘米，厚0.7厘米，頂端有小穿孔，此類54件；三類是由警方從盜墓者手中追繳的一塊石枕，背面有矩形題銘，此類1件。曹操高陵考古發現的這62件石牌在我國考古史上屬于首次發現，是非常難得的書法考古成果。對這些銘石書法加以梳理、研究，對于漢末魏初的書法史研究是極為重要的資料彌補。

《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魏武王常所用虎大刀》石牌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曹操高陵出土的銘石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曹操高陵出土的銘石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曹操高陵出土的六邊形銘石石牌達54件之多，數量不菲。石牌銘文內容為隨葬物品清單或簽牌，系記錄隨葬物品的“潛冊”，其性質與“物疏”“遣策”相似。在曹操高陵發現以前，東漢以前陵墓中的“遣策”以“木牘”或“簡牘”為主?！秲x禮· 既夕禮》中就曾記載：“書赗于方，書遣于策?！睋送浦?，這些石牌乃喪葬儀式產物，其所記器物包括死者生前舊物、賓友所贈之助喪物品，及家屬專為葬禮而備的物品，有“ 赗、奠、賻、贈”之類分。這些六邊形銘石石牌據考古人員研究，應是置于棺內，而圭形石牌懸于棺外。圭形石牌出自墓內前室，而平首斜肩的六邊形石牌出自墓內后室。圭形石牌記之“常所用”兵器舊物及警蹕用具；六邊形石牌記之皆為服衾、日用器具，也有少量喪儀之物。為便于書體分析及書理研究，本文特對銘石內容進行了歸類整理。（一）服衾類。石牌所記包括袍、衫、裙、榜、檐懦、臂禧、襪、標、被、褥等織物。1.袍類，銘石內容：“黃綾袍錦領袖一”；2.衫、衣架類，銘石內容：“紫綃披衫、黃綃不（襆）”“白練單衫二” “長命綺復衫丹文不（襆）”“墨畫衣枷一”；3.裙類，銘石內容：“白綺裙”“白練單裙一”、“絳白復裙一”“丹文直領一、白綺裙自副”；4.榜、檐橘、臂禧類，銘石內容：“絳文復袴一”“丹綃襜襦”“紫臂褠一具”；5.襪類，銘石內容：“黃綃襪”“白練襪一量”；6.標、被、褥、薦、簟、冒類，銘石內容：“絳標文綺四幅被一”“黃綺被丹綺緣”、“紫綺大褥一□補自□”“墨畫零狀薦篛簟一具”。曹操高陵出土的銘石石牌涉及的織品有綾、錦、綺、綰、統等質料， 袍、披衫、不（模）、檐橘裙、榜褥襪、被、褥等品類，也有黃、紫、絳、丹、白等多種色彩。（二）器具類。包括帷帳、屏風等陳設器用，書案、刀尺等文房用具，妝具、食具、沐具、戲具等生活用品，其中有生前舊物，也有親朋賻贈之物。具體如下：1.帷帳、屏風等陳設類，銘石內容：“廣四尺長五尺絳絹斗帳一具，構自副”“三尺五寸兩葉畫屏風一”“一尺五寸兩葉絳緣鏝屏風一”“慰項石一”“渠枕一”；2.書案、 刀尺等文房用品類，銘石內容：“書案一”“刀尺一”“木墨斂二合”“八寸機一”“木□機一”；3.沐具、妝具類，銘石內容：“沐具一具”“軒杅一”“女藻豆、藥□具”“木墨行清一”“鏡臺一”“胡粉二斤”“香囊卅雙”“竹簪五千枚”“木繩叉一”“文鍤母”“鏝萊蔮一”；4.食具、戲具類，銘石內容：“漆唾壺一”“五尺漆簿機一、食單一”“漆漿臺一”“木表漆里書水椀一”“樗蒲撲一”。（三）喪儀類。1.斂奠物類，銘石內容：“黃豆二升”“億巳錢五萬”“白蜜銀廿餅”“黃蜜金廿餅”“圭一”“璧四”；2.飾棺物類，銘石內容：“竹翣一”“白縑畫鹵簿、游觀食廚各一具”“玄三早緋”“絨二幅二”。

曹操高陵歷史上雖然多次被盜，但在后室還是發現了一些書案、屏風、漆簿機等物品殘留，這些刻銘石牌佐證了曹操作為政治家、軍事家之外，同時也是詩人、書法家。銘石的字體絕大多數為漢隸，是漢末典型的“八分書”，字體規整，遒勁有力。在書法實物史上，首度發現的62塊銘石石牌，既為今天的我們提供了一份珍貴的漢末王陵級別墓葬內情，同時也以內容豐富的書寫形式，為我們探析漢末魏初的書法風格、書體形態演變及建安時代美學意涵，展現了彌足珍貴的觀察通道。

銘石書法風格特點深層解析

曹操高陵自2009年12月17日在河南省安陽市安豐鄉西高穴村發現以來，全民關注度很高，但最終由國家文物局等國家權威部門、學界專家予以客觀性質的認定。在高陵遺址博物館即將全面建成并展出首批文物之際，我們有必要對高陵的銘石書法進行書理上的條分縷析，將這些珍貴的書跡置于東漢末年的書法文化大背景下，以及結合“建安文學”的風骨特征，對高陵出土的62件銘石書法的藝術特征和藝術價值進行深層次觀照，還原中國書法史上的一些真實情境，這對當代書法發展會是一次難得的新的認知。

以往人們了解兩漢時代的書法成就，主要通過漢簡、碑刻、摩崖石刻、石闕、石經、畫像石題字、墓志、磚刻、銅器銘文等形式。眾皆周知，漢朝是隸書發展的全盛時期，這次在曹操高陵首次面世的刻銘石牌書法，對漢末曹魏時期的書法研究是一次有力補充。中國書法經歷西漢時期篆書與隸書的徘徊，至東漢時期，又開始了隸書與楷書之間的徘徊?？怆`書的出現，直接催生了東漢時期的“八分書”，“八分書”字體規整、遒勁有力、欹正相生，是東漢時期一道耀眼的書法景觀。

《魏武王常所用虎短矛》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背面）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高陵圭形刻銘石牌中，刻制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隸書，筆畫粗雄有力，向背、波挑明顯，具有左右開張的筆勢。石牌雖出于墓室，形制較小，但剛勁氣度不減?！拔何渫醭Ｋ脪毣⒋箨?0字整體風貌端莊舒雅、沉雄厚穩，書法態勢符合王陵內書法的神圣性、莊嚴性。體方形正，有典型的“八分書”隸書波磔，但依然有一股潛行的書體力量。筆如磐石，棱角分明，在嚴峻之態中體現了風致高雅。章法上行密字盈，在縱向中心軸上又有欹斜之變，“所”字變態明顯，寬腴結體，左右開勢，上下連動，使整個石牌上的書體既顯莊重，又不失靈活之姿。在此特別指明的是“魏武王”的“魏”字，在“委”與“鬼”中間加了一個“山”，和今天我們見到的“魏”字大相徑庭，但這是秦漢時期的標準寫法，是斷定曹操高陵的直接文字證據?！拔何渫醭Ｋ脪毣⒍堂敝小拔骸币嗍侨绱?，兩種“魏”字的書法形態亦有區別?！拔何渫醭Ｋ脪毣⒋箨敝小拔骸弊?，寬綽圓潤，豎彎鉤右挑沉雄有力，與其下“武王”二字頓挫相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中“魏”字，字體逸雅，豎彎鉤有意輕松愉快地拉抻，與末端“刀”字的左撇，遙相呼應，映襯出漢字的動靜結合之妙。

高陵銘石石牌基本為漢隸字體，石質為青石（俗稱石灰巖）。這種青石細膩而堅硬，屬上好的刻材。從書法書理的專業角度來分析，高陵銘石隸書實際上屬于漢隸“八分書”的一種延續與過渡。從秦至漢，是我國書法從篆書向隸書的轉變期，到東漢靈帝，簡易見長的隸書才基本定型下來，遠離了漢字原初的象形特征。漢末魏初的隸書之外，又開始誕生楷書、行書兩種形態，提倡表達書寫者的自由心境與法式。高陵銘石隸書，在漢隸的基礎上，呈現出少有的個性特點：一些筆畫的“方切”“折刀切”達到近于夸張的手法，以達到裝飾性的美感表達。如“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中“慰”字，下邊“心”的豎捺筆畫，右挑的力度具有夸張性的效果；“魏”的右豎鉤、“石”的左撇畫，都是超越了正常漢隸的筆畫范疇，左右之勢如天骨開張，體現出書刻者的輕松率意。陵墓內的在場性記事石牌，應該是督造陵墓的基層官吏或有較高文化、書法水準的匠師所書刻。正是因為普通文化人的身份，使他們在書寫時更敢于個性自由的表達，高陵銘石隸書整體上較漢隸體現出更多的自然性，撇筆、豎鉤均加強了“方切”的表現，捺筆波挑內含有收筆的特性。這與同一時代洛陽的《三字石經》（亦稱《三體石經》《正始石經》），在結體與筆法上有相似特點，展現出了漢隸的點畫特征與書體形態、結體風格。元人吾丘衍云：“隸書，人謂宜扁，殊不知妙在不扁，挑撥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體?！盵2]因此，我們通過點畫解剖、整體解析會發現，高陵銘石隸書有著紙帛漢隸之外的一些獨特特點。

曹操高陵出土的銘石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高陵銘石隸書除“折刀頭”筆法之外，其“鉤挑”筆法亦含有夸張的意味。波挑翩翻為美，用筆喜尚外拓，故有飛鳥騫騰之姿，隼尾波也。如：銘石石牌“竹簪五千枚”中“五”“千”字，“白練單衫二”中“單”字，“墨表赤里書水椀一”中“墨”“赤”字，這些字體的橫筆，可謂波挑俯仰，如翚斯飛。石牌中涉“一”的筆畫姿態各異，有比較平穩的，有波挑明顯的，短者較少，超出字體寬幅的長者較多，這說明書寫的章法布局欹嵌，不去過分追求中軸線，而是彰顯了書寫者的個人主體意識。漢末魏初時期，書法藝術已臻成熟，民間書法藝術也十分活躍，因此，筆者認為高陵內銘石上的書法特征是介于漢末官方隸體與民間書法藝術之間的綜合變體，是漢隸在石頭上的延續，既肅括方嚴，又骨氣洞達，出入分明，不失“八分”書體的“八角垂芒”之妙?！逗鬂h書》曾記載當時營建墓穴氣氛：“……工匠雕刻，連累數月?！币驗闋I建陵墓皆為中下層平民，曹操高陵銘石石牌的書刻者，未見留名，但我們不能隨意地臆想、猜測是曹魏時期御用書法家韋誕的赤書再刻。個別人沒有事實依據、沒有學術上的事實研判，而輕率地下個結論，說銘石上的漢隸為韋誕親書，這是極不嚴謹的。62塊銘石書體整體風格較為接近，但個體變化也十分明顯，應該是數人所書刻，基層官吏也罷，當時有文化的匠師也罷，曹操府官也罷，總之，銘石書跡為我們留下了漢末魏初的書法真跡和歷史情境。當代個別書法家針對銘石書體多變，以及繁體字中間或有個別簡體字現象，就提出對于曹操高陵的質疑，卻罔顧了文字史上另一事實：漢末魏初已有簡體字出現。而銘石漢隸中個別簡體字的存在，恰恰說明這些書體非出于官方正式的書法家之手，而出自民間藝術匠人，因為民間藝術匠人更樂于追求文字及書法上的簡單實用，他們才可能表現出書寫、章法及刀法風格上的隨意性?！扒硪弧比帚懯`書，與其他銘石書體相比，表現出了更大的自由性，憨厚、單純、天真，有殷周古文的“金石味”，流溢著一股楷意。漢末魏初的民間書法能達到如此高的藝術成就，不足為怪，這與當時以曹操為首的“曹氏三杰”，以及建安文化環境是有淵源關系的。曹魏時代是中國書法史上名家輩出的時代，其中劉德昇、胡昭、邯鄲淳、魏黃初、鍾繇名重一時。此時處在中國書法大變化、大激蕩之中，民間書法藝術的活躍程度也絕非常態。通過高陵銘石書跡，我們看到隸書在走向成熟之際，已開始追求書寫過程中的理性自覺，充滿了對書法線條自由運行的向往。隸書簡化后的筆畫構件，為書寫過程中自由情感語境的生成，提供了一種文化學與書法學巧妙結合的基礎。今天在高陵發現的銘石書法，真正為我們展現了書法史上“魏晉盛世”的一個研究樣本。

高陵出土的銘石隸書大多數點畫起筆方整，用筆勁健，形態瘦挺，布局上錯落有致?！澳嬃銧钏]篛簟一具”“廣四尺長五尺絳絹斗帳一具，構自副”“三尺五寸兩葉畫屏風一”“長命綺復衫丹文不（襆）”等雙列或多列的銘石隸書，其章法緊松有度，結體上以寬馭高，峻拔中透出蘊藉之意。因在青石石牌上刻畫書體，刀法體現筆意是關鍵所在，縱觀高陵出土的銘石石牌，基本按筆畫、筆勢一次性刻制完成，由于刀鋒深入石質，線條的金屬感、浮雕感凸現出來，給人們帶來了漢隸在二維空間上的書法審美享受。

“建安風骨”在銘石書法上的美學蘊含

關于曹操高陵銘石石牌的書法發現，雖屬考古界首次，但不是孤立的存在，我們應該將其放在漢末魏初的書法文化大環境與以“建安文學”為代表的時代美學語境中，進行更深層的文化觀照、審美析辨和精神呈現。

曹操所處的歷史時期正是政治、文化、書法藝術風云激蕩的年代，加上他本人的積極提倡與身體力行，“三曹”引領了一時風氣，出現了文學上著名的“建安風骨”現象。以“竹林七賢”為代表，形成了一支以鄴都為中心的“俊才云蒸” 的文學創作團隊。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以“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提煉出建安文學的美學特征，“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3]。在漢末魏初的文化激蕩大潮中，“建安風骨”的影響其實已經越過了文學領域，延伸到書法等其他藝術界閾，成為這一時代人的精神承載?！敖ò诧L骨”的幾大特征：氣韻和諧、力量之美、情思蘊藉與雄壯的結合、典雅與世俗的統一，均可在漢隸身上找到完美的身影與歸宿。

《魏武王常所用虎短矛》石牌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刻有『短矛』字樣的石牌殘件 高陵遺址博物館藏

高陵銘石隸書主要體現有兩種書法美學特征：健雄與秀勁。前者如6件圭形石牌，書法內容：“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短矛”“魏□□常所用搏□□（椎）”“魏武王常所用長犀盾”“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在充滿“建安風骨”的時代，為曹操陵墓書寫、刻銘的匠師，不可能沒有“建安風骨”元素的融入。面對漢末民間疾苦與離亂，人民渴望安居樂業，曹操渴望定國安邦，因此，一個強有力的思想及英雄人物的出現，成為這個時代的共同期盼。當整個民族充滿對 “壯美”與“崇高”的生活想象時，我們可以洞察到“文變染乎世情”的深意。

從文物考古部門正式公開的資料來看，“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為完整銘石，“□□□□□用挌虎短矛”“□□□□所用挌虎大戟”為銘石殘件。這四塊銘石書法代表了“健雄”的美學風格。兩塊完整銘石的字體間構密實，這當然不是石面狹小的原因，是書寫者有意將筆畫線條加粗，將每個單元漢字重心降低，讓縱勢為橫勢所攝，形成穩健有力的質感?！拔骸薄拔洹薄皰殹薄瓣边@四字的捺鉤，收筆藏鋒，剛勁之美隱含其中，保持有漢代“行行重行行”容納的人心品德。這塊銘石隸書已有隸變味道，蘊含了楷意的追求與體現。尤其最后一個“戟”字，質樸方正，楷味十足。整塊銘石書體左右開合，筆法左伸右張，超出同時代的隸書用筆風格，可謂應了曹操名詩：“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盵4]其筆畫構形上，有著令人感慨的“洪波涌起”之美。

再單獨以“□□□□□用挌虎短矛”殘件為例?！坝谩薄皰殹薄盎ⅰ比值呢Q筆線條，自然淳厚，含有篆書縱勢筆意，但已經是隸書化了的豎筆，短健有力，刻制于石牌上時，“方切”顯然，在筆鋒收鋒處使用了“回刀”，猶如用筆時的“挑鋒”。這樣的“回刀”保留了毛筆書法的原貌，又突出了立體性的金屬質感。尤其“挌”字的豎捺一筆，向右上方夸張性地翻挑，實是書寫者充滿想象力的一筆，這在簡帛、紙質漢隸書法中難得一見，帶給人血脈僨張的美學感受。在古漢語中，“挌”與“格”通。挌，有捕或斗之意。挌虎即為“見虎格得”“手格猛獸”，形容曹操勇武過人。在曹操一生的戎馬生涯中，武功居偉，將他生前喜愛的大戟、短矛、刀劍、長犀盾等隨他歸葬于高陵，銘石記事中予以特別載明，實乃尋常不過之事。令我們不可忽略的是這塊殘件最后兩字“短矛”的書法形態。這兩字的圓渾與前三字的剛勁相比，似有另類之感，其實不然，恰恰反映了書寫者的輕松、率意心態，是個性自由在書法中的體現。漢末以“建安文學”為代表的文化環境，對書法藝術的發展也帶來了空前機遇?！段男牡颀垺?時序篇》述曰：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币驗槲何渫醪懿俚某珜c引領，漢末的書法發展環境也是空前良好的。多種文化思潮的明流暗涌，使這一時期的書法形態異彩紛呈，實現了人的自覺與書法的自覺。因此，這種思想潮流與書法主體意識反映到高陵營建者的意識里，他們在書寫銘石時，也就有了率性而為的天真。規嚴的用筆，與率性的章法結構，并不是矛盾的對立面，相反，因為書寫者精神意氣的貫通，點畫呼應，仍猶磯珠相連，盡現率真天趣之美。

除卻7塊圭形石牌，其余54件六邊形石牌，屬于第二種美學風格：秀勁。銘石書法整體美學風格基本統一，但這些新出不久、屬于首次發現的漢隸書體，與同時代的簡帛書法、磚刻、碑刻、崖刻、畫像石題字、墓志、銅銘等已經面世的漢隸書體相比較，在美學風格上還有細微而別致的區別。

高陵六邊形石牌（也可稱梯形）隸書書跡，均是非常成熟的漢隸，由于曹操下葬時急需而刻制，因此我們看到這些銘石書法的率意與隨性。大體風格相近，但個別字體上出入很大。字體筆畫痩勁，如銘石中多次出現的“一”，長短不一，“一”在此是僅表示數量的，有的“一”與其他內容字體渾然一體，如“軒杅一”，三字勻稱，置于石牌上端的大半部分，下端空白。這種有意或無意的“空白”，如同國畫畫面中的“留白”，大方而簡潔。類似的石牌內容還有“竹翣一”“書案一”等。再有一類銘石書法，非常講求字體均勻布局，注重章法的和諧之美，如“胡粉二斤”“沐具一具”“白練單裙一”“廣四尺長五尺絳絹斗帳一具，構自副”等，同一個字使用不同寫法，體現了這一時期漢隸的自由風格。正如金學智先生在《中國書法美學》一書中所寫：“隸書的意法，它集中地體現在波磔之筆上，而這又促成了隸書左右開張的藝術風格?！盵5]高陵銘石石牌中大部分橫筆波勢比較含蓄，波磔運行自然，個別筆畫波磔比較張揚，顯示了筆畫的形變和自由，但仍然體現了匠心獨運，是經過了構思和熟慮的書刻。偶爾一兩筆故意地延長，超出了單字結構的正常需要，顯著地反映了書寫銘刻者對于布局章法的追求，映現出漢隸的節奏感。銘石書法第三類是隸變中突變明顯的書跡，如“渠枕一”“璧四”“墨畫衣枷一”“樗蒲撲一”等，書寫銘刻的隨意性較大，字體錯落，展露了漢隸成熟之后的書法自覺行為，在無章法中潛藏著隱形章法的哲學思維?！扒硪弧比?、“□□□□□用挌虎短矛”中“短矛”二字，還具有“以圓代方”的特點，追求方正淳厚。從書法“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向書法“人文合一”的生命境界轉變，就在于將人作為自由與個體的生命意識，注入到書法的筆畫結構和章法布局中。因此，漢末書法已開始出現人文意識的萌芽，從高陵銘石漢隸中發現這類性情的手書刻銘，絕不是偶然現象。它是這一歷史時期書法的文化特征與精神內蘊的佐證。隸書取代篆書成為漢代人民喜愛的書寫工具，就在于書寫的便捷、意涵的清晰。到曹操這個時代，“官獄多事”的隸書又突破了“施之于徒隸”的用途，成為社會各階層普遍接受的字體。在曹操高陵營建過程中，書寫刻銘者又進一步提高了漢隸書寫的自由性、簡潔性，追求書法的實用美學。

綜觀曹操高陵出土的62件銘石石牌漢隸書跡，有其獨特的風格和點畫特征，是書法史上一段不可遺忘的書法敘事和美學故事。盡管在時間中已沉埋了太久，而今拂去歷史的塵土之后，依然閃現著自身的個性色彩和藝術價值，讓我們窺見漢隸在演變過程中的發展軌跡，以及隱含在民間深處的書法美學思想，這些都是當今值得認真研究并加以借鑒、發展的珍貴書法素材。

注釋：

[1]魯潛（271—345），字世甫，晉十六國時期，勃?？ぺw安縣人，歷屬西晉、后趙。大仆卿駙馬都尉。

[2]吾丘衍.三十五舉[G]//顧子翠.篆學叢書.北京：中國書店，1984.

[3]中華書局.全唐詩：卷八十三［M].北京：中華書局，1960：895－896.

[4]上海人民出版社.曹操傳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6.

[5]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M].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