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俗研究的新動態與學術反思*

李海云

在中國社會語境中，“禮”“俗”“禮俗”之類的話語形式，究竟意味著什么？顯然，它作為一種文化表達，既指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也常用于政治實踐，并隱喻著一種以文化政治為表征的文明模式。那么，這種以禮俗為表征的文明模式，是為中國社會所獨有，還是在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惟其話語形式有別而已？

近年來，學界多有將“禮”與“俗”聯系起來予以研究的，特別是從民俗學、歷史學、藝術學等學科出發的論著更是明顯增加(1)以中國知網搜索統計為例，以“禮俗”為主題詞的文章共有3052篇，并在近年來明顯增多，如2017年為173篇，2018年為144篇，2019年則為189篇。與此同時，近年來與“禮俗”有關的著作也有明顯增加。較具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如劉志琴《禮俗文化的再研究——回應文化研究的新思潮》，《史學理論研究》2005年第1期；劉志琴《禮俗互動是中國思想史的本土特色》，《東方論壇》2008年第3期；彭牧《同異之間：禮與儀式》，《民俗研究》2014年第3期；趙世瑜《二元的晉祠：禮與俗的分合》，《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趙世瑜、李松、劉鐵梁《“禮俗互動與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三人談》，《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蕭放、何斯琴《禮俗互動中的人生禮儀傳統研究》，《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趙世瑜、張士閃主編《禮俗互動：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整合》，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張士閃《禮與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國》，濟南：齊魯書社2019年，等等。，由此形成了一種不大不小的學術熱潮。以“禮”“俗”為表征的話語形式與社會事實，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存續狀況究竟如何，相關研究在此前有怎樣的積累，為何在當下又成新潮？在最近舉辦的一次“禮俗傳統與中國社會建構”學術研討會(2)張清俐：《開拓民俗學研究新范式》，《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8月19日第1版。上，多位學者直抒胸臆，或甄別與禮俗有關的歷史話語，或總結禮俗傳統的社會建構，或發掘禮俗研究的學術脈絡，或對當前研究動態進行反思，并預估其未來趨向，給予我們諸多新的啟示。

一、對“禮俗互動”概念的反思

禮俗話語在中國有著久遠的傳統，而且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某種文化政治的意味(3)“禮俗”的文化政治意涵，早在三禮之學中就有著豐富地表達。如“禮俗，以馭其民”(《周禮·天官》)，“以八則治都鄙……六曰禮俗”(《周禮·大宰》)，“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周禮·土均》)，“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禮從宜，使從俗”“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禮記·曲禮》)等。相關分析，詳見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并在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不斷釋放政治能量，以至建構起所謂的“禮俗社會”。盡管我們受制于資料的匱乏，對于歷朝歷代社會生活中的禮俗實踐所知有限，但各社會階層在多元化理解中共享同一種禮俗話語形式，并由此形成了較具彈性的社會政治空間，則無可疑。這一點對于理解“中國原理”特別重要，因為正是受益于禮俗話語的高度共享，才可能在諸多社會差異的背后，建構起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同一性。這啟示我們，禮俗研究不僅有助于對中國思想史的解讀(4)參見劉志琴《禮俗互動是中國思想史的本土特色》。，而且應該成為理解“中國原理”的重要路徑。

針對“禮俗傳統與中國社會建構”這一論題，高丙中、陳泳超(北京大學教授)都注意從語詞層面入手，發掘張士閃(山東大學教授)所倡導的“禮俗互動”(5)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的學術意涵。在高丙中看來，張士閃禮俗互動研究的具體分析策略，是首先將“禮俗”予以二分——包括在社會結構中的上下二分與在歷史過程的平行二分——再從禮與俗的長期互動中理解傳統中國的社會運行機制，比如在禮的下沉、俗的上升的歷史大趨勢下各種社會關系的調整與建構。而最關鍵的，則是他試圖闡釋傳統中國社會如何通過禮俗融合的文化政治智慧來統治“天下”、規約文化，解釋幾千年中華文明何以長期綿延，并建立關于中國文明史的理論表達模式。陳泳超則強調，禮俗互動研究的精髓盡在互動兩字。因為禮俗之間并非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代表著一個很長的光譜，禮俗只是表示社會文化序列中的高低關系，而且兩者之間經?；ハ嘟栌酶鞣N元素，有著非常復雜的互動關系，乃至形成多重嵌套。因為張士閃教授團隊的最強優勢是長期扎根田野，當他們以禮俗互動的眼光來看田野，就在紛繁多樣的地方社會生活中，窺見了中華文明的文化結構和社會模式。沿此思路，繼續討論禮俗互動的多元性、多層次性及其社會機制，或可生成更廣闊的學術空間。

劉曉春(中山大學教授)對“禮俗互動”的概念本身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如果將“禮俗”僅僅局限于社會現象，或者禮俗的社會二元結構進行考察分析，可能就會將它予以對象化、本質化地理解。所謂“互動”，其實暗含著對二者之間某種對立關系的理解，很容易讓人想到——禮就是制度化的、文本化的，而俗就是生活化的、行為化的等等，導致研究的局限性。如果我們置身于田野之中，再結合歷代文獻進行研究，就可以避免對禮俗文化理解的表面化，再用禮俗關系的視角來理解中國社會，或許就可以超越禮俗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就像費孝通先生之于“鄉土中國”研究，當他非常明確地界定“鄉土中國”只是一個理想類型，是從具體現象中提煉出來的認識這些現象的概念，我們就知道它是對中國社會結構的一種認識，是喻指中國社會有著一種深刻的鄉土性，就不至于誤解了，而會沿此思路繼續深化研究。如果沒有他在《鄉土中國》一書中對“鄉土”概念的界定，我們就可能把它看作是對中國基層社會的現象化的認識，對這本書的理解就可能會有偏差或是認識不足。畢竟在中國社會中，不管是基層農村還是城市、國家，在社會文化結構上都具有鮮明的鄉土性，因而迥異于西方社會?！岸Y俗”也是一個工具性的概念，它是我們通向理解“中國原理”的重要路徑，要想理解中國，就必須先理解中國社會的禮俗性。

呂微(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認為，“禮”者“理”也，天下公理；“俗”者“束”也，自我約束。以理入俗，以俗復禮，是作為中國傳統社會之共識的“人道”。這樣看來，“禮俗互動”并非僅僅是中國鄉村問題，甚至不僅僅是中國問題，而是世界問題，尤其是后現代社會的世界問題?，F代或后現代社會崇尚自由、平等等普遍理性人格，那么建立在文化情感與人性基礎上的傳統的生活共同體，就從此不再有效了嗎？不然，如果后者首先以前者為目的，也以前者為手段，那么前者就不僅以后者為手段，也將同時以后者為目的。這樣看來，“禮俗互動”所寓含的社會性的理性-情感(仁愛)，不正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大同夢想嗎？也正是有鑒于此，人類社會才會在現代性獲得比較充分的發展之后，又形成了一種所謂“后現代性”的學術思潮。他以為，張士閃倡導的“禮俗互動”研究，既是對傳統學術的延續繼承，應該也是受到了西方學術特別是現象學哲學與方法(例如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的影響；既是傳統人文學術在當下中國“鄉村振興戰略”中有所擔當的表現(6)張士閃：《當代村落民俗志書寫中學者與民眾的視域融合》，《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似乎也是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現象學關照，因此凸顯出其以現代性為目的兼為條件的后現代性學術意義。

上述觀點，既為理解禮俗研究拓寬了思路，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禮俗互動”研究何以在當下形成熱潮的原因。眾所周知，與禮俗相關的語詞，滲透于自古及今中國大眾日常生活之中，由此形成了百川歸海的理念匯聚與豐富多元的表達形式。如在民眾生活中關于“禮”的觀念，既有自然萬物之“常理”“物理”，也有日常生活之“禮俗”“情理”，還有至高無上之“老禮”“天理”等等，它們與國家制度或精英典籍中的禮俗話語并不見得一致，也從不執念于禮與理、禮與俗之辨，而更注重其在社會生活運行中的實效。另一方面，上述學者對“禮俗互動”研究的當代社會語境的省察，也為我們理解這一研究何以形成熱潮及其潛蘊的學術張力提供了依據。事實上，“禮俗互動”的研究理念，的確與20世紀以來西方哲學的現象學轉型不無關聯，特別是胡塞爾所倡導的對“生活世界”的回歸，海德格爾強調的“日?！薄俺Ｈ恕薄肮苍凇备拍?，以及列維納斯對“生活”的思考等等。這也從另一側面說明，當代中國學術必須立足本土社會事實，順循本土學術傳統，再參酌現代西學精粹，斟酌范式，調和學理，才可能在元理論話語層面有所突破，對世界學術做出貢獻。

二、禮俗互動機制與中國社會文化的整合

早有學者注意到，傳統中國社會從基層到朝廷，是具有一種連續性的秩序的，而這種連續性的秩序如何達成，如何成為一種穩定的機制，是可以從“禮”的原理來把握和認識的(7)劉志偉、孫歌：《在歷史中尋找中國——關于區域史研究認識論的對話》，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126頁。。趙世瑜認為：“禮俗問題，是中國的多元文化被統一到了一個整體之中的關鍵性問題。通過禮儀制度的設置，禮與俗就在很大程度上被緊密地結合起來，越來越密不可分。在這一過程中，禮儀就扮演了一個特別重要的貫通性角色，它以‘王朝’的名義把各種各樣的人群結合在了一起，正是因為禮儀是中國不同人群共享的傳統?！?8)趙世瑜、張士閃主編：《禮俗互動：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整合》封底推薦語。此語可謂深中肯綮。

在這次研討會上，多位學者論及禮俗互動所代表的社會實踐機制，探討其如何與整個中國社會文化進行整合，并對這一研究模式寄予厚望。劉鐵梁(山東大學人文社科一級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認為，張士閃教授所倡導的“田野中國”的論題，比“禮俗互動”的概念要更大一些，顯示出一種遠大的學術預期?！疤镆爸袊边@一論題極具包容性，展現出一種多學科的對話形式，不僅符合中國民俗學泰斗鐘敬文先生提倡民俗文化學、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的學術夙愿，也符合費孝通先生所設計的“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藍圖。由齊魯書社新推出的一套《田野中國·當代民俗學術文庫》(9)目前已由齊魯書社2019年出版6冊，具體包括：張士閃《禮與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國》， 趙世瑜、張士閃主編《禮俗互動：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整合》，朱振華《扮玩：魯中三德范村的年節生活》，李海云《空間、邊界與儀式傳統：濰北的鄉村生活》，張帥《個人敘事與地方記憶：魯中地區的顏文姜傳說》，張興宇《梅花拳與鄉村自治傳統：冀南北楊莊考察》。，顯示出趙世瑜、張士閃等同志長期致力于理解我們的本土文化，并在不斷深進的研究中體現出可貴的學術追求。此外，從民間語匯和民間智慧中吸收一些比較有操作性的、有技術性的概念，也是理解中國生活文化和整個傳統文化的關鍵。因為這些概念，是老百姓平時用以生活交流的，學者也可以此和老百姓進行對話。他對禮俗互動研究寄予厚望，認為還可以展開更多專題的研究，如中國社會的民俗性建構、鄉土社會中的文字功用、禮俗傳統在城市與鄉村的表現、禮俗互動中的鄉民藝術等等，以深化對中國社會的闡釋。

劉志偉(中山大學教授)從歷史學的角度，強調要規避傳統學術中“以禮解俗”之弊。在他看來，顧頡剛、容肇祖等前輩歷史學者雖然也都注意田野調查，試圖通過觀察民眾生活來理解古代的禮，并在客觀上推動了現代民俗學的發展，但他們的興趣在于“以俗證史”，在具體學術研究中就容易“以禮解俗”，導致偏頗。中國社會有著悠久的歷史，既需要“以禮解俗”，也需要“以俗解禮”，這原本可以成為中國社會研究的一大優勢。他高度肯定張士閃教授“禮俗互動”的研究路徑，認為可以規避上述弊端。有了對禮俗之間復雜互動關系的特別關注，或許就可以推進對于中國社會的整體研究。

劉德增(齊魯師范學院教授)注意到中國傳統社會中禮和俗之間的變通與調諧。他認為，禮和俗共分三個層面：在微觀層面是“禮俗共生”，從中觀來看是國家制度和村民自治的互動，從宏觀來看則是中國“禮俗社會”的自我調適模式。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治國的方式有神治、法治和人治，而中國則是禮治，較為獨特。禮的核心是禮儀，即倫理道德，將倫理道德制度化就是禮治，用禮治來管控國家就是中國的治國模式。禮是文明起源的中國標準，也是國家治理的中國模式。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以禮治國。要把握中華文明中的禮，首先要注意區分其在公共場合和私有領域的規定性。前者雖然講究“緣人情而制禮”，但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公共性和表演性，在公共場合表演供人觀看，以此達到教化目的。而在民間社會，禮俗是一體的，所謂“俗禮”“禮俗”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受國家之禮的影響，已經納入禮或者基本納入禮的規范的一些習俗；二是自然生成或由鄉賢制定的為民眾所普遍遵循的行為規范?！八锥Y”與“官禮”不同，前者其實是禮和俗的融合，是民眾的主動認同，是國家治理和民間自治的一種深度融合。張士閃教授倡導的禮俗互動研究(10)張士閃：“將‘禮’(國家禮制)、‘俗’(民眾文化)、‘禮俗互動’作為學術分析工具 ，聚焦中國社會中的禮俗現象及話語形式，關注其在社會變遷時期的突出表現，并試圖在國家歷史進程與民眾生活實踐的分析框架中，理解中華文明內部一種自我制動、制衡的傳統政治智慧與社會運作機制?！睆埵块W：《禮與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國》，第1-2頁。，描繪了一幅禮俗融合的社會理想狀態，這是可能的，因為經由禮俗互動葆育的人情、人性，可以成為和諧社會的內在因素，但如何讓傳統禮俗互動模式在當下社會治理發揮應有作用，還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索。

施愛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則聚焦于禮俗互動在村際關系中的表達。他認為，民俗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關系研究，如人與人、村與村、人與社會等。以往鄉村研究常提及的“國家在場”，“國家”只是一種話語符號和敘事方式，其實是在探討研究對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最終會落實到村落內部的人與人的關系。村落研究與所謂的“國家在場”，在話語表述上是有關聯的，而且這種關聯在千百年來具有一定的穩定性，比如民間傳說的權力崇拜、皇權崇拜等。村落生活雖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自治性，但村與村之間卻互動密切，彼此品評，有著豐富而復雜的禮俗呈現。循此思路，或可探索出民俗學研究的新范式。顯然，他所強調的村際關系，乃是整個中國社會內部關系的縮影，而禮俗互動則可以成為理解各種復雜社會關系勾連的起點與節點，進而理解“禮俗中國”的社會機制。

在徐新建(四川大學教授)看來，山東是孔孟之鄉，也是民俗大省，山東大學民俗學團隊從山東日常生活中發現禮與俗的頻繁互動，并由此提出“禮俗互動”學術理念絕非偶然。但“禮俗互動”并非惟山東地區獨有，而是整個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頂層設計”，因此它所代表的學術理念有助于理解整個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民俗學家常認為民俗是禮的補充、禮的邊緣，這套叢書卻要讓禮在場，關心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特別是“禮俗互動”思想的提出，有助于將民俗文化與宮廷文化、精英文化理解為一體多面的關系，對于我們重新理解中原王朝所界定的中心與邊緣、夷夏關系、“天下觀”等，很具啟發意義。

楊正文(西南民族大學教授)發現，傳統的民俗學研究對于地方精英的民俗實踐關注不足。在社會變革時期，往往會出現民俗傳統與社會現實發生斷裂的現象，有了地方精英的提倡，民俗傳統就可以通過倡導傳統倫理，的的確確發揮整飭社會秩序的功能。由此看來，民俗的傳承離不開地方精英的作為，或許很多民俗都與地方精英的創造發明有關聯。注重地方精英的民俗實踐研究，有助于我們理解民俗的社會控制作用，特別是在社會變革時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利于我們觀察中國社會的整體建構過程。至于禮俗互動的研究范式，是否適用于“國家歷史并不那么漫長”的民族地區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試驗觀察。

三、禮俗互動與當代社會治理

黃永林(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關注禮俗互動研究與“有溫度的田野”學術理念的關聯，認為二者同為張士閃教授所提倡，必有其內在理路。就“禮俗互動”的研究范式而言，一方面是從民間之“俗”中發現國家之“禮”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從國家之“禮”的變化中理解“俗”的力量。以“禮俗互動”的視角來關照國家對鄉村的治理，可以從傳統的鄉村自治結構中，為國家構建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系提供理論支撐和實踐借鑒，從而促進民間自治與國家管理的同構，從組織體系上保證鄉村的長治久安。學者在這一面向鄉村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實踐中，需要對父老鄉親有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張士閃教授用“有溫度的田野”作為對這一理念的概括，是恰如其分的。他相信，“有溫度的田野”的學術理念不僅可以深化已有的民俗學理論研究，推進民俗學學科的發展，還在對“有深度的關切”的呼喚中，推動學界服務于鄉村文化建設，促進鄉村的振興與發展。這樣說來，一方面是“禮俗互動”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與界定了中國民俗學“田野研究”的特征，使得田野研究具有了“中國原理”的烙??；另一方面是“有溫度的田野”的學術理念，不僅保障“禮俗互動”研究的效度與信度，而且賦以更切實的現實意義與更長遠的歷史價值。他以為，如果中國民俗學需要一個“田野學派”，那它肯定首先要從鄉村民眾日常生活的微觀中理解國家政治的宏大格局，同時也從國家治理的宏闊視野去審視鄉村民眾的日常生活實踐，從而在世界民俗學之林獨樹一幟。就當下而言，中國民俗學“田野學派”應該通過廣泛而深入的鄉村田野調查，去發現大量被遮蔽或迅速變化著的鄉村文化傳統，理解民眾如何賦予日常生活以文化意義，從而建構與傳承鄉村文化傳統，再以小見大地還原中國社會的歷史脈絡、運行機制與獨特價值。在他看來，山東大學張士閃教授團隊完成的這套“田野中國·當代民俗學文庫”，既有“溫度”，又有“厚度”，預計將對民俗學學科發展產生重要的理論價值。

李松(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將中國社會中的“禮俗互動”具體劃分為三種狀態，即“和諧互動”“平行運行”“博弈互動”。將這三種狀態剝離來看，在所謂“禮俗互動”的背后實際上都是權力運作的表現。所謂“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是說權力的運作可以各行其是，也可以分工合作。比如說，禮有國家宏觀層面的頂層設計，也有在基層社會的微觀層面的具體表達。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種權力具體是如何運作的，緣何“俗”久了就可以成“禮”，“禮”久了又可以成“俗”。這或許意味著，盡管占據主導地位的權力系統會永遠伴隨著整個社會和文化的運行和變遷的過程，但最堅韌的權力仍然是屬于日常生活的。民俗學是一門讓生活更美好的學問，應關注民眾的日常生活安頓與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當代鄉村建設和非遺保護中，學者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怎樣才能以建言獻策的方式推進整體社會發展，為民眾帶來福祉，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王曉葵(南方科技大學教授)注意到，禮俗互動所發揮的影響，是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延展與整合，可以作進一步的拓展。首先，禮俗互動并非是自然發生的現象，其中鄉賢精英群體所發揮的中介角色不可忽視。那么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如果我們依然將禮俗互動作為社會動態的一個過程，那么這中間最直接的操縱者是誰？其次，禮與俗，作為一個理論思考點，目前看來還主要是對中國村落社區所進行的經驗研究，但禮俗在鄉村和都市中是普遍存在的。張士閃教授倡導“在田野中理解中國”，我們不必把田野理解為鄉村，當然也更不必單單理解為城市，而只要能有助于理解中國，我們都可以將其視作田野。當代中國的社會特征已經發生了轉變，文化的影響是流動的，無論是從鄉村到城市，還是從城市到鄉村，都會衍生出各種各樣的生活形態?；诋敶袊鐣亩鄻有?、復雜性，若想更好地理解中國，就應該進行大量的不同地域類型的田野調查，這是確定無疑的。

徐贛麗(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認為，“禮俗互動”研究模式是基于中國社會的基色或本色而確定的，但還要注意到，禮俗互動不僅僅是一個階層影響了另一個階層，而且還微觀地發生在每一個中國人身上。按照中國人的生存法則，可能在有些時候“講禮”，又在另一些時候“從俗”，關鍵看他被賦予了怎樣的角色或任務。在日常生活中，即使再不講究禮的俗人，也會在人生的幾個關鍵時刻遵禮而行。這就意味著，不能僅僅從社會群體層面來劃分禮俗，而應注意觀察在不同社會情境下所規定的禮俗規則。禮俗互動，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也有諸多表現：如果說中央制定的八項規定是“禮”，那么民間歲時節日或人生禮儀中的宴請就是“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頂層的“禮”，當其被貫徹到人們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理解為和諧、友愛等文明言行規約，即“以禮化俗”?！岸Y”“俗”需要在一個體系內或一個框架中進行互動，才能互相協調，民眾的“俗”才會自然遵從國家的“禮”。今天的社會是一個變化的社會，有其自身的特點，如何結合這一時代背景去理解“禮”和“俗”？我們應該進一步考察“禮俗互動”在今天的發展形式，探索建立現代民俗學的可能性。

宋俊華(中山大學教授)認為，“禮俗互動”無疑是觀察傳統中國社會治理的重要視角與方法。他認為，禮俗是人們處理人和自然、人和人關系的規范化的方式，除因傳統王朝政治體制所形成的“上下”關系以外，還有“一和多”的結構關系。在中國傳統社會語境中，“禮”是國家大一統的規范，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俗”則具有區域性、地方性，更多體現的是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的“多元”。這一點在當下體現得尤為明顯。鄉村社會并非是同質化的，我們對不同鄉村的調查和研究，就尤其需要注意這種多樣性背景，嘗試在差異性中尋求共性。事實上，禮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的工具，貫徹到民間社會，便以民俗規約的形式呈現，并具體落實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實踐中。當然，老百姓往往也會對某些禮有所抵制，并體現為碰撞、滲透、改裝、融合等多種樣態。就當下來說，禮俗互動的視角對于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存生態、發展動力、變遷機制等大有裨益。至于如何將傳統的禮俗社會治理模式應用于現代社會治理，尤其是與法治社會的理念相融合，還需要學界對禮俗的當代演化進行考察，為當下的社會治理和未來社會的發展提供更具針對性的建議和措施。

四、禮俗研究向何處去

回溯歷史深處，我們或許可以對當下禮俗研究熱潮有更清醒的認識。如果說20世紀初由北京大學發起的歌謠征集活動，是將與傳統之“禮”相對的“俗”作為研究對象，由此揭開了現代民俗學在中國的序幕，那么在百年之后，中國民俗學者普遍走向田野，試圖重新發現禮與俗的同一性及其在中國社會中的互動運行機制，就在客觀上形成了與北大歌謠運動的遙相呼應。如何解釋中國學界這一百年學術轉型的歷史宿因？又如何預估當下禮俗研究的未來趨向？雖然一時還難言究竟，但至少有如下方面頗值得注意：

(一)在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中理解禮與俗的纏結

在中國社會中長達數千年的禮俗互動傳統，已經使得禮與俗之間難解難分。張士閃教授所倡導的禮俗互動研究，盡管也曾聚焦于“禮俗互動中的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11)2013年10月20日，以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重點項目“禮與俗：近現代民間儒學傳統與傳承——以山東百村田野考察為中心”為依托，由張士閃教授召集，山東大學舉辦“田野中國·禮俗互動中的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學術論壇。與會專家研討成果參見趙世瑜、李松、劉鐵梁《“禮俗互動與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三人談》。，但主要是提倡從這一視角出發來解釋中國的思想、歷史、社會，試圖以此辨析中國社會有別于西方的本質所在，理解文明內部調諧、制衡的文化政治機制，這一論題的學術張力尚未充分釋放。正如劉宗迪在2013年這次研討會上所指出的，我們今天對“禮俗”的理解與“現代性”有關，“不是禮和俗的概念需要辯護，而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審美方式需要靠禮和俗的說法來辯護”。雖然古代典籍中把禮和俗說成兩個概念，但古代思想家特別是儒學大師，都非常講究禮與俗的銜接，既有自下而上的因俗治禮，又有從上到下的移風易俗，禮和俗是相互銜接的。只是到了近代社會，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出于傳教目的而迎合、抬高儒家思想，打壓民間崇拜，而將禮、俗分開，這一傳統又影響到后來的中國學者，禮與俗的對立進一步被強化了。(12)劉宗迪：山東大學“田野中國·禮俗互動中的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會議發言，2013年10月20日。順循這一思路，在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中理解禮與俗的纏結，或將有助于我們在更清晰的歷史時空坐標中，醒覺當代禮俗研究所應承擔的歷史使命。

(二)禮俗話語運用與中國文化政治傳統的提煉

大致說來，在傳統中國社會語境中，“形而上之理”被建構為“禮”的范疇，而“形而下之理”則保持著“俗”的狀態，看似語義含混的“禮俗”一詞，恰好顯示出形而上之“禮”與形而下之“俗”的交互狀態，二者在整體社會運行中并非隔膜，更有“前世之禮，后世之俗”的說法。這是一種文化被高度整合乃至被整個社會所共享的標志，以至于已經指向一種文化政治模式。正如王汎森所言：

禮治理想究竟對現實生活產生多大的改變是一回事，它所造成的新的理想標準又是另一回事?！岸Y”與“俗”的對抗所真正發揮的作用并不是“禮”徹底消滅了“俗”，那樣的事在中國歷史上可能從未發生過，而是造成了一個在日常生活文化當中高下的區分，使得“禮”成為高尚的、理想的、新的標準，如果可能，人們“理想上”應該守禮，而應盡量使其實現，因而微妙地改變了人們認為日常生活及行為世界“應該”追求的目標。(13)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76頁。

縱觀一部中華文明史就不難看出，關于禮與俗的對立或化合的話語，往往代表著歷代王朝與知識精英重建社會秩序的慣用方式。直至20世紀上半葉，禮俗問題被知識精英提出，也與民族主義、“救亡圖存”、“向民間去”、禮俗改造等密切相關，依然飽含政治意涵，這絕非偶然。

(三)從禮俗互動研究出發，建構中華文明的全幅話語

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皇室貴胄、文臣武將，還是才子佳人、五行八作，抑或蕓蕓眾生，都傳承共享著同一種傳統文化。一部中華文明史，乃是在國家政治運行、地方社會發展與民間生活實踐的多重交織中綿延至今的。在傳統中國社會中，國家、精英和民眾構成了多元主體，而國家大一統進程、地方社會發展與民眾日常生活，則是理解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的基本維度。梳理中國文化的民間傳承形式，總結其制度機制、道德規范和技術手段體系，有助于深化對中國文化基本特質及傳承體系的理解與闡釋。有著數千年積淀的中國文化，畢竟是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也是當代中國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據。

山東大學民俗學研究團隊新近推出的這套《田野中國·當代民俗學術文庫》，代表了他們的最新思考，在這方面或可帶給我們些許啟示。這套叢書，雖大多是從民俗學的田野研究出發，卻注意兼顧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關注中國本土社會事實及話語形式，聚焦中國文化的民間傳承機制研究，因而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與實際意義。他們有著大致相似的研究旨趣，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第一，推進中國文化的生活傳承譜系研究，理解與闡釋與中國文化發展相關的“國家化”“地方化”與“生活化”層面的社會事實與運作機制，認為以此才有可能認知與描述中國文化傳承的完整譜系。第二，聚焦中國文化的禮俗轉換機制研究，在國家歷史進程與民眾生活實踐的分析框架中，考察“據俗成禮”“禮化為俗”“禮俗共處”“禮俗沖突”“禮俗運用”等話語形式和社會事實，認為這有助于理解中國社會內部調諧制衡的傳統政治智慧與社會實踐機制。第三，倡導對中國文化的民間傳承形式進行研究，梳理中國文化的民間傳承形式，總結其制度機制、道德規范和技術手段體系，循此探索重建中華民族精神家園的生活基礎。

顯然，與禮俗相關的諸多話語形式與豐富社會實踐，為中華民族自古及今所持續共享，乃至成為一種穩定的文化政治模式?！霸谔镆爸欣斫庵袊边@一學術倡導，是期望在田野研究中，通過近距離觀察地方社會中歷史久遠、當下依然活用的一些知識和思想，窺知中華文明的全幅話語。作出這一判斷的前提，是因為這些知識和思想就其總體而言是貼近國家政治的，從未完全專屬于民間，而內在于國家一統進程之中，乃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禮俗互動”的凝結?；蛟S，這正是“禮俗互動”能引發多學科學者濃厚興趣的原因所在，而學界對于“禮俗互動”研究的真正期望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