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史籍中的曹操稱謂
——基於裴注所引“佚史”的考察

楊繼承

稱謂，是基於親屬關係及社會關係而建立起來的稱呼、名號。在“親親尊尊”的古代中國，稱謂既能區別親族中的親疏遠近，亦可以昭示其在社會等級制度中的身份與地位。而親屬、社會關係複雜，兼之時代懸隔、地理不同，遂使稱謂各異。劉知幾《史通·雜説》篇即云：“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1)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七《雜説中第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463頁?！斗Q謂》篇又云：“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準?！?2)《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101頁。清人梁章鉅《稱謂録》亦云：“古人稱謂，各有等差，不相假借?！?3)梁章鉅： 《稱謂録》序，《續修四庫全書》，第12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37頁。而這些各有等差、名號不同的稱謂，無疑又能夠反映不同時代、區域的社會結構。如葛志毅所言：“各種社會稱謂的總和，往往是某個社會構成的層次網絡的總體反映，或者説，它能從外觀上比較全面地描述某社會結構的總體組織形式?！?4)葛志毅： 《〈稱謂録〉點校前言》，《譚史齋論稿三編》，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頁。由此言之，稱謂亦可成爲研究古代社會文化的一個視角與途徑。(5)關於古代中國稱謂的研究，已經涉及等級秩序、職業身份、家庭結構、民族關係、行政控制與社會風習等諸多方面。參見王子今： 《秦漢稱謂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最早以“稱謂”名篇的《史通·稱謂》，則主要關注史籍中的帝王稱謂。據浦起龍之總結，《稱謂》篇所詳者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目創名駭見也?！?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102頁。從“斥”、“辯”、“議”、“譏”、“鄙”等用詞可見，劉知幾對史籍中對於帝王的稱謂有著激切的批評。蓋帝王之稱謂，實乃古代史家書寫之重點，且關涉等級、避諱、正朔諸般重要問題，自然爭議甚多。而這種爭議最多的，恐怕莫過於關涉魏、蜀正統論的曹操稱謂問題。本文希望通過對曹操稱謂的個案考察，探討魏晉史籍關於稱謂的書寫，並對三國正統論做一個側面的説明。

一、《三國志》與裴注中的曹操稱謂：從《魏志·武帝紀》説起

在《三國志·魏志·武帝紀》中，曹操便有“太祖”、“公”、“王”三種稱謂。始稱“太祖”；至建安元年冬十月改稱“公”；至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則改稱“王”；至於紀後的“評曰”，則又稱“太祖”，並延續至《魏志》(7)按，《三國志》原名分別稱爲“魏書”、“蜀書”、“吳書”(參見辛德勇： 《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説》，《當代學人精品·辛德勇卷》，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9—250頁)，本文爲行文方便，且與王沈《魏書》、韋曜《吳書》相區別，故仍用“魏志”、“蜀志”、“吳志”之俗稱。終卷。

對於這一稱謂的變更及其緣故，清人早有論述。李清植曰：“按此書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大將軍，則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進爵魏王，則改稱王?！?8)《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附考證，武英殿?？北?，乾隆四年。由此可知，改稱“公”乃是曹操被授予大將軍，位爲三公。何焯即云：“自爲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9)何焯著，崔高維點校： 《義門讀書記》卷二六《三國志·魏志》，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426頁。而改稱爲“王”，則是進爵爲魏王。至於稱“公”以前何以稱“太祖”，姜宸英曰：“前此無專官，故稱太祖，至此始改稱公?！?10)參見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影印本，第18頁。據《武帝紀》，曹操建安元年授大將軍之前，有洛陽北部尉、頓丘令、騎都尉、濟南相、典軍校尉、奮武將軍、建德將軍、鎮東將軍、費亭侯等官爵名號，名目繁多，故以廟號稱之。

對於陳壽在《武帝紀》中的這一做法，或以爲體例不純。王鳴盛即曰：“愚見以爲既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概稱太祖爲直截，省卻多少葛藤?！?11)王鳴盛撰，黃暉點校： 《十七史商榷》卷四〇《稱太祖王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4—445頁?？蛋l祥亦曰：“一紀中三異其稱，承祚之史例如此，何如始終稱太祖，使人了然乎！”(12)康發祥： 《三國志補義》卷一，咸豐十一年刻本?；蛞誀?，曹操由公而稱王稱帝，乃是隱喻曹操篡漢之實，故當以春秋筆法視之。李清植即云：“即曹丕未篡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帝，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仕晉，而晉繼魏，故微其辭以寓其旨。若孫權，則雖篡後，猶權之耳。惟先主始終皆稱先主無易辭，以此知陳壽意中以正統予蜀，如《綱目》之旨”，(13)《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附考證，武英殿?？北?，乾隆四年。即其代表。梁章鉅發揮李清植之説云：“言其體雖襲史、漢之舊，而書法則容有合於《春秋》也?！?14)梁章鉅撰，楊耀坤校訂： 《三國志旁證》卷一，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頁。盧弼亦認爲：“稱公稱王，所以著其篡之跡也?！段牡奂o》亦然，由王而天子，由臣而躋君位，隱喻春秋筆伐之意，此所以爲良史也?！?15)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第18頁。

有關《武帝紀》曹操稱謂三易其稱的問題，劉咸炘既不認爲是體例不純，也不認爲隱含春秋筆法。他論述道：“按此法出《史記》、《漢書·高祖紀》，王氏以爲葛藤固謬，李氏以爲微意亦非。漢高書沛公，豈亦咎其不當背楚懷王乎？即使曹氏子孫爲書，亦必如此書也?！?16)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著，黃曙輝編校： 《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27頁。則劉咸炘將陳壽《武帝紀》的書法溯源自《史記》、《漢書》。關於這一書法，李澄宇之説更詳：“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以前(建安元年事)皆稱太祖，後乃稱公，爲魏王後(建安二十一年事)乃稱王，亦猶《史記》高紀乃立季爲沛公以前稱高祖，後乃稱沛公。項羽負約，更立沛公爲漢王，後乃稱漢王也。所異者，高祖未爲沛公前，連稱劉季者十一，五年未即帝位前，稱高祖者一，稱皇帝者二，稱漢王者四。即帝位後，或稱皇帝，或稱上，或稱高祖耳?！?17)李澄宇： 《讀三國志蠡述》卷一，張舜徽主編： 《二十五史三編》第四分冊《後漢書之屬》，長沙： 嶽麓書社，1994年，第1032頁。按，引文括弧內原書爲雙行夾注。關於《史記·高祖本紀》有關劉邦稱謂的變更情況，參見《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北京： 中華書局，2014年修訂本，第446、465、477頁。如此看來，陳壽在《武帝紀》中的做法，只是在司馬遷《高祖本紀》之上的發展與完善而已。而如此書寫的初衷，可能只是實録創業君主之歷程，並不一定有隱喻褒貶在其中。

《三國志·武帝紀》曹操稱謂的書法源自《史記》的説法，無疑是正確的。這既回應了對陳壽《三國志》體例不純的批評，也挫敗了那些持蜀漢正統觀而認爲這一書法“隱喻曹操篡漢之實”、“以正統予蜀”的觀點，可謂通達可信。與李清植、盧弼的觀點恰恰相反的是，如果我們整體考察《三國志》一書有關魏、蜀、吳三國君主的稱謂，反而能夠説明陳壽實在是以正統予魏。趙翼即云：“《魏志》稱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後稱公，封魏王後稱王，曹丕受禪後稱帝，而於蜀、吳二主則直書曰劉備，曰孫權，不以鄰國待之也。蜀、吳二志凡與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見魏非與其國也?！?18)趙翼撰，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札記校證》卷六《三國志書法》，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第124—125頁。由此可見，在《三國志》中，吳、蜀兩國與魏國在稱謂上是不對等的。對此，劉知幾早有批評道：“乃沒吳、蜀之謚號，呼權、備姓名，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19)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99頁。這尤可以説明陳壽一書之正統實在魏。(20)劉咸炘曾指出，陳壽《三國志》“尊魏”可從以下四方面看出。其一，“魏稱紀而蜀、吳僅爲傳”；其二，“稱漢爲蜀，直以地名示其爲偏方而不用本名以敵魏也”；其三，“以《二牧傳》列《蜀志》之首，明以地爲斷，示其偏方也”；其四，“蜀、吳二書書法皆不與魏爲敵國之詞”。參見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06—315頁；熊鋭： 《尊魏、戀蜀、遠吳： 劉咸炘對〈三國志〉三國親疏關係的認知》，《史學史研究》2018年第1期。

由此看來，有關《三國志》對於魏、蜀、吳君主稱謂及相關正統問題的爭論，本無需再加深究。不過，當我們將目光從陳壽《三國志》本文轉移到裴松之注時，卻發現裴注中的曹操稱謂與《三國志》正文保持著驚人的一致性。也就是説，在裴注所引的所有文獻中，《武帝紀》部分的曹操稱謂也由“太祖”而“公”、由“公”而“王”，(21)以筆者所見，僅有日本學者滿田剛曾注意到裴注引王沈《魏書》曹操稱謂改變這一現象。參見滿田剛： 《『太平寰宇記』所引王沈『魏書』について——附論『太平寰宇記』所引『魏志』·『魏略』·魏收『魏書』》，《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2號，2010年，第188頁。再回到“太祖”，並延續至《魏志》終卷。而在《蜀志》、《吳志》的注文中，曹操亦均稱爲“曹公”。(22)當然，裴注中尚有與《三國志》正文不同的地方，但僅爲個例，並不影響我們對這一體例的歸納。

裴注與《三國志》對於曹操稱謂的高度一致，不免讓人産生疑問。裴松之所引史籍繁多，(23)關於裴注引書的研究與統計，可參見顧起元： 《説略》卷一三，明萬曆四十一年吳德聚刻本；趙紹祖： 《讀書偶記》卷七《三國志注所引書名》，趙紹祖撰，趙英明、王懋明點校： 《讀書偶記 消暑録》，北京： 中華書局，1997年，第92—96頁；錢大昭： 《三國志辨疑》，《叢書集成初編》本，第1—3頁；錢大昕著，方詩銘、周殿傑校點： 《廿二史考異》卷一五《三國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4—275頁；趙翼撰，王樹民校證： 《廿二史札記》卷六《裴松之三國志注》，第135—136頁；王玉樹： 《經史雜記》卷三《三國志注徵引之博》，清道光十年芳梫堂刻本；沈家本： 《古書目》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沈寄簃先生遺書》乙編，歸安沈氏刻本；王鍾翰： 《三國志裴注考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1945年第5卷；王仲犖： 《魏晉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29頁；張子俠： 《〈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逯耀東： 《〈三國志注〉引用的魏晉材料》，《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 中華書局，2006年，第273—287頁；高敏： 《〈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書考》，《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録魏事者，有魚豢《魏略》、孫盛《魏氏春秋》、王沈《魏書》、陰?！段杭o》等；録蜀事者，有王隱《蜀記》、譙周《蜀本紀》、陳壽《益部耆舊傳》等；録吳事者，有張勃《吳録》、吳沖《吳曆》、韋曜《吳書》、虞溥《江表傳》；統録三國史事者，則有習鑿齒《漢晉春秋》、《獻帝春秋》、《獻帝紀》、《獻帝起居注》等。(24)分爲録魏、蜀、吳及統録三國四類，是按照浦起龍的做法。參見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4頁。這些史籍成書之年代、地域不同，體例各異；且曹操之稱謂，又實關涉自古以來爭論最多的蜀、魏正統問題，(25)梁啓超著，夏曉紅、陸胤校： 《新史學》，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10頁。實在難以想象魏晉史家能夠就這一問題與陳壽保持一致的意見。因此，探究魏晉史籍關於曹操稱謂的真實圖景，就顯得十分必要。當然，由於裴注所引史籍大多已經散佚，其中大多數還主要依靠裴注留存至今，我們需要以“史源學”之方法，借助其他文本中的殘篇佚文，以對魏晉“佚史”(26)關於“佚史”一詞的使用，本文參考了羅秉英、唐燮軍、張辭修的用法。參見羅秉英： 《魏晉六朝時期“佚史”書志的編纂》，《思想戰綫》1987年第2期；唐燮軍： 《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爲中心的考察》，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張辭修： 《三國佚史散亡考論》，《文史》2018年第1輯。實際上，李學勤先生已經很早就使用過“佚籍”的概念，參見李學勤：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的“曹操”稱謂做一番追本溯源的考察。

二、“隨正文爲稱”： 裴注關於曹操稱謂之體例

《三國志》中華書局點校本在《出版説明》中對裴注有這樣的評價：“清代學者雖然推重裴注，但也有人指責他有的應注而不注，有的不應注而注，引書有改字等等(見趙翼《陔餘叢考》六、《四庫提要》四五及盧文弨的批注)?！?27)《三國志》出版説明，第3頁。在曹操的稱謂問題上，裴注即存在“引書改字”的問題。這一問題的發現，則以裴注所引《曹瞞傳》中的“太祖”最爲代表。

《魏志·武帝紀》裴注引《曹瞞傳》完全遵循《武帝紀》正文的書法，分別稱曹操爲“太祖”、“公”、“王”，最後又稱“太祖”。如：

《曹瞞傳》曰： 太祖一名吉利，小字阿瞞。

《曹瞞傳》曰：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遠，卿來，吾事濟矣?！?/p>

《曹瞞傳》曰： 王更脩治北部尉廨，令過於舊。

《曹瞞傳》曰：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28)《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1、21、52、54頁。

這種按照“太祖—公—王—太祖”而改變曹操稱謂的書法，可以確定並非《曹瞞傳》之原本。據《舊唐書·經籍志》著録，《曹瞞傳》爲“吳人作”。(29)《舊唐書》卷二六《經籍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5年，第2003頁。裴松之《武帝紀》注亦稱“吳人作《曹瞞傳》”。(30)《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1頁。據此，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曰：“愚按，傳名曹瞞，又係吳人所作。其言操少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又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及遣華歆入宮收伏后事，語皆質直，不爲魏諱。故《世説》注、《文選》注所引皆稱操名。惟《魏志》注多稱‘太祖’，自系裴松之所改，非吳人原本?！?31)章宗源：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三，二十五史刊行委員會編： 《二十五史補編》，北京： 中華書局，1955年，第5029頁。盧文弨亦云：“太祖之稱，非《曹瞞傳》本文如此，此傳作于吳人，直斥其小字，豈有稱曰太祖，此與下稱公稱王皆裴注隨正文爲稱耳?！?32)參見盧弼： 《三國志集解》卷一，第5頁。章宗源、盧文弨二氏所言，甚合情理。顯然，“書出敵人之口”、“於曹操奸惡備載無遺”(33)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80頁。的《曹瞞傳》，必不至於爲魏諱而對曹操加以尊稱。因此，裴松之注引《曹瞞傳》所謂“太祖”、“公”、“王”，皆爲裴注“隨正文爲稱”而改，(34)亦可參見張宇： 《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濟南： 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23—26頁。其原本當如《世説》注、《文選》注等所引作“操”、“曹操”。如《曹瞞傳》所載曹操小字阿瞞，裴注稱引爲“太祖”，而《世説新語》劉孝標注則稱“操”。(35)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下《假譎》，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999頁。此外，《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等文獻所引《曹瞞傳》，也多直稱其本名。因此，熊明所輯《曹瞞傳》，即將“太祖”、“公”、“王”改爲“操”或“曹操”，(36)參見熊明： 《〈曹瞞傳〉考論——兼論六朝雜傳的小説化傾向》，《古籍研究》2002年第1期，第25—26頁；熊明輯校： 《漢魏六朝雜傳集》，北京： 中華書局，2017年，第282頁。按，嚴可均輯本則仍依裴注，參見嚴可均輯： 《全三國文》卷七五《曹瞞傳》，《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北京： 中華書局，1958年影印本，第1455—1456頁。以還其舊。

而實際上，裴注引書中的曹操稱謂乃“隨正文爲稱”，尚有更爲堅實的證據。我們以裴注引王璨《英雄記》及衛恒《四體書勢》爲例。裴注引王璨《英雄記》，《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部分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然而，考王璨卒於建安二十二年，則《英雄記》之完成時間，當以此爲下限。(37)關於《英雄記》的具體成書時間，可參見韓格平： 《建安七子綜論》，長春：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39頁；劉志偉：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英雄”傳記——試論王璨〈英雄記〉》，《西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而爲曹操立武皇帝廟，尊爲魏太祖，卻是魏文帝黃初三年之事，(38)《文帝紀》裴注引《魏略》：“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近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爲魏太祖，萬載不毀也?！薄度龂尽肪矶段簳の牡奂o》，第83頁。故《英雄記》原書絶無可能稱曹操爲“太祖”。實際上，《太平御覽》、《水經注》等書所引《英雄記》，即多稱作“曹操”、“曹公”，(39)參見黃奭輯《英雄記》有關曹操的部分，收録於晏紹初輯?！督ò财咦蛹?，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第213頁。黃奭所輯《英雄記》呂布部分，亦沿襲裴注“太祖”之稱，當改爲曹操?？梢姟队⑿塾洝分?。由此可見，裴注所引《英雄記》之“太祖”，乃是隨正文爲稱。也就是説，在魏文帝尊曹操爲“太祖”前已經成書或已經形成文字的史料，絶不會稱“太祖”。

《魏志·武帝紀》裴注引衛恒《四體書勢序》(40)按，《四體書勢序》即衛恒《四體書勢》中之序文，裴松之注曾提及：“覬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所謂“序古文”，即是衛恒《字勢》前之序文，與《篆勢》、《隸勢》、《草書勢》前之敍述文字同。亦稱曹操爲公，如：“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謁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以勒書自效。公嘗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41)《三國志》卷一《魏武紀》，第31頁。此處《武帝紀》正文亦稱“公”，與正文相同。然《四體書勢》全文見載於《晉書·衛瓘傳》，(42)參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〇，《二十五史補編》，第5224頁?？计湮淖指鼱懲暾?，可證裴注爲節引。其相關文字曰：“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謁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43)《晉書》卷三六《衛瓘》，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064頁。則《四體書勢》本作“魏武帝”、“魏武”，可證裴注“隨正文爲稱”。

裴松之注中曹操稱謂乃“隨正文爲稱”體例的發現，(44)按，關於裴注之義例，柳詒徵説之甚詳，但未及“隨正文爲稱”。參見柳詒徵《三國志裴注義例》，《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1944年第1期。無疑可以作爲我們考察裴注所引史籍有關曹操稱謂的出發點。而要確定裴注所引“佚史”中的曹操稱謂系裴松之所改，除了論證其成書於黃初三年以前，或者找出更爲權威、流傳有序的文本進行對比之外，我們只能參考清人對於《曹瞞傳》的考證方法。其一，基於《曹瞞傳》作者之立場，必不會予曹操以尊稱，尤其不可能稱其廟號“太祖”；其二，早期類書、注疏所引《曹瞞傳》，不書“太祖”而書“曹操”、“操”，尚可考見《曹瞞傳》散佚殆盡前曹操稱謂之原本。而基於這樣兩重證據，我們可以進一步確立裴注“隨正文爲稱”的注史體例，並盡可能考察出裴注所引魏晉史籍曹操稱謂的本原。爲了敍述之方便，我們且按照浦起龍所謂“録魏事者”、“録吳事者”、“録蜀事者”、“統録三國史事者”分別討論；而鑒於“録蜀事者”文獻甚少，且極少有涉及曹操稱謂之佚文留存，暫闕而不論。

三、魏史曹操稱謂考源

如劉咸炘所指出的，《魏志·武帝紀》稱曹操爲太祖、公、王的書法本出自《史記》、《漢書》之《高祖紀》，不過是實録其事，“即使曹氏子孫爲書，亦必如此書也”。而王沈《魏書》、魚豢《魏略》等魏人所作魏史，正可以視作“曹氏子孫”所爲之書。而陳壽《三國志》之《魏志》，又承襲自王沈之《魏書》。(45)關於陳壽《三國志·魏書》對王沈《魏書》的繼承，可參見滿田剛： 《『三國志』魏書の典據について(卷一～卷十)》，《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14號，2002年，第A237—A265頁。那麼，在魏人所撰國史中，是否就已經存在了類似於《三國志》的曹操稱謂系統，就頗值得討論。

(一) 王沈《魏書》

裴注所引王沈《魏書》中的曹操稱謂，《魏志·武帝紀》部分稱“太祖、公、王”，《魏志》其餘部分稱“太祖”，《蜀志》、《吳志》則稱“曹公”。

關於王沈《魏書》之成書，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云：“魏史，黃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4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1頁。則此《魏書》爲曹魏官修國史，最後由王沈勒成。需要討論的是，《魏書》的最後定稿時間，也就是“其後王沈獨就其業”的“其後”所指爲何時？楊翼驤認爲王沈《魏書》成書年代難以判定，只能以王沈卒年(晉武帝泰始二年)爲最晚年代。(47)楊翼驤、葉振華： 《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録》，《史學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30頁。有學者則根據王沈《魏書》中的“宣王”、“景王”稱謂，定其成書下限爲魏晉禪代之後，其成書當是入晉以後之事。(48)楊永康： 《王沈〈魏書〉曲筆考》，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 《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太原： 北嶽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582—583頁。不過，《三國志》正文既稱“宣王”、“景王”，且裴注引書有“隨正文爲稱”之例，則裴注所引《魏書》中的“宣王”、“景王”可能無法作爲《魏書》成書年代的依據。朱維錚則根據劉知幾《史通》的敍述結構，認爲王沈《魏書》成書當在魏時，“最早不早於曹奐景元二年，下不會晚於曹奐於咸熙二年黯然‘禪讓’之前”。(49)朱維錚遺稿，姜鵬等整理： 《王沈〈魏書〉的考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2期，第32頁；朱維錚： 《朱維錚史學史論集》，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72—173頁。而劉知幾在敍述完魏、吳兩國正史之後便寫道“至晉受命”，似乎也表明王沈《魏書》成書時尚未入晉。因此，我們將王沈《魏書》視爲魏國之國史，成於魏人之手，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除裴注所引的文本之外，其餘文獻所引《魏書》甚多，分別稱曹操爲太祖(魏太祖)、武帝(魏武帝)、曹公。其中以稱廟號“太祖”者最多。如《北堂書鈔》卷一三五引《魏書》曰：“太祖當(按，‘當’爲‘嘗’字之誤)得名璫數具，命卞后自選一具”。(50)虞世南撰： 《北堂書鈔》卷一三五《服飾部四》，北京： 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本，第548頁。按，又見《白氏六帖事類集》卷四、《太平御覽》卷七一八。又如《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引王沈《魏書》曰：“太祖討呂布於濮陽?！?51)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五二《兵部八十三》，北京： 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第1620頁。這些文字不見於裴注所引《魏書》，亦不見於陳壽《三國志》，當別有所本。

以謚號“武帝”稱曹操，亦較爲常見。如《太平御覽》卷二四〇引《魏書》曰：“武帝以樂進爲折衝將軍?！?52)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二四〇《職官部三十八》，第1135頁。以樂進爲折衝將軍一事，亦見於《三國志·樂進傳》：“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蕩寇將軍?！?53)《三國志》卷一七《魏書·張樂于張徐傳》，第521頁?！度龂尽贩Q“太祖”，可見二者稱謂不同。又《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引《魏書》：“武帝遣將軍曹仁修築，至黃初元年廢?！?54)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五《淮南道三》，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第2483頁。按，《輿地紀勝》卷四六：“按，《魏書》： 魏武帝遣曹仁修築，尋廢?！?王象之撰： 《輿地紀勝》卷四六《淮南西路·安慶府》，北京： 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本，第1875頁)當直接抄録《太平寰宇記》而來，“魏”字當是王象之所增。陳壽《三國志》唯有在敍述魏文帝、陳留王之父、祖時，才稱“武帝”。(55)參見《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第57頁；《三國志》卷四《魏書·三少帝紀》，第147頁。而在王沈《魏書》中，“武帝”之稱常見，這是二者的區別。

此外，又有稱“曹公”者?！短接[》卷一六二引《魏書》曰：“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烏丸于柳城?！?56)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一六二《州郡部八》，第788頁?！短藉居钣洝肪砥咭晃淖窒嗤?。又《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引《魏書》曰：“曹公初起兵於己吾?！?57)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 《太平寰宇記》卷一二《河南道十二》，第228頁?！度龂尽放嶙⒁段簳穭t曰：“是歲，太祖始起兵于己吾?！?《三國志》卷一二《魏書·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384頁)則裴注改“曹公”爲“太祖”。按，曹操起兵於中平六年，按照陳壽《三國志》之體例，此處尚未改稱“公”，應稱“太祖”。由此可見，王沈《魏書》雖已有“太祖”、“武帝”、“曹公”等稱謂，但與陳壽《三國志》的曹操稱謂系統仍舊有一定的區別。

(二) 魚豢《魏略》(《典略》)

裴注所引魚豢《魏略》，《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吳志》部分則稱“曹公”，與陳壽《三國志》正文一致。裴注所引魚豢《典略》，與《魏略》相同。

關於裴注所引《魏略》、《典略》，實際上可能就是一書?！端鍟そ浖尽分h《典略》八十九卷，而新舊《唐書》則著録《典略》五十卷，《魏略》三十八卷。據《史通·古今正史》篇：“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58)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2頁。則劉知幾唯知《魏略》一書。杭世駿認爲：“《三國志》注引《魏略》，又引《典略》，即一書也?！短接[》直稱《魏典略》焉?！?59)杭世駿： 《諸史然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4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043頁。侯康亦云：“按《隋志》無《魏略》而有《典略》，杭氏似並《典略》忘之，要其合二書爲一，則確論也?！?60)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76頁。而通過對《魏略》、《典略》內容的詳細對比，二者亦很可能就是一書。(61)參見徐益藩： 《〈典略·魏略〉考——〈三國志〉注所引亡書考之一》，《學林》1940年第5期；羅秉英： 《〈魏略〉〈典略〉關係試探》，《思想戰綫》1983年第5期。因此，我們將裴注所引《魏略》、《典略》視爲魚豢私人所撰魏國國史加以考察。

關於《魏略》中的曹操稱謂，張鵬一《魏略輯本》曾有注意：“案各書引《魏略》，曹操、曹公、太祖名稱不一，乃各書採取時，間有改易，今仍之?！?62)張鵬一輯： 《魏略輯本》卷一《太祖》，《關隴叢書》本。對於曹操稱謂不一的問題，張鵬一認爲是“間有改易”之結果。言下之意，即認爲《魏略》的曹操稱謂本來應該是較爲單一的。

目前所見《魏略》佚文中，以稱“太祖”者爲最多?！段倪x》李善注所引《魏略》，全部稱作“太祖”?！夺釢h書》李賢注引《典略》，亦全部稱“太祖”?！短接[》所引《魏略》，除卷五五七“曹操微，時人莫知之”一條外，亦皆作“太祖”。至於這一條稱作“曹操”的，可能並非《魏略》原文。據《太平御覽》所引：

《魏略》曰： 曹操微，時人莫知之，唯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輙悽愴致祭。(6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五五七《禮儀部三十六》，第2520頁。

范曄《後漢書·橋玄傳》亦有相同的文字：“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64)《後漢書》卷五一《李陳龐陳橋列傳》，北京： 中華書局，1965年，第1697頁。二者對比，除《後漢書》多出“初”、“嘗往候玄”之外，二者完全一致。我們知道，《太平御覽》在引書時，時有書名之混淆；而且，某些書名可能只是一種泛稱而並非特指。因此，這裏的《魏略》可能是《太平御覽》引書的訛誤，也有可能泛指記録曹魏歷史的史書。

《續漢書志》劉昭注所引《魏略》，則稱作“曹公”?！独m漢書·百官志》注引《魏略》曰：“曹公置都護軍中尉?！?65)《後漢書志》第二四《百官一》，第3563頁。又《續漢書·郡國志》注：“《魏略》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用游楚爲太守?！?《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第3408頁)按，“魏略”本作“魏志”，中華書局本?？庇浽唬骸啊都狻芬惥半呎h，謂今本《魏志》無此文，疑出《魏略》，‘志’字偶誤。按： 游楚事見《魏志·張既傳》，正引《魏略》，今據改?！?《後漢書志》第十九《郡國一》，第3419頁)但以游楚事見《魏略》而定此處“魏志”爲“魏略”，稍顯武斷，故暫不考慮這一條佚文。這條佚文應當出自《魏略》之《中外官志》。(66)參見張鵬一： 《魏略輯本》卷二《中外官志》，《關隴叢書》本?！端螘ぐ俟僦尽芬棒~豢曰”，學界一般都認爲引自《魏略·中外官志》。但《宋書》所引，則稱作“魏武帝”：“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67)《宋書》卷三九《百官上》，北京： 中華書局，1974年，第1225頁。那麼，《魏略·中外官志》到底是稱“曹公”還是“魏武帝”？我以爲，這兩個稱謂都有後人改篡的可能性?！独m漢書志》劉昭注引《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68)《後漢書志》第一四《五行二》，第3300頁。這段文字劉昭稱引自《魏志》，但不見《三國志》正文，實際乃是改造《魏志》裴注而來。而裴注則分別引自《世語》及《曹瞞傳》：

《世語》曰： 太祖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祠而樹血出。

《曹瞞傳》曰： 王使工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狀，王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寢疾。(6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53頁。

兩處引文乃“庚子，王崩於洛陽，年六十六”之注文，即是《三國志·武帝紀》稱“王”之結束，也是《武帝紀》“評曰”再稱“太祖”之始，故《世語》稱“太祖”而《曹瞞傳》稱“王”，並不違背“隨正文爲稱”之例。但劉昭注引用所謂《魏志》，則改“太祖”、“王”爲“曹公”。這樣的情況，劉昭注中亦不止一例，可見劉昭所引，亦自有改動之處。至於沈約《宋書》所引《魏略》中的“魏武帝”，則是《宋書》敍述文字中對於曹操最爲習見之稱謂，也有出自沈約改定的可能。由此而言，雖然各書所引《魏略》亦有“曹操”、“曹公”、“魏武”等稱謂，但《魏略》應該還是以稱“太祖”爲主。

(三) 傅玄《傅子》

裴注所引傅玄《傅子》，《魏志》部分稱“太祖”；《吳志》稱“曹公”?！妒裰尽りP羽傳》注引《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70)《三國志》卷三六《蜀書·關羽傳》，第940頁?！妒裰尽分疤妗?，較爲特殊，可能反映了傅玄《傅子》一書的原貌，是裴松之改而未盡之處。

裴注所引“傅子”，與後世流傳的《傅子》並非一書。據《晉書》本傳：“(傅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于往代?！?71)《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1323頁。則此書顯爲言理之書，故《隋志》著録於子部雜家，四庫館臣則著録於子部儒家類。而據《永樂大典》所考見之《傅子》篇名共二十餘種，如《正心》、《仁論》、《義信》、《通志》、《問政》、《治體》等等，(72)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一《子部一》，第773—774頁。其文字又俱見清人輯本之中，(73)關於清人輯佚《傅子》的情況，參見陳見徵： 《析清人輯佚〈傅子〉的成就》，《文獻》2000年第3期。明顯與裴注所引專言魏國史事的“傅子”有別。

據《晉書·王沈傳》載，傅玄“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74)《晉書》卷三九《王沈傳》，第1143頁?！陡敌鳌芬噍d傅玄“與東?？娛┚阋詴r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75)《晉書》卷四七《傅玄傳》，第1317頁?！妒吠āす沤裾贰芬噍d：“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76)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321頁。則傅玄曾參與了魏國國史的修撰工作。而根據李曉明之考證，裴注所引《傅子》與王沈《魏書》是一種共存的關係，二者並非一書。據此，李曉明認爲傅玄也寫作了一部《魏書》，而裴注所引之“傅子”即指傅玄本人，並非言“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之《傅子》。(77)李曉明： 《傅玄〈魏書〉蠡考》，《文獻》2007年第3期?；陡敌⑴c魏國國史撰作的經歷及裴注所引“傅子”中所見大量魏國史事的獨立性，我們雖不能完全確定傅玄獨自撰寫了一部《魏書》，但認爲傅玄利用與修國史的便利而留下了大量有關魏國史事的資料，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由於是未成之稿，故未有《魏書》之名，而只以“傅子”稱之。

其餘文獻所引《傅子》，基本不出裴注範圍。而其中的曹操稱謂，則稍有變異?！侗碧脮n》卷一三二引《傅子》稱“太祖武皇帝”，(78)虞世南等撰： 《北堂書鈔》卷一三二，第526頁?！端鍟肪硪欢嘁陡底印?，則稱“魏太祖”，(79)《隋書》卷一二《禮義志》，北京： 中華書局，1973年，第267頁?！疤妗贬峒又u號“武皇帝”與“太祖”前加國號“魏”一樣，是爲了識別而作的增改，並不影響我們對《傅子》稱“太祖”的判斷。

(四) 孫盛《魏氏春秋》、《魏陽秋異同》

裴注引孫盛之書，有《魏氏春秋》，又有《異同評》、《雜記》、《異同雜語》，亦有直接稱引孫盛者。這些文獻關於曹操之稱謂，《魏志·武帝紀》稱“太祖、公、王”，《魏志》其餘部分稱“太祖”，《吳志》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

考《文選》李善注、《世説新語》劉孝標注以及《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書所引孫盛之書，雖亦有涉及曹操稱謂之處，但卻是轉引自裴注而來，故不見孫盛之書有關曹操稱謂之實例。然據劉知幾《史通·模擬》篇曰：“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編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心異也?！?80)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卷八《模擬》，第204頁。則知《魏氏春秋》乃模擬《春秋》“王正月”而書“帝正月”，則《魏氏春秋》以魏氏爲帝，設《武帝紀》，當稱曹操爲“武帝”或“太祖”。而在裴注中，即有兩處直引“孫盛”而稱“魏武”者：

孫盛評曰： 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81)《三國志》卷六《魏書·袁紹傳》，第196頁。

孫盛曰： 魏武於是失政刑矣。(82)《三國志》卷一二《魏書·毛玠傳》，第377頁。

這裏的“孫盛”、“孫盛評曰”中的“魏武”，爲何不“隨正文爲稱”？對於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對裴注所引孫盛相關史籍的性質做出説明。如前文所述，《魏氏春秋》乃孫盛所著編年體魏國史，據《隋志》著録，《魏氏春秋》爲二十卷。在此之外，孫盛又撰有《魏陽秋異同》一書，據新舊《唐書》著録，《魏陽秋異同》爲八卷。錢大昕指出：“孫盛《異同評》，或作《異同雜語》，又作《異同記》，又作《雜記》，其實一書也?！?83)錢大昕撰，方詩銘、周殿傑校點： 《廿二史考異》卷一五《三國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5頁。則《魏陽秋異同》見於裴注者，又有數名。既然出自一書，何以又名稱互異？對於這一問題，喬治忠解釋道：“《魏陽秋異同》應包括兩大類內容，一是羅列不同的記載而隨之加以孰是孰非的評斷，是爲‘異同評’；二是僅録各種不同記載或傳聞，尚未能作出是否屬實的判斷，即稱爲‘異同雜語’或‘異同記’，亦簡稱‘雜語’、‘雜記’等等?！?84)喬治忠： 《孫盛史學發微》，《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3頁。據此可知，由於孫盛所處的東晉時期已經有了大量的三國史作，以至於“異聞錯出”，故而在撰有《魏氏春秋》以敍述曹魏歷史的基礎上，又撰有《魏陽秋異同》一書，備録異同。而裴注所引“孫盛曰”、“孫盛評曰”，則明顯屬於間下評論判斷的“異同評”部分。

實際上，《三國志》與裴注之關係，頗與《魏氏春秋》、《魏陽秋異同》相似。陳壽之《三國志》，即相當於《魏氏春秋》，都是獨立的史書；而裴松之注，則相當於《魏陽秋異同》，是對正史的補充。而《魏陽秋異同》的兩個部分，又與裴注相似?！爱愅洝毕喈旍杜嶙⒘兄T史異同之處；而“異同評”則類似於裴注之“臣松之曰”、“臣松之按”，是爲評論、判斷之處。由此看來，裴松之注的體例實有淵源自孫盛《魏陽秋異同》之處。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之外又別撰《通鑒考異》的做法，更是與孫盛完全相同。故張熙侯有“孫盛之《魏陽秋異同》，亦如《通鑒》之有《考異》”之説。(85)張熙侯： 《通鑒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73—74頁。劉節亦認爲《通鑒考異》之史料鑒別方法取自孫盛、裴松之，參見劉節： 《中國史學史稿》，鄭州： 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218頁。逯耀東之説則稍異，認爲《考異》實源自“太史公曰”。參見逯耀東： 《司馬光〈通鑒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第354頁；逯耀東： 《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第383—384頁。由於《魏氏春秋》與《魏陽秋異同》皆出孫盛之手，故有關曹操之稱謂必相同，這很可能影響到了裴松之注“隨正文爲稱”之體例。

不過，這種“隨正文爲稱”的體例也存在特例。如在“臣松之曰”、“臣松之按”部分，即經常有“魏武”、“魏武帝”等稱謂，並不完全“隨正文爲稱”，如：

臣松之案： ……今魏武不築垣牆，但連車樹柵以捍兩面。(86)《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36頁。

臣松之案： 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87)《三國志》卷三二《蜀書·先主傳》，第876頁。

臣松之按： 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88)《三國志》卷三《魏書·明帝紀》，第115頁。

這説明，裴松之注對於曹操稱謂的書寫是有所區分的，即“列異同”部分“隨正文爲稱”，而“臣松之案”部分則較爲自由。前者屬於歷史記録，而後者則屬於歷史評論。而“孫盛曰”，即屬於“異同評”，與“臣松之案”性質相同，故有“魏武”之稱。如果我們考慮到裴松之注繼承了《魏陽秋異同》的體例的話，那麼裴注在史評部分的“臣松之案”稱“魏武”的書法，應當也是承襲自孫盛。因此，裴注在引“孫盛評由”時，才保留了“魏武”的稱謂，而不是“隨正文爲稱”。

即便如此，孫盛《魏氏春秋》可能也並沒有在不同卷次分別稱“太祖”、“公”、“王”、“曹公”的稱謂系統?？肌短接[》等書所引《魏氏春秋》及孫盛所著之書，稱曹操爲“公”者，皆取自裴注?！妒勒h新語》注引《魏氏春秋》又曰：“武王姿貌短小，而神眀英發”，亦直稱謚號“武王”，非單稱“王”。因此，儘管裴松之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孫盛《魏氏春秋》與《魏陽秋異同》，但孫盛之書並非《三國志》曹操稱謂系統的起源。

總之，專録魏史之諸種史書，無論出自魏國史官還是私家之手，皆可謂之國史，自然尊曹操爲帝。而以目前所見諸書佚文考之，雖然大都以稱“太祖”爲主，但稱“武王”、“武帝”、“曹公”者亦不少，甚至偶有稱“曹操”者。雖然這些稱謂或有出於後世追改者，但仍能夠證明在陳壽以前的魏史中已經較爲頻繁地使用這些稱謂了。不同的是，在這些魏國史籍中，可能還沒有形成根據曹操官職的變化而改稱“太祖—公—王”的體例；而且，由於是專録魏國史事，故亦不可能於敍述吳、蜀史事時稱“曹公”。

四、吳史曹操稱謂考源

吳人所作吳國史，主要是韋曜《吳書》、胡沖《吳曆》以及張勃《吳録》。與蜀漢不同的是，吳國在三國時期既是獨立的國家，同時又曾向魏稱臣，接受了曹魏所封“吳王”之爵位。在這種雙重身份之下，以吳作爲敍事中心的史籍中的曹操稱謂，又是怎樣的呢？

(一) 韋曜《吳書》

裴注引韋曜《吳書》，《三國志·魏志》部分稱曹操爲“太祖”，《吳志》部分則稱“曹公”。不過，《魏志》部分引韋曜《吳書》時，亦有兩例稱“曹公”者，當爲特例。

韋曜《吳書》，是孫吳政權詔令韋曜等人修撰的官方史書。(89)關於《吳書》的成書及作者問題，詳見陳博： 《韋昭〈吳書〉考》，《文獻》1996年第3期；張子俠： 《〈吳書〉作者考辨》，《史學史研究》2008年第2期；唐燮軍： 《韋曜〈吳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録〉對〈吳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唐燮軍： 《韋曜〈吳書〉三題》，《書目季刊》第43卷第3期，2009年12月。至《隋書·經籍志》著録，僅餘二十五卷。(90)佚文可以參考滿田剛之輯本。滿田剛： 《韋昭『吳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藤村潤一郎教授退任記念號)》第16號，2004年，第235—285頁。對於《太平寰宇記》以及中國佛教文獻所引韋昭《吳書》，滿田氏亦有過專門研究。參見滿田剛： 《『太平寰宇記』所引韋昭『吳書』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3號，2011年，第53—75頁；滿田剛： 《中國佛教文獻所引韋昭『吳書』佚文について》，《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5號，2013年，第133—152頁。而據目前有關《吳書》之史料推斷，該書爲紀傳體史書?！度龂尽ろf曜傳》曰：“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91)《三國志》卷六五《吳書·王樓賀韋華傳》，第1462頁。則已登帝位的大帝孫權、少帝孫亮、景帝孫休及末帝孫皓皆當有本紀。(92)參見唐燮軍： 《韋昭〈吳書〉考辨——兼論〈建康實録〉對〈吳書〉的徵引》，《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第68頁?！侗碧脮n》卷六九曾引《吳書·武烈皇帝紀》，(93)虞世南撰： 《北堂書鈔》卷六九《設官部二十一》，第251頁?？芍^明證。由此來看，與《曹瞞傳》一樣出於吳人之手，且爲官修正史的《吳書》，已爲國主立本紀以別君臣尊卑，則不宜稱他國之主爲“太祖”。

而從三國時期留存下來的鼓吹曲中，亦可獲知魏、吳兩國官方對於曹操稱謂之實情?！端螘分尽份d繆襲所造《魏鼓吹曲十二篇》，即稱曹操爲“武皇”。如第一曲《初之平》“赫武皇，期旗旌。麾天下，天下靈”；第二曲《戰滎陽》“賴我武皇，萬國寧”；第八曲《平南荊》“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94)《宋書》卷二二《樂志》，第644—646頁。而在吳國的鼓吹曲中，則直稱曹操?！端螘分尽份d韋昭(曜)所造《吳鼓吹曲十二篇》，第四首名爲《伐烏林》，其辭曰：“曹操北伐，拔柳城。乘勝席捲，遂南征。劉氏不睦，八都震驚。衆既降，操屠荊。舟車十萬，揚風聲。議者狐疑，慮無成。賴我大皇，發聖明?；⒊夹哿?，周與程。破操烏林，顯章功名?！?95)《宋書》卷二二《樂志》，第657頁。按，《宋書》又云：“《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荊州，從流東下，欲來爭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于烏林而破走也”，直稱曹操，郭茂倩《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録》則稱“魏武”，《晉書·樂志》亦稱“魏武”，然此處之“魏武”皆系後人之稱，與時人所作鼓吹曲無涉。故《樂府詩集》所載《伐烏林》曲仍作“曹操北伐”。參見郭茂倩編： 《樂府詩集》卷一八《鼓吹曲辭三》，北京： 中華書局，1979年，第270—271頁；《晉書》卷二三《樂下》，第701—702頁。則吳人尊稱孫權爲大皇，又徑稱曹操之名。且此鼓吹曲亦出於韋曜之手，則韋曜《吳書》絶無稱曹操爲“太祖”之可能。清人周廣業所作《經史避名匯考》即已指出：“《魏志》注引韋曜《吳書》稱曹操爲太祖，則爲史臣追改無疑?！?96)周廣業： 《經史避名匯考》卷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598頁。而追改之“史臣”，當即裴松之。

(二) 胡沖《吳曆》

裴注引胡沖《吳曆》，惟《蜀志》、《吳志》涉及曹操，皆稱“曹公”，與陳壽《三國志》正文相同。

胡沖所著《吳曆》，《舊唐書·經籍志》始著録，爲六卷本。目前所見《吳曆》，散見於裴注、《太平御覽》等書。(97)關於胡沖《吳曆》之輯佚，可參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劉海靜、魯玉敏： 《晉胡沖〈吳曆〉輯佚》，《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滿田剛： 《胡沖『吳歷』輯本》，《創価大學人文論集》第24號，2012年，第125—185頁；唐燮軍： 《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以魏晉南北朝佚史爲中心的考察》，第46—48頁?！秴侵尽ずC傳》載胡沖之生平曰：“(胡綜)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迸嶙⒁秴清h》曰：“沖後仕晉尚書郎、吳郡太守?！?98)《三國志》卷六二《吳書·是儀胡綜傳》，第1418頁。關於其成書年代，據有關學者考證，乃在太康元年(280)以後，(99)滿田剛： 《胡沖『吳歷』輯本》，第128頁。陳壽作《三國志》之前。(100)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東華漢學》2015年第22期，第15—16頁。則胡沖《吳曆》之撰成，應當已經入晉。

胡沖即爲吳人，其所撰《吳曆》在情感上明顯有傾向吳國的地方。我們以“曹公出濡須”一事爲例。據《吳志·吳主傳》裴注：

《吳曆》曰：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彪奋娭薪跃珖?，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爲箋與曹公，説：“春水方生，公宜速去?！眲e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辈芄Z諸將曰：“孫權不欺孤?！蹦藦剀娺€。(101)《三國志》卷四七《吳書·吳主傳》，第1119頁。

文中稱曹操爲“曹公”。這段文字又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注，亦稱“曹公”。不過，經過仔細的文本比對可知，《藝文類聚》等書所引皆不出裴注範圍，且文字基本相同，當轉引自裴注?？紤]到裴注“隨正文爲稱”之例，這裏的“曹公”並不能作爲考察胡沖《吳曆》的材料。而從《吳曆》的行文以及出於曹操之口的“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不欺孤”等話語來看，胡沖明顯有誇耀孫權而貶低曹操之處。而這，也與《吳曆》一書“極力誇耀東吳先賢”(102)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第15—22頁。的做法是一致的。

儘管胡沖在情感上偏向於吳，但從胡沖對吳、魏兩國君主的稱謂來看，胡沖似乎承認了吳曾臣服魏之事實?！短接[》卷八一六引《吳曆》曰：“魏文帝賜吳王太子罽二張”；(10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八一六《布帛部三》，第2631頁。卷九六六引《吳曆》曰：“吳王饋魏文帝大橘?！?104)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六六《果部三》，第4285頁。這些引文並不曾爲裴注所引，應當是保留了《吳曆》之原貌。由此可見，胡沖以魏爲帝、以吳爲王，明顯是以正統予魏。據此推斷，《吳曆》中的曹操，亦必有尊稱；參照“魏文帝”之稱，或當稱作“魏武帝”。

(三) 張勃《吳録》

裴注在《蜀志》、《吳志》部分都曾引及《吳録》，但在正文中並不涉及曹操之稱謂。惟有《吳志》載張紘所撰《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105)按，《三國文類》題作《孫策責袁術書》，但該文實由張紘所撰，故以嚴可均所題《爲孫會稽責袁術僭號書》更爲合適。參見嚴可均輯《全後漢文》卷八六，《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第939頁。云：“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106)《三國志》卷四六《吳書·孫破虜討逆傳》，第1105頁。但這裏的“曹操”系轉引自書信，並非史書敍事之正文。而無論是陳壽還是裴松之，對於轉引中的稱謂，都保留原貌而不做統一，故不能借此推測張勃《吳録》之曹操稱謂。(107)按，無論是《三國志》還是裴注，凡是直接引文(包括引語、書信、詔書)中的稱謂，都保留史料之原貌而不做統一，故《三國志·魏書》的直接引文中有“曹操”之名。曾樸據裴注引《獻帝起居注》之曹操表文中的“曹操”來判斷《獻帝起居注》的成書年代(曾樸： 《補後漢書藝文志並考》卷五，《二十五史補編》，第2525頁)，是不可靠的。對此，徐沖曾提出過質疑，認爲表文中的“曹操”乃轉引自袁紹之書信，而袁紹書信中的“曹操”，又出於袁術之口，故而在“重重引用”下，很可能無需避諱。(徐沖：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朝廷的歷史意義》，第42頁)“重重引用”不過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實際上，凡是直接引文，都無需避諱。因此，“曹操當死數矣”、“逆賊曹操”一類帶有污衊性的引語，也保留在《魏書》之中。而《蜀書》之“主公”、《吳書》之“至尊”等稱號，亦皆來自直接引文，故也不能作爲《三國志》直稱劉備、孫權之名的反證。

《吳録》爲張勃所撰，《史記·伍子胥列傳》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儼之子，作《吳録》，裴氏注引之是也?！?108)《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第2644頁。有學者根據《吳録》曾引及孫盛《晉陽秋》之文字，推斷《吳録》成書當在孫盛同時或之後。(109)王文進： 《論裴松之〈三國志注〉中的“三吳之書”》，第23頁。據《隋書·經籍志》載：“晉有張勃《吳録》三十卷，亡?！?110)《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第955頁。則《吳録》流傳不久，即已散佚。從《吳録》的佚文來看，張勃雖身爲晉人，但由於其家族出於吳四姓之緣故，對於吳仍存故國之情，這從《吳録》中的吳主稱謂可以得知。據諸書所引：

大皇帝大會飲宴，下馬迎魯肅，肅入拜起，禮之，謂言：“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未？”肅趨進曰：“未也?！?111)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五九《兵部九〇》，第1652頁。

皓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皓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112)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下之下《排調第二十五》，第918頁。

武烈皇帝姓孫氏，名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漢季世，墓上數有光，雲五色，上燭天。(113)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卷九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7冊，第906—907頁。又按《藝文類聚》卷一〇：“孫堅墓上數有光，如雲氣五色，上屬天，下蔓延數里。父老相謂曰：‘此非凡氣，孫氏其興乎?！眲t節引爲“孫堅”。

武烈皇帝姓孫，名堅，字文臺。母有身，夢膓繞吳閶門。

長沙恒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114)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六〇《人事部一》，第1659頁。按，從這兩處引文來看，第一部分當出自《吳録》的“武烈皇帝本紀”，第二部分則當出自“長沙恒王傳”。

在這些《吳録》佚文中，即尊吳主爲“大皇帝”、“景帝”、“武烈皇帝”，而非《三國志》之直書其名，可見張勃與陳壽《三國志》書法之差異。唐燮軍即指出：“稱謂問題在傳統的歷史書寫中，往往寄寓著作史者的情感傾向和政治立場；《吳録》既以‘大皇帝’、‘景帝’分別稱呼孫權、孫休，也就透顯出張勃對‘春秋筆法’的體認和對故國的追懷與尊崇。亦唯其如此，時當陳壽基於‘正魏僞吳’立場撰就《吳志》，張勃在深致不滿之餘，轉而秉持‘正朔在吳’的原則，重新書寫孫吳歷史?！?115)唐燮軍： 《張勃〈吳録〉對孫吳國史的重構及其邊緣化》，《史林》2015年第4期，第55頁；唐燮軍： 《史家行跡與史書構造》，第36頁。而據前人之研究，張勃《吳録》曾爲吳立本紀，亦可見張勃之態度?！端逯尽份d《吳録》於正史類，其時或尚知該書之性質。因此，張勃既以“正朔在吳”，則必不至於稱曹操爲“太祖”。至於是否稱“曹公”，則暫難判定。

由上文可知，韋曜、胡沖、張勃皆撰吳史，但三者關於曹操之稱謂卻各有區別。韋曜《吳書》爲吳人所撰之官方史書，尊孫氏爲帝，故而直稱曹操其名。胡沖《吳曆》則爲私撰之吳史，但由於已經入晉，雖對吳存故國之情，但卻又不得不承認吳曾臣服於魏之歷史事實，故於曹操當有尊稱。而張勃《吳録》則成書於東晉，其時晉人早已南渡，兼之張勃吳人情懷頗重，故一反陳壽等人“正魏僞吳”之説，反而持“正朔在吳”之觀點再撰吳史，以尊孫氏，故必不至於以“太祖”稱曹操。

五、統録三國史事之史籍及其曹操稱謂考源

統録三國史事之史籍，大抵可以分爲三種類型。其一，關於獻帝一朝歷史的史籍，如《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山陽公起居注》等，其記述主體爲漢獻帝；其二，綜録多朝的史籍，如《魏晉世語》、《漢魏春秋》、《漢晉春秋》等，記録了漢魏、魏晉之禪代；其三，綜録後漢一朝歷史之史作，即華嶠、司馬彪、袁山松、范曄等諸家後漢書，其記録主體乃是後漢王朝。那麼，這些不同類別的後漢、三國史作中，是如何書寫作爲“漢之臣”、“魏之君”的曹操的呢？

(一)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春秋》

《魏志·武帝紀》曾數次引及《獻帝起居注》，但曹操稱謂僅一見，稱作“公”；《文帝紀》則有稱“太祖”者，皆與《三國志》正文相同。對於這兩處稱謂，前人均有討論。

先看稱“太祖”者。據《魏志·文帝紀》裴注引《獻帝起居注》曰：

建安十三年，爲司徒趙溫所辟。太祖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使侍中守光祿勛郗慮持節奉策免溫官。(116)《三國志》卷二《魏書·文帝紀》，第57頁。

這裏的“太祖”，清人曾用於判斷《獻帝起居注》的成書年代。侯康認爲：“稱曹操爲太祖，則此書成于魏時也?！?117)侯康： 《補三國藝文志》卷三，《二十五史補編》，第3177頁。姚振宗《後漢藝文志》則曰：“書中稱太祖，書名題獻帝，則碻爲魏人手筆?！妒吠ā吩啤霸谠S都，楊彪頗存注記’，意即是彪所存。彪卒于魏文帝黃初六年。其改稱太祖，亦或出自彪手。至稱獻帝，則在魏明青龍二年之後矣?！庇衷疲骸坝职词穷愔畷?，關涉魏事，魏之文、明諸帝皆所寓目。故魏之臣子改其文曰太祖。其原書之名，則必稱《今上起居注》，是不得不有所改。青龍之前亦當改稱《漢帝起居注》，其後乃加獻字耳?！?118)姚振宗： 《後漢藝文志》卷二，《二十五史補編》，第2355頁；又見姚振宗： 《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一五，《二十五史補編》，第5296頁。顯然，既稱“起居注”，最初必爲漢之史官所著，故最早的起居注文本的形成在魏稱帝之前；而後世所見之“太祖”稱謂，便有出自楊彪等人之手的可能性。

稱“公”者，見於《魏志·武帝紀》裴注：

《獻帝起居注》曰： 公上言“大將軍鄴侯袁紹前與冀州牧韓馥立故大司馬劉虞……輜重財物巨億?！?119)《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22頁。

徐沖認爲：“這條佚文反而可以説明《獻帝起居注》此處的正文是以‘公’來稱呼曹操的。這一稱呼應來自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獻帝都許之後所受封的大將軍一職?！薄啊东I帝起居注》既然有書‘公’之例，可以推測在建安元年曹操受封大將軍之前對曹操當另有所稱。但具體如何稱呼，似無史料可以説明?！?120)徐沖： 《〈獻帝起居注〉與獻帝朝廷的歷史意義》，《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第42—43頁。但考慮到裴注“隨正文爲稱”之例，這裏的“公”應該仍舊是裴松之所改，並非《獻帝起居注》之原本。值得注意的是，《武帝紀》裴注所引《獻帝起居注》有稱“魏公”者：

使行太常事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與宗正劉艾，皆持節，介者五人，齎束帛駟馬，及給事黃門侍郎、掖庭丞、中常侍二人，迎二貴人于魏公國。二月癸亥，又于魏公宗廟授二貴人印綬。甲子，謁魏公宮延秋門，迎貴人升車。(121)《三國志》卷一《魏書·魏武紀》，第43頁。

依照裴注之例，本處應該稱“公”；但這段文字極爲鄭重，故數書“魏公”。而以官爵稱曹操，很有可能保留了《獻帝起居注》之原貌。在袁曄《獻帝春秋》中，即有直稱曹操官爵之例。

裴注所引袁曄(122)按，裴注所引“袁曄”多作“袁暐”。沈家本曰：“案《隋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短浦尽吠?，惟獻上多一漢字?！秴侵尽り戣鳌贰畯V陵袁迪’注‘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與隋、唐二志合?！独m漢志注》、《後漢書注》、《文選注》、《御覽》諸書，並作袁曄，然裴氏他卷屢稱袁暐，疑不能明也?！?沈家本： 《古書目》卷一《三國志注所引書目一》，《沈寄簃先生遺書》乙編)逯耀東則認爲“暐”爲“曄”之訛誤(逯耀東： 《〈三國志注〉引用的魏晉材料》，《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中華書局，2006年，第280—281頁)。按，“暐曄”一詞常並用。如《文選·左思》：“崇臨海之崔嵬，飾赤烏之暐曄?！眳蜗蜃ⅲ骸皶?，光盛貌?！弊中巫至x較近，故致混用?！东I帝春秋》，《魏志·武帝紀》分別稱“太祖、公、王”，《魏書》其餘卷稱“太祖”。

關於袁曄之生平，姚振宗曾推斷：“按曄祖迪與張弦過江，其時當在獻帝初年；下至吳亡，凡九十餘年。曄生長于吳，故所作多傳聞異詞，其人或未嘗入晉?！?123)姚振宗： 《三國藝文志》卷二《史部》，《二十五史補編》，第3233頁。袁曄即爲吳人，又未嘗入晉，則《獻帝春秋》不當尊他國之君爲太祖。(124)按，《獻帝春秋》收録了許多對曹操不利的史料，亦可以見袁曄之態度。參見陳俊偉： 《袁曄〈獻帝春秋〉之歷史敍述評議》，《東華漢學》2016年第23期，第90頁。而《太平御覽》所引《獻帝春秋》，即直稱曹操之名。如卷九五引《獻帝春秋》曰：“建安元年七月，乘輿到洛，幸城西故常侍趙忠舍，百官被荊棘依故丘墟間，侍郎以下皆出葬采，四方州郡各擁強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遷都許。庚申，車架出洛，轘轅而東，陽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曹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峽中，大敗之。九月，車架到許，幸曹操營，設有司營宗廟社稷。自帝西遷，朝廷傾覆，王制節度於是始建?！?125)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五《皇王部》，第442頁。又卷八九四引《獻帝春秋》曰：“曹操與呂布軍戰，敗，布得操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126)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八九四《獸部六》，第3970頁?！妒骂愘x》卷二一同，參見吳淑撰： 《事類賦》卷二一《獸部一·馬賦》，宋紹興十六年刻本。由此可見，《獻帝春秋》一書以獻帝爲尊，稱作“天子”、“帝”；作爲臣子的曹操，則直稱其名。

除直稱“曹操”外，《獻帝春秋》又以官爵稱曹操?！短接[》卷三七八引《獻帝春秋》曰：“司空攻呂布於下邳，呂布登西北白樓上，城儱A士擒，以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得故耳?！?127)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第1748頁。四庫本《太平御覽》有雙行夾注曰：“司空，曹操也?！?128)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96冊，第457頁。據《魏志·武帝紀》，曹操拜司空在建安元年，至建安十三年，罷漢三公，拜丞相，是曹操所有官爵中任期最長者，故以天子三公之職稱之，頗合君臣之分，當是歷史實情。

此外，《魏志·武帝紀》裴注引《獻帝春秋》又稱“魏王”。按“隨正文爲稱”之例，此處當稱“王”。這裏的“魏王”之稱，與裴注引《獻帝起居注》的“魏公”的情況類似。而無論是“魏王”、“魏公”、“司空”，皆是以曹操當時之官爵稱之，這應當可以反映《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曹操稱謂之原本。

(二) 諸家《後漢書》

從漢末至南朝，撰寫後漢書史者多達十餘家，除范曄、袁宏二家之外，大都散佚殘缺。其見於裴注所引，且涉及曹操稱謂者，有謝承、司馬彪、張璠三家。與《三國志》正文一致，《魏志》部分所引皆稱“太祖”；《蜀志》、《吳志》所引則稱“曹公”。

除裴注所引之外，謝承《後漢書》、張璠《後漢紀》之佚文皆直稱“曹操”?！短接[》卷三七三引謝承《後漢書》曰：“曹操逼獻帝廢伏后?！?129)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三《人事部一四》，第1720頁?！短接[》卷三七八：“子修爲曹操所殺?！?130)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三七八《人事部一九》，第1748頁?！段倪x》卷四四《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操得兗州”、“操圍呂布于濮陽”。(131)蕭統編，李善注： 《文選》卷四四，第1969、1970頁。則謝承《後漢書》當稱“曹操”、“操”。而據《太平御覽》卷一三七引張璠《漢記》：“曹操入其二女於宮?！?132)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皇親部三》，第669頁。按，張璠《後漢紀》，諸書所引或作“漢記”，或稱“漢紀”。則張璠《後漢紀》亦稱“曹操”。

檢閲目前的《續漢書》輯本可以發現，《續漢書》之曹操稱謂較爲複雜。有稱“魏王”、“魏王操”者，如《太平御覽》卷九二引《續漢書》：“二十五年十月，上禪位於魏。魏王即帝位，封上爲山陽公?！?133)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九二《皇王部一七》，第441頁。又卷一三七引《續漢書》：“孝獻曹后，丞相魏王操女也，名憲。建安十八年，上納操二女憲、節于后宮，皆以爲貴人?！?134)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一三七《皇親部三》，第669頁?；驈椒Q“曹操”，如《太平御覽》卷六八二：“孝穆曹后，曹操之女也?！?135)李昉等： 《太平御覽》卷六八二《儀式部三》，第3042頁。亦有稱作“魏武帝”者，《世説新語·識鑒》劉孝標注引《續漢書》：“初魏武帝爲諸生，未之知名也，玄甚異之?！?136)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周祖謨等整理： 《世説新語箋疏》卷中之上《識鑒》，第453頁。還有稱“太祖”者?！夺釢h書·楊震傳》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五矣?！?137)《後漢書》卷五四《楊震傳》，第1789頁。而隨范曄《後漢書》而保存的《續漢書志》，則皆稱“曹公”?！段逍兄尽芳丛啤捌溽岵芄墒科??！?138)《後漢書志》第一七《五行五》，第3347頁。而《天文志》辭例更多：

其後丞相曹公征討天下且三十年。

是時上在長安，後二年東遷，明年七月，至雒陽，其八月，曹公迎上都許。

其年十一月，紹軍爲曹公所破。七年夏，紹死，後曹公遂取冀州。

曹公將伐荊州，琮懼，舉軍詣公降。

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

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魯降。(139)《後漢書志》第一二《天文下》，第3261頁。

對於《五行志》中的“曹公”稱謂，李景星認爲“此等稱謂，殊不相宜，當直稱‘曹操’爲是”。(140)李景星： 《四史評議》，長沙： 嶽麓書社，1986年，第364頁。諸書所引之“曹操”、“魏王”、“魏武帝”、“太祖”等稱謂，由於是他書所引，容或有改易之處，但考慮到《續漢書志》是完整地流傳至今，似無改變之可能，原書或即稱“曹公”；則其餘尊稱，抑或爲事實。陳俊偉即認爲，《續漢書》稱“曹公”“正可見陳壽撰史之前的西晉北人早已如是，《三國志》尊敬曹操爲‘曹公’之舉不過只是史家遵從西晉北人的歷史詮釋視角而已?！?141)陳俊偉： 《陳壽之“尊魏”、“尊蜀”問題再議——以劉咸炘〈三國志知意〉的相關考辨切入》，《漢學研究集刊》2017年第25期，第180頁。即以這裏的“曹公”稱謂作爲《三國志》之淵源。

除裴注所引文字中涉及曹操稱謂的謝、司馬、張三家後漢書之外，其餘後漢書亦均直稱“曹操”之名。如范曄《後漢書》、袁宏《後漢紀》二書完整保存至今，即皆稱“曹操”。袁山松《後漢書》之佚文，亦直稱“曹操”。如《續漢書·五行志》引《袁山松書》曰：“曹操專政?！?142)《後漢書志》第一五《五行三》，第3312頁?！短接[》卷四四二引袁山松《後漢書》曰：“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世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T子從之，並免亂世矣?！蓖碛衷唬骸澳详柡晤劤跻姴懿?，歎曰：‘漢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僖允羌沃??！?143)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四四二《人事部八三》，第2034頁。至於華嶠《後漢書》、謝沈《後漢書》、張瑩《後漢南記》等書，則佚文不涉及曹操稱謂，暫難考察。

(三) 習鑿齒《漢晉春秋》

裴注所引習鑿齒《漢晉春秋》，《魏志》部分稱“太祖”，《蜀志》部分則稱“曹公”，與《三國志》正文一致。

習鑿齒《漢晉春秋》一書，以持蜀漢正統論而知名。據《晉書·習鑿齒傳》載：“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武帝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爲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144)《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第2154頁。又撰《臨終上前論疏》、《晉承漢統論》、《別周魯通諸葛論》，(145)參見嚴可均： 《全晉文》卷一三四，《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附索引)》，第2229—2234頁。反復申論之。既載諸空言，又見之行事，可謂深切著明者矣。(146)關於習鑿齒正統論的研究，可參見張承宗： 《〈漢晉春秋〉在史學上的影響》，《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2期；黃尚明： 《〈漢晉春秋〉的寫作背景、史學思想及其影響》，《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由於主張“以晉繼漢”，以蜀爲正，且《漢晉春秋》爲編年體史書，曹操之行事只能附屬於獻帝紀、劉備紀之中，(147)諸種《漢晉春秋》輯本皆爲蜀立本紀，參見湯求輯，喬治忠校注： 《漢晉春秋》，湯求、黃奭輯，喬治忠校注： 《衆家編年體晉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9—30頁；余鵬飛： 《習鑿齒與〈漢晉春秋〉研究》，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5頁；習鑿齒著，湯求、黃奭輯佚，柯美成匯校通釋： 《漢晉春秋通釋》，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45頁。故絶不可能稱“太祖”。他書所引，即直稱其名?！短接[》卷九二引《漢晉陽秋》曰：“獻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近侍，莫非曹氏黨舊恩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偈?，俛仰求出。舊儀，三公輔兵入朝，令虎賁執刃挾之。操顧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復朝請?！?148)李昉等撰： 《太平御覽》卷九二《皇王部一七》，第442頁。這段文字即稱其爲曹氏、曹操、操，沒有太祖、公、王、曹公等稱，應當可以反映習鑿齒《漢晉春秋》曹操稱謂之原貌。

總之，統録後漢、三國史事之諸種史籍，大都直稱“曹操”之名，《獻帝起居注》、《獻帝春秋》則以“魏公”、“魏王”、“司空”等官爵稱之。司馬彪《續漢書》則並稱“太祖”、“武帝”、“曹公”，則與魏國史書較爲接近。諸家後漢、三國史與魏史及《三國志》曹操稱謂之差異，主要取決於這些史書的敍事體例及成書時代。首先，統録後漢、三國史的史籍，除《漢魏春秋》、《魏晉世語》之外，大都以漢爲正，在這種敍事體例之下，曹操仍舊是“漢之臣”，自然不宜有“太祖”、“武帝”等尊號。其次，這些史籍之成書，或在魏建帝號以前(如《獻帝起居注》)，或身爲吳人而並未受魏人之統治(如袁曄《獻帝起居注》、謝承《後漢書》)，或成書於“受漢禪晉”説已經發生動搖、從而産生蜀漢正統論、吳正統論的東晉時期(如習鑿齒《漢晉春秋》)，亦無需有尊號。而作爲其中特例的司馬彪《續漢書》，則成書於西晉時期，且司馬彪爲晉之宗室，尊魏即是尊晉，故於曹操有尊稱，亦合乎情理。

六、結語： 稱謂、書法與正統論

關於曹操稱謂之書法，雖然與史書之體例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最主要的還是取決於史家對於魏、蜀、吳三國正統所持之看法；而史家正統觀之形成，又取決於史家所處之時代及政治環境。當然，史家之家世與思想背景，亦在其中扮演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三國鼎立之時，魏、吳兩國各有國史，自然以“繼漢而興”的姿態書寫自己的歷史。曹操於魏爲開國君主，自然以謚號、廟號稱之；又因爲是本國之史，故“太祖”、“武帝”之前，大可省略“魏”之國號。至於吳國，曹操乃是敵國之君，則自然尊孫氏爲帝，而直稱曹操之名。

至晉承魏禪，既而又滅吳，從而實現國家的再次統一之後，曹操則成爲了前朝之君。在法統上，晉實受魏禪而來，而魏又受漢之禪讓，故入晉時所作史書，皆以曹魏爲正統。誠如朱彝尊引宋人尹起莘之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149)朱彝尊： 《曝書亭集》卷五九《陳壽論》，上海： 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696頁。錢大昕亦云：“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150)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 《潛研堂集》文集卷二四《三國志辨疑序》，《嘉定錢大昕全集·九》，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3頁。其中專書魏史者不論，孔衍《漢魏春秋》、郭頒《魏晉世語》二書顯然是持“漢—魏—晉”正統觀之代表，故皆予曹操以尊稱。其時成書之司馬彪《續漢書》、胡沖《吳曆》，雖然是後漢史、吳國史，也仍舊以“曹公”、“魏武”稱曹操。

對於魚豢、孫盛等史籍尊曹魏爲帝而直稱吳、蜀二國君主之名一事，劉知幾《史通·稱謂》篇曾有激烈的批評：

古者二國爭盟，晉、楚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即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賊也。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于上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而並霸。(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楚莊王)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謚，呼權、備姓名，(謂魚豢、孫盛等)方于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151)劉知幾著，浦起龍通釋，王煦華整理： 《史通通釋》卷四《稱謂第十四》，第99頁。

魏、蜀、吳三國鼎立，與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爭霸的形勢頗爲相似。但在處理君主稱謂問題上，“近古”的魏晉卻不同於“上古”之春秋戰國。上古“並稱侯伯”、“俱曰帝王”，而魏晉時期的魚豢、孫盛之徒，卻獨尊曹魏，隱沒孫權、劉備之謚號而直稱其名，這無疑是錯誤的。在劉知幾看來，魏、蜀、吳各有得其正統之處。如以王道論之，則劉備爲漢之宗室而繼承漢祚；以國祚長短而論，則吳立國最長；而以地域都邑而論，而魏處於中夏，且又受漢獻帝之禪，確實在正統之爭中有其優勢。因此，按照劉知幾的意見，各稱其謚號，應該是最合理的做法。不過，即便陳壽《三國志》分爲魏、蜀、吳三書，卻仍舊以魏爲正，並爲曹操設立了“太祖、公、王”與“曹公”的稱謂系統，同時又直書吳、蜀二國君主之姓名，這仍舊未能超出孫盛、魚豢等人。

至於晉室南渡，習鑿齒、張勃才突破“以魏爲正”的歷史書寫方式。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漢爲正，而張勃《吳録》則以吳爲正。兩種新的正統觀的出現，除了當時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以外，也與二者的家世有著密切的關係。如張勃爲吳人之後，習鑿齒則爲蜀人，故皆尊故國，以示不忘故主之情。(152)杭世駿曰“蓋習是襄陽人，其以正統予蜀，猶有不忘故主之意?！焙际莉E《諸史然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4冊，第1042頁。不過，自朱熹持蜀漢正統論之後，不僅張勃《吳録》之觀點漸被遺忘，持魏正統論者亦開始受到批評，這尤以陳壽《三國志》爲多。因此，爲了回護陳壽，清人多以迫於“時勢”作解釋。四庫館臣論陳壽之書曰：

其書以魏爲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亦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153)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五《史部·正史類一》，第403頁。

四庫館臣之觀點是十分通達的。誠如雷家驥所言：“三國正統糾紛如此，其統治者潛意識及意識之內慚表現如彼，愈自慚自卑者愈需他人之肯定，則其要求臣下入主出奴之見，可想而知。黃權、譙周、陳壽、李密之徒，在蜀則以蜀爲正，入魏則以魏爲帝，仕晉則以晉爲主，蓋身不由己，逼於政治意識而不得不如此?！?154)雷家驥： 《中國古代史學觀念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78—279頁。則四庫館臣之見解，已經極爲接近我們今天的認識。然而，四庫館臣仍舊認爲，“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這無疑是受朱熹以來蜀漢正統論之影響。因此，就價值判斷而來，只要是持曹魏正統論，即是謬誤無疑。

因此，清人爲了維護陳壽，也爲了進一步維護蜀漢正統論，便發明了一種“陰帝蜀論”。何焯即論述道：“承祚身入晉室，奉命修史，彼自謂三禪相承，同符舜、禹，不得不以魏爲正。乃於《蜀書》之末，記文然之贊，假託網羅散軼，陰著中漢、季漢皇統斯在，躋蜀于曹氏之上，大書贊昭烈皇帝，則己之所述曰《先主傳》者，明其遜詞，實以文然所贊代己序傳也?！?155)何焯著，崔高維點校： 《義門讀書記》卷二七《三國志·蜀志》，第473頁。錢大昕亦承此説，他論述道：

陳承祚《三國志》，創前人未有之例，縣諸日月而不刊者也。魏氏據中原日久而晉承其禪，當時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吳也。自承祚書出，始正三國之名，且先蜀而後吳，又于《楊戲傳》末載《季漢輔臣贊》，亹亹數百言，所以尊蜀殊于魏、吳也。存“季漢”之名者，明乎蜀之實漢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不過因其意而推闡之。而後之論史者輒右習而左陳，毋乃好爲議論而未審乎時勢之難易與？夫晉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滅，晉實爲之，吳、蜀既亡，群然一詞，指爲僞朝，乃承祚不唯不僞之，且引魏以匹二國，其秉筆之公，視南、董何多讓焉！(156)錢大昕撰，陳文和點校： 《潛研堂文集》卷二四《三國志辨疑序》，《嘉定錢大昕全集·九》，第383—384頁。

何焯、錢大昕認爲陳壽撰《季漢輔臣贊》、《蜀書》詳載即位文告及策文等內容，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陳壽對於蜀國的親近態度。但誠如劉咸炘所論證的，這些內容只能夠説明“承祚誠有不忘故國之心，而實無季漢正統之見”。(157)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19頁?；蛘哒氰b於陳壽持“陰帝蜀論”的證據單薄，清人開始關注到了《三國志》曹操稱謂的書法問題，並提出了新的理解。如本文開篇所引李清植、梁章鉅、盧弼等説，皆認爲《武帝紀》曹操稱謂由公而王、由王而太祖乃是著曹操篡亂之跡，陳壽如此書寫，乃是以正統予蜀。

如果説何焯、錢大昕等人贊同“陰帝蜀論”的論據仍舊建立在《三國志》文本的基礎上的話，另有一種更爲極端的做法，則是完全否認陳壽爲魏立本紀之事實。張照即認爲：“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然則陳壽之意亦可見矣?！?158)轉引自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第307頁。又馮集梧曰：“《三國志》本無本紀列傳之目，故近時考證悉遵陳壽原書，不著紀傳等字?！?159)馮集梧注： 《樊川詩集注》卷一，清嘉慶德裕堂刻本?？籍敃r流行之刻本，往往在書前目録上題“武帝操”、“文帝丕”，而不題“武帝紀”、“文帝紀”，中華書局點校本亦加以沿用不替，(160)參見百納本《三國志》、盧弼《三國志集解》、中華書局本《三國志》等書之書前目録。故張照、馮集梧認爲《三國志》沒有紀傳之分，因而陳壽也沒有“帝魏”之説。據此，遂有以《三國志》中的曹操稱謂全系後人改篡的説法。胡玉俚認爲：

案武紀稱操爲太祖，建安元年封武平侯後稱公，進爵爲魏王後稱王，而稱公下無一語斡旋或繳明，殊嫌倒置，是文例之最不可通者，陳壽何致出此？或謂不如概稱太祖。陳氏又豈不知而竟遺斯巨繆？斷無是理。蓋經後人篡改也。志本傳體，無紀之一目。猶漢志高祖傳孝文傳之比。而稱爲書，以魏、蜀、吳鼎峙，皆各未能渾一。遂三國之無所謂帝某僞某也。又係私史，意在數十百年後傳之其人，以明尊蜀微尚。不謂卒後即由尚書郎范頵上表，遂入於官。今本非頵，即宋人改竄，而以後説爲近。(161)胡玉俚： 《三國志集解序》，盧弼著： 《三國志集解》，第17頁。

由於胡氏認爲《三國志》“本系傳體，無紀之一目，又系私史，非奉敕撰”，故“無所謂帝某僞某也”。既然不尊曹氏，故其中的曹操稱謂已非原本，而這種改篡，很有可能出自晉、宋時人之手。因此，胡玉俚還原了他認爲的《三國志》曹操稱謂的原本：“大致武平侯以前太祖字原是操字，方與下文稱公稱王融洽。余太祖字是公字，方與蜀吳二志稱曹公?！?/p>

然而，胡氏之説的根基，即《三國志》不設本紀的觀點是錯誤的。清人以爲《三國志》不設本紀的依據乃是當時流行刻本之“書前目録”，並非陳壽之原文。而考汲古閣、百納本諸家《三國志》之正文，皆題《武帝紀》，《三國志》正文又數云“語在武紀”，(162)參見《三國志》卷六、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三、十四，第187、190、253、323、330、401、428頁。以見互見之體。且《隋志》云“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爲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爲傳”，(163)《隋書》卷三三《經籍二》，第957頁。其言鑿鑿，實在無可辯駁。對於這種枉顧事實的做法，劉咸炘批評道：“欲爲承祚雪帝魏之譏，遂竟謂無紀傳，亦太任肊矣?！?164)劉咸炘： 《三國志知意》，《劉咸炘學術論集·史學編》，第307頁。而根據我們對魏晉史籍關於曹操稱謂的考察，則自東晉以後的史書，反而更多的是直稱曹操之名；而宋與魏之關係，實在不大可能爲此而改篡《三國志》舊文。而且，縱然依照胡玉俚之意見，“曹操”當作“曹公”，如《吳志》、《蜀志》之例，也仍舊是比直稱權、備更爲尊崇。因此，對於陳壽《三國志》中的曹操稱謂，如果持先入的、且超出時代的理解，無疑是十分危險的。

實際上，對於陳壽《武帝紀》中曹操稱謂的書法，還有一點可以補充。我們注意到，《武帝紀》仍舊是以“建安”爲年號的。在漢獻帝建安年號的編年史中，曹操的身份無疑是漢之臣子。在持蜀漢正統論的後人看來，以漢之臣而爲魏帝，自然是篡亂。然而，在漢魏、魏晉禪讓所創立的新的王朝權力變更模式之下，曹魏之子孫卻並不需要否認曹操“漢臣”的歷史事實。對此，徐沖有精彩的論述：

而在始於魏晉的“禪讓”王朝更替模式之下，新王朝創業之主的身份最初也是前代王朝的臣子，但卻並沒有站在前代王朝的對立面否認這一身份；相反，其所採取的立場是將這一身份發揚光大，竭心盡力來平定前代王朝之末世亂局，由此成爲前代王朝之“功臣”，實現“臣”之身份的最大化；既而由此開啓王朝更替的契機，以功德爲公、爲王，開建王國，遇以殊禮，其身份一步步實現“去臣化”；最後由本人或繼任者接受前代皇帝的禪讓，正式建立新王朝。也就是説，在“禪讓”的王朝更替模式下，新王朝的創業之主，必須經歷一個“自臣至君”的身份轉換過程；新王朝的皇帝權力，藉由這樣的過程而正當起源。(165)徐沖： 《“禪讓”與“起元”： 魏晉南北朝的王朝更替與國史書寫》，《歷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9頁；徐沖： 《中古時代的歷史書寫與皇帝權力的起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6頁。

這無疑魏晉時代對於皇帝權力結構下“君臣關係”的新理解。因此，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由“公”而“王”、由“王”而“太祖”的稱謂系統便是描述魏國的開國君主曹操如何“自臣至君”的。一方面，這與《史記》、《漢書》所書劉邦由沛公而漢王而高祖一樣，客觀描述了開國君主的創業歷程；而另一方面，與漢高祖的“逐鹿者”(166)關於“逐鹿”之説，可參見侯旭東： 《逐鹿或天命： 漢人眼中的秦亡漢興》，《中國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的角色不同的是，在“禪讓”王朝更替的新模式下，曹操稱謂的改變又有著“去臣化”的新意義。實際上，《魏書·文帝紀》也是先稱曹丕爲“王”，自即帝位之後再稱作“帝”的。至此，嬗代之際的君主稱謂書寫，便正式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