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自貿區之征收補償風險規制探析

曾雨欣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上海市 201620）

中國—東盟自貿區運行概述

2020年，東盟已首次超越歐盟成為中國最大貿易伙伴，形成了中國與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的良好格局。在東盟成員國中，對投資風險的評級結果顯示低風險級別僅有新加坡一國。在諸多風險之中，征收補償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中國投資者的投資利益及投資信心。

中國—東盟合作法律機制規定存在缺口

中國與東盟簽訂的《投資協議》就規定，中國投資者的投資在一般情況下不會面臨東盟東道國的國有化和征收，但是，在規定了四種特殊情形下，出于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不過，《投資協議》也進行了有關知識產權強制許可的例外規定。此外，當一締約方境內的戰爭、叛亂、國家緊急狀態等因素，導致了締約另一方投資者遭受損失，則在恢復原狀、賠償、補償和其他解決措施方面，在同等條件下，該投資者應享有最惠國待遇。雖然這一規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國企業投資安全，但仍被認為有籠統之感，令有的企業沒有足夠的踏實感。因為國際法并沒有對于“公共目的”的定義，而是賦予了國家對于什么是公共目的或公共利益問題以自由裁量權。

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文本有升級空間

中國自1985年起便展開與東盟國家《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一系列簽署。截至2001年底，我國已與東盟10國簽署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在這10個協定中，都對征收作了明確的規定。雖然都作了規定，且規定內容大致相同，但是個別協定仍然有自己的特殊規定。中新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文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都和中泰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一樣，強調了有管轄權法院對征收國有化的審查。中馬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對征收補償價值確定有更加深入規定。中緬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文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以及《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投資協議》對征收補償拖延利息有規定，“不合理的拖延，自征收之日起到付款之日按正常商業利率計算利息”。這是大部分中國與東盟國家雙邊投資保護協定所沒有的，使征收補償更加合理，彌補了拖延利息這一漏洞。

適時建立多層次風險防范及爭議解決機制

國際經貿投資規則處于重構和大變革時期，評估境外中國企業的投資行為，需要我們及時跟蹤這方面規則的變化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時對我國相關的貿易、投資指引和規則進行調整。

加快構建自由貿易區網絡，推動區內貿易自由化進程。當前，WTO“協商一致”的決策機制導致了決策困難、效率低下。因此，諸多國家將視線轉移到了區域貿易協定?，F階段，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堅持推動WTO多邊談判向前發展，同時也應著重加快自由貿易區網絡建設。

中國目前并非東盟成員國對外商簽FTA的重點國家。事實上，歐盟于2009年開始便著手于與東盟單個國家展開經貿談判，采取漸進式各個擊破的方式，旨在最終與東盟簽署一個完整的區域—區域間自由貿易協定。這對于中國的自貿區戰略和未來發展走勢無疑具有很強的參照系和現實指導意義。

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P-G”仲裁機制。目前我國條約立法中國際投資仲裁機制發展的困境主要在于，對相關條款的設置不夠完善，不同協定間的條款差異較大，沒有形成原則性的標準或基礎。因此，當務之急是先行理清我國已經與東盟10國簽訂的大量BIT中對于投資者和東道國之間的爭端解決機制方面存在那些細微的差異與不足，在此基礎上明確我國可以采納的相關原則與標準，以形成符合我國實情的“P-G”仲裁機制，如對于用盡地方救濟規則與岔路口條款不可同時剔除在協定之外、對提請仲裁的事由應當設置負面清單或例外規定以作出限制等。

東盟成員國大多數國家都是發展中經濟體，為了維護國家經濟的穩定，保護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會對外商投資會施加一定的約束，有時候為了改變經濟狀況，東道國便會征收外國資產。政府還應加快自由貿易區網絡的構建，進一步提升中國—東盟自貿區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并探索構建雙邊投資爭端調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