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陜北毛烏素沙地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結構的影響研究

2020-12-08 02:20楊毅秦治強
種子科技 2020年20期
關鍵詞:陜北影響

楊毅 秦治強

摘? ? 要:目前,對人工林土壤的研究主要關注于土壤的理化屬性,而對生物屬性研究非常少,且不同植物群落由各種物質構成,這就使得土壤會有各種形態結構、生理特征構成,造成各種植被類型下的土壤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诖?,探究了陜北毛烏素沙地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結構的影響,以此提升土壤的質量,并指導造林樹種的合理選擇。

關鍵詞:陜北;毛烏素沙地;植物群落;土壤結構;影響

文章編號: 1005-2690(2020)20-0016-02? ? ? ?中圖分類號: Q948? ? ? ?文獻標志碼: B

1? ?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結構影響的背景

沙漠化防治過程中通常采用植被的保護、恢復和重建,既能實現防沙作用,同時還能提高經濟效益。在種植植被的過程中,植被與土壤間的彼此影響、彼此作用,又成為另外一個思考要素[1]。當前,土壤質量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組成、土壤微生物生物量以及土壤酶活性等方面,并且已成為土壤肥力的生物指標。作為毛烏素沙地,該地生態環境非常脆弱,屬于我國干旱半干旱過渡地帶,在人為因素和自然環境影響下,風沙活動較為劇烈,土壤肥力十分差[2]。隨著國家深入推進三北防護林、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還草等重點工程,陜北毛烏素沙地就成為治沙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段。

2? ?陜北毛烏素沙地的概況

陜北毛烏素沙地地處陜西榆林市長城一線以北,位于鄂爾多斯高原和黃土高原間的沖積平原凹地上,介于北緯37°30′~39°20′、東經107°20′~111°30′地理位置,總面積約為4.22萬km2。該區域屬于干旱和半干旱區向半濕潤區過渡地帶,中溫帶氣候,年平均氣溫在6.0~8.5 ℃。涵蓋天然植物772種,主要區域性植被有踏郎、花棒、檸條、沙棘、沙柳、沙蒿、沙米、五星蒿、沙拐棗等[3];喬木固沙樹種主要有樟子松、油松、黑松、紅皮云杉、河北楊、旱柳等。從其植被地帶來看,以西部邊緣的荒漠草原亞地帶、中東部的干草原地帶、東邊緣的干草原地帶——森林草原過渡地帶構建成;從植被類型來看,梁地上有草原和灌木植被,半固定、固定、沙地上有沙生灌叢植被,灘地上有草甸、鹽土和沼澤植被;從地帶性土壤來看,因受到局部地形和母質影響,東北向西南由淡粟鈣土變成棕鈣土,南部為沙黃土。

3? ?研究方法

3.1? ?樣地的選擇

根據毛烏素沙地植被群落調查與分布情況進行分析,選擇研究對象為:15年樟子松、25年踏郎、25年花棒、25年花棒×踏郎混交林、13年河北楊和15年杏樹林地;研究區域:4個研究區,20個研究樣地。每塊樣地建10 m×10 m的灌木樣方。3個20 m×20 m的喬木樣方,并以流沙地為對照。

3.2? ?樣品的采集和試驗

每塊樣地使用S形5點采樣措施,得到0~5 cm、5~10 cm、10~15 cm、15~20 cm、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層的土壤樣品,并測定土壤的水分、容重、有機碳、全碳、全氮含量。測試方式都以1 g土壤24 h后來表示,蔗糖酶活性使用Na2S2O3滴定方式,24 h后消耗0.1 moL/L Na2S2O3,表示為:mL/(g·d);土壤有機質測定使用重鉻酸鉀滴定方式,脲酶活性使用苯酚鈉一次氯酸鈉比色方式測試,表示為:mg/(g·d);過氧化氫酶使用高錳酸鉀滴定測試,以30 min消耗0.1 moL/L KMnO4的體積(mL),表示為:U;堿性磷酸酶活性使用磷酸苯二鈉比色方式測試,表示為:mg/(g·d)。同時用牛肉膏進行細菌養殖。

在土地取樣時采用四分法,取出500 g后,及時去掉植物的根須,并分成2份送到室內,一份用于測試土壤化學性質與酶活性,先進行土樣暖干,再粉碎成沫,使其可通過1 mm和0.25 mm篩選機,另一份用于測試土壤微生物數量的,暖干的土樣可以過孔徑1 mm篩選機,并在4 ℃溫度中保管。

3.3? ?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使用的是LSD法。該方法能夠檢驗各種植被樣地土中有機質和生物學屬性的顯著差異,統計分析使用SPSS12.0軟件。

4? ?結果與分析

4.1? ?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有機物含量的影響

不同植物群落下,土壤的有機質含量在0~5 cm土層中都有了顯著提升,顯著高于其他土層。最高的是花棒×踏郎,其次是踏郎和樟子松,流沙最低,花棒×踏郎、踏郎和樟子松分別是流沙的19.2倍、11.19倍和8.92倍。在有機質量方面,花棒×踏郎、踏郎和樟子松也比其他樹種高。隨著土壤層的增加,有機質含量都有所下降。但是樣地在0~5 cm、5~10 cm、10~15 cm、15~20 cm、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層中有機質含量都沒有顯著差異,流沙地的土層間有機質含量也沒有顯著差異。

4.2? ?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微生物數量的影響

不同植物群落下,各樹種在0~5 cm土層中土壤細菌數量均有顯著增加,數量最多的是花棒×踏郎,其次為踏郎與和河北楊,流沙最少?;ò簟撂だ?、踏郎與和河北楊分別是流沙12.91倍、9.27倍、11.99倍。與其他樣地相比,花棒×踏郎、踏郎與和河北楊都是最高的。但是樣地在0~5 cm、5~10 cm、10~15 cm、15~20 cm、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層中,流沙相對變化不規律,其他所有植物的樣地土壤中細菌數隨土層深度的增加而減小。在2O~40 cm土層中,踏郎的土壤細菌數要低于其他土層,其他植物在每個土層里面都存在顯著的差異;在0~5 cm同一樣地的土層中,花棒×踏郎,踏郎的土壤放線菌數顯著高于5~10 cm、10~15 cm、15~20 cm土層,隨著樣土的加深,直到40 cm時,土壤放線菌數無明顯差異,并且隨著樣土的加深,土壤放線菌數會逐漸減少。在土壤真菌方面,花棒×踏郎與和河北楊增加顯著,其他土壤并沒有顯著增加,同時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土壤真菌數量不斷下降;在0~5 cm同一樣地中,只有踏郎的真菌數量高于5~10 cm、10~15 cm、15~20 cm土層的數量。河北楊、花棒和樟子松在5~10 cm、10~15 cm、15~20 cm土層中真菌的數量要高于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層數量,其他在同樣深度數量并不顯著,杏樹、流沙在各個土層中土壤真菌數量均無較大差別。

4.3? ?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

從土壤蔗糖酶活性看,在0~5 cm各樣地中,花棒×踏郎的土壤蔗糖酶活性最高,其是流沙的79.21倍。其次是河北楊和踏郎,其是流沙的61.18倍和51.21倍,隨著土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但是杏樹和流沙并沒有降低,其土壤蔗糖酶活性在各個土層間差異并不明顯,只有踏郎和河北楊5~10 cm、10~15 cm、15~20 cm土層土壤蔗糖酶活性大于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層,其他樣地的土層土壤蔗糖酶活性差異都不明顯;從土層土壤脲酶活性來看,在0~5 cm各樣地中,花棒×踏郎的土壤脲酶活性最高,其他都不明顯,并且除花棒、杏樹和流沙外,土壤脲酶活性隨著土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從土壤堿性磷酸酶活性看,在0~5 cm各樣地中,花棒×踏郎的活性最高,是流沙的5.01倍。其次是樟子松、河北楊和杏樹,是流沙的2.68倍、2.51倍、2.28倍。除流沙和杏樹外,土壤堿性磷酸酶活性。隨著土層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從土壤過氧化氫酶活性看,在0~5 cm各樣地中,花棒×踏郎、踏郎和河北楊的活性最高,其是流沙的3.15倍、2.21倍、1.27倍。杏樹的活性最差,花棒×踏郎活性并沒有受到土壤深度增加而減小,其他都隨著土層深度的增加,過氧化氫酶活性呈現遞減現象。除花棒和流沙外,其他樣地5~10 cm、10~15 cm、15~20 cm、20~25 cm、25~30 cm、30~35 cm、35~40 cm土壤過氧化氫酶活性都無明顯差異。

4.4? ?土壤有機質和微生物與酶活性的關系

有機質在酶的催化下結合微生物分解,礦質養料釋放出,能夠供植物可吸收利用,因此有機質、微生物數量和酶活性必然有著一定的聯系。從統計分析得知,有機質和土壤酶活性表現明顯的正相關;土壤放線菌數與蔗糖酶、過氧化氫酶、堿性磷酸酶活性表現出正相關,還和脲酶活性呈現正相關;土壤細菌數和脲酶活性表現出正相關;土壤真菌數和過氧化氫酶活性也有著極大的相關,和蔗糖酶、堿性磷酸酶活性還表現出一定的正相關。

5? ?結論

首先,有機質和土壤酶活性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土壤放線菌數與蔗糖酶、過氧化氫酶、堿性磷酸酶活性表現出正相關,還和脲酶活性呈現正相關;土壤細菌數和脲酶活性表現出正關系;土壤真菌數和過氧化氫酶活性也有著極大的相關,和蔗糖酶、堿性磷酸酶活性還表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這說明土壤有機質含量和細菌、放線菌、真菌數表現出的正相關,可用微生物數量確定土壤的肥力標準。其次,不同植物群落對土壤結構的影響,在0~5 cm各樣地中,花棒×踏郎的有機質含量、細菌數、蔗糖酶、堿性磷酸酶和過氧化氫酶活性都非常高,這表明能夠提高土壤養分及其生物學性質,更加適合沙區營造多樣性豐富的混交林。其次是踏郎和花棒純林,最差是樟子松,這說明樟子松并不利于對土地的改良作用,容易使得養分流失,植被覆蓋下降。那么在流沙地種植植物時,可以在0~5 cm土層中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微生物數量和酶活性,以此來提高不同植物的生長質量?;蛘咴跔I造樟子松時,應同時混交花棒、踏郎作為改良土壤的林下植物。

參考文獻:

[ 1 ] 李剛,閻雄飛,劉永華,等.毛烏素沙地東南緣蝶類資源調查及區系研究[J].中國農學通報,2016(19):102-109.

[ 2 ] 郭壯武,李玉飛.毛烏素沙地植被恢復模式及生態功能探討[J].中國農業信息,2015(17):99.

[ 3 ] 曹艷萍,龐營軍,賈曉紅.2001—2016年毛烏素沙地植被的生長狀況[J].水土保持通報,2019(2):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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