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在崛起*
——中國抗疫壯舉的美學美育意義

馬建輝

(求是雜志社，100727，北京)

在一度的娛樂化、碎片化、功利化的聲浪面前，超拔的崇高美被弱化，甚至被污名化。 欠缺了崇高，不僅對于美學來說是不完整的，對于以塑造完全人格為己任的美育來說也是不完整的。而這次以武漢人民為中心的全中國人民的抗疫壯舉，從美學美育的意義上看，就是崇高在崛起，是崇高在現實生活中的一次無比堅決的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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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美，在西方美學那里，是一種“剛性的”“振奮性的”美，它“使人感動”，從內心“激發人們的尊敬”，“在松弛的人身上恢復張力”。 而在中國美學范疇中，如孟子所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 崇高美就是“大美”和“圣美”，它以“厚德”散發的人性光彩照亮人、化育人。

武漢封城之后，那些始終堅守的市民，那些來自中華大地四面八方的“逆行者”，那些捐菜的菜農、送餐的外賣小哥、沒日沒夜勞作著的清潔工人，那些活躍在社區拖著疲憊而堅毅的身影的年輕的和年長的志愿者，那些因長時間戴口罩在面龐上被勒出深痕、血痕的醫生和護士……這一抗疫群像結構而成的救生圖景就是崇高，它賦予了這一抗疫群像在審美上的特殊的價值和意味。

如果不是這次疫情，有多少人會想起武漢曾是一座“英雄之城”，誰能在腦海中浮現伏虎山的夕照與蒼翠? 當人們徜徉在陽春三月的櫻花大道，沉醉于粉紅的幽夢，有誰會光顧東湖梅園，欣賞那“凌寒獨自開”的傲骨? 確乎如此，在災難面前，人們似乎少了閑情逸致的軟審美，但卻多了直觀崇高的硬感動，由松弛的人，變為張力的人，或者說，變為緊張的人。 “張力”在這里的意思就是處于某種“緊張關系”(tension)之中，由于對驚心動魄、沖撞心靈的崇高的直觀，人的心理和情感處于一種緊張狀態。 這種緊張狀態，實際也是接受崇高洗禮的一種審美感受或心理體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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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命疫情的大爆發，對于人類來說，無論如何都是一場悲劇，也正因為其悲劇的性質，托舉出了人民與瘟疫、國家與瘟疫對峙角力的崇高感。 經濟社會突然按下了暫停鍵，面臨嚴峻的災變和困苦，人民和國家都作出了巨大犧牲。 在疫情中搏擊救生的醫護人員的犧牲，是英雄的犧牲;與新冠病毒搏斗的患者的犧牲，也是英雄的犧牲。 生命被毀滅、意志被摧折，激起的不是消沉和退縮，而是更強力的生命和更頑強的意志，從中顯示出人民與國家的超拔人格和精神偉力。

這樣的一幕，在平素的日常生活表象中是不多見的。 一位英雄人物的壯舉，只能說是崇高的一個表現;唯有由眾多的普通人所造就的壯舉，才可以更有力地證明崇高在崛起。 中國人的抗疫斗爭，由于大眾的普遍參與，在和平年代重新激發或喚醒了集體的崇高感，這也使大眾“在承受苦難中變得崇高”。 這種崇高感，有利于人們直面疫情，增強憧憬希望的勇氣和信心。

真正的崇高精神，跟真正的悲劇精神一樣，是超“現實”的。 日常境遇對于精神生活具有一種消磨力，往往會把一些人的精神生活演變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 當一個人在行動上越來越附著于或匍匐于“現實”時，他的精神和靈魂也就會變得越來越“現實”。 以至于在其眼中，崇高成為需要躲避或逃離的對象。 甚至一些在物質生活領域的巨人，在精神生活領域也變得矮小不堪。而時下的抗疫壯舉重新把崇高境界帶到我們面前，使我們獲得超“現實”的悲劇體驗，為我們被世俗生活銹蝕的靈魂做莊嚴的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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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席勒所說，優美感和崇高感應該“聯合”起來，“以便使審美教育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對于美育而言，優美固不可少，崇高尤為珍貴。優美多為美感舒適區的審美，而崇高則打破了美感舒適區，甚至打破了生活的舒適區，放到一個痛苦區震蕩、煎熬，再獲取新生。 崇高給人的化育更深刻，更嚴正，更有痛感，也使人更有尊嚴。

崇高對人具有一種更為強大的精神牽引力，能使人們生活在世俗中而不被世俗所淹埋，不被世俗思維所糾纏，不被世俗的價值傾向所同化。劉綱紀先生曾說:“美育要使人進入一種崇高的精神境界?！斌w驗崇高、參與崇高的構建，往往是一個人靈魂的凈化和洗禮過程。 中華大地上的抗疫壯舉，是一部宏偉的大眾參與構建的崇高史詩。 “那些冒著風雪，凌晨還奔波在武漢空冷的大街上的志愿者們，那些拿命搏一份收入的清潔工、運尸人，他們干的卻是額外的工作，他們何嘗又不是在為武漢拼命?”這是一篇紀實網文中的一段話。 直面洶涌疫情救護生命的“逆行者”、沉浮風暴漩渦同舟共濟的“守望者”——在崇高美的呈現過程中，人們對于他人、對于家國的責任感、使命感油然而生，情感和思想被凈化、升華。

美育的目標是什么? 可以說，每一個時代的美育，都有其結合時代、結合現實的特定育人目標，這是美育擺脫其抽象化的根本路徑。 在我們這個時代，美育的目標或許不是養成優美感，而是復興崇高感。 美育也和人的營養搭配一樣，缺什么，就需要補什么。 我們這個時代，消費主義蔓延滲透成為人們精神生態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質，我們不缺優美，我們欠缺的是崇高。 崇高是人類精神的脊梁，是民族精神的鈣，擺脫軟骨化精神狀態，補鈣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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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崛起，也深化了我們對中華美學精神的認識。 當談起中華美學精神，我們往往會到久遠的傳統中去尋求靈感，探其所蹤。 實際上，中華美學精神就存在于我們的當代生活之中，也只有存在于當代生活的中華美學精神，才是現實的、真正的、活的中華美學精神。 作為“大美”和“圣美”的崇高，從來不只存在于束之高閣的故紙堆中，而是潛行于普通的中國人的血脈之中，躡足于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后，中國人的抗疫行動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抗疫行動之所以崇高，最根本的在于這是新時代中華民族一次最雄壯的“義舉”。 以利人為中心的“義”，可謂崇高之核。 這既是中華傳統文脈的主潮之一，也是當今現實中國人人生態度的寫照。 “萬事莫貴于義”“舍生而取義”“由義為榮，背義為恥”，等等，都顯示了中國人對于“義”的基本立場。 而這場抗疫行動中，那些馳援武漢和湖北的醫護人員、志愿者，無不顯示了面對災難，“義”字當先的民族精神和大愛情懷。 我們常說，審美活動對于審美者來說是無功利的。 在社會生活中，中國人求仁講義，重義輕利，對于行義者來說，“義”同樣是無功利的。 這可謂美學精神在社會事務、社會活動中的伸張。 “義”，作為崇高之核，作為“大美”和“圣美”之核，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這也是中華美學精神的一個重要內核。

隨著時代的發展，美學美育也在發展，在這個進程中，特別在精神領域，我們或許還沒有做到全面發展，時而會有畸輕畸重的現象。 就美學美育而言，這是跟社會環境相關聯的，也是跟人的理性的自覺程度相關聯的。 如今，一場突如其來的嚴峻疫情為崇高的崛起提供了契機，同時，崇高也必將成為這場疫情留給人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美學美育遺產，助力中華民族從容走向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