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活美學”之美善合一抗疫情之丑惡*

劉悅笛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100732，北京)

新的疫情來了，中國人靠什么活? 直面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 年2 月中旬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給筆者所做的訪談《新冠肺炎，讓國人走向情理文明》當中，筆者已經從中國哲學智慧的大角度給出了整體回應:讓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社會和諧共享、人與人和諧相處、人與身心和諧安頓，由此同時，讓古今中外得以和諧共存和相互轉化，從而以“大啟蒙”的姿態走向一種“情理文明”。[1]我們勢必要繼續遵循科學原則，繼續拓展民主意識，但并不能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那種個體化之路，也不能行“只為集體犧牲個體”那種無私化之道，這就要用上中國人“執兩用中”的大智慧。所以，走向“大啟蒙”，應為中國人提供一種更為博大的生存智慧，從而熔鑄出新型的“情理文明”。

當時，出版社還問了我一個關于美的問題:冠狀病毒的形狀其實很美，其本性卻很殘酷，您是怎么看待疫情下人的生活和未來? 我們從中可以獲得哪些生存智慧，或者說需要加強教育和改進的地方? 我的回答是:的的確確，看似美與殘酷并在，但究竟什么是美? 真正的美，并不是“看上去挺美”，而是與善合一的，這才符合儒家“善美合一”的中和原則。 這竟讓我想起了馬爾克斯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盡管作為天災的霍亂與作為人禍的戰爭，持續威脅著拉美民眾的生命與生存，加劇了人的社會孤獨感，加劇了人與自然、與人之間的對立，然而，人類情感的向度卻在災難中極大豐富地被展露了出來。

在人類歷史的非常時期，感性的力量就會變得異常脆弱，武漢封城期間，亦有“風月同天”與“武漢加油”之爭論，某篇報道誤用德國哲學家和美學家阿多諾那句名言“奧斯維辛之后沒有詩”，也遭到駁斥。 但是，我們確實“山川異域，風月同天”! 新冠疫情不僅是疫情初期的局域現象，而已經超越了政治國家的限制，它已經關乎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共同體，從中華民族的大共同體到整個人類的共同體皆被裹掖于其中。 因此，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創意與可持續發展中心(ICCSD)邀約，與德國、英國、法國、加拿大等同仁們一道用視頻為武漢加油之時，我也說過:我們“風月同天”，因為這個世界“風月無邊”!

為何說關于審美意義上的“風月無邊”? 中國人的美學，面對這場疫情，究竟有什么用? 感性的力量在其中一定會被弱化嗎? 事實未必如此，因為“生活美學”包涵了“美善之學”的意義，它恰恰可以應對新冠肺炎的丑惡。 當然，還有一種有趣的聲音說，人類才是地球的病毒，病毒是地球的免疫系統，難道這次病毒就是對人類的報復? 但卻可以肯定的是，善惡美丑皆是由人而發的，“生活美學”作為一種“有人的美學”[2]，勢必要采取一種“美善合一”的原則來應對疫情。

所謂“盡善盡美”來自孔子觀樂，欣賞到《韶》舞，就稱贊它是“盡美”又“盡善”的。 《韶》舞表現了堯、舜以德相禪，無邪的內容與完美的形式內外統一，善與美達到了合一的程度。 緊接著，孔子又觀瞻到《武》舞，卻說它“盡美”了但卻未能“盡善”。 《武》舞因表現武王以征伐而取天下，樂、舞雖然形式上達到了美的完善，在道德內涵上卻是“未盡善”的，因而它的善與美是內、外割裂的。 這其實是對周公所創建的“禮樂相濟”的傳統的某種回歸，禮的傳統與樂的傳統不可偏廢，儒家的“禮樂合一”實際上也是“情理合一”，這也是為何我們主張合情合理地度過疫情的儒家智慧淵源。

“生活美學”雖不僅囿于“倫理美學”，但從本體論上說，“生活美學”理應成為真善美的合體之學，它可以去實現“以美促善”、“化美為善”、“以善為美”。 疫情既關乎每個人的命運，也關系到共同體的命運，我們該采取什么樣的態度與姿態來應對之? 如果因為疫情被隔離，那也不該來自歧視，而是源于同情，最適宜的姿態就是——讓我們優雅地對待疫情吧。 現在，更多國家采取了隔離的手段，這當然是一種理性的科學選擇，但是一定不要忘記，這種選擇背后藏有的感性動力——那就是人對人的“同情心”與“關懷力”。如果沒有這種情感動力，那么，世界與人間都將會是冷酷無情的吧。

既然日常生活可以美學，疫情生活也是可以美學的，有生活就有美學，由此的邏輯結論就是:美學無處不在、無時不有。 這個推論我是贊同的，如果這個世界既好且美，合而為“美好”，那豈不更加美妙? 只不過這種生活徹底審美化與審美徹底生活化的境界，至今仍是人們生活的理想而已，但是生活的理想畢竟是為了理想的生活，我們都正身處“生活美學”的進行時當中，由此可透見生活可以提升之處。

依據“生活美學”的原則，首先，人與自然之間要保持和諧關聯的話，審美關系可以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人對自然特別是野生動物，可以保持一種審美之若即若離的關聯。 中國古代文人“籠鶴”就是如此，以籠罩住鶴是為了觀賞，但是并不是囚禁之，同時還要放鶴，讓之終歸自然。但是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從宋代孳生的觀賞魚的奇特審美現象。 其實，包括如今最常見的金魚等觀賞魚類，乃是出于東方人的審美眼光而做出的基因選擇的結果，適合人類審美之眼的畸形魚種才能被保留下來，而且培養得越來越畸形，無論是大大的眼泡，還是長長的尾巴，都是這種人類審美選擇的結果。 所以，審美的利弊要從積極方面來為之，而同時避免其消極取向。

其次，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要保持和諧關聯，審美關系也是其中的重要的調和劑，這種審美關系其實最終是來自人情的。 無論是西方“自由主義”直接建基在個人主義基礎之上，還是“社群主義”看似關注人際但卻是無情的關聯，都沒有達到一種審美意義上的高境，這也關系到所謂“和諧是否高于正義”的問題。 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始終追尋正義，和諧卻居于次要之位，但是中國儒家卻要求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高度和諧關聯。 如果從“禮樂相濟”的源遠傳統的繼承來看，這種關系維系當中既有“禮”的理性之硬性成分，同時也有“樂”的感性之軟性要素，這也是郭店竹簡所提出自然化的“禮生于情”與人工化的“禮作于情”的“禮—情”內在關聯，中國人的文明至今仍是情理合一的。

再次，人與自己身心的和諧，亦需要審美的力量來加以撫慰與安頓。 從倫理上觀之，“我應該如此去做”與“我安于如此為之”，顯然是不同的，但卻可以結合起來。 正如孔子當年問守喪幾年，答全靠“心”安。 身心的安頓，也包括心與身之間也要處于和諧的關聯之中，恐怕僅靠理性的“心” (mind) 是不夠的，還需要感性的“心”(heart)來與之交融，并在理性與感性之間達到動態的平衡與統一。 除了倫理之間的和諧之外，還有審美與藝術可以幫助“合情合理”地度過疫情，這就是另外一種身心方面的慰藉，由此還能達到美善之間的平衡。 俄裔美籍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說“美學是倫理學之目”，但在中國儒家智慧看來，倫理之“從心所欲不逾矩”的高境內浸漬著審美風度，可以說，美學才是未來的倫理學。

質言之，“生活美學”乃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踐行之道，乃是要通過“美生活”來提升“好生活”，新的疫情盡管主要是解決“好生活”的問題，但是在疫情之后，人們必定要繼續追求更美與最美的生活，那就是還是要以“有品質”的生活去升華“有質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