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兩部現存《棠陰比事諺解》鈔本考*

周 瑛

(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311121，杭州)

《棠陰比事》是中國南宋時期浙江省慈溪縣人桂萬榮(1165—1173)編著的公案筆記，記錄了一百四十四則案件及其審理情況。 該作品在日本江戶時期廣泛傳播，對日本江戶時期司法、紀伊藩學以及公案文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儒學家林羅山(1583—1657，號道春)為其傳播做出了歷史性貢獻，日本內閣文庫藏林羅山鈔本《棠陰比事》卷末識語寫道:

右《棠陰比事》上中下以朝鮮板本而寫焉，因依壽昌玄琢、生白玄東、金祇景、貞順子元之求之而口誦之，使侍側者點朱墨矣。 吾邦吏曹之職陵廢久矣，余于是乎不能無感欽恤之誠，且又以朝鮮別板處處一校焉，雖然他日宜再訂正，以筆削而可也，此點本即傳寫于四人之家云。①

上述內容表明林羅山對傳入日本的朝鮮本《棠陰比事》進行了抄寫和校對，并令侍從加注訓點，贈送給四位友人，對《棠陰比事》在日本的初期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此以外，林羅山應紀伊藩主德川賴宣(1602—1671)之求著《棠陰比事》注釋書《棠陰比事諺解》(以下稱《諺解》)，并為其解答法律問題，《羅山林先生集》記載如下:

初先生在駿府時，既謁義直卿、賴宣卿、賴房卿，故三卿共善遇之。 曾應義直卿之求作《神社考詳節》、《宇多天皇紀略》等，常談本朝故事。應賴宣卿之求作《棠陰比事諺解》，且屢屢問法律之事。 應賴房卿之求抄出神道要語，賴房卿嫡子羽林光國卿好作詩文，屢屢有贈答。 凡在府三十余年，其間侯伯達官士林濟濟，或開講習或設雅筵，其交際親疏有差。②

《諺解》作為注釋書，對日本人理解《棠陰比事》及其在日本的進一步傳播奠定了基礎。 筆者認為《諺解》一書值得關注，它的重要性至少有兩點:1)它對《棠陰比事》的案件內容作出了準確而詳實的注釋，并比較中日兩國的類似案件，對幕府將軍和大名發揮了不可忽視的司法啟蒙作用，為德川幕府和紀伊藩的法制建設發揮了關鍵作用。 2)它是江戶時期大儒林羅山所注解的漢文典籍系列“抄”“諺解”的組成部分，對研究江戶時期漢文典籍在日本的解讀和傳播具有重要價值。 王曉平在《中日文學經典的傳播與翻譯》中談到中國故事在日本的翻譯情況時提及《諺解》[1]，拙著《江戶期的公案說話與〈棠陰比事〉》對《諺解》在藩學和法學方面的價值進行了肯定[2];鈴木健一在題為《林羅山的文學活動》中指出《諺解》是林羅山應將軍以及諸位大名所求而注釋的“啟蒙性書籍”之一。[3]

《諺解》的價值值得肯定與尊重，然而其鈔本中尚有三篇作品存在錯亂雜糅問題。 施曄亦指出其“編排有誤”[4]，但并未作進一步討論。 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日本兩部現存《諺解》鈔本進行調查和研究，對其錯亂雜糅的內容進行梳理和還原，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同時，通過對兩部鈔本中的文字進行考證和對比，分析它們的特征，探討兩部鈔本的書手情況。

1 兩部鈔本的基本情況

據目前研究可知《諺解》尚有四種藏本，分別是: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南葵文庫藏本(以下稱南葵文庫本)、長崎縣肥前島原圖書館松平文庫藏本(以下稱松平文庫本)、岡田真舊藏本和臺灣大學藏本。 林桂如在談及江戶時期漢儒、書賈與作家時介紹了臺灣大學的《諺解》藏本[5]，松村美奈在討論《棠陰比事》的注釋書時介紹她從古書籍展覽會(東京古書會館，2005 年11 月18—19日)東京古典會拍賣目錄上得知岡田真鈔本。[6]岡田真舊藏本實屬罕見，目前尚沒有關于該藏本的進一步信息，應該是該藏本下落不明所致。 相形之下，南葵文庫本和松平文庫本往往成為討論對象，筆者目力所即亦為此兩者。

南葵文庫本縱28.4 cm、橫20.8 cm，深藍色封皮，三卷三冊。 第一冊內封有朱印“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縱5.9 cm、橫5.9 cm，各冊正文首頁右上角有朱印“紀伊國德川氏圖書記”，縱8.7 cm、橫8.9 cm，還有另外一個帶花紋的朱印“南葵文庫”，縱3.2 cm、橫3.3 cm。 第一冊注釋內容出現之前是《棠陰比事綱要》，對提示案件特征的十五個關鍵詞“釋冤”“察奸”“辨誣”“摘奸”“鞠情”“跡賊”“譎盜”“嚴明”“議罪”“跡盜”“懲惡”“鉤慝”“察盜”“察慝”“宥過”進行了解釋說明。 “棠陰比事綱要”字樣下方是“夕顏巷諺解”字樣(夕顏巷是林羅山的別號)，沒有錄入目錄，亦未錄入《棠陰比事》原文，只有每一篇作品對應的注釋文。 每丁11 行，每行28 字左右，黑色的手寫體，由漢字夾雜著片假名構成。

松平文庫本縱29.2 cm、橫20.5 cm，淡茶色封皮，三卷三冊。 編排體例基本上與南葵文庫本相同。 不同之處是，每一冊最后一丁的左下角有藍色印“尚舍源忠房”，縱4.4 cm、橫1.3 cm，另外有一橢圓形朱印“文庫”，直徑縱1.7 cm、橫2.5 cm。正文一丁11 行，每行22 字左右。 南葵文庫本的漢字細長，而松平文庫本的漢字較之略寬。

南葵文庫是和歌山藩(原紀伊藩，今和歌山縣)主德川賴倫(1872—1925，明治大正時代的華族，1906 年繼承和歌山藩主之位，成為侯爵和貴族院議員)在東京創辦的圖書館[7]，《諺解》是林羅山應德川家紀伊藩第一代藩主賴宣之請所著，因此，南葵文庫藏《諺解》、臺灣大學收藏的帶有印記“舊和歌山德川氏藏”和“南葵文庫”的《諺解》，皆應源于紀伊藩。 歷任德川紀伊藩主皆重視法律書籍的收集和法律方面的研究[8]，紀伊藩內部漢學、法學人才以及其他對中國法律感興趣的人物具有接觸和學習《諺解》的天然條件，《諺解》一定會通過他們被進一步傳播。

松平文庫是松平忠房(1619—1700)1669 年遷至島原藩(今長崎縣)后所建的“尚舍源忠房文庫”，文庫中很多藏書是借幕府紅葉山文庫、林家、水戶德川家、榊原家以及桂宮的藏書抄寫而成。 松平文庫本《諺解》亦與德川家以及林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忠房祖父松平家忠(1555—1600)是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為三河(今愛知縣)深溝城主，為德川家康出生入死，還為他養育四子松平忠吉。[9]忠房的老師是林鵝峰，而林鵝峰(1618—1680)是林羅山的三子，效忠于德川幕府。 忠房又是一個交友廣泛的好學之士，曾邀請儒者菅得庵(1581—1628)講解《論語》，而菅得庵是一位藏書家且與林羅山交情深厚[10]，因此，《諺解》有可能以菅得庵為媒介傳至忠房手里。綜合這些情況，不難看出松平家與德川幕府以及林家關系篤厚，這些以及忠房與其他學者的交游，皆為豐富松平文庫藏書發揮了作用，為收藏《諺解》提供了路徑。

2 錯亂內容的梳理和原因探索

兩部《諺解》鈔本皆收錄了一百四十四篇作品，第一卷第三十九篇《張受越訴》、第四十篇《裴命急吐》、第四十一篇《王質母原》的內容出現了錯亂現象。 本文采用考證、比較、對照的方法進行了梳理，所參考的資料分別是藤原惺窩舊藏朝鮮本《棠陰比事》(現收藏于常磐松文庫，本文參考長島弘明翻刻本)、青藜閣須原屋伊八單獨版《棠陰比事》、《棠陰比事》的另外一部注釋書《棠陰比事加鈔》(參考京都大學無刊記本)、《棠陰比事》的翻譯改寫本《棠陰比事物語》(參考《未刊假名草子集》)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參考國家圖書館再造善本)。

經過考證和梳理，發現南葵文庫本和松平文庫本的錯亂情況相同，本文在具體分析出現問題的三篇作品時以南葵文庫本為底本，其錯亂情況大體如下:在《諺解》第三十九篇的位置，《張受越訴》的注釋文首先出現，約有九行半文字，對應《張受越訴》原著的前半部分;在《張受越訴》后半部分內容尚未出現的情況下，《裴命急吐》的一部分注釋文出現，約有十四行半文字，對應《裴命急吐》原著的后半部分;之后，《王質母原》的注釋文出現，約有八行文字，也僅對應《王質母原》原著的前半部分。 至此，《張受越訴》曾缺失的后半部分注釋文出現，約有十行文字。 其后是《裴命急吐》缺失的前半部分注釋文，約有十三行文字。 最后出現的是《王質母原》缺失的后半部分注釋文，約有十七行文字。③

《諺解》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嚴重的錯亂現象呢? 可作以下四種推測:第一，注釋書《諺解》所用的《棠陰比事》底本本身或許存在錯亂現象。第二，底本沒有問題，林羅山本人看錯導致的注釋錯誤。 第三，林羅山注釋的沒有問題，其學生或侍從在記錄或整理時出現了紕漏。 第四，林羅山留下的注釋書原本沒有問題，但是他人在傳抄過程中失誤而產生了紕漏。

《棠陰比事》藤原惺窩舊藏本是翻印了元代至大元年田澤序本的朝鮮活字本，鑒于林羅山早期接觸的《棠陰比事》是從老師藤原惺窩(1561—1619、江戶初期儒學家)處所借，因此，筆者重點考證了藤原惺窩舊藏本。 經過核對，上述三篇作品的藤原惺窩舊藏本、和刻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以及《棠陰比事加鈔》的訓讀部分幾乎保持了一致(《棠陰比事加鈔》包括標記有訓點的《棠陰比事》原文和注釋)。 同時，他們與《棠陰比事加鈔》的注釋部分和《棠陰比事物語》的相關內容亦大體對應。 《棠陰比事》朝鮮本、和刻本、注釋書、翻譯改寫本皆無內容錯落現象，因此，底本本身有問題的推測就不攻自破了。

至于第二種推測，鑒于林羅山是朱子學大家藤原惺窩的得意門生，是侍奉德川四代將軍的幕府儒官，《諺解》又是其受紀伊藩主賴宣委托所著，因此，不論從學識、能力、身份還是從編著注釋書的背景來看，林羅山的治學態度都應該是具有學者素養的嚴謹、認真，其親自注解的內容應當不會出現如此錯亂的現象。

實際上，《諺解》除了林羅山本人親自執筆注釋以外，還有一種可能是林羅山口述注釋內容，遣侍從或學生記錄。 本文第一處引文已經交代林羅山元和五年(1619)應四位友人之求解讀《棠陰比事》時，“因依壽昌玄琢、生白玄東、金祇景、貞順子元之求而口誦之，使侍側者點朱墨矣”，說明林羅山曾采用過令侍從根據其口述內容來書寫并標注訓點的做法。 因此，《諺解》也極有可能是林羅山令侍從記錄自己的口述內容而成。 客觀上看，侍從在林羅山旁邊一邊聽、一邊記錄，按道理本不應該出現大的紕漏，可是，假設記錄工作由幾個人輪流合作完成，那么，在人員更替之時不免會因為對先前內容的不熟悉而產生銜接問題。 同時，如果記錄時采用的是一張張沒有裝訂的紙張，亦會給整理帶來一定的困難。 因此，記錄林羅山口述內容的侍從或整理其成冊的人員皆有可能導致作品混亂現象產生。

第四種推測指出傳抄過程中書手產生謬誤這一點，發生幾率應該最高。 傳抄《諺解》的書手的漢文水平如何是一個問題，除此之外，在緊張的謄寫過程中是否有閑余仔細揣測內容，尤其是甄別類似內容，又是一個問題。 如果這兩個問題都不能很好解決的話，紕漏就在所難免。

那么，《諺解》的記錄者或整理者為什么會將三篇作品交織到一起呢? 作品內容高度的相似性成為導致這種紕漏產生的重要原因。 《棠陰比事》總共一百四十四篇作品，每兩篇案件內容或判案方法頗為相似的作品被歸納到一組，題目列在一起，內容依次排列。 《諺解》盡管未像原著那樣將兩篇作品的題目列在一起，但是依然按照原著的案件順序對應注釋，即《諺解》中前后兩篇注釋文講述的故事往往具有一定的相似度。

第三十九篇《張受越訴》講述的是一男子帶母牛入贅到妻子家，后來要分開居住時丈人家不還母牛以及八九年間所生的十幾頭牛。 判官遣人用布衫蒙住男子頭部，巧用抓捕盜牛賊的方法令其丈人家將牛還給女婿。 第四十篇《裴命急吐》講述了某男子前往邊塞服兵役時將母牛留在舅家，歸來后舅父并不歸還，判官用頭蒙布衫抓捕盜牛賊的方法解決了問題。 兩篇作品的關鍵詞基本都是“牸?！薄熬恕薄安忌烂深^”“追盜牛賊”，敘述了類似的故事，運用了相同的偵破解決方法。 記錄林羅山口述內容的侍從或者注釋文的整理者面對內容幾乎一樣的作品免不了出現疏漏，應當說作品的高度相似性導致了《諺解》在一級一級的傳播過程中出現了作品的雜糅現象。

3 書手不同

上文顯示在南葵文庫本和松平文庫本的相同位置出現了完全一致的混亂內容，據此可以推測兩部鈔本的祖本相同，而且他們的書手亦有可能是同一人物。 然而，進一步比較兩部鈔本的書寫細節，發現他們在多處漢字與假名書寫上存在微妙差異。 下文擬以上述三篇作品為例分別對兩部鈔本的文字細節進行考證和分析，在討論俗字問題時主要參考了黃征的《敦煌俗字典》。[11]

關于《裴命急吐》的“戍邊”一詞，南葵文庫本解釋為“行テ邊ヲ守ル、邊ハ、北方ノ遠キ境也”，鈔本中并未采用正字“邊”，而是作俗字“”。 松平文庫本則解釋為“行テ邊ヲ守ル、北方ノ遠キ境也”，即將正字“邊”簡化為“邊”，作“”字。 關于《王質母原》中“邏者”一詞，兩部鈔本皆解釋為“邏者ハ道路ノ關所ノ番也”，南葵文庫本中關作“”，松平文庫本中作“”。 盡管兩部鈔本皆為“關”的俗字，然而寫法差異頗大。 關于“以布衫蒙恭頭”一句，南葵文庫本的注釋為“覆面スル者”，“面”作“”字，而同樣的內容在松平文庫本中則保持正字。 “恭”“添”在南葵文庫本中幾乎作“”“”，即兩個漢字的部件“小”被混用作“氺”。 有關《張受越訴》中張允濟的生平“仕隨為武陽令”，南葵文庫本把表示朝代的“隋”繁化為“隨”，作“”。 而松平文庫本的“隋”字沒有任何添減。 關于《王質母原》中官署名“流內銓”，松平文庫本將其中的“內”寫作“”，即在框外增添了一筆。 另外，表達“歸來”之意的“歸”，在松平文庫本中作“”，南葵文庫本中作“”，差異不小。 考察“歸”字的這兩種形式，《顏氏家訓·雜藝》曰:“北朝喪亂之余，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乃以‘追來’為‘歸’?！薄皻w”字訛變，由草書而訛變為“”，即“自返為歸”，亦作“皈”。

公元4 世紀末至5 世紀初，漢字從中國傳入日本，對日本各個領域的傳承與發展以及東亞地區的交流發揮了空前絕后的作用。 伴隨著漢字的使用，俗字亦出現在日本文書中。 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與正字相對而言的主要流行于民間的通俗字體[12]，借用張涌泉的這個定義來分析兩處《諺解》鈔本中的大批俗字，既可以發現書手們的不同書寫習慣，又能看出江戶時代日本人的俗字意識。

上面有關《諺解》漢字的考證顯示兩部鈔本中的俗字皆具有漢字俗字轉化時的基本特點——簡化、繁化、類化、隸變、混用等。④然而，《棠陰比事》中同一內容所對應的兩部鈔本中的漢字書寫特征并不統一，他們顯示出不同的手法和個性，且俗字寫法不同之處為數眾多，故兩部鈔本的書手應該不是同一人物。 兩部鈔本在假名書寫上的諸多差異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推斷。

第一，兩部鈔本出現送假名省略現象的位置不一致(日本在訓讀漢文時，于漢字右下角添加的假名被稱為送假名)。 比如:“召集一村?！?，南葵文庫本中為“一村ノ牛ヲ呼ヒアツム”，松平文庫本中則為“呼アツム”，即松平文庫本在處理動詞“呼”時省去了“ヒ”。 南葵文庫本“自訟フルニアラスシテ”，在松平文庫本的對應位置，“訟”后少了“フ”。 松平文庫本“牸牛六疋ヲ留メテ”，在南葵文庫本的對應位置則少了“メ”。松平文庫本“其同類ヲ殺ス者ヲハ”，在南葵文庫本的對應位置動詞“殺”后則少了假名“ス”。

第二，兩部鈔本出現濁音兩點省略現象的位置不一致。 比如:南葵文庫本“盜人ヲサガス”的“ガ”在松平文庫本中作“カ”，即松平文庫本“カ”右上角少了區分清濁音的兩點。 《王質母原》文末的“審刑院”一詞，南葵文庫本和松平文庫本分別解釋為“日本ノ刑部省ノタグヒ也”“日本ノ刑部省ノタクヒ也”。 兩處釋文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在用假名表示“類”一詞時假名“ク”少了兩點。 當然，南葵文庫本亦有諸如“訓へケレハ”中“ハ”這樣省略濁音兩點的用法。

第三，同一詞語用漢字表示還是用假名表示，兩部鈔本亦顯示出分歧。 《張受越訴》的“蒙頭”在兩部鈔本中分別對應為“頭ヲツヽミ”“頭ヲ包ミ”。 其中動詞“包む”，南葵文庫本采用片假名的表達形式，而松平文庫本采用漢字的表達形式。 當然，亦存在同一內容對應的兩部鈔本中，南葵文庫本采用漢字表達形式，而松平文庫本采用假名表達形式的句子。 比如:“此段モ、鈎慝也”“此段モ、鈎慝ナリ”、“自ラ出テ訟へサル者ヲハ”“自ラ出テ訟へサルモノヲハ?！?/p>

綜上所述，從漢字到假名，兩部鈔本在上述三篇作品的諸多細節書寫中顯示出了微妙差異，從整部《諺解》作品來看，類似的差異廣泛存在。 然而，除卻文字書寫和應用上的細微差異，兩部鈔本的注釋內容在整體上基本保持一致。 因此，筆者推斷這兩部鈔本的祖本應該相同，而書手并非同一人物。

4 結語

《諺解》作為《棠陰比事》朝鮮本傳到日本以后的第一部注釋書，為幕府將軍和大名學習中國法律并改革日本法制發揮了絕對關鍵的啟蒙性作用，對日本《棠陰比事》系列的產生而言，亦是關鍵性存在，對我們研究《棠陰比事》在日本的傳播史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南葵文庫本和松平文庫本作為《諺解》的存世鈔本，是《棠陰比事》系列書籍?？币约爸腥A典籍文獻海外鈔本研究方面的重要資料。 兩部鈔本中《張受越訴》、《裴命急吐》和《王質母原》三篇作品皆出現了交織錯亂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作品內容的高度相似性。 這為書寫者設置了陷阱，不論是林羅山的侍從，還是《諺解》傳抄過程中的書手，皆有可能導致錯亂現象產生。 除此以外，兩部鈔本的漢字書寫和假名運用在諸多細節之處并不一致，然而整部注釋內容，包括三篇作品的錯亂位置卻大體一致，故推斷兩部鈔本的祖本相同，而書手卻各有其人。 中華典籍海外傳播過程中，其海外注釋書是對原著的翻譯和深層次解析，為異國他鄉更廣泛領域的理解和傳播奠定基礎，往往具有先鋒作用。 同時，注釋書又多為鈔本，反映了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文字書寫習慣和文字書寫意識。日本文字既有漢字形式又有假名形式，對日本現存漢文典籍注釋書的進一步研究，必將充實中日文化交流以及世界漢學研究。

注釋:

①引文出自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鈔本《棠陰比事》卷末識語，文中“貞順子元之求之”中第二個“之”疑為衍字，故筆者刪除。

②引文出自京都府立京都學歷彩館藏《羅山林先生集/附錄卷第二年譜下》，出版社不明，1662。

③文本內容和梳理詳見周瑛.《棠陰比事諺解》鈔本混亂狀態之考證[J].和漢語文研究，2019(17):79-81。

④敦煌俗字主要分為類化俗字、簡化俗字、繁化俗字、位移俗字、避諱俗字、隸變俗字、楷化俗字、新造六書俗字、混用俗字、準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