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環境責任是否會提高企業經濟效益？
——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

何楓，劉榮，陳麗莉

（1.北京科技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2.清華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4）

工業增加值是中國GDP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雖然近年來，中國工業增加值在GDP占比呈現下降趨勢，但比重仍維持在40%以上，顯著高于歐美發達國家。2018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65%。顯然，工業在中國經濟結構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然而，由于很多工業企業環保設施缺乏、技術落后、排放標準不嚴、配套監管缺失等原因，工業成為中國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工業企業的環保任重而道遠。因此，提高工業企業的環境經濟效益成為國家環境治理的重要目標[1]。

全球氣候和環境條件顯著變化使得公眾對企業環境責任（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CER）的認識日益增強，企業環境責任也成為商界和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話題[2]。企業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承擔者，不僅負責市場需求，還負責資源和環境保護。為解決環境問題，企業需要提高生態意識，履行企業環境責任，這體現出企業對環境問題的理解和承擔。企業環境責任在企業與自然環境的互動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各國政府和環境組織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保護壓力也越來越大[4][5]991。

近年來，中國在世界鋼鐵生產和使用中的份額從不足20%增加到50%以上[6]。然而，這種快速發展在某種程度上由能源密集型模式所驅動，并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環境問題。不少中國鋼鐵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對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7]。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政府、民眾等利益相關者的壓力，企業需要積極主動地承擔環境責任和進行環境管理。但是，從理性思維出發，經濟效益幾乎是所有中國鋼鐵大中型企業管理層最重要的決策目標。履行環境責任和環境管理能否會給企業在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這成為目前企業管理層迫切關心的問題。因此，本文擬將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的戰略和財務目標聯系起來，探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進而為企業優化環境管理提供決策支持。

一、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通常，企業在運營過程中必然會對環境產生影響。將環境因素納入企業管理刺激了過去幾十年對企業環境責任研究的顯著增長。關于環境管理的研究已經建立了若干分支并開展了大量研究，證明這一問題日益重要[8]。但是關于企業環境責任的文獻仍然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

（一）企業環境責任的研究

事實上，企業環境責任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年來，對企業環境責任的研究成果豐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研究企業環境責任與經濟結果和社會結果之間的相互影響，例如CER對企業風險[9]563、營業收入[10]和企業出口績效的影響[11]946，CER投資對企業收入分配的影響[12]63，政府規模和政府監管[13]及環境非政府組織（ENGO）[14]對企業環境責任（CER）的影響等；其次，對董事會的社會關系[15]40、高管團隊特征[16]、女性董事[17]、員工的組織認同[18]等企業組織結構和組織行為與企業環境責任之間的關系研究；再次，對企業環境責任驅動因素的研究，包括企業環境責任的信息披露[19]273-294、法律原則[20]、利他動機和企業文化[21]641等。

越來越多的文獻研究了企業參與環境責任的原因及其對經濟效益的影響。盡管關于企業環境責任對經濟效益的影響有多種實證分析結果，但在企業環境責任成為企業競爭優勢來源、促進創新以及增加利益相關者價值等方面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11]946-959。然而對工業企業在履行環境責任活動時所表現出的環境管理水平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卻知之甚少。

（二）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效益的關系研究

目前有較多的觀點認為，良好的企業環境績效可以有效減少能源使用和廢物產生，使企業能夠節省成本[5]991-1009。這是因為，雖然遵守環境法規會產生額外成本，但同時也能在其他領域（如廢物處理技術）削減成本。此外，也有一些研究探討了推動企業參與環境責任的因素及其對企業效益的積極影響[11]946-959[12]63-74。

然而，傳統經濟理論認為，CER與經濟效益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22]。在有限資源的背景下，遵守相關環境法規時，對非生產性防污染設備的投入勢必造成生產性設備投資的降低，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率的下降。例如，交易理論表明，企業的環境保護活動會消耗企業財務資源，從而降低企業經濟效益，而環境保護活動的效益無法抵消所涉及的成本[23]。此外，企業環境活動與股東短期財富最大化的主要目標相沖突，自愿性環境管理相關活動被視為慈善機構，與利潤最大化原則相矛盾，會增加企業的風險[9]563-594。

因此，不難發現，在關于企業環境責任與經濟效益聯接關系研究的既有文獻中，研究結果不盡一致，甚至相互矛盾[15]40-52。目前，相對較多的研究認為，企業承擔環境責任與經濟效益是“非正即負”的簡單線性關系。為理解這些不一致和相互矛盾的結果，研究者通常會使用多種理論進行闡釋[24][25]209-223。有鑒于此，本文也將采用多理論視角，將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制度理論作為互補而非競爭理論，為理解和解釋企業環境責任與經濟效益之間關系提供更豐富的理論基礎。

面對日益嚴峻的環境問題以及政府、民眾等利益相關者的壓力，企業應該積極主動地承擔環境責任和進行環境管理。多數學者基本上使用兩個主要動機來解釋 “為什么企業在其運營過程中采取環保主動策略”。一方面，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的研究表明，企業可能采用對環境負責的方法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包括滿足為企業可持續經營提供資源的客戶、股東、政府、消費者和社區居民等利益相關者的需求[26]。相比之下在另一方面，制度學者認為，非正式和正式的制度，規范或激勵著企業環境責任的實踐。根據這一觀點，企業應表現出高水平的環境管理能力，以實現社會合法性并避免政府的監管風險[11]946-959。因此，當企業開始積極主動履行環境責任時會對企業經濟效益產生正向的影響。但是，隨著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投入的不斷加大，在企業資源有限的條件下，為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環保需求，勢必會造成企業生產和財務資源的損耗，而履行環境責任產生的效益無法彌補所消耗的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的經濟效益。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中國鋼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

利益相關者理論一直是用于解釋組織參與環境活動動機的主要理論之一。利益相關者壓力的增加將有效地阻止企業不負責任的行為，并增強企業對環境的貢獻。大量的利益相關者研究支持這一主張[21]641。然而，使用該框架來解釋企業環境效益卻產生了不同的結果。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力與企業環境效益之間存在不顯著的關系[27]383-402、“倒U形”關系[28]634，甚至是負相關關系[29]。為解釋這種差異，有學者提出“不同利益相關者期望企業參與環境責任（CER）的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即不同利益相關者群體對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偏好不同[28]634-651。

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責任的偏好研究有效地解釋了為什么利益相關者會對企業環境效益產生不同的影響，并闡述了對企業環境責任擁有不同需求層次的利益相關者如何單獨或共同影響企業的環境行為和經濟行為。通過“單獨”強調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影響，通過“共同”強調單獨考慮個人利益相關者不足以解釋企業的運營環境，因為任何利益相關者的個人影響可以被其他利益相關者增強或減少。因此，在對企業環境行為進行建模時，應同時考慮多個利益相關者的特征。本文通過考慮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環境偏好來檢驗不同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環境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影響。

制度理論也用于解釋企業進行環境管理的動機。根據制度理論，任何組織都不能擺脫外部環境壓力，面臨外部壓力但未能適當調整的組織將危及其自身生存。制度理論認為，當企業面臨環境需求時，企業傾向于尋求制度環境所認定的合法性。合法性對企業的生存至關重要，因為它確保了外部資源的持續流入和來自各種利益相關者（如供應商、分銷商、客戶和政府）的支持[25]209-223。

本文采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制度理論的聯系和基本假設是，企業在影響其實踐的社會中運作，企業都面臨外部環境壓力，需要滿足各個利益相關者的需求，其中政府作為特殊的利益相關方，企業需要滿足制度合法性要求。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制度理論相結合的原則對利益相關者群體進行分組討論，把利益相關者分為兩大群體：監管者（特指政府機構）和主要利益相關者（社區、客戶、員工、供應商、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媒體）。在H1基礎上提出假設H2和H3：

H2.只考慮主要利益相關者的企業環境責任（包括社區、客戶、員工、供應商、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等）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

H3.只考慮監管者的企業環境責任（特指政府機構）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

根據研究假設，本文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二、企業環境責任的測量

近年來，隨著中國環境法規逐漸完善，環境執法日益嚴格，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企業主動減少對環境負面影響的積極性還有待提高。因此，與企業環境責任和綠色管理相關的問題在學術界和企業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30]。

就量化CER的研究機制而言，研究CER與經濟效益之間關系的困難在于缺乏對CER的標準測量，現有研究大多采用主觀的內容分析法[19]273-294和問卷調查法[31-32]。為進一步完善量化CER的研究機制，本文對企業環境責任采用DEA方法進行測算，這將有助于建立客觀的評價標準，對于充分理解CER與經濟效益的關系具有重要意義。

（一）數據包絡分析方法

當涉及到環境效率和溫室氣體排放、廢水、不良產出固體廢物等污染時，只考慮期望產出的傳統方法不再適用。為克服原有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學者提出了包含非期望產出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由于傳統DEA模型配置存在一定的缺陷和復雜性，松弛的測量（SBM）已成為當前研究的一個重要手段[33]。標準DEA模型得出的效率值最大為1，有效DMU效率值相同，這些有效DMU的效率高低無法進一步區分。為解決這一問題，Andersen和Petersen[34]提出了對有效DMU進一步區分其有效程度的方法，這一方法被稱為“超效率”模型。為本文進一步研究的需要，將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和“超效率”模型結合起來，形成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模型。模型的規劃式如下

其中，S為投入和產出的松弛量；S-為投入冗余量；S+為期望產出不足量；Sb-為非期望產出超出量；λ為權重向量；ρ為效率得分。模型中，假定有n個決策單元，每個決策單元均有投入向量，期望產出向量和非期望產出向量。假設有m種投入，產出有q種，其中有q1種期望產出，q2種非期望產出，則投入向量為x∈Rm，期望產出向量為y∈Rq1，非期望產出向量為b∈Rq2。

（二）投入產出變量的描述

表1是對鋼鐵企業投入產出變量的描述，其中，新水用量、固定資產、職工人數、能源消耗和環保投資是投入變量；三廢利用產值是期望產出變量；廢渣、廢氣、廢水和排污費上繳是非期望產出變量。

表1 鋼鐵企業投入產出變量描述性統計（2009—2016年）

在指標選取方面，本文沿用Chen等的研究[35]，投入變量包括新用水量、固定資產、職工人數、能源消耗和環保投資。資產和勞動力則是研究效率的傳統投入變量。在此基礎上，本文擬重點研究鋼鐵企業的環境責任；因此，補充新用水量、能源消耗和環保投資變量，從而使得投入指標相對全面。非期望產出變量包括廢渣、廢氣、廢水和排污費上繳。廢渣、廢氣和廢水是企業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排污費上繳表示企業受政府規制的程度，突出反映政府對企業環境管理的監督作用。期望產出變量選取三廢利用產值，表示企業對污染物的利用程度，充分反映企業對環境管理的重視程度。

（三）鋼鐵企業環境責任的測量結果

根據現有研究，并通過仔細分析樣本中所包含企業的實際環境管理概況，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制度理論相結合的原則把利益相關者分為兩大群體：監管者（特指政府機構）和主要利益相關者（社區、客戶、員工、供應商、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等）。廢渣、廢氣、廢水和排污費上繳作為鋼鐵企業的環境非期望產出。其中，排污費上繳由監管者征收，也是監管者最為關心的變量；因此，將排污費上繳作為監管者單獨影響企業環境效益的產出變量。另外，對于主要利益相關者（社區、客戶、員工、供應商、環境非政府組織和媒體等）更多關注的是廢渣、廢氣和廢水的排放；因此，將三廢排放量作為主要利益相關者單獨影響企業環境效益的產出變量。但是，現實情況是復雜的，任何利益相關者的單獨影響都可能被其他利益相關者增強或減少，因此在對公司環境行為進行建模時，應同時考慮多個利益相關者的特征。本文不僅考慮了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環境偏好對公司環境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單獨影響，同時也考慮了不同利益相關者的環境偏好對公司環境行為和經濟行為的共同影響。

如圖2所示，環境管理水平（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Level，EML）反映了企業管理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程度。本文通過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模型計算鋼鐵企業在環境方面的投入產出數據，將計算結果用環境管理水平表示，為下文檢驗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提供客觀有效的數據。因篇幅限制，圖2只展示了2009年的測算結果。

由圖2可以看出，在2009年EML1、EML2、EML3和EML4的結果有顯著區別。經過計算，即2010—2016年也同樣具有此特征。限于篇幅，不在此一一列舉。因此，本文將三廢和排污費上繳分開測算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是合理的，這也是本文的主要貢獻之一。

三、模型構建及變量說明

（一）樣本與數據

數據庫和估計方法是實證研究的關鍵因素。早期研究中使用CER數據通?；谠u級或二進制數據（一般來自美國公司）。例如，為計算CER得分，一些學者使用只提供二進制數字的KLD數據庫，這些數據庫僅采用問卷調查和專家評估的方法來計算。此外，在某些情況下，KLD數據庫是不完整的，特別是對于那些在美國以外有業務的公司[9]563-594。Ismail和Kemal[36]研究使用的數據集依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的信息，這種信息有時可能是有偏見的，企業夸大其社會責任實踐的水平，為利益相關者創造更積極的企業形象。而且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橫斷面問卷調查來衡量企業環境責任，以及由于參與者的過度報告和企業異質性等無法控制等原因，導致這些研究往往存在偏見[37]。本文基于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數據，收集并構建了2009—2016年①2008年，在鋼鐵價格來回波動之時，中國鋼鐵業出現全行業危機并出現了大規模的企業重組。例如，寶鋼同時整合廣鋼、韶鋼；濟鋼和萊鋼集團合并；鞍鋼整合攀鋼以及唐鋼與邯鋼牽頭組成的河北鋼鐵集團等。因此，本文使用2009—2016年的鋼鐵企業數據。中國鋼鐵行業54家大、中型企業的環境面板數據集，且這一數據集提供了以人民幣計算的中國大型鋼鐵企業財務數據，可以更準確地估計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效益的影響。

來自不同行業的企業在不同程度的環境壓力和政府監管下運作，這對準確比較各行業企業環境責任的參與度造成困難。作為中國重要的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產業，鋼鐵企業長期以來一直被要求減少污染排放、提高效率。且以單一行業為研究對象可以有效地消除不同行業環境產生的噪音干擾[27]390。因此，本文選擇鋼鐵行業為研究對象。

（二）計量模型和變量說明

本文研究的重點問題在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為對前述假設進行實證分析，通過運用2009—2016年中國鋼鐵行業54家大中型企業的環境面板數據，構建了環境管理水平（EML）這一指標衡量企業環境責任，并以此為基礎將企業環境管理水平與經濟效益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本文借鑒Cai等[9]563-594、Liang和Liu[1]2985-2998、Xu等的研究[11]946-959，結合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設，提出以下計量方程模型

其中，i代表企業；t代表時間 （2009—2016 年），b0～b7、a0～a7、l0～l7和 d0～d7為待估參數；mi，t、hi，t、ei，t和 wi，t為隨機擾動項。

被解釋變量：資產回報率（ROA）。資產回報率被認為是企業經濟效益的最佳衡量指標，并被廣泛使用[15]40-52[19]273-294。

核心解釋變量：環境管理水平（EML）。本文運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模型評估鋼鐵企業在環境方面投入產出的狀態，并將評估結果用環境管理水平表示。其中，EML1表示非期望產出變量包括三廢（廢渣、廢水和廢水）和排污費上繳的測算結果；EML2表示非期望產出變量僅包括三廢的測算結果；EML3表示非期望產出變量僅包括排污費上繳的測算結果；EML4作為對照組僅包括期望產出變量 （三廢綜合利用產值）。由于企業社會和環境行為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往往存在著滯后效應，因此將根據環境管理水平（EML）的滯后一期進行實證檢驗。

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cale）采用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衡量[38-39]。要素稟賦結構（Klr）采用企業固定資產凈額與企業年平均從業人數比率來表示。企業的要素稟賦結構越高，表示企業越傾向于資本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企業更有利于企業改進生產技術，從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營業總成本（TC）是指企業所銷售商品或者提供勞務的總成本，加入這一變量來控制企業的總投入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主營業務收入（MBI）是指企業從事本行業生產經營活動所取得的營業收入。本文也考慮了企業財務杠桿對企業的影響，采用公司的年終資產負債率（Leverage）度量企業財務杠桿[40]。

（三）描述性統計

表2中，環境管理水平（EML）代表了中國鋼鐵企業的環境績效水平。其中，EML1最大值為1.25，平均值為 0.521；EML2最大值為 1.333，平均值為 0.502；EML3最大值為1.739，平均值僅為0.4。這意味著中國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差異較大，環境管理水平整體偏低。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分析

（一）回歸結果

基于本文研究所使用的面板數據，在模型選擇時通過綜合考慮固定效應模型、隨機效應模型和混合模型三種模型。通過比較三種模型的回歸結果，最終確定了固定效應模型為最優模型。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固定效應回歸結果

通過對企業固定效應的控制，從本質上探討同一行業內企業經濟效益是如何隨著環境管理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結果顯示，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t-1）對資產回報率（ROA）有顯著正相關作用，但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平方項的估計系數卻顯著為負，因此，企業環境管理水平與資產回報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形”關系。

具體而言，模型1中，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1t-1）對資產回報率（ROA）的影響系數為7.51，在1%的水平下顯著；但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平方項的估計系數為-4.77，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非期望產出變量包含三廢和排污費上繳的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1t-1）與資產回報率之間存在顯著的“倒U形”關系，驗證了理論假設H1中國鋼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模型4中，EML4t-1作為對照組僅包括期望產出變量（三廢綜合利用產值），不包含非期望產出變量。將模型1與模型4的結果對比分析，發現考慮環境非期望產出變量的企業環境管理水平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更大。說明在環境管理過程中，不能只注重環境期望產出，應更多地關注環境非期望產出，這樣才能促進企業取得更好的經濟效益。

對模型1～模型4綜合分析表明，目前中國鋼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即鋼鐵企業環境管理總體水平不斷提高會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但環境管理水平超過臨界值后，隨著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會對企業經濟效益產生負面影響。

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經濟效益的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隨著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不斷提高，環境績效對經濟效益的貢獻逐步提高。這可能體現在當前中國環境問題日益嚴峻，無論是政府出臺對企業保護環境的激勵和處罰措施，還是消費者、員工和媒體等利益相關者對企業保護環境的期望和要求，都促使企業努力提高環境管理水平改善企業承擔環境責任的形象：努力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和風險，提高企業的合法性和聲譽，創造競爭優勢[5]991-1009等，從而促進了企業經濟效益的提升。二是隨著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進一步提升，企業在環境方面投入的加大，將有限的資源更多地分配到非生產性的環境保護方面，侵蝕了企業在生產性資源方面的投入，從而導致企業經濟效益的下滑。

當前中國鋼鐵行業正處于戰略轉型期，由高污染、高耗能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向環保高效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轉變。結合表2和表3的分析結果，表明中國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差異較大，大多數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偏低，即處于拐點的左側。說明中國大多數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對經濟效益的影響遠沒有達到最優，因此中國鋼鐵企業應主動承擔環境責任，實現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最大化。

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顯示，首先，企業的營業總成本、主營業務收入和資產負債率與資產回報率之間都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企業的營業總成本、主營業務收入和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經濟效益有顯著促進作用。其次，企業的要素稟賦結構越高，表示企業越傾向于資本密集型，資本密集型企業更有利于企業改進生產技術，從而改善企業經濟效益?；貧w結果顯示，企業要素稟賦結構與資產回報率之間存在很小的正相關關系，且結果不顯著。目前，中國鋼鐵行業正經歷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轉變，回歸結果基本符合當前中國鋼鐵行業的運行情況。再次，回歸結果顯示企業規模與資產回報率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但結果不顯著。表明企業規模對企業經濟效益具有抑制作用但不顯著。

綜合上述分析，表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具有非線性的影響，同時表明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具有滯后效應。這意味著，環境管理是長期投入過程，企業要同時權衡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建立長期的環境戰略和計劃。

（二）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上述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使用動態系統GMM模型和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穩健性檢驗。

1.動態系統GMM檢驗

GMM動態面板模型常被用作穩健性檢驗，為解決由于反向因果關系、同時性和省略變量而引起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參考Cai等[9]563-594的方法進行動態面板系統GMM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基于GMM動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AR（2）檢驗和過度識別限制的Hansen檢驗的P值都超過1%、5%和10%的水平，不能拒絕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的原假設和工具有效的原假設。這意味著企業環境管理水平與資產回報率之間的“倒U形”關系不受同時性偏差的驅動。表4結果表明，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1t-1，EML2t-1和 EML3t-1）與資產回報率呈現了正向且顯著的關系，但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平方項與資產回報率呈現了負向且顯著的關系，證實了當前中國鋼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從而為假設H1、H2和H3提供有力支持。

2.兩階段最小二乘法檢驗

企業環境責任的前期研究認為，企業環境責任參與是一個內生變量，因此，EML變量與擾動項相關聯，使得OLS估計有偏差且不一致。為減輕由同時性和反向因果關系驅動的內生性擔憂，本文使用工具變量法來檢驗EML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因果效應。采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同時以滯后2年和滯后3年的環境管理水平（EML）為工具變量的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理想的工具變量應與環境管理水平（EMLt-1）具有高度相關性，與被解釋變量資產回報率（ROA）無直接關聯。通過執行第一階段F檢驗以驗證工具變量的選擇，檢驗結果與假設相一致，第一階段F檢驗結果是高度顯著的，表明選擇的工具變量滿足相關性假設。通過Hansen檢驗，檢驗的P值也都超過了1%、5%和10%的水平，不能拒絕工具有效的原假設。表5報告了詳細檢驗結果，結果表明，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1t-1，EML2t-1和EML3t-1）與資產回報率的影響系數為正且顯著，但企業環境管理水平的平方項與資產回報率的影響系數為負且顯著，證實了中國鋼鐵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對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結果的穩健性進一步得到支持。

表4 動態系統GMM回歸結果

表5 兩階段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一）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新興經濟背景下，中國企業在環境管理方面面臨著多種形式的制約。企業越來越受到利益相關者的挑戰，要求企業履行環境責任。首先，盡管近年來環境監管和相關法律有所增加，但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企業目前仍處于環境保護的早期階段。中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并沒有對環境問題表現出積極的態度[19]273-294。其次，在各利益相關方中，對企業的環境管理和可持續性存在相互矛盾的期望[15]40-52，既認同企業的可持續性發展需要投入資源進行環境保護，又擔心環保資源投入影響企業的經濟利益。因此，本文基于2009—2016年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為樣本，結合利益相關者理論和制度理論，運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超效率模型等方法探討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將企業環境責任與企業的戰略和財務目標聯系起來。結果表明：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的影響呈現“倒U形”關系。

企業環境責任使得企業行為既是高效率的經濟行為，同時也是對環境資源高效率的節約和保護行為。因此企業要平衡環境責任和經濟效益的關系，以達到企業效益的最優化。據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結合表2數據，得出中國鋼鐵企業環境管理水平（EML）平均值較低，這意味著中國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普遍偏低。說明中國大多數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對經濟效益的影響沒有達到最優，因此中國鋼鐵企業應積極主動履行環境責任，這樣不僅能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群體對環保的需求，也滿足企業高層管理者創造經濟效益的目標，實現環境保護和創造經濟效益的“雙贏”。

2.政府應該意識到企業履行環境責任在環境治理問題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環境監管能夠增強具有環境責任感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上文實證分析得出，只考慮監管者影響的企業環境責任對企業經濟效益呈現“倒U形”關系，并且針對目前中國鋼鐵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普遍偏低，積極主動履行環境責任的意識不強，政府應監督和強制要求企業遵守環境法律法規，幫助企業實現社會合法性并減少政府的監管風險，促進企業提高經濟效益。

3.利益相關者在抑制環境破壞方面表現出越來越多的不可忽視的力量。因此，主管部門應該激發利益相關者的環保意識。各個利益相關者的積極參與，確保了外部資源的持續流入和來自各個利益相關者（如供應商、分銷商、客戶和非政府組織）的支持。

（二）研究不足與展望

本研究只使用來自中國鋼鐵企業的數據，沒有與發達經濟體的企業進行對比研究。因此，在具有不同政治和經濟體制的其他經濟體中，對結果的解釋應謹慎，今后可能需要進一步探討。

為什么同一行業內企業的環境管理水平不同？在這個方向上，未來的研究可以探索企業高層管理者的作用，特別是高管對環境可持續性的愿景，并分析管理層在促進企業履行環境責任方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