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何以“賦權”？
——人類的技術與社會性別實踐

方玲玲

（浙大城市學院 傳媒與人文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5）

在對技術的眾多理解中，其中之一是將其作為與自然系統相聯系的認識系統和社會系統。因此，對技術的討論并不限于研究技術的本質、特征及規律，還關注它與社會的關系[1]344。長期以來，女性與技術之間有著一種被認為是“常識”的狀態：即二者存在“天然”的距離。具體表現為女性被技術所排斥，或女性對技術的遠離。2018年8月，日本東京醫科大學為了減少女性從醫者的數量而暗中為男性考生統一加分的丑聞曝光[2]，揭開了長久年以來隱秘的教育和職業偏見，引發關于“性別歧視”大討論。從專業分類來看，醫科屬于高技術含量的門類，它外在的技術倚重和專業性遮蔽了內在的性別關聯。日本東京醫科大學事件顯露出的并不僅僅是教育制度的漏洞，更是社會普遍存在的技術領域性別差異化對待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日益廣泛地運用到日常生活，它所引起的社會改變也就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其中信息通信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的獲得在社會事務參與、勞動力分配以及智力生產等方面產生了極大影響，這種影響被認為是一種“賦權”（Empower）。由于ICT打破固有的藩籬，抹平高低差距，實現了信息權的平等，尤其改善了弱勢族群的信息擁有和發聲狀況，這使它得到了廣泛認可。若以性別為維度進行觀察，則體現為技術對女性的賦權，改變了女性在技術使用中的不平等狀態。這種樂觀的結論在新媒體時代尤為盛行，由互聯網支撐的 “新信息通信技術”（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NICT）所帶來的平權景象更是得到了充分肯定。

2017年4月，美國《紐約客》雜志封面刊登了一副漫畫，是病人視角的四位無影燈下的女醫生，引發了推特、臉書等社交媒體上的模仿熱潮。女醫生們紛紛上傳相同視角的自拍照，并貼上“我看上去像外科醫生”（Look Like a Surgeon）的帶有反諷意味的標簽，產生了轟動的網絡傳播效應，呼吁人們關注醫學界的職業性別不平等現象，也以此挑戰“外科醫生都是男性”的刻板認知，被這一群體認為是一次自我“賦權”[3]。2018年出現在山東的“新媒體村”現象也值得關注。一群農村留守女性從事“自媒體工作室”的文字創作，并以此作為主要收入來源，平均月收入達7 000多元[4]。此事迅速成為網絡討論的焦點，同時被認為信息邊緣群體（尤其是農村女性）獲得ICT使用權的有力證明。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技術與性別之間的刻板關系在新媒體時代是否真正能得以改變？女性的“賦權”在多大程度上實現？技術是否會改變固有的性別邊界？這些問題需要置于人類技術與性別發展歷史和社會性別認同差異化的語境之下深入討論，并且對“女性已獲得技術使用的平等權”的斷言更加謹慎地對待，才可能進一步接近社會性別技術實踐的真實狀況。

一、人類進程中技術的性別歸屬傳統

關于技術（Technology）的定義多種多樣，粗略統計也不小于數十種[5]18-22。廣義而言，技術可以被視為所有勞動手段的總和，包括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涵蓋技藝、物質裝置和知識在內的生產技術和生活技術[6]16。從社會性別的角度看，技術本身似乎是中性的，但是具體的技術實踐中，不同的社會性別在技術發明、使用和推廣中卻有著不同的地位。

劉易斯·芒福德認為技術與人類本質屬性相聯，并體現在生產活動的每一方面。技術從一開始就是以生命、生存為中心（Life-centered），而不是以勞動生產為中心（Work-centered），更不是以權力為中心（Powercentered）[7]9。芒福德將技術視為人類發展的手段，但同時認為技術存在性別層面的歸類。例如舊石器時代的技術帶有顯著的男性特征，顯現的是進擊性動作，如砍、削、劈、掘等，而且以工具制造為主要形式；新石器時代的技術則體現了女性特征，即以容器形成作為革新的標志。以生活為導向的女性技術將人類聚集在一起，以照看和培育來建造穩定的社會生活形式。工具制造所代表的男性技術則以勞動為中心，具有極強的生產力，因此當今的西方思想界將“工具制造者人類”置于首要地位[7]3，并作為人的首要身份。在此基礎上，以生存生活為主的技術貢獻的突出意義，卻被當代對機器技術進步的稱贊所掩蓋[8]11-15。芒福德對女性在技術上的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對新石器時代之后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的男性技術則無過多贊譽。芒福德強調被人們忽略的女性與技術的關系，體現了他對以男性為中心的人類技術史的批判。雖然芒福德對性別與技術的解讀存在爭議，而且所作出的論斷（如器皿類的技術是由女性發明創造）也缺乏切實的佐證，但他無疑指出了技術與性別關系問題中長期存在的對女性所做貢獻的關注缺失現象。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Lewis H.Morgan）認為人類的發展階梯以生存技術為基礎由底層向高階上升[9]15。雖然他沒有對技術進行明確的性別劃分，但他強調了采集、編織、種植、鑄造、冶煉等差別化的技術歸類和發展分期。摩爾根以人類生存需求變化來解釋社會技術變革的原因。人類基于生存對食物的復雜程度和定居的要求發生變化，簡單的采集已經無法應對外部環境和生存挑戰，更多樣的食物獲取方式如挖掘、種植、獵捕、飼養等出現，才能夠改變食物的種類和食用的復雜程度，工具的生產和技術的改造成為必然。原始的采集技術讓位于具有生產力的挖掘技術而不斷弱化，金屬的冶煉和金屬類工具的制作成為文明變革的標志，制造工具的過程中，身體上更具有優勢的男性逐漸成為技術上的主導，并占據社會的統治地位。

唐娜·哈拉維（Donna J.Haraway）曾在對自然歷史博物館的研究中采用了性別分析的視角。她將博物館的標本制作技術與展示視為父權制社會對男性統治地位的推崇，指出博物館的三種主要活動（展覽、優生學和保護）其旨在保護瀕危的男子氣概并顯現人類歷史發展中男性的身體優勢[10]37-96。哈拉維認為，博物館以原始人類及動物的形態呈現來強調性別的功能分化、勞動分工以及等級秩序等等，實質上是揭示了男性身份與社會生存、社會發展技術的政治關聯。

理安·艾斯勒（Riane Elsler）的觀點是，人類社會經歷了男性女性合作到男性統治的過程。她用“圣杯”與“劍”來指代兩種不同的性別技術形式。前者象征女性生殖器，也代表男女合作的伙伴關系。后者象征男性生殖器，充滿暴力、殺戮等帶有毀滅性的力量?！笆ケ奔夹g創造與孕育生命，主要表現為給予與啟迪?！皠Α奔夹g統治世界，代表等級。艾斯勒認為，在人類發展過程中，隨著技術的進步，男性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圣杯”技術所代表的伙伴關系讓位于“劍”技術的暴力等級統治[11]60-77。

這些研究者對技術與性別之間關系的論述，可以看出他們對人類早期到現代社會的技術具有性別層面的關注，并從中解釋當今社會形態技術觀念形成的原因。他們的理論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技術中的性別身份、性別差異以及性別等級，反駁技術“與生俱來”的男性成分以及技術與男性的天然關聯，以進一步認識和強調女性在技術上的重要作用。但從現有成果的觀點來看，對于“圣杯”“器皿”“劍”“挖掘”“種植”等的性別歸類，如將容器與女性的生育和母性予以必然關聯，從而判斷女性與技術的關系，難免體現了既定的刻板性別想象，但也充分闡明了社會性別視角是嵌入技術發展脈絡研究的重要立足點。

二、被建構的男性技術控制權與技術的性別政治

在與技術發展密切關聯的人類進程中，技術來自于人類在自然中的實踐，同時也作用于人類的生產生活過程。恩格斯認為最初的分工是純粹自然產生，它只存在于男性與女性之間[12]177。按照恩格斯的觀點，基于生理差別的勞動分工是技術分工的基礎，并由此產生權力等級。換言之，人類創造了技術，技術也反過來影響了人類社會結構的形成以及性別技術的發展。

（一）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性別氣質表現

芒福德將“植物世界”歸為女性世界，認為女性技術精細，男性技術“粗笨”[7]152-158。這一技術特征表述呈現的是大多數社會中典型的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也是主流性別表現中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但性別氣質呈現的固有模式并非與生俱來?，敻覃愄亍っ椎拢∕argaret Mead）對巴布亞新幾內亞三個原始部落的觀察和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在合作中形成最有效和最普遍的社會形式，而且兩種性別之間的分工與氣質差異各不相同。順從、依賴、被動與敏感并不是女性的專屬形象，它們也會被塑造出來成為一個社會的男性氣質，如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馬人則相反，女性暴烈、具有攻擊性的氣質是被推崇的；德昌布利人中的男性表現的多愁善感，易依賴他人[13]265。這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之間有合作的關系，也有對立差異明顯的情況。例如阿拉佩什人對子女養育過程中男女均有“母性”的表現，但蒙杜古馬人男女都只有冷酷及微乎其微的“母性”，第三個部落德昌布利人中的女性則具有支配性的氣質[13]265，他們與當今主流的性別文化大相徑庭。由此可見，性別氣質由社會條件所創造，而不是天然如此。在這些原始部落中，受到生活環境與社會結構方式的影響，女性可能具有主導型的氣質，男性則相反，具有服從性的氣質。與之相比，現今大多數社會中的男性氣質表現為侵犯性、主動性、競爭性與占有欲，但它們并非天然屬于男性。

盡管性別氣質是被培養出來的，但是社會分工仍然在性別的基礎上進行，即便在兩性地位差異較小的原始部落中也是如此。男性打獵、修建房屋，女性主要從事編織等活動。這也就決定了技術的不同性別呈現形式。例如德昌布利人的技術區別從六七歲時開始，此時的女孩學習手工技術，而男性則學習裝飾類藝術，這是與該部落的性別地位相匹配的一種性別分工，并引導了兩種不同性別的性格形象及行事方式。女性掌握了與部落生存密切相關的技術，并在地位和氣質上均表現出支配性。這說明技術并非一定是男性的特權，女性也可以在關鍵的技術領域占據重要位置，同時顯現主導性氣質。

（二）技術分工與性別的分層

由米德對原始部落的研究可以發現，技術的性別走向以及與特定性別的關聯并非自然完成，而是與人類發展進程中的性別主導權歸屬相聯系。芒福德推測在農業革命之前進行過一場性別革命（sexual revolution），這場變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給了從事狩獵活動，靈敏迅捷和由于職業需要而兇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給了較為柔順的女性[8]11。對居所穩定性的需求在女性的慈愛習性下促成了器皿框籃類制造技術的產生。但在男性獲得統治地位之后，技術與男性的密切關系也就被正式確定下來，并擴散到社會實踐中。

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指出，技術實際上就是一整套由文化、信仰和實踐共同構成的社會關系的結果，男性的文化大部分與技術文化相關聯[14]。所以那些以男性氣質來描述的技術特征，也只不過是在社會文化建構下的想像而已。由于統治地位的獲得，男性氣質被主流社會想像為技術的重要表征，女性和女性氣質也就與之日漸疏離。男性氣質與技術特征緊密結合，渾然一體。

白馥蘭（Francesca Bray）在對中國技術史的研究中，極力主張將性別與技術放在一起，重新審視性別的技術分層關系。她對社會中的特定技術形式作了性別歸類，以 “女子之術”（gynotechnics）與 “男子之術”（androtechnics）來命名集合了性別角色與社會等級序列的 “技術實踐叢”[15]22，特別強調這些技術實踐叢并非靜態地保持其性別歸屬，而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產生不同的性別關聯。尤其是在帝制中國晚期，隨著技術日漸商業化和專業化，女性的生產性功能逐漸被弱化，她們失去了對這些技術的掌控而主要成為了“繁殖工具”，并屈從于男性。白馥蘭將現代技術與男性相連的“必然”性納入權力層級的范疇，揭示技術并非僅僅是人類適應自然的手段，更是建立在性別統治基礎上的社會分層結果。

（三）男性的技術統治地位確立與女性的被邊緣化

正如倫斯基（Gerhard E.Lenski）所言，科學技術在實踐中創造了自己的位置，改變了社會組織關系，少部分權力階層通過對技術的掌控和分配，來實現對人的控制[16]544。在男性中心的社會中，技術權力體現在性別上，就是對男性優勢位置的確認和對女性弱勢狀態的規定。芭芭拉·艾倫瑞奇與狄德麗·英格利希（Barbara Ehrenreich&Deirdre English）在對美國的“產婆”（midwives）這一女性治療者的研究中發現，她們之所以在19世紀被驅逐，并逐漸消失，其中極為重要的原因是她們被禁止使用手術器械，同時權力階級通過執照法和限制女性接受正規的醫學教育，從政治上“合法”地排擠了“產婆”的位置[17]32。通過權力的作用，女性與男性在技術問題上顯現難以逾越的鴻溝。

另一種情況是，女性與某一特定技術的關聯隨時會被剝奪。白馥蘭發現晚清紡織業出現了明顯的性別領域變化。原本“女織”（女性作為紡織操作者）在普通民眾家庭的勞動格局甚至在貴族甚至皇室施行，這種模式與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維系密切相關。但為了保證男性對紡織這種勞動中所含有的技能的擁有權，男性也成為織工操控織機[15]111-117。男性通過其主導性的社會地位日益占據在技術上的權力位置，使得女性被邊緣化。

在男性統治的社會主流意識中，男性行為、男性氣質等與技術的密切性被不斷表達和鞏固，男性被認為是更經常性地使用、發明機器與技術的群體，技術也以男性特征為編碼方式[18]37-53，性別分層與技術等級相連的狀態作為“常識”被固定下來，成為達成共識的“傳統”，并形成對女性的約束力。女性“缺乏技術競爭力的觀念成為性別身份的一部分”，而男性“與技術之間的自然聯系得以復制”[19]66-72，以體現男性的社會控制權。在對這種權力關系認同的基礎上，女性雖然也使用機器和技術，但“她們并不愿意去理解復雜的機械過程，只是被動地享用技術帶來的便利”[18]37-53，對這種便利的接受往往可能帶來的是更加被技術邊緣化的結果。

三、新技術發展與女性賦權困境

（一）新技術推廣中的女性技術實踐

早在20世紀20年代，工業資本對男女技術培養施行差別化準入制度，其中蠶桑業就呈現男性把持技術和管理崗位的局面。盡管有專設的“女蠶?！睂ε赃M行職業訓練，但由于所學知識陳舊，所以多數學員“畢業即失業”，或者“直接嫁人不再謀工作”，少數謀得職位的女性，只居于低層技術操作員的位置。致力于制絲技術創新和改革的費達生帶領蠶絲業技術團隊，從傳統性別分工入手強化制絲行業的女性技術元素，采用對農村女性進行新型育蠶等技術普及、對蠶校女性學員進行繅絲等技能提升，增加實踐操作和赴海外深造機會以及高技能人才選拔等方式，為女性爭取了躋身高級別技術專家和技術管理層的職位[20]171-180。費達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產業內部固有的“男高女低”性別層級布局，對制絲產業體系的性別結構產生了沖擊。但是，這種修改技術性別分層版圖的努力，不斷受到由男性把持的強大產業勢力阻撓，真正能進入技術權力位置的女性仍是極少數。

在技術空間的既有性別分工中，家庭是具有明確性別歸屬的領域。女性在家庭中的勞動被認為是一種身份責任，例如照料家庭成員和處理家務等。這些“日?！钡男袨橥粴w為 “技術含量”低的瑣碎工作而不受重視。女性在這類事務上花費了大量容易被忽略的時間，以致其勞動價值嚴重被低估。家用新技術的發明與推廣有一個假設，即技術的使用能夠極大地縮短女性做家務的時長，并減輕勞動壓力。更為重要的是，家用技術能增強女性與科技之間的關聯，從而解放女性的身體。但現實的結果卻相反，家用技術只是減少了女性做單件家務的時間，并未從根本上改變女性受制于繁瑣、細碎日常事務的狀態。美國技術史學家露絲·舒爾茨·柯旺（Ruth Schwartz Cowan）揭示了在家用技術進步的時代變化中，女性的工作量“不降反升”的現實[21]。由于新技術帶來了更高的質量（例如衣物和餐具洗得更干凈、微波爐烹飪更快捷等等），因此產生了對家務工作更高的要求和標準，也就進一步對家庭工作中的女性形成束縛，使其家庭勞動加重。

美國福特基金會曾在20世紀90年代與云南省政府合作開展一項名為 “云南婦女生育健康與發展”的項目。項目組認為改善農村女性生育狀況，就需要減輕女性的勞動壓力。占據當地女性大量勞動時間的農業勞動是牲畜飼養，于是項目組推廣青貯飼料技術，可以預先準備飼料并長時間儲存，以期將女性解放出來。但結果是這些農村女性并未因為青貯術的使用而將時間節省用以改善自己的身體狀況，或者用來獲取學習發展的機會，而是將省下來的時間投入到其他家務勞動中[22]261。由此看來，新技術只是提高了家庭的牲畜飼養效率，卻并未給農村女性帶來預期的改變。而且，農村男性在技術的使用和新技術推廣方面仍然掌握著決策權。他們為了維持固有勞動分工格局中的社會性別結構，往往會阻礙新技術的應用。

此外，被默認為“男性領域”的車輛駕駛，長期存在“女性不擅長技術操作”的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一些女性學習機械技術，開始涉足火車、拖拉機、汽車等原本“屬于”男性的機器操作領域，成為女性解放和社會發展的標志。但除去這些具有時代象征的符號意義，女司機會遭遇多重壓力。一項關于女性卡車司機的調查發現，雖然女司機與男司機的勞動本質和勞動環節等別無二致，但她們卻受到相當程度的性別歧視，主要表現在職業內外的水平和垂直性別隔離，即不僅社會大眾對女卡車司機資歷的質疑以及對女性的偏見阻礙其進入這一職業，而且工作組織內部也存在不利于女性的差異化和等級化勞動分工[23]。在家用汽車使用方面，由于近年來汽車技術的革新和消費意識的變化，女性駕駛人數量有了較大提升。截至2017年，國內女司機人數達到28.79%，比2010年上升約11%[24]，截至2018年，新能源汽車的女性消費者則達到35%[25]。有官方數據表明，在交通事故發生率上，男司機遠遠高于女司機，但在媒體的報道中，“女性開車不安全”的標簽仍然十分盛行。從現實來看，女性自身習得的操作技能和汽車新技術帶來的駕駛便利并未真正“賦權”給女性。

（二）新媒體技術與女性賦權現狀

隨著媒介傳播的信息在社會生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依賴于傳統技術的勞動分工和勞動過程發生了轉變，對信息的占有成為重要的社會資本。除了運用于各種專門領域的技術之外，與大眾媒介相關的技術也對性別權力分配產生重要影響。但在其發展過程中，這些大眾媒介信息傳播的主導權主要集中在男性精英階層。1995年在北京舉行的聯合國第四屆婦女大會（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f Women）上通過的《北京行動綱領》就明確指出，在印刷和電子媒介中，女性沒有得到公平的對待。不僅媒介內容充斥女性的負面刻板形象，而且媒介技術使用和媒體機構決策等方面，女性的參與都極為有限。全球盛行的消費主義氣候中，廣告和商業影像將女性作為消費的目標和對象，缺乏對她們多樣生活樣態和社會貢獻的呈現[26]99-103。

從社會的大框架而言，信息技術的革命性影響在于它帶來的信息民主化，改變了公民的信息參與狀況，從而實現賦權[27]108-112。傳統的大眾媒體組織模式是高度層級化的，女性不易被納入傳播主體。那么，建立在計算機和網絡通訊基礎之上的新媒體技術是否能夠增強其主體性，并改變女性與技術疏離的刻板形象？從新媒體的信息生產過程來看，它突破了以往被組織機構壟斷的局面，強化了個體的信息主導權。所以，1995年的《北京行動綱領》發出倡議，鼓勵并創造條件讓女性使用網絡媒體等新的技術形式，以改善社會中的性別地位，并推行“婦女網絡支持計劃”[28]95-110，訓練女性使用電子郵件和互聯網，幫助她們認識到使用新技術的急迫性，提供獲取新信息交流技術的機會等等。

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跨國的女性組織網站。它們初建時，“明確致力于與世界共享研究成果和交換信息，快速而定時地出版一系列資料，出版雜志或者進行線上交流”，為女性提供“進入互聯網、電子傳媒和信息服務”的機會[28]95-110。雖然其中大部分的網站和網絡組織沒有能夠堅持運營到現在，但它們的確體現了一部分女性利用新技術參與社會事務的愿望以及行動。2005年聯合國世界信息社會峰會（WSIS）的一個討論結果就是肯定了ICT（信息通訊技術）對于女性賦權的積極作用[29]，2018WSIS峰會的成果則再次展示了ICT對社會溝通和權力平等的影響。

從當下的情況來看，一些女性能夠通過ICT來獲得社會平等從而支持技術賦權的有效性。山東“新媒體村”中的女性，大多數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經過短時間培訓之后，就能掌握基本的電腦技術和自媒體程序操作技能。她們生產的文字包括影視劇觀感、農俗風貌、娛樂視頻等等，在自媒體公眾號上發表。除了在經濟上獲得客觀的收入之外，新媒體使用和信息的生產給這些農村女性帶來的更顯著變化是她們的“家庭話語權提升”了[4]，以及隨著點擊量而增長的自信和滿足感。

鈦白粉由于其優良的性能被廣泛應用于涂料、塑料、油墨、造紙、橡膠、玻璃、陶瓷、型材等眾多領域。目前，鈦白粉的生產主要有硫酸法和氯化法兩種工藝。硫酸法是傳統的鈦白粉生產工藝，具有原料價格低廉、工藝技術成熟、設備相對簡單和操作便于管理等優點，但是該方法最突出的缺點是環境污染大、酸耗量大、能耗高、產生“三廢”多、產品質量低。隨著現行巨大的環保壓力和產品競爭的日益加劇，硫酸法逐漸被生產流程短、生產能耗和生產成本低、產品質量高、三廢污染少、生產易于連續化和擴大化的氯化法所取代。國外發達國家基本都采用氯化法鈦白粉技術，我國近年來也在大力推進鈦白粉產業升級。

新媒體的易接近性使得女性有了自我書寫的可能。2017年育兒嫂范雨素在網絡平臺發表了《我是范雨素》的長文，以邊緣人群自身的視角自述了底層女性的生存不易，更重要的是展現了一個不依附于男性的獨立女性形象。范雨素用為自我立言的方式突破了社會對女性農民工群體的刻板認知，獲得了當年的第七屆女性傳媒大獎，這可以視為弱勢群體女性運用新媒體實現一定程度的賦權例證。

互聯網的信息技術提供了可商討的途徑和線上組織的可能，所以個人能夠在數字化的世界中形成共同體，并對這些共同體進行賦權，從而采取集體行動[27]164-166。在特定事件中，為了有效地形成共同體，以充分爭取自身的權利，女性利用新媒體技術迅速搭建交流和行動網絡?！都~約客》雜志封面引發的女醫生自拍運動，便是這一群體使用社交媒體手段形成有效團結的例證，是她們在一個由男性主導的職業世界中集體抗爭的表現。參與其中的女醫生認為，這些在手術室的自拍照就是一種對女性“賦權的強有力象征”[3]，借以抵抗醫生這一高技術含量職業中的固有性別歧視。此外，發端于2006年的“Me too”運動，建立了網站（https：//metoomvmt.org），其最初的愿景就是為暴力和歧視的女性受害者提供救助性資源，并創立倡議討論和行動的安全社區，從而減少性暴力行為的發生。該運動在互聯網中最引人關注的事件是2017年網民們在社交媒體貼上“me too”的標簽，越來越多的女性（包括少部分男性）參與這場跨國的網絡行為，提供救助或者揭露暴行，使“性暴力”從一個群體性話題轉變為全球性的對話。這個自發組織起來的女性網絡社群，開展以同理心為基礎的社群行動，并通過網絡平臺和媒體賦予需要援助的弱勢群體（年輕女性、性少數人群和低福利群體等等）發聲的權力。2019年11月，中國“網紅”博主宇芽在微博中自述了被家暴的經歷，引發廣泛關注。不僅與她有著相似經歷的女性在網絡中回應與聲援，基于新媒體平臺的共同體迅速形成并產生強大的輿論力量，同時還激發了女性權益保障組織和媒體的行動。

從媒體技術使用的角度來看，女性在互聯網用戶比例上的增長和互聯網表達權的獲取，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技術與男性關聯的刻板印象。根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網站（CNNIC）的數據，女性在使用互聯網服務的數量、頻率和習慣等方面與男性差別不大[30]。一種觀點認為：全球信息社會為女性提供了全新的數字化現實和未來。脫離了現實世界的身體等物質的約束，女性能夠在網絡虛擬世界中擁有自由的平臺，現實中被支配的女性更易于在虛擬世界中行使支配權[31]78-83。的確，女性對新媒體的使用并不排斥，而且隨著技術的發展，電腦、手機等終端操作方式日益簡化，越來越多女性占據互聯網空間和新媒體變革進程，實現了技術自由和信息自主。但新的媒體技術是否由此讓女性獲得更多權力并帶來性別平等，并非是一個能輕易得到肯定回答的問題。

（三）技術賦權的障礙：性別認知鴻溝

計算機和網絡技術能帶來的理想結果是強化了平權而弱化了等級。但需要注意的是，包括互聯網在內的新技術仍然是一種社會建構，所以，只要性別間的不平等存在，就會投射到技術世界。從互聯網的發展來看，它最初的軍事用途使其帶有鮮明的男性化特征，計算機編程技術體現男性的控制權。因此，一些女性主義者曾對這種根植于計算機技術的代表男性和破壞性的力量表達了強烈抗議，認為網絡空間被男性氣質主導的文化所控制[32]9-29。

傳統社會中的經濟差別和性別分層，也在新媒體社會中會產生作用。ICT及NICT接近權對于女性而言還存在障礙，如女性在網絡空間中的社交能力偏見與資源獲取限制會影響她們的參與性，具體表現在“缺乏信息技術訓練、承擔大比重的家務勞動、非網絡信息的受眾以及城鄉差距”等等[33]23。由于傳統性別分工的深遠影響，信息技術中的“勞動偏好型”“低技術含量”和“非中心化”類別的崗位，可能是更多女性主動或被動的工作選擇。

從學科專業教育來看，計算機技術也是更多男性學生的偏好。1997—1998年，美國計算機科學學會做過一項調查，發現女性獲得計算機學士學位的只有15.8%[34]51-57。近年來，從事計算機相關技術行業的女性比例有所提升，但仍然遠遠不及男性從業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1年，科技領域從事研究和試驗的女性人員占總人數的1/4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N0F02&sj=2019。。201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程序員群體中男女比例超過12∶1。在新加坡，科技行業員工中女性占30%；在美國，與計算機有關的工作崗位中女性占26%[35]。埃森哲公司與社會團體“編程女生”（Girls who code）2016年發起的調查則顯示，未來10年，美國計算機行業中的女性比例將從24%下降到22%。根據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調查數據，全球高校僅有3%的女性學生選擇信息通信技術專業，而且在學習和擇業時還有可能轉向其他專業或工作[36]，這使得技術領域的女性人才儲備嚴重不足，導致女性與技術之間仍然存在較大的距離。

信息時代的數字鴻溝加深了基于階層、行業或性別差異的群體之間的差距，以至“數字鴻溝對一些社會群體進行賦權，而對另一些社會群體則沒有”[27]116。通常情況下，這些鴻溝緣于人們并未平等地享有使用互聯網等新型信息媒介技術的機會，由此導致性別權力差異?；ヂ摼W雖然給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豐富的表現空間與機會，但在短時間內并不會改變固有的性別偏見，也無法重新分配性別權力等級。所以，“男性在網絡社區中的主導地位，造成女性在網絡傳播中處于不利位置”[37]54-62。2020年3月韓國披露的“N號房”事件中，多達26萬的男性網民對女性進行直播圍觀和肆意的隱私侵犯，就是建立在社交軟件和網絡技術使用之上的男性霸權的體現。

另一個更為隱蔽、易被忽略的鴻溝則存在于社會認知層面的偏見。從整個社會文化框架來看，性別、職業、經濟地位等都是影響社會認知評價的要素。職業中的性別偏見，加上既有的技術與性別的刻板關聯內化到女性的價值體系，使其主動或被動地與技術保持距離。美國全國培訓組織（NTO）的一項針對IT行業從業人員性別構成的調查發現，盡管IT技術人員的需求量巨大，但有意愿加入此行業的女性卻只有5%。IBM公司因此推行了一項“技術中的女性計劃”，通過設立講習班、師徒制、“女性接班人計劃”等舉措[38]36-37，提升企業中女性從業人員的比例，以期改變信息技術行業中所固有的男性氣質文化。中國也有一項“程序媛計劃”，招募14歲以上的女孩進行編程技術培訓，力圖修正女性與技術無關的刻板印象。但從一些網絡評論來看，該項計劃被認為“刻意加重技術領域的性別隔閡”，“故意制造性別歧視”，而女性“是因為吃不了苦才無法成為一名程序員”[39]等等，持這類觀點的甚至不乏女性，可見性別的刻板認知根深蒂固。

山東“新媒體村”的案例則揭示了更為復雜的矛盾與沖突。對農村人口的地域和階層歧視疊加在性別歧視之上，形成了更加深刻的社會認知偏見。因為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新媒體技術的易操作性降低了內容生產的準入條件，使得農村女性也能成為自媒體人，從而擁有互聯網中的言說權，可以視為新媒體技術對農村女性在某種程度上的“賦權”。但隨之而來洶涌的質疑和負面輿論將事態發展引至另一方向，導致“人員離職，工作室停工”[40]。源自于社會認知的鴻溝超越基于信息貧富的數字鴻溝，產生了大量網絡負面評價，稱流水線式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帶來的是低質化內容。更多的批評還指向其“農村留守女性”的身份，認為這一未受過正規教育和文化訓練的群體，只能代表“粗制濫造”的互聯網內容生產者。此事件引發的網絡輿論不僅僅是性別偏見的體現，更是再一次證明當下新媒體技術發展過程中，信息邊緣人群仍然停留在低層次的勞動技術分工上，而農村女性承受著雙重的社會歧視。因此，新技術的接觸機會增加、使用時間的保證以及收入的增長，并不一定與權力資源占有成正比。如果不能轉變女性（以及農村女性）在社會中的身份格局，新媒體技術的“賦權”仍難以實現。

四、賽博格：技術與性別的新景觀

性別與技術的問題，歸根結底是權力問題。人類發展歷程強調的就是性別的功能分化、勞動分工以及等級秩序等等，其中所體現的男性權力與社會生存、社會技術之間存在密切的政治關聯。從性別與身體的傳統分類中尋求賦權，必定以男性與女性主體的社會認同入手進行討論。只要社會中的性別分層和權力分配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技術和性別的刻板認知就很難扭轉，女性想要獲得技術權力就會遭遇重重阻礙。但隨著計算機和網絡技術進一步深入影響人類的生存方式，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遺傳工程等技術的發展帶來的對人類身體界限的突破，創造了人造物和自然身體相結合的混合體。人類的身體獲得解放，不再與技術存在性別上的特定聯系，技術發展中被“公認”的性別歸屬與性別權力也就需要重新認識。

“賽博格”（cyborg）并不是一個新的術語。它最初由美國航空航天局的兩名科學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E.Clynes）與內森·克萊恩（Nathan S.Kline）在1960年提出，是對人類身體的一種設想。他們取“控制論”（cybernetics）與“有機體”（organism）兩詞的詞首拼造出“cyborg”一詞[41]74-76，用概括性的語言來表述，就是人和人造物（藥物、機械）組成的結合緊密的統一功能體，結合了人類和物質技術，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生理因素對人的影響，因此能夠在極其嚴酷的太空環境下生存。賽博格在現實中的表現多種多樣，例如安裝了人工心臟或義肢，或者佩戴可穿戴設備的人類，也可以是存在于賽博空間（cyberspace）純數字化的虛擬主體。其最有著名的延伸使用之一，是唐娜·哈拉維的“賽博格宣言”：“寧做一個賽博格，不愿做一位女神”[42]386。她將通訊技術和生物技術作為身體再造的決定性工具，從性別政治的角度，用賽博格這一“人機結合”的新形式和“后性別世界的生物”[42]317來否定傳統性別認同中的二元對立，以無性別和跨邊界的形態對人類和機器進行重組，并主張將信息技術與女性身體相結合，從而突破自然意義上的性別局限。哈拉維用新的信息環境下“科技與技術的社會關系”重構當下的性別權力和技術關聯，以表明對技術決定論的反駁，并將關注點放在新型的人機關系和性別主體之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以信息化和技術化改造的后人類，“黑人女性”“在日本和美國工作的東南亞農村女工”等少數或邊緣女性也被哈拉維視為賽博格[42]370-376，因為她們具有身份的混合性以及改寫身體文本的創造性，并以主動的姿態爭取社會權力。

在賽博格創造的新景觀中，人類經由“人工設計、技術模擬以及技術建構，從而形成一些新社團、新群體”，并由此進入“后人類社會”[43]5-10。新科技環境生產的有機體和編碼裝置，使傳統意義上的身體界定變得模糊，并具有了“不在性征歷史中產生的力量”[42]315，所以必須重新審視性別與技術的關系。原有的身體與性別認知面臨挑戰，與之相關的性別主體的權力問題也增加了新的討論維度。

顛覆性的生產方式在后人類社會中成為主流：勞動轉化為機器人學和文字處理；性轉化為基因工程和繁殖技術；心智轉化為人工智能和決策過程[42]349。智能機器人的出現更是象征著生物差異對人類影響的消解，借由通訊技術和生物技術改造的身體，創造的是一種新的社會性別關系。傳統社會中男性對編碼方式的統治，以及對技術與性別關系的控制，在女性主義賽博格的再生產中被否定。原先純粹自然的身體嵌入了科技材料，成為復合生物體，性別不再依循傳統的歸類，也無需遵照原有的技術分工和性別氣質劃分，女性不會因為自然身體的局限而受制于某些特定的分工領域。賽博格對傳統性別秩序的顛覆表現之一就在于它借助信息科學和生物科學技術，轉變原有的符號編碼模式，重組意義，對傳統的男性中心闡釋方式進行拆分，反駁由男性主導的語言符碼和社會層級系統，同時更大程度地接受異質性元素以及跨越邊界的行為。

人類技術發展到新階段，科技和生物學工程創造了新的技術時代和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空間與場所，生產出超越自然身體的新型主體即賽博格。這一主體本身就包含技術在內，突破了傳統意義上的性別界限和身體邊界，以期消除社會身份中的固有性別偏見以及二元對立的社會價值評判模式，在技術發展和社會形態劇變的基礎上產生更多的關于權力、道德和價值的思考。

五、結語

對賦權問題的討論，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也涉及多種社會面向，技術與性別是其中之一?！凹夹g是一個自我定向、自我擴張的社會進程”“技術先進的社會里固有的進程造成了追求效率的社會價值”[44]96。為了確保效率達成，就需要依循固有的勞動分工原則進行技術實踐。技術女性主義認為技術不是中立而是有著明顯的男性偏向。在東京醫科大學攥改女性考生成績的案例中，為了保證醫學人才培養效率，校方在高技術領域的教育過程中就率先淘汰了作為技術弱勢的女性群體。對女性身體和功能的刻板認知使其在技術領域遭排斥，囿于身體和性別分工的女性在技術權力獲取上深受制約。

技術的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原有的性別分類在機器和設備的可操作性上變得更加自由。新媒體的變革性力量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技術的性別邊界，例如ICT或NICT的獲得和使用帶來了“賦權”的想像和“平等”的期待，女性利用網絡空間中的書寫自由獲取了一定程度的話語權。但從歷史進程和現實發展來看，新的技術又可能產生或加深“性別鴻溝”，以表面的資源和權力共享來掩蓋新的性別偏見和機會缺失問題。為了實現技術類工作者的性別多元化，一些機構嘗試在招聘新員工時增加女性比例，但現實狀況卻是女性應聘者數量并未達到預期，以至于技術團隊中女性工作者仍然寥寥無幾[45]。問題的實質在于傳統的性別與技術認知已經成為一種內化的影響，深刻作用于社會中女性潛在的自我認同與歸類，在其成長過程中極大可能主動與技術保持距離，從而導致了技術領域的性別失衡，也更加深化了技術與男性關聯的偏見。目前，在這一普遍的社會現實中對女性的技術賦權還遠不能真正實現。

人類通過不同的方式發展出了關于自身的知識，但需要與“具體的技術”相結合才能了解人類自身[46]53。四種技術類型即生產技術、符號系統技術、權力技術和自我技術，除了第一種技術與科學進程有關之外，后三種“技術”是“對個體的某種類型的訓練及調整模式”[46]53-54。尤其是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涉及社會權力的支配與安排，以及個體如何對自我施加影響。在人類文化中，固有的社會模式對權力進行了分配，對中心群體的地位賦予合法性，對邊緣群體的從屬性給予規定。從這個角度看，性別的技術賦權問題實質上就是權力技術與自我技術的互動和建構。在社會分工和性別歸類的背景與前提下，固有的權力模式被分工與歸類強化，就必然會作用于個體的自我認知，并擴散至群體意識。

計算機、生物和醫學等技術上的進步使得后人類社會加速到來，并帶來對身體和性別的深層次思考，產生了“賽博格”理論，它延伸至科學、哲學以及傳媒等領域，對二元對立的性別認同進行了創造性解構，提出了“后性別”這一超越固有性別分類的概念，將技術與身體充分融合，顛覆并重建性別的虛擬與現實、控制與反控制的邊界，改變人類社會的固定模式?；蛟S，只有合成了技術的新生命體，才能真正超越自然的局限和性別的束縛，實現主體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