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害”原則下的科學家倫理觀的重塑

摘要：目前科學家的職業道德主要以“求善”為核心構建，在科技迅速發展的今天，這種職業道德體系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倫理雖然能對科學家形成一定的控制，但種控制非常脆弱。難以阻礙科學家內在“求真本能”和“自利本能”的失控，基于當下現實，應以“少害”為道德基礎，其核心是科學家的自我限制和自我規范，是一種自律倫理，具體以韋伯的一種事先責任----“責任倫理”為實踐路徑，以此來重塑當下科學家的倫理觀。

關鍵詞：賀建奎;科學;倫理;責任倫理

一、關系原則：相衡

科學是關于實存世界事實和邏輯關系的知識，科學的本能在于求真。倫理是關于價值的知識，它以善惡為評價標準，“求善”是倫理的最高目標。

在探討科學與道德關系前，首先要探討的是科學本身是否具有道德屬性？就科學自身而言，其負載的價值在于工具價值，工具價值的道德判定體現在其實用功能上。培根認為“善的定義就是有利于人類”[1]，科學對人類的用處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之善，即所謂的“物質功利之善”。實用主義的定義將萬事萬物都納入了有德的范圍，是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功利道德，這種定義顯然過于寬泛?？茖W的終極價值在于承認真實，它以客觀世界為研究對象，其結果無善惡好壞之分，因而是價值中立、道德無涉的，但在與人類社會的互動過程中，科學負載了人類社會一定的倫理規范，因而必須對自身做出一定的倫理審視和反省。由此看來，科學本身是不負載道德的，道德倫理不是科學的內在規定屬性，是外在于科學存在的。

其次，從科學與倫理的關系來看，科學與倫理是兩個獨立的領域，科學是客觀上的世界觀，是關于“事物本性的信仰”。倫理是主觀上的世界觀，“是關于事物價值的信仰”。人的存在連接了這兩種世界觀，打破了所謂的“科學和道德無關論”。首先，道德倫理是科學的內在制約維度?？茖W作為一種知識，必須被賦予某種倫理價值取向，體現出一定的倫理關懷。這種倫理不能依據普遍意義上的倫理觀制定，必須有其特殊的倫理安排----科學倫理，并受其支配，為其服務。其次，道德是科學探索的最終目的。韋伯曾說：“自然科學，有一個不證自明的預設：在科學所能建構的范圍內，掌握宇宙終極規律的知識是有價值的?！盵2]求知、求真是科學自身的價值，但科學活動的主體是現實中的人，“他們從事科學活動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尋找真理，而是最終要從真理中尋找價值?！盵3]最后，倫理是科學道德正確性的審判工具?？茖W自身根本不能進行倫理和價值評估，它不能決定自身所揭示的價值是否值得被知道，多大范圍，多大程度和什么方式被解釋，能進行倫理價值評估的是作為道德主體的人。除此之外，科學成果能否商業化和大眾化很大程度在于其評估的結果是否“道德正確”。

科學與倫理的關系本質是求真與求善的關系。在筆者看來，“真”可以通過特定手段達到“善”的目的，“善”卻不可以等同于“真”。求真與求善往往會出現兩個極端，在求真的過程中只強調科學的工具價值往往會使其從實用主義走向庸俗的功利主義。在求善的過程中容易出現所謂的“終極善”的道德偏愛，強調倫理至上，形成所謂的道德浪漫主義。因此，要促進求真與求善關系的融合，就要處理好道德的合宜性和科學的理智性兩者張力之間的平衡。

二、道德共識：少害

如何達成科學與倫理之間的平衡？在筆者看來，科學是無力解決自身道德問題，道德自身也無力解決科學問題，同時科學與道德也不能相互解決彼此的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核心在于作為道德主體的人，確切的說是人的道德取向上。正如賀建奎事件所表明的那樣，在倫理道德已經成為共識的今天，當下的分歧不在于對道德的承認上，而在于對道德的認知上，即合宜道德和正確道德的確定上。何謂合宜的道德？何謂正確的道德？傳統而言，道德的最高目標指的是具有終極意義的善，韋伯說過，這種超驗式的“絕對的善”往往無法做到普遍正確，只有相對的善才能做到普遍正確。這種“相對的善”在筆者看來與其說是“善”不如說是“少害”。高中華曾說過“道德行為的根本任務不在于實踐一種最高的善（這或許本身是一件狂傲無邊的事情），而在于阻止一種最大的惡?！盵4]所謂的“少害”在多數人看來是一種“消極”的道德取向，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關切的是怎樣防止最壞結果，怎樣達到最好效果有時倒是第二位的考量”[5]。但個人以為比起“善”這一人類孜孜不倦的追求，“少害”往往更具有可實踐性。因為自利是人的本能，哈貝馬斯說過“人民參與公共生活不是為了公共善，而是為了個人利益?！比耸茏岳灸艿闹?，其實踐結果往往很難導向善。除此之外，韋伯也說的“如果有人在一場信仰之戰中，遵照純粹的信念倫理去追求一種終極的善，這個目標很可能會因此受到傷害，失信于好幾代人，因為這是一種對后果不負責任的做法”[6]。而“少害”的核心恰恰在于自我限制和自我規范，是一種自律倫理，即一個人在行動時能預先考慮自己行動的各種后果，并恰如其分地規制自己行動的方向，對于自己行為產生的后果能勇于擔責。協商民主在承認利益多元、偏好各異的前這才是衡量一個道德主體最重要的道德標準。

亞理士多德曾說過，“原則本身并不能解決倫理問題。只有研究了原則具體的境況與被應用的方式，才能了解原則的道德意義?！眰惱砉沧R的形成如果僅僅只是認知層面的集體意志的偶然堆積的話，其本身毫無質量保障。因此，需要從協商層面達成倫理共識。這種協商共識的作用在于：第一，構建道德共識。通過道德權衡，形成倫理共識，并確立這個共識的道德權威地位;第二，解決實際道德悖論和倫理沖突問題。將已經存在和認可的共識形成一定的道德規范，依照此規范對道德沖突問題進行倫理審查。共識協商機制-----倫理委員會在現實中已經建立，對于這種已經存在的再做存在性論述是毫無意義的，因而真正需要關注的是倫理委員所面臨的具體實踐困境，這種困境就目前而言除了機構本身規范性問題以外，更多的是倫理委員會自身力量問題，比如賀建奎事件中的深圳倫理委員會，就倫理審查對科學探索的覆蓋性來說，倫理審查仍是一張小而無力的網。

三、道德實踐：責任倫理

科學道德的主要實踐主體不是普眾，而是科學活動的主要從事者----科學家。所謂科學道德，其首先反映的是職業道德，其次是能力道德。即科學家這一職位本身所賴以確認的神圣使命、終極關懷以及民眾對科學家這一角色能力的期待。因而，科學家不再是普通的道德主體，而是“對他所遵循的道德負有超級責任的人?！边@種超級道德包含了對其成為最富善德和智慧的人的期待，然而要想得到“善”與“智”都足以依賴的科學家是十分不易的。因此，應該以換另一種思路，即用“怎樣才能避免無能、無德的科學家帶來太多的損害？”即怎樣避免少害科學家的產生。

“少害”是“超級責任”的道德基礎，其具體實踐路徑則是韋伯所說的“責任倫理”。責任倫理是一種事先責任，“是一種在行為發生之前、行為選擇之時的顧及后果，是行為者對自己行為的預期后果、可能出現的后果（尤其是副作用）所進行的理性考察與倫理審視，或者說，是對可能出現的后果的一種道德反思?！盵7]施路赫特認為這種責任倫理需要同時滿足信念價值和效果價值，在他看來“不僅必須從道德信念的角度證明自身的正當性，而且還得從對可預見后果的估價方面證明自身的正當性”[8]。因而在科學家身上，信念價值具體表現為化責任為信念。首先，從意志層面認識到責任的存在本身是無條件的、不容違背的，即“不管科學家愿不愿意，他都不可能處于一種無責任狀態”。其次，對科學家來說職業的最崇高精神是內在嵌入的責任。效果價值在實踐層面體現的是“少害原則”，具體表現為從后果出發主動衡量自己行為的道德屬性或倫理價值，對自己行為進行一定的倫理審視，并做出負責任的、符合理性的價值選擇。韋伯曾說“能夠打動人心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齡大?。?，他意識到了自己行為后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的這一責任感，然后他遵照責任倫理采取行動，在這樣做的時候，他說‘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這才是一個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動的表現?！盵9]這種“少害”責任能夠使科學家擔負起自愿限制的責任，即限制“求真”本能的失控和功利的沖動，形成責任理性。所謂“求真”本能的失控是指“求真”是科學家的天然品質，對求真的強烈彰顯和追求，削弱了科學的內在倫理維度，使得科學的探索處于無禁區狀態。韋伯曾說科學雖然首先意味的是“通向真正自然之路”。但其最終是要越出自然領域，“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即回到個人自然----人性本身。因而，在未知的科學面前，科學家要學會駕馭自己的能力，有所克制、保留謙遜，這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美德。

結語

關于科學與倫理的邊界問題，在我看來，兩者其實并沒有分明的界限，刻意的進行人為劃分也是沒有必要、且毫無意義的。正如此次賀建奎事件所發映那樣：最重要的不是劃清兩者關系，使其對立，而是以什么樣的倫理維度去把握科學才是正當的，以及作為道德主體的科學家又如何在這種倫理維度內進行道德實踐，這才是最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弗蘭西斯?培根著，培根論人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5.

[2]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34-35.

[3]楊巖.基因科技時代的來臨與責任倫理的興起[D].吉林大學，2004.

[4]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112.

[5]唐愛軍.現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論馬克斯·韋伯的“責任倫理”思想[J].理論參考，2018（03）：34-39.

[6]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115.

[7]唐愛軍.現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及其出路——論馬克斯·韋伯的“責任倫理”思想[J].理論參考，2018（03）：34-39.

[8]施路赫特.信念與責任一馬克斯韋伯論倫理[J].韋伯：法律與價值，2001.

[9]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25.

作者簡介：

黃青青（1994—），女，碩士，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