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一代宗師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相信大多數中國人對這短短22字都不陌生。關于這22個字，學界有一個專稱，叫“橫渠四句”。它的作者是張載，因為長期在今陜西眉縣橫渠鎮生活和講學，故被后世稱為“橫渠先生”。張載是“北宋五子”之一，生于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今年是他誕辰1000年?？梢院敛豢鋸埖卣f，“橫渠四句”影響中國也達千年。從它誕生之日起，每個時代里都有人把它當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標準，并以一生踐行之。

有學者說，“橫渠四句”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絕句。千年來，如果有哪一句話自始至終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為國為民而努力奮斗，那一定是“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p>

遇上范仲淹

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張載出生于長安。其父張迪取《周易》中“地勢坤，君_了以厚德載物”之意為他起名，彰顯了對他品格的一種期望。張載15歲那年，父親在涪州（今重慶涪陵一帶）知州任上病逝。身為家巾長子，張載帶著5歲的弟弟張戩，與母親一起護送父親的靈柩，欲歸葬祖籍開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橫渠鎮，因盤纏用光了，又聽說前方發生兵變，只好滯留此地。在三年守孝期間，張載作主賣掉了開封的祖宅，決定定居橫渠鎮。

史載，張載“少喜談兵”，常常跟著友人學習兵法，還一度想要組織民間武裝去收復洮西（今甘肅臨洮一帶）失地。北宋重文輕武之風舉世聞名，武人社會地位不高，但朝中士大夫很熱衷談兵。他們大多沒有實戰經驗，談來談去，無非紙上談兵。住時代風氣和個人愛好的影響下，張載長大后要么變成一個武人，要么也變成一個紙上談兵的士大夫。所幸，21歲那年，他遇上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物——范仲淹。

1040年（宋仁宗康定元年），三川口之戰，北宋敗于西夏。52歲的范仲淹被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兼延州（今陜西延安）知州。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典范，張載十分仰慕，聽說范仲淹來陜兩后，張載立馬帶著他寫的《邊議九條》奔赴延州。范仲淹與張載進行了一番長談，臨別時范仲淹送了張載一本《中庸》，對他說：“儒家自有名教，何事于兵？”意思是，你作為一個讀書人，應該著力重振儒學。并勉勵他要下苦功夫。

張載聽從了范仲淹的勸告，收拾行囊，回到橫渠家中，從此潛心苦讀儒家經典。兩年后，剛在慶州（今甘肅慶陽）修完新城的范仲淹惦念張載，遂請他到慶州相見。張載應邀寫了《慶州大順城記》，范仲淹給了張載一筆錢當作稿費，實際上，這是范仲淹對當時貧寒交加的張載的變相救濟。

大約600年后，明末大儒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范仲淹“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張載）以入圣人之室，尤為有功”。張載確實幸運，遇到了千古完人范仲淹，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終生志業選擇，還在經濟上獲得救助。而儒學也是幸運的，在11世紀遇到了范仲淹。

很多人都知道11世紀中國文壇最大的伯樂是歐陽修，卻不知道當時思想界最大的伯樂是范仲淹。在宋初的儒學復興運動中，范仲淹不僅發掘并幫助了張載，還直接指導或關懷過“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孫復，以及理學開山宗師之一的周敦頤。這樣一個善于發現人才、愛護人才的坦蕩君子，舉世罕見，難怪黃宗羲說范仲淹一生沒有一點兒瑕疵。

與王安石的故事

在11世紀璀璨的星空中，張載最終能夠成為照亮千年的那顆星，有一大半的功勞源于他的勤學苦讀。張載曾自撰一副對聯，“夜眠人靜后，早起鳥啼先”，貼在書房兩側，時刻激勵自己。他是苦讀出來的一代宗師，因為苦讀，還曾遭到理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的嘲莢。張載比二程年長十幾歲，是他們的表叔。但即便如此，二程依舊批評張載有“苦心極力”之象。

1057年（宋仁宗嘉祐二年），張載參加科舉，登上了“千年科舉龍虎榜”。那一榜中進士的人，除了張載，還有蘇軾、曾鞏、程顥等等，一個個如雷貫耳。那一年，張載已經38歲?？纪旰?，在宰相義彥博的支持卜，張載在開封相國寺開壇講《易經》，名動京城。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兩個表侄——程顳、程頤兄弟。經過一番秉燭夜談，第二天，張載對眾人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輩可師之?！贝搜砸怀?，二程名聲火震。張載虛懷若谷，由此可見一斑。

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向剛登基不久的宋神宗推薦了張載，推薦理由是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這時的張載已在思想界奠定了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程頤的說法，張載“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愿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楷?！?。從接受范仲淹的勸告算起，歷經整整30年的苦讀，張載終于開山立派。他創立的門派，后來被稱為“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朱熹的閩學，一起并稱為“濂洛關閩”，是宋代理學四大主流之一。

一年后，“王安石變法”拉開了變法序幕。新法推行后，王安石邀請張載加入協助，但最終兩人卻未能走到一起。根據史料記載，王安石主動向張載發出邀請，張載答復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愿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就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睆堓d委婉地拒絕了王安石。事實上，張載也屬于變法派，但他認為王安石的措施過于激進，這違背了他本人作為一個溫和變法派的初衷。沒多久，張載突然被派去浙東審理一起貪污案。等到張載辦完案子回朝廷，新舊兩黨的斗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舊黨代表人物大多被貶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張載的弟弟張戩?？吹酱朔N局面，張載于是決定辭官，返回橫渠講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載和工發石都是范仲淹的“學生”，他們分別是范仲淹一部分“遺志”的繼承人。具體來說，工安石繼承了范仲淹變法革新的部分;而張載更多的是繼承了范仲淹復興儒學的部分。王安石在帝國政壇摸爬滾打多年，一度位居宰相，是一個握有實權的激進變法派;而張載雖然在學術上名氣很人，也做過一些地方的官員，但從未進入帝罔的權力核心，屬于沒臺權力的溫和變法派。

然而，盡管沒有權力和舞臺，也尢法阻止張載踐行自己的變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做

“縱不能行之天卜，猶可驗之一鄉”。辭官回到橫渠后，他和學生買地數百畝，依照《周禮》的記載，劃成井田，中間留一塊公田，四周八塊私田分給無地農民耕種。他還組織當地民眾興修水利，使近千畝田地得到灌溉。這些效仿三代、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改革試驗，基本都沒有取得成果，不過，他的實干精神值得敬佩。

“北宋五子”的使命

張載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腳點很細微。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體的基礎上形成的，并被韋政通譽為北宋諸儒中“對儒學真能登堂人室并能發展出一個新系統”的大師。實際上，當時整個北宋社會都面臨著一種思想困境，即佛教和道教分別構建了一套解釋世界和萬物的系統，在中華文化圈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儒家在意識形態和哲學層面，像是遭到了降維打擊。

在這個大背景下，“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還有后來的朱熹、陸九淵等人，都在努力構建自己的儒家理論體系，不僅用于解釋社會，還用于解釋宇宙。他們的儒家理論體系，被統稱為理學。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釋，他們之間又有了氣、理、心的哲學分野。通俗點來說，“北宋五予”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學。

眾所周知，二程和朱熹主張“理生萬物”，這一派后來被官方接納而成為正統，形成狹義的理學;陸九淵和明代的王陽明主張“心即理也”，這一派形成心學。而張載，則是“氣”的理論創始人。他以“太虛一氣”為最高范疇，把萬物的本源看作客觀俘在的物質實體——氣。用現在的話說，張載就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的思想體系很嚴整，理學、心學的重要命題，在他那里已經都顯現端倪。尤其是他闡發的“民胞物與”和“橫渠四句”，達到了宋代理學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諸儒的集體膜拜。

張載曾寫有一篇奇文，叫《兩銘》，全文僅253字，卻被視為千古名篇。在《曲銘》中，張載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大家庭，“乾稱父，坤稱母”，社會巾的所有成員，都是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以前說“君父君父”，以皇帝為父，張載在文中卻說，皇帝只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子，即所有人無論賢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與”的思想，也出自這篇文章。明朝有學者說，“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

有學者分析，張載此文將家庭關系推廣到整個世界，意味著賦予世界以普遍的倫理之序。這一觀念為后來的理學家所反復確認，從二程到王陽明，都一再肯定“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種一體，便可以視為“民胞物與”說的引申。直到20世紀初，近代革命先驅住發展新人、培養志士時，還會將《西銘》當作訓詞。從這一意義上說，張載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門派，超越了時代。

橫渠四句，不朽

張載講了很多道理，但從不用于苛求他人，而是用來要求自己。面對問題，總是反躬自問，從不指責別人。包括他最為著名的“橫渠四句”，也是用于自律，不是用于他律。盡管我們在無數的場合聽過“橫渠四句”，但應知道，它隨時指向的是我們自己的內心。

馬一浮說，張載為什么說“為萬世開太平”，不說“為萬世致太平”？很簡單，“致”是實現的意思，“開”則是一種期待，張載“有德而無位”，他無法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樣有機會去“致太平”，所以只能說“開太平”，垂法于后世，以待圣賢致太平。但張載的“無力”，不正說明他講的道理，都是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嗎？

根據他的學生回憶，張載是聽到災荒時百姓沒飯吃，自己就吃不下飯的人。他無能為力的時候，只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張載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但財富的有無和多少，從未影響他修煉成為一個顏回式的大儒。在公道大義面前，他從不畏懼。而對于自己，則了無所求。他愿意為理想獻身，但當理想不能實現時，他也絕不茍且，辭官、回鄉下、講學、種地……富貴于他如浮云。

1077年（宋神宗熙寧十年），張載獲推薦再次回京任禮部副職。因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來，很快，他再次辭官。同年冬天，在返回橫渠的路上，行至臨潼，58歲的張載安然辭世。他去世時，身邊僅有一個外甥。在長安的學生聞訊后趕來，籌資將老帥的靈柩送回橫渠安葬。大雪紛飛，圣人無聲離去。

但干百年米，他的理學思想，他的“橫渠四句”，成為一代代中國人的座右銘，象征著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標：張載死后大約180年，文天祥在殿試時，一字一劃寫下了“為火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成為了那一年的狀元，最后也成為了個朝代最后的脊梁;又大約400年后，黃宗羲在書中激賞張載，激賞“橫渠四句”，他最終活成了傍樣的模樣，少年剌奸，中年抗清，晚年鴻儒，抨擊君主專制，成為千年一遇的人思想家;又大約280年后，現代思想家馬一浮在抗戰烽火中，向大學生們普及了“橫渠四句”，寄希望于抗戰的勝利，國族的復興……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橫渠四句”往往進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或許，張載并未真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