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發展格局下的中國銀行業國際化

宗良 劉爾卓 李佩珈

導語：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國際化進程取得了較大進展，在促進中國融入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近期黨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應對當前全球復雜經濟形勢的破題之道，是中長期經濟發展思路的重大轉變，也給銀行業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銀行業調整和優化海外機構及業務布局，更好地服務于“雙循環”戰略。我們總結了中資銀行當前國際化發展的特點，分析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銀行業國際化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金融支持“雙循環”建設的思路與策略。

引言

近年來，中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截至2019年末，中資銀行在海外分支機構的總數達到1200家左右，經營區域覆蓋了60多個國家和地區。境外機構數量的迅速增加，提升了中資銀行的國際地位，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企業的境外投資，服務了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方略。不過，最近幾年，部分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采取了本國利益至上的政策，掀起了“逆全球化”浪潮，這給我國實體企業和金融業的國際化進程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當前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2020年，受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選的影響，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進程再添變數。為應對當前更加復雜的外部形勢，黨中央分別在5月14日的政治局常務會議、7月21日的企業家座談會和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和詮釋了“立足國內大循環、促進‘雙循環”的戰略部署。其中，在7月3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币虼?，在這一新發展格局之下，反思銀行業國際化進程中的經驗教訓，提出新形勢下中國銀行業助力“雙循環”格局構建的可行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就要求重要產品的整個供應鏈環節，包括生產、分配、消費等主要在境內完成;而發揮“國際大循環”的帶動作用就需要進一步從國外引入高端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同時促進高科技領域的對外交流以及境內資本的國外投資。

從資本流動角度來看，支持“雙循環”發展與銀行業國際化發展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銀行通過在海外設立代表處、開設分支機構和直接并購外資銀行，為“走出去”企業提供跨境金融服務。在這個過程中，銀行自身也實現國際化經營。另一方面，銀行通過多種方式引導境外資本向中國匯聚，既包括允許境外機構參與持有境內銀行股份，乃至參與境內銀行經營決策等，也包括境外發債、擴大海外直接投資規模等。其中，后一層含義在當下“推動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政策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在具有國有資本背景的企業對外并購和開設分支機構日益受挫、中資銀行經營不確定性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合理引入境外資本，有利于促進中資銀行與境外機構的互動，同時也是促進中資銀行學習國際銀行經驗的重要渠道。更進一步說，這部分資本也將成為推動國內大循環的重要資金來源。

在當前形勢下，中資銀行呈現海外機構迅速擴張，以境外并購為主的國際化手段，業務布局逐漸向“一帶一路”沿線調整，境外業務利潤來源集中，海外員工結構以華裔為主的特點。未來，中資銀行應根據“雙循環”對金融業國際化提出的新要求，著力于幫助中國企業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和安全性。一方面，跟隨企業走出去的金融需求，支持高新技術產業、資源能源企業的跨境并購與合作，提升我國企業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另一方面，加快形成資本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新格局，進一步提升直接融資比重，優化金融結構，引導全球資本尤其是高質量資本向中國匯聚。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防范和化解跨境資本市場風險，守住金融安全底線。中資銀行業順勢做好調整和應對是未來的重大課題。

當前中資銀行國際化的主要特征

海外機構數量快速擴張

隨著中國金融業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中資銀行的境外機構數量呈現迅速增長的態勢。以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數據為例，2014～2019年，兩大銀行的海外機構數目總體呈上升態勢，海外機構數的年度增長率達到了2.13%。從圖1中可以看出，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境外機構的總數最高位于2010年，達到了1187家。2011年，兩大銀行的境外機構數目有所減少，這主要是由于當年中國銀行調整了海外機構的統計口徑，非營業和非金融機構不再納入統計范圍所致。而2015年后，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境外機構總數穩定在1000家左右，這體現了目前中資銀行的海外業務正在逐步走向調整和穩定，暫時停止了快速增長的態勢。

境外擴張模式呈現建立分支機構與海外并購并行的趨勢

中資銀行主要通過在海外開設分支機構和境外并購兩種模式實施國際化戰略。以2006年為界限，2006年之前，中資銀行的海外擴張模式主要以設立分支機構即開設分行為主。而2006年以后，中資銀行的海外擴展模式以發起跨境并購為主。其中，2006～2019年期間，根據年報的不完全統計，工商銀行共計發起了13起并購，建設銀行發起了5起并購，招商銀行發起了2起并購（見表1）。資金規模較大的并購有：2006年，建設銀行全資收購美國銀行（亞洲）公司;同年，中國銀行全資收購了新加坡航空租賃公司;2007年，國家開發銀行以22億歐元的價格收購了英國巴克萊銀行3.30%的股份。新的擴張模式加速了中資銀行的海外布局，同時，依托被并購方的客戶資源和渠道，中資銀行也增加了相關區域的市場份額，拓展了客戶資源。

業務布局逐漸向“一帶一路”沿線調整

中資銀行海外業務的發展態勢不僅表現為數量上的擴張，也表現為總體布局上的調整。傳統上，中資銀行的海外發展思路主要立足于歐美金融中心，但隨著“一帶一路”的逐步推進，中資銀行的布局正在逐步向“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進行傾斜。

以中國銀行為例，2012年成功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設立代表處，這是中國在非洲大陸繼贊比亞和南非之后設立的第三家分支機構，也是中資銀行在東非設立的第一家分支機構。同年7月，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在北歐國家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開設分行，這亦標志著中資銀行在北歐的第一家分支機構的設立。2019年，中國銀行又相繼在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和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等設立分支機構。根據2019年末的統計，中國銀行共計參與超過600個“一帶一路”的重大項目，為沿線國家提供了超過1600億美元的授信支持。類似地，中國工商銀行也積極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布局，根據2019年底的統計，工行共計在48個國家和地區開設了428家分支機構，以參股方式間接涉足了20個非洲國家的銀行，并以代理行關系的方式與143個國家和地區的1445家境外銀行建立了聯系，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1個國家開設了129個分支機構。

境外資產分布偏于集中，非港澳地區境外業務體量較小

中資銀行業的境外利潤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區，這導致整體行業境外利潤風險過于集中。截至2019年底，中國銀行的海外資產規模已經達到6.28萬億元人民幣，約占各中資銀行海外總資產的43.09%。故我們以中國銀行為例來看資產分布過于集中的問題。中國銀行的資產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區，在其他地區的業務規模仍偏小。2019年中國銀行的境外總利潤達到726.08億元人民幣，其中來自港澳地區的利潤就達到了568.43億人民幣;而來自于港澳以外其他境外地區的利潤僅為157.65億元人民幣。從數值上看，前者達到了后者的四倍。通過繪制中國銀行的境外利潤占比和除港澳臺境外利潤占比的時序變化圖可以發現，2005～2019年，中國銀行除港澳之外的境外利潤占比保持在5%之下，總的境外利潤占比位于25%左右（見圖2）。

經營利潤來源過于集中，使得銀行無法充分獲得國際化經營所帶來的風險分散效應。如果可以更合理地調整利潤的國際化分布，降低境外利潤之間的整體相關性，系統性風險對銀行境外利潤的沖擊或將大幅降低。更進一步，相對于龐大的境內業務，各主要中資銀行的海外業務量較小。以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為例，截至2019年底，除中行（20.96%）外，其他國有大行境外貸款的比例不超過其貸款總規模的10%（見圖3）。

海外員工以中國員工為主，海外服務能力有待增強

目前，海外員工結構仍以外派中國員工或當地華裔組成，海外服務能力相對較弱，未形成較大的當地客戶群體。中資銀行駐海外分支機構的員工大多為華裔，這雖然降低了境內外進行業務協調的成本和難度，但也存在對當地了解不夠充分的問題，難以真正實現本土化。而且，目前海外銀行的業務仍主要局限于存貸、匯兌、結算和清算等業務，缺乏對東道國當地針對性產品的研發，難以形成差異化的競爭優勢。目前中資銀行在海外的客戶群體主要以境外的當地華人華僑客戶為主，中資銀行仍需加強自身的聲譽建設，提升在當地居民心中的品牌形象，培育形成當地客戶群并提高客戶黏性。

“雙循環”對中國銀行業國際化提出的新要求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中國銀行業國際化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資銀行要調整發展思路和模式，更好地提供金融支持。

擴大內需是“雙循環”發展的核心，要求中資銀行應積極籌集資金促進國內循環。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完善促進消費的體制機制，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作用。而在“雙循環”背景下，提振消費，促進消費結構的轉型升級是重中之重。促進消費的升級，需要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資本的投入。相應地，作為中國最重要的資金供給方——銀行，需要積極尋求內外部資金來源。作為最早走出新冠疫情困境的經濟體，迅速的經濟復蘇已經使中國和境外各主要國家產生了較大利差，中資銀行如果能把握機遇，及時在境外尋求低成本的債務融資，無疑將有利于促進“內部大循環”的順利運行。

“雙循環”是統籌國內國際的雙循環，要求中資銀行應優化境外機構的布局。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雙循環”不是簡單的閉關鎖國，而是要繼續擴大對外開放。因此，中資銀行要繼續堅持在境外建立分支機構。同時，針對中資銀行國際化進程中出現的分支機構布局不合理和員工結構不合理等問題，及時調整結構。一方面，對銀行境外機構的區域布局進行調整;另一方面，對銀行境外機構人員構成和客戶結構進行適當調整。比如，拓展除港澳之外利潤收入來源，雇傭更多當地員工，進一步發展當地的本土客戶群體。與此同時，考慮到疫情沖擊下，美國采取了無限量QE政策，以美元貶值的方式向世界各國轉嫁自身的疫情沖擊。這讓世界各國再次對以美元為核心的支付體系和貨幣體系的安全性產生懷疑。中資銀行應當積極借助“一帶一路”等對外投資項目，在沿線各國建設和形成以人民幣為主的結算體系和支付體系，拓寬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范圍和使用場景，逐步實現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際化，最終實現人民幣的國際化。

“雙循環”強調產業鏈布局優化，要求中資銀行應幫助企業在國內和世界范圍內構建更加穩定的供應鏈網絡。在“雙循環”下，作為擁有全部制造業門類的國家，中國有意愿也有能力在國內搭建完整的產業結構。在疫情沖擊下，有關國家意識到全球化的生產網絡將難以保證緊急狀況下的國內供應安全，這也要求我國要高度重視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性、穩定性。一方面，避免所謂中低端產能過早轉移到國外，防止產業空心：另一方面，幫助企業持續走出去，防止產品斷供。從這個角度上看，中資銀行在下一步國際化的過程中，應跟隨企業“走出去”“引出來”的步伐，幫助國內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在國內和世界范圍內構建更加穩定、安全的供應鏈網絡。

技術創新依然是“雙循環”的關鍵，要求中資銀行在國際化中對創新活動給予更多支持。技術創新仍然是“雙循環”發展模式下中國企業發展的關鍵。在整個產業鏈體系中，我國企業仍然處于中下游位置，核心技術仍然為發達國家所壟斷。我國企業若想向中高端繼續邁進，就必須走技術創新帶動產業升級的發展之路。企業若想完成技術的升級和產業鏈地位的提升，一方面，需要靠自主研發投入;另一方面，需要收購國外的先進企業，以投資的方式來開展合作，從而提升本土企業的制造生產技術。為此，中資銀行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應當考慮以更加方便的形式支持中資企業進行新技術研發以及完成對境外高技術企業的收購。

金融安全是“雙循環”發展的底線，要求中資銀行開展境外業務應注意控制風險。在疫情沖擊下，世界經濟增長放緩，貿易保護主義增多，國際金融市場動蕩風險加大，監管政策日趨嚴格，我國企業走出去或將明顯放緩，中資銀行的經營壓力也將趨于上升。一是全球跨境活動和跨境融資需求下降。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和世貿組織預測，202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下降30%～40%，全球貨物貿易將下降9.2%。二是監管日趨嚴格增加銀行海外經營的合規成本。2020年以來，美國加強海外企業在美上市的審查力度，歐盟、日本、新加坡、中國等都紛紛更新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的監管框架和機制，進一步強化銀行海外經營的合規監管力度。三是金融市場動蕩帶來的高波動、高損失風險。受疫情全球蔓延的影響，2020年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全球股市迎來“熔斷”潮，熔斷國家之多、次數之頻繁、跌幅之大，均為歷史罕見。金融市場恐慌情緒達到極致，新興經濟體貨幣普遍貶值，能源、礦產類大宗商品價格暴跌，未來全球金融市場依然運行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下一步，中資銀行國際化業務應更加注重風險防范。比如，高度關注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做好流動性風險防范，更加注重監管合規;做好極端事件發生的準備，提前設計應對方案，減少因意外政治事件或貿易摩擦使中資銀行境外業務遭受損失等。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中國銀行業的國際化策略

結合當前中資銀行國際化發展特點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們對“雙循環”下的銀行國際化提出如下五點建議。

優化全球化布局，適應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新格局。需要綜合考慮各國經濟發展前景，調整并優化境內外市場業務比重，實現量和質的新平衡。及時調整國際化區域布局，加大對亞太地區的業務滲透和網點布局力度。重新評估、動態調整部分地區的經營策略和業務結構，降低疫情影響較為嚴重的國別或行業風險暴露。關注國際大型銀行收縮的并購機遇，在擬“深耕”地區開展高質量并購。優化基于國別維度的資產與負債擺布，在低利率地區加大負債吸收力度，相應地增加高利率地區資產配置比重。加強海外線上業務投入，拓展網上銀行、手機銀行在境外的使用。

提升全球金融服務能力，支持構建新型全球產業鏈。一是支持中國企業優化產業鏈，優化境外結構布局，守住金融安全底線的基本思路。二是支持國際產能合作，在風險可控和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支持企業開展產融結合試點，加快建設一批有較大區域影響力的境外合作園區。三是加強交易銀行業務，實現“去美國化”下的全球化。交易銀行業務包括支付結算、貿易融資、供應鏈金融、資產托管和現金管理等，對于重構全球產業鏈體系將發揮重要作用，中資銀行要根據企業跨境資產擺布的新變化，幫助跨境企業做好資金在境內的歸集，有效防范金融風險。四是保障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順暢運行、穩定供應鏈、產業鏈。綜合運用股權投資、銀團貸款、項目融資、出口信貸等方式，支持企業在風險較小地區的項目;加強與國際金融機構的對接與協調，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多層次金融支持。

加速銀行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提升國際競爭力。全球經濟正從IT時代加速向數字化時代演進，數字科技成為最重要的生產動力，中國銀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加速勢在必行。從全球數字化領先商業銀行的實踐來看，數字化轉型需要長期、高額的持續戰略投入，因此必須有明晰的戰略定位和全面的戰略布局做支撐。要從戰略層面高度重視自身數字化轉型定位，因地制宜打造強有力的戰略支撐體系，以金融科技和業務創新為驅動，用數字思維重塑業務和服務流程。結合自身“基因”確定具體的數字化轉型步伐、節奏、目標和重點，推進產品、營銷、渠道、運營、風控和決策等全面數字化轉型和線上線下一體化深度融合，把數字化貫穿到銀行變革與發展之中，實現數字化的自我賦能。

有序拓展境外金融債券尤其是相關人民幣債券業務。在疫情擴散過程中，為了對沖疫情的負面影響，各國央行都推行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低利率或負利率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常態。在此背景下，宜加大境外債券發行力度：一是這在短期內將直接降低銀行的負債成本，提升銀行的業務利潤。二是有利于增強境外負債管理的主動性。境外發行債券可以將中國境外原有的被動負債模式變為主動負債模式，改善境外的客戶組成結構，提升境外當地客戶比例。三是有利于提升投行業務的實力，以債券發行帶動客戶結構的轉變和投融資等多元化發展的能力。提升中國銀行在境外機構投資者當中的品牌影響，贏得國外客戶的信任，以債券發行帶動儲蓄客戶結構的轉變，逐步提升境外本土儲蓄客戶的比例，從而優化境外的客戶結構。此外，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有利于境外機構增持金融資產產品，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儲備體系中的占比，進一步促進人民幣的國際化。

完善全球資產負債管理，守住風險底線。一是針對負利率或零利率的背景，完善基于國別視角的全球資產負債管理。負利率使收益率曲線呈扁平化，長端利率較短端利率出現更大幅度下降，使銀行生息資產收益率降幅大于計息負債成本率降幅，這顯著壓縮了銀行凈息差空間。歐洲主要上市銀行的貸款/資產比例由61.6%降至60.6%，現金持有比例平均由3.1%升至5.1%。需要調整資產負債的全球化配置，在低利率或零利率地區加大負債，在高利率地區增配資產。二是加強市場風險管理。2020年以來，全球股票、債券、外匯、大宗商品等金融市場受疫情、刺激政策等因素影響而持續大幅震蕩，給銀行市場風險管理造成了較大難度。當前，主要的市場風險包括部分主權國家債券大幅波動風險、股市暴跌風險、匯率波動風險等。三是積極應對可能的制裁風險。近年來，中美博弈日趨白熱化。中資銀行涉美業務包括美元清算結算、美元資產負債、與美資機構和客戶開展的業務均面臨較大合規風險，必須認真應對。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中國人民大學，其中宗良系中國銀行首席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