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時間的環境行為的溢出效應綜述

【摘 要】 在實施環境教育和干預措施以促進一種有利于環境的行為時，很少有人提及是否以及如何影響非目標有利于環境的行為。溢出效應認為，從事一種行為會影響從事另一種行為的可能性。因此，正面的溢出效應預示著針對某一特定行為的干預有能力促進非目標行為和/或未來有利于環境的行為。然而，負面外溢效應預示著，從事第一種有利于環境的行為將防止或減少第二種有利于環境的行為。由于對正面和負面溢出效應的理論和經驗基礎尚未充分了解，本文主要對時間溢出的正向和負向溢做一個綜述。

【關鍵詞】 溢出效應環保行為跨時間溢出效應

1、環保行為和環境問題中的溢出效應

盡管環境問題是全球都在關注的問題，但是很多人對個人行為能對環境問題帶來改善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不僅有些人不愿意改變他們的行為，而且也有人懷疑個人層面行為的改變是否會產生明顯的影響。盡管存在這些擔憂，但有數據表明，個人生活方式的改變可以在減少碳排放和減緩自然資源消耗方面發揮作用。例如，對美國家庭活動中個人層面行為變化的節約潛力的分析表明，在全國范圍內減少7%的碳排放將是現實的，而且相對容易實現，并且不會犧牲生活質量?？紤]到政府的政策和監管沒有在減排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個人層面的行為改變可以在立即減排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在環境領域中，正向溢出效應的基本前提是人們通過一個行為會采取一種更有利于環境的傾向，然后從事其他有利于環境的行為。例如，Th?gersen（2014）發現生態標簽購物與積極的口頭反饋或經濟激勵相結合，溢出了其他親環境行為，例如在離開房間時關燈。但是，溢出效應也會影響負面行為。例如，研究表明，在虛構的網絡購物任務中選擇生態標簽產品會引發負面的溢出效應，從而導致后續任務中的利他主義減少。

在制定和實施環境教育和干預措施時，溢出效應非常重要，因為正向和負向的溢出效應會影響干預的凈效應。從干預對象的具體行為問題到對“非目標”行為的正向或負向影響問題，充分理解教育和干預研究中的溢出效應可以拓寬我們的因果觀。一些只具有小影響但是能帶來正向溢出的行為不應該被忽視，因為它們有可能影響其他行為，對環境產生更大的影響。另一方面，溢出效應傘也包含負向溢出效應。因此，人們可以使用一種行為作為不執行其他行為的理由。

我們將環境問題中的溢出效應定義為：參與一種行為對后續行為發生概率的影響程度。第一種行為會增加發生第二種不同行為的可能性，或者同一種行為會隨著時間或環境而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或者它會降低第二種行為發生的概率，導致負面溢出效應。在此定義的基礎上，本綜述對時間溢出作出詳細的介紹，并提供了時間溢出效應的框架，在以往討論親環境行為中的溢出效應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

2、正向溢出和負向溢出的理論基礎

在我們對行為溢出效應的定義中，初始行為會影響后續行為，或者同一行為在不同的時間或背景下發生。我們如何解釋驅動這些行為溢出效應的過程？首先，我們將提出可以解釋正向溢出效應的理論，然后轉向解釋負向溢出效應的理論。

2.1認知失調理論

本質上，費斯廷格（1957）的認知失調理論預測，認知或行為要素之間的感知不一致將導致不適的感覺。這種不適反過來會刺激失調減少策略，比如行為改變，或者兩種行為的平衡。從認知失調的框架來看，正向溢出效應的產生是因為人們想要避免在不同的親環境行為之間或時間與環境之間表現不一致的不愉快感覺。然而，研究表明，認知失調可以通過幾種策略來減少;例如，態度的改變和行為改變。因此，如果認知失調流程推動正向的行為溢出效應，人們可能會改變他們的態度，而不是將第二種行為調整到第一種行為（Th?gersen，2009）。然而，有一些技術可能會由于認知失調而增加溢出效應，例如，如果第一次親環境行為與自我概念相關或通過替代失調。

2.2自我知覺理論

自我知覺理論預測人們在形成評價認知（如態度、規范和價值觀）時，會將自己的行為作為線索。例如，與控制條件相比，將人們過去的行為描述為親環境行為，這與更強的道德義務和更高的積極的親環境態度相關聯。

登門檻效應（FreedmanandFraser1966）是一種說服技巧，即對一個小請求的遵從，增強了對隨后更大請求的遵從的可能性。因此，登門檻效應檢驗一種行為如何影響第二個行為，因此這也是一個特定形式的正向溢出效應。自我認知被證實是作為推動FITD的心理過程。此外，研究表明，FITD可以用來促進環保行為。

基于行動的學習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上的：對結果的信念會影響行為，而對特定行為結果的更多學習可以擴展到其他行為。例如，購買節能燈泡一般會影響人們對節能的看法，從而引發正向的溢出效應，例如關閉電腦上的備用模式或支持新能源政策。為了說明這一點，Th?gersen（1999）測試了廢物回收是否溢出到旨在避免購物時過度包裝的行為。行為之間預期存在的積極效應被發現了，但結果并未表明進行第一次親環境行為促進了對第二次親環境行為結果的學習;因此ABL假設未得到證實。Th?gersen和Noblet（2012）發現了對綠色消費主義到接受風能的正向溢出，這表明綠色消費主義的“小行為”部分地介導了環境問題與接受風能的“更大行為”之間的關系。行動學習似乎是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目前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這一點。ABL似乎是正向溢出效應的合理解釋，但迄今為止，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ABL過程與促進環境行為的積極溢出效應有關。

2.4負面溢出效應

與正向溢出效應（第一種行為會促進第二種行為）相反，在負向溢出效應中，第一種行為會為第二種行為創造許可，從而導致“不那么相同”。例如，Th?gersen（1999）發現了一個傾向于支持環保行為之間的負面溢出效應;回收似乎減少了購物時防止浪費的義務感。然而，實際的廢棄物預防行為并沒有受到影響。在這個例子中，負面溢出可以被描述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初的環保行動允許隨后的環保行動。這里需要指出的是，三種解釋正向溢出效應的理論都不能解釋負向溢出效應。為了解釋負面溢出效應，我們轉而求助于道德授權的信用和許可模型。

2.5道德許可：學分和憑證

道德許可的概念是一種最初的道德行為導致隨后的不道德行為的負向溢出。例如，Miller和Effron（2010）發現購買碳補償增加了對環境有害行為的頻率。研究還表明，僅僅是想象第一次利他行為就會促進許可效應（KhanandDhar，2006）。一項薈萃分析報告稱，在81項研究中，道德許可的影響范圍從d=0.26-0.36不等。為了解釋消極授權的心理過程，Merritt（2010）提出了兩個假設：道德憑證和道德信用。下面將討論這些問題。

2.5.1道德憑證

道德憑據假說預測，從事一種被認為是道德良好的行為會促進自我概念，增加積極情緒。隨后，這些積極的情緒會抑制在進行不道德行為時的不適影響。因此，道德憑證解釋了許可是“積極情緒的庇護所”，將消極情緒與不道德行為分離開來。

2.5.1道德學分

負面溢出效應的道德信用假設預測，從事一種被認為是道德良好的行為會為不道德行為創造空間。Khan和Dhar（2006）認為道德信用是基于權衡兩種行為的元認知平衡策略。因此，在負面溢出的道德信用賬戶中，與道德憑證賬戶相反，越軌行為應該隨著使用而減少（Miller和Effron2010）。道德學分也可以依據自我服務偏差來解釋（Th?gersen2011），比如“現在我已經做完了我所分享的?！?/p>

負面溢出效應的道德憑證模型有一些直接的實證支持。在六項研究中，Khan和Dhar（2006）發現第一次的善良行為對自我概念有積極的影響。有人提出，這種提升阻礙了第二種行為中的消極自我歸因。然而，關于許可的研究通常缺乏一定程度的情感，因此不能充分區分負面溢出效應的道德憑證和道德信用解釋。

3、時間溢出

相對于行為間的溢出擴散，在時間溢出中，時間1的行為會影響時間2中的相同行為，導致行為執行的增加或減少。例如，在今天購買了有機食品之后，人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環保人士”，在下周會鼓勵這個人購買更多的有機食品。然而，時間溢出效應也可能是負面的。也就是說，在今天購買了有機食品之后，人們可能會覺得“我現在已經完成了我的份額”，因此下周購買的有機食品就會減少?；谧晕腋兄倪^程討論，在時間1進行行為可能會刺激自我感知過程，導致將自己感知為親環境者，進而促進時間2中的行為。

要更好地理解跨時間的溢出效應，一種方法是通過縱向研究。有學者研究了三年的態度，知識，意圖和節水行為。使用重復樣本（比較1988-1991年）和非重復樣本（1991年的一次測量）。最后的測量結果顯示，與1988年相比，在兩個樣本中，對節水和節水的態度和意圖都顯著高于1988年。這些發現與時間溢出假設相一致，然而，媒體宣傳和經濟激勵混淆了數據，因此無法做出有效的因果推論。

在另一項縱向研究中，Th?gersen和?lander（2003）研究了三年內丹麥消費者樣本的親環境行為。數據顯示了購買有機食品，回收和親環境運輸行為的穩定模式。這并不支持時間溢出效應;然而，正如Th?gersen所指出的，數據可能受到了天花板效應。

還可以在較窄的時間范圍內調查時間溢出效應，以檢查溢出過程。持續問題程序（CQP）是一種FITD范例，用于檢查對第一種行為（A）的依從性如何影響第二種行為（B）。在大多數實驗性演示中，CQP已通過第一次請求填寫少量問題進行操作，然后第二次請求填寫大量問題。與對照組相比，CQP的效果一致且幾乎是實驗組的兩倍，并且已經顯示出用于產生FITD效應的最穩健的技術之一（Burger1999）。

關于決策后失調的研究表明，僅僅在兩種選擇之間進行選擇就會增加人們對所選擇的選擇的態度（如里根和基爾達夫1988）。這一效應可以解釋為對中介構念驅動時間溢出的研究，即時間1中的行為A如何影響構念（例如態度），導致時間2中的行為A的執行增加。例如，Brehm（1956）發現僅僅選擇一個對象（作為參與的補償）就增加了參與者對該對象的評價。與這些結果一致，表明，在選舉中投票給某一特定候選人后，人們對該特定候選人會贏得選舉的確定性增加。這些研究表明，在時間1中的行為A會對人們的態度產生積極的影響。在神經學研究和學齡前兒童和卷尾猴的研究中也證實了后決策失調效應。然而，也有人認為這些過程可以用自我知覺理論來解釋。綜上所述，這些研究都表明，在時間1進行A行為可以影響中介構念，在時間1進行A行為可以增加在時間2進行A行為的頻率。

最后，對負向溢出效應中的時間溢出效應也有一定的支持。例如，挪威的一項研究表明，電動汽車車主比“汽油車”車主開車更多，盡管這種效應僅適用于擁有兩輛或兩輛以上汽車的車主。與其他只擁有一輛車的車主相比，擁有一輛車的電動車車主報告的駕駛次數明顯減少。然而，這種效應在混合動力車車主群體中并沒有發現。

總之，我們通過展示縱向研究以及FITD（和決策后不協調框架內的研究來回顧跨時間的溢出效應。關于決策后失調的研究提供了時間溢出的部分過程解釋，表明在時間1進行行為a會影響結構，從而增加行為a在時間2的執行。由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常常缺乏對情緒的衡量，認知失調的解釋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排除。為了更好地理解親環境行為的時間溢出假設，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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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王慧（1995—），女，漢族，江西人，碩士在讀，單位：浙江財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研究方向：綠色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