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農村土地制度百年回顧

張占耕

土地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土地所有制是農業生產關系的基礎，并具有決定性作用。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與中國農業生產力相適應，是激發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的根本保證。作為中國兩種公有制形式的一種，中國農村土地的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支柱和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保證。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農民艱苦卓絕努力奮斗所建立的農村土地所有制是中國農村廣袤大地上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仡欉@段百年歷史，不僅可以總結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而且對于建設富強民主和諧美麗的現代化農業和農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百年歷史是一部驚天動地的史書，從土地制度建立到土地制度具體形式的完善，可細分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其中每一個階段，都氣壯山河，驚心動魄，都留下濃墨重彩的歷史畫卷。

1.中國農民集體土地制度的建立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建立分兩大步實現：一是推翻封建土地制度，將地主的土地歸還給土地真正的主人——農民的革命。二是在土地改革基礎上重建土地的農民所有制，即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制。

第一，消滅封建土地制度。中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經歷過土地改革的國家。蘇聯十月革命的《土地法令》宣告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即實現了廢除資產階級、皇室、教堂與教會的土地所有制。但這是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當然不徹底）基礎上實現的。1905年資產階級大革命，實行的土地地主所有，農民永久使用權，1910 年資產階級政府承認農民是村社土地的所有人。百年前中國農村土地大部分歸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所有，而封建地主階級利益又受半殖民地半封建政府所保護。因此，中國土地革命比原蘇聯等國家要艱巨和困難得多，時間也漫長得多。

中國土地改革并不是通常以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短短數年，而是從建黨后不久開始的土地革命的漫長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便把打土豪、分田地，解除中國農民千百年來“耕田無田、種糧卻挨饑餓”的不合理現象作為自己的重任。中國共產黨在十年國內戰爭時期鮮明地提出，依靠貧農，聯合中農，限制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響亮口號。新中國成立前夕又完整地提出，廢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貫徹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者，發展農業生產的土地改革總路線。沒有新中國成立前幾十年的土地改革斗爭，就不可能有新中國成立后暴風驟雨式席卷全國三年即告大捷的土地改革勝利。

雖然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也很激烈，但采取的基本上還是和平手段。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土地改革卻是與革命緊密結合的非和平手段，不然面對強大的封建勢力，沒有革命的武裝，就不可能成功，即使農民分了田地，也不能抵御地主的反攻倒算。而沒有土地革命就沒有工農武裝割據、革命根據地，也不可能有農村包圍城市，實現全國勝利，也就不可能有解放后三年就把數千年來封建的土地制度徹底摧毀。中國的土地改革遠比蘇聯一張《土地法令》包含的內容要驚心動魄，要深刻得多。

中國又是為數很少的通過共產黨的領導完成土地革命的。十月革命時蘇聯革命的重心在城市，1917 年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只有203 個支部4122 名黨員，不具備深入農村廣泛充分動員組織農民的條件。而中國不同，革命的重點在農村，黨與農民關系如魚與水。土地革命鍛煉和培養了真心實意跟隨中國共產黨的億萬農民。黨全心全意地為農民利益服務，為農民的土地革命謀劃、動員和組織。根據中國農村實踐和國內外的社會政治形勢，從井岡山時期的《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黨制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和法律，保證中國土地革命的成功，使井岡山的星星之火一直到燃遍全國。

中國土地改革的勝利，振奮了億萬翻身農民，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1952 年全國糧食產量就達3278 億斤，比1949 年的2162 億斤增加了51.6%；棉花產量2607 萬擔，比1949 年的889 萬擔增加了193.3%，都達到或超過中國歷史上的最高記錄。千百年來農民逃荒要飯、流離失所、挨餓受凍的現象從此在中國大地上消失了。

第二，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制的建立。蘇聯土地分給農民后不久便出現了兩極分化，部分農民成為了新富農，貧困農民瀕臨破產。中國土地改革后也出現了貧困農民借高利貸、典讓和出賣土地的現象。為了阻止兩極分化，同時為了有利于興修水利，抗御自然災害，采用農業機械和新技術，土地改革不久中國興起了以建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為核心的農業合作化。至1956年，全國參加合作社農戶1.18億戶，占全國農民總數的96.3%。中國農業合作化范圍之廣、進度之快，農民擁護之真切，為歷史罕見。蘇聯農業集體化開始于1929年，開始很迅猛，兩個月內集體農莊的比例就達40%以上。但不久出現了農民反抗，反抗次數達千次，人數有幾十萬人。一年后出現大規模退莊高潮，集體農莊的比例從60%降到23%。而中國合作社為大多數農民擁護、自愿加入，入社時許多農民敲鑼打鼓，歡天喜地。為什么中國合作化與蘇聯的農村集體化有如此大的差別？

一是中國土地改革為合作化打下扎實的基礎。中國土地改革比蘇聯深入持久，在黨領導下廣大農民是主力軍。農民在土地改革中提高了覺悟，堅定了“共產黨為農民，跟黨走不會錯”的信念。其中一大批貧下中農積極分子成為了合作化的骨干。

二是中國合作化堅持土地和生產資料為區域農民集體所有，為農民集體使用的原則。蘇聯農業集體化的模式是“集體農莊+拖拉機站”。集體農莊的土地與拖拉機站都是國有的。集體農莊生產計劃由國家下達，拖拉機站負責監督集體農莊，集體農莊很少有自主權。中國當初是幾乎凋敝的傳統農業國，只能選擇先合作化，后機械化的道路。但是我們選擇的土地為區域農民集體所有，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就在身邊，有利于互相守望，具有真實感。

三是黨的“農民自愿、合作社增產、試點推廣、逐漸發展”的方針。首先是農民自愿。與蘇聯采取強迫入莊不同，中國堅持全體社員的自愿是辦好合作社的基本保證。土地是世代農民的命根子，對于土地入社一時的困惑和猶豫是正常的心理狀態。要用自愿與循循誘導教育方式，嚴格禁止強迫命令。其次是十分重視合作社增產，農民是十分務實的勞動者，只有合作社增產了，才能動員更多的農民入社。再次是試點推廣，用有說服力的典型引導合作化。毛主席還親自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編寫具有政策指導意義的按語。最后是采取逐漸發展方式。首先是發展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合作組織即互換人工或畜力，共同勞動為特征的互助組；其次是發展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初級合作社；最后是發展生產資料歸集體所有，實行按勞分配原則的高級社。讓農民一步一步登高望遠，在合作化不同階段的發展中加深認識。

四是與國家援助政策有關。分布在中國農村的農業科技推廣站、供銷社和農業信貸社成為合作社在資金、物質、技術諸方面的有力保障。農業科技推廣站組織良種選擇培育以及新農具、新的栽培方式的推廣；農村信貸社通過信貸幫助農民購置新農具、新車輛以及耕牛、馬、驢等生產資料；農業供銷社為農民提供生產資料供應和農副產品的銷售服務。

由于農村合作化符合農村經濟發展方向，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1957 年全國糧食、棉花產量分別比1952 年增長20%、26%。農業總產值增長了25%，全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消費水平增長了23%。

2.中國農民集體土地制度的探索與完善

在中國農民集體所有土地制度建立之后，中國農村在實踐過程中對其具體實現模式不斷地調整與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經營的具體形式和土地產權化探索。

第一，土地經營的具體形式。關于土地集體公有制的具體經營形式，新中國成立初期只有蘇聯模式可借鑒。生產規模與管理權限趨大化是模仿蘇聯學習的主要趨勢。在最初的自然村基礎上，規模范圍逐漸擴大，“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時期，通過“窮過渡”，范圍擴大到鄉區甚至縣的范圍。過大的規模和過于集中的權限在實踐中遇到挫折后，中央提出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指分別屬于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所有），終于回歸到了最初的自然村落，但是依舊是集中統一的工業化勞動形式。

對這種勞動方式的質疑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后。突破點在安徽鳳陽小崗村，起因是這種勞動方式解決不了溫飽。當時該村18 位農民簽下“生死狀”，決心將土地分開承包。小崗村的事件引起中央高度重視。當時貧困農村的標準是“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三靠”。那時全國有不少農村處于貧困境地，如今富裕的福建當時就有超過一半以上的貧困縣。全國1300 多個縣中幾乎1/4 為貧困縣。為此中央的考慮是，與其這些地區農民吃糧靠返銷（有些連返銷糧的錢也沒有），生產靠貸款，不如除了公糧（稅）和集體提存外，由農民通過自己種的糧食解決自己的口糧。

推行承包制的目的，無論是小崗村的農民還是中央都是為了解決貧困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預料不到的是，家庭承包責任制并不限于貧困地區，很快推廣到全國各地。上海郊區應該屬于國內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生產力水平均較高的地區，雖然生活不富裕，但不存在溫飽問題，似乎并不適合包產到戶。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是，早在1979年秋播時，上海市郊嘉定縣就有一部分農民，頂住壓力和批判率先實行飼養承包責任制。不久承包制蔓延到本縣種植業。1980年春，聯產責任制推廣到全縣13個公社的21個生產隊。不久聯產承包責任制勢如破竹，不到半年，上海全市95%的生產隊實施了家庭聯產承包制。

顯然農村承包責任制席卷全國的動因不只是為了解決溫飽，而是具有更加深刻的原因。這就是工業化的集中勞動并不適合當時的中國農業生產，中國有限的耕地適合以家庭為單位種植。中國明清時期中農每戶平均耕種面積為江南地區10畝，北方地區15 畝。如此規模的耕地一家人完全可以勝任。農業合作化初期集中勞動確實對于適時搶種搶收，購置農機農具以及修建水利設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30年后中國農村生產條件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9 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 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全國半數以上的生產大隊有拖拉機或手扶拖拉機。1980 年農用動力中，人∶畜（頭）∶機（千瓦）的比例，從1965年的100∶18∶4.6變為100∶16∶47，畜力相對減少了11%，機力增加了10 倍以上。每戶的耕種只需要有限的勞動力，大規模的集中勞動沒有必要。1982年，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于農村工作的一號文件正式出臺，明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到1991 年，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提出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中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

家庭承包責任制推行的直接意義在于促進了中國農業生產力的發展。197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6095億斤，1984年達到8146億斤，增長了33.7%。推行聯產承包制不久，中國農民基本解決了溫飽。

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更為重要的意義還在于推動了農村經濟全面發展和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工業化。一是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以后，廢除了“一大二公”規模大，權限集中，適合工業化管理的人民公社體制，促使農產品商品化，使農戶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而且除了糧食生產外，廣泛發展多種經營，空前繁榮了農村經濟。二是推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后，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效率，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先通過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后通過進城打工，億萬農民實現了非農化。農民的非農化不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加速了中國工業化，而且為中國農業的規?；瘎撛炝吮匾臈l件。

第二，土地產權化。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強調，要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離，形成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實現“集體所有、農戶承包、多元經營”。為什么要從土地所有權中分離出土地經營權，又為什么分離出土地經營權的同時又必須堅持家庭承包權？

首先，來自工業化對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吸引。中國工業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大批農業勞動力非農化。2015 年中國工業化總體上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因此農業勞動力非農化趨勢十分強勁。非農化的農業勞動力，從1983年的200萬人增加到2006年的1.32 億人，23 年增長了65 倍，年均增長20%左右。雖然現在趨勢趨緩，每年也有200 萬—300 萬人。2019 年全國非農化的農業勞動力有2.9 億人。農民非農化了，原來手中的農田需要別人耕種，土地經營權轉移具有客觀必然性。

其次，農業承包權是農民神圣的權利。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以身份權取得的承包權是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主要標志，為此土地經營權轉移的同時需要保留農民的承包權。起先對此認識不夠，以為非農化后，農民只要向集體組織退出承包權即可，而且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也有成功的經驗。但是在農民工主要來源的廣大中西部地區，農民與沿海地區完全城鎮化后的農民不同，他們來到城市務工對于未來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不會像蘇州等地農民一樣，放心向農村集體轉讓承包權?？梢宰屗麄兎判牡霓k法只有一個：不放棄原有的承包權，只轉讓土地的經營權。這就是為什么在分離出土地經營權的同時還必須保持土地承包權的原因。

這兩種路徑的共同點是：土地經營權從承包權中分離出來后重新組合。操作路徑則是：無論是通過退出承包經營的農民，還是堅持承包經營權只是轉讓土地經營權的農民，他們原來經營的土地都需要交給村集體經營組織，由村集體經營組織再轉讓給其他人經營。

在多數農民不放棄承包權的基礎上轉讓土地經營權，一方面使越來越多的農業剩余勞動力放心實現非農化，現在大約接近50%的農業勞動力離開了農業，大約1/3 的農業人口離開了農村。農民工對中國GDP 的貢獻率達21%。另一方面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的規?；?。全國大約有1/3的農民實行非農化，恰好全國也有大約1/3 的農業土地實現規?；N植，兩個1/3數據密切相關，正是農業土地經營權的轉讓促進了農業的規?；?、專業化和集約化。

此外三權分置還可以把一部分閑置的農村建設用地（包括閑置宅基地），劃入國家的建設用地市場，從而結束長期以來農村建設用地不能直接上市，只能經過國家征用之后才能以國家資源名義上市，而農業征地又補償過低的現象，當然農村建設用地上市必須符合國家土地規劃以及村社公共建設用地的需要。

回顧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建設與完善的歷程，每一階段都是黨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壯舉，每一階段都推動了農村和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每一階段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百年歷程具有強烈的歷史內在邏輯。

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碩果

中國特色農村土地制度既是在中國農村大地上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碩果；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農民，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國情和農村實際相結合的碩果。

1.農民解放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是解放全人類。人類解放是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題。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無產階級以及全人類的解放是其畢生的事業。正如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 周年的講話中指出的，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馬克思關于人類解放理論的核心思想是：人類解放只有通過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實現，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

農民的解放在馬克思解放全人類的學說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學習馬克思農民解放的理論，必須首先了解馬克思對于農民群體的基本分析。馬克思不同意把農民看作為一個“階級”，他認為農民內部有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一個是由大土地占有者、大租佃農、大農和中農組成的富裕農民階層，他們有雇工，屬于農村資本家階層。一個是由小塊土地所有者或租佃者即小自由農和小佃農組成的小農階層，他們既是小私有者，同時也是勞動者，構成農民的大多數，是農民階級的主體。他們與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大致相同。一個是由受雇于農場主或為工商企業主從事家庭工業生產的農村工人階層，屬于農村無產階級。馬克思在分析農民的弱點時主要指第二階層的小農，對于農民解放主要指第二、第三兩個階層，即占農民大多數的小農和被雇傭農民的解放。

馬克思認為農民解放應該有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解放農民所處的被剝削地位。作為農民中人數最多的小農階層，雖然其中不少小農自有耕地，不必向地主交納地租，但還是受到整個剝削制度的剝削。高利貸和稅收制度，使得他們經濟負擔增大而帶來生產條件惡化，以及生產資料越來越昂貴，使他們陷入貧困境地。馬克思尤其同情作為雇工的無地農民，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大農業是“用血和火”的一種慘絕人寰的方式鑄成的，認為資本主義農場中的農業工人遭受地主與資本家的雙重剝削，較之城市里的工廠工人，生活狀況更慘、更糟。為此馬克思提出，一旦建立無產階級政府應當立即采取措施直接改善農民的狀況，并反復強調，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

二是解放小農所持有的生產方式。馬克思認為小農生產方式不利于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小農生產方式自給自足，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這樣就不可能獲得專業化和社會化的益處。其次，在小農生產方式中，農民被迫牢牢地束縛于小塊土地上，大大耗費了人類的勞力，使這些勞動力不能參加其他的生產部門。再次，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使用落后的工具和傳統技術，與機器和先進的農業技術無緣，是小農生產方式的一個基本特征。馬克思對小農生產有不少嚴厲批判，有人就此認為馬克思對于小農存在敵對情緒，這是錯誤的。其實馬克思只是對農民從屬的“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小農生產方式予以否定，但對于處于小農生產方式下的農民有極大的同情心。批判小農生產方式的真正目的是為了建設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把農民從小農生產方式中解放出來。

中國共產黨一直把農民問題作為根本問題，對農民懷著極大的同情和關切。李大釗在1919 年2月發表的《青年與農村》中明確提出，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大多數的勞工階級就是那些農民。他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們國民全體不解放；他們的苦痛，就是我們國民全體的苦痛。早在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就深情地提出，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么，問他們要些什么。解放戰爭時期，他明確指出人民大眾主要就是農民，人民大眾的解放主要是農民的解放。鄧小平提出黨的農村工作必須以農民評價“作為衡量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習近平同志認為，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從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到合作化、推行聯產承包制、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等，都是緊緊圍繞著建立和完善農民集體所用土地制度這個核心問題，目的是解放農民，發展農業生產力，讓農民過上幸福生活。

把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理想，首先落實到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大眾身上，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堅持不變的初心和偉大之處，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實現馬克思主義農民問題中國化的一條鮮明的紅線，同時也是馬克思農民解放理論的中國化。

2.農民革命性的理論

馬克思具有解放農民的偉大胸襟，但是對于農民的革命性評價起初不高。他認為由于分散與外界缺乏聯系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民保守中庸。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把農民歸于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一起為中等階級，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而這個責任擔當應該是無產階級。

在經濟不發達的農業國度，農民不僅是革命的同盟軍，還是革命的主力軍，這是中國共產黨對于馬克思農民革命性理論的重大突破。1848 年的歐洲革命，工人階級由于孤立無援而失敗的事實，改變了馬恩對農民的最初看法。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革命如果沒有農民的參加，它在一切農民國度中的獨唱是不免要變成孤鴻哀鳴的，從而產生了農民作為無產階級同盟軍的思想。恩格斯在《法德農民問題》中，首次明確地提出要使農民成為工人階級的同盟軍，也就是說無產階級革命不僅必須由農民參加，而且必須處于工人階級同盟軍的重要地位。

列寧起初對于農民的革命性認識也不足。在1905 年革命中他就提出要麻痹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認為農民和任何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處于中間地位。為此在十月革命初期，蘇維埃把不服從余糧收集的農民宣布為人民的敵人。列寧為此提出農業小生產經常地、每時每刻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著名論斷。只是由于農民強烈不滿余糧征收制度，并引起政治形勢不穩定以后，列寧才開始認識到農民對于革命的重要性，提出了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的口號?？梢婑R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于農民革命性的估計，更多地放在無產階級革命策略方面。

中國國情與歐洲很不相同。當時歐洲處于工業革命，大量貧困和無地的農民進入城市。農民在英國工業革命后的1841 年只占22%。蘇聯雖然相對經濟落后，由于人少地多，有地的小農數量較大，因此無論是歐洲還是蘇聯，留在農村中殷實的自耕農和富農比例不小，相對比較富足或小康的生活使他們不愿改變現狀。而在中國，當時農民占80%以上，其中70%以上為半自耕農、貧農和雇農，也就是說地主、富農和完全的自耕農不到30%。中國大多數農民處于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之下，民不聊生，其悲慘程度甚于歐洲，具有強烈改變現狀的愿望。毛主席對于農民內部各階層的社會經濟狀況以及革命態度曾做過嚴格的科學調查以后，提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參加并擁護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在《中國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澤東告知全黨，中國農民隱藏著極大地改變自己長期遭受苦難的革命意愿，具有強烈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解放必須而且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農民不僅是同盟軍而且是主力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農民問題在中國是無產階級革命和建設中是一個基本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共產黨找到了不同于歐洲的具有中國特點的道路：中國農民不僅可以成為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且可以成為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由此中國共產黨的黨員大多數來自優秀的農民，中國工農武裝大多數來自覺悟的農民，中國革命的根據地在農民集聚的農村，中國革命的本質是中國農民的革命。從工農武裝割據、打土豪、分田地，到新中國成立后疾風暴雨式的土地改革、農村合作化，以及改革開放后對于農民集體所有制的不斷完善，都同時是黨領導下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百年來黨對農村政策是否正確的標準有兩條：一是是否真心實意為農民，二是是否能成為農民自己的自覺運動。

3.農業合作化理論

馬克思十分重視農業合作化理論，他認為合作化是無產階級“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不然束縛于小塊土地上的生產方式會“大大耗費了人類的勞力，使這些勞動力不能參加其他的生產部門”，阻礙了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有農業合作化以后，才能實現農田的規?；?，從而有利于采用一切現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學產品，以及現代科技。恩格斯在給奧·倍倍爾的一封信中（1886）指出，至于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我們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間環節，這一點馬克思和我從來沒有懷疑過。

馬克思合作經濟理論繼承和批判了以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合作社化運動。馬克思認為，空想社會主義關于合作社是改造資本主義制度社會工具的理論行不通。因為土地和資本巨頭既然具有政治特權，便不會放棄他們的利益。實現合作化，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制度基礎的變革。而這種變革只有把社會的有組織的力量即國家政權從資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轉移到生產者本人的手中才能實現。至于資本主義合作化，雖能起非常進步的資產階級的作用，但只能削弱這個趨勢，而不能消滅這個趨勢；同時，不應當忘記，這種合作社對富裕農民的好處很多，對貧苦群眾的好處則很少，幾乎沒有，而且合作社本身也會成為雇傭勞動的剝削者。

正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馬克思提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農業合作化。即馬克思所說的農業合作化必須是“生產資料的全社會所有制在先，而合作社的共同生產與占有在后”，以及恩格斯提出的，在未來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社會中，必須首先實行土地公有制，由合作社進行具體的土地經營。

中國遵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合作化中建立了農村土地公有制，但是與馬克思當時設想的土地國家所有制不同，馬克思一貫的立場是土地國有化愈來愈成為一種“社會必然性”。在討論過渡時期必須大量發展合作社時，恩格斯特別強調：使社會（即首先是國家）保持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把大地產轉交給（先是租給）在國家領導下獨立經營的合作社，這樣，國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后來蘇聯合作化采取的也是土地國家所有的農莊制度。

但是中國采取的是土地屬于區域農民共同所有的土地制度。中國合作化對于馬克思合作化理論的上述突破的依據：一是中國是一個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革命的貧窮落后的國家，并不期望有過高程度的土地公有制；二是農民是中國革命久經考驗的主力軍，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可靠也合理；三是土地由農民集體所有，使農民對于自己的共同財產看得見，摸得著，有利于農民互相守望，增強農民的獲得感。中國還留下一塊自留地給農民，便于生產用于自己消費的農產品。

如果說土地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把應該屬于自己的土地從地主手中奪取回來，建立了土地農民個人所有制的話，那么合作化是在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把自己的個人土地通過合作化在區域農民共同所有基礎上，重建土地的個人所有制，即土地的農民集體所有制。

4.所有制具體形式的理論

生產力最革命、最活躍。所有制的具體形式更接近現實生產力，必須在充分考察現實生產力基礎上完善和調整。對于所有制的具體形式，馬克思恩格斯有不少估計和設想，但許多只是在當時歷史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很多還是對歐洲發達社會的設想，不一定能符合將近兩百年后的當代。馬克思恩格斯自己也常常承認自己原先的有些觀點并不正確，而恰恰在這個領域需要我們有更多的創造。

現實的生產力由勞動力、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等組成。所有制的具體形式要有利于這些生產力要素最優組合。土地制度的具體形式就是有利于資源配置組合以及協調與此相關的利益關系。

資源配置與配置中的利益關系有組織內外兩方面。關于組織內部資源配置與利益關系，馬克思曾提出過一個總勞動的觀點。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作了一個設想，勞動資料是公共財產，總勞動由集體調節。注意：馬克思在討論農業公有制時提出的是集體勞動，這里提出的是總勞動由集體調節，可見這是對于集體勞動進一步的詮釋。正如勞動資料為公共財產，在分配過程中表現為“按勞分配”一樣，在生產領域體現為總勞動由集體調節。馬克思所說的總勞動是個別勞動的集合，但不等于個別勞動的簡單相加，而表現的是為生產資料占有者對勞動目的和勞動過程的控制，以及在此基礎上，對于生產資料使用方案，因此總勞動比個別勞動更為高級。在集體勞動中，集體調節部分多大才合適，取決于社會分工水平，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規律的制約。但是在農業中兩者關系究竟如何?馬克思沒有說，根據馬克思認為合作化后農業應該像工業一樣集中勞動的主張，估計馬克思對此應該認為與工業相同。

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中國合作化采取仿造工業化的集中統一勞動，但是在實踐中發現農業與工業有很大區別：一是由于不可控制的自然力多變，需要管理者及時地作決策。二是農業自然生產過程與農業勞動過程不完全一致，與工業持續、均衡生產很不同，不易安排勞動力。三是農業勞動與農業成果之間不完全相關，由于自然力也在獨立影響農業的最終成果，因此很難精確計算個別勞作的價值。

這些不確定性和多變的特點十分適合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經營。為此中國采取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即在有關諸如農田規劃整治、公共配套設施建設、作為農業基本生產資料土地的配置和管理和其他有關整體利益的勞動管理由集體總勞動調節。對于農業生產經營的個別勞動則交給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民，使農民家庭成了相對獨立的經營主體。這是黨的領導下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新發展。

關于組織外部資源配置與利益關系，馬克思主張采取計劃經濟。他認為公有制不必繞彎市場，可以擺脫市場自發調節作用，采用直接而高效的計劃經濟。但是不同經濟實體間的利益差別與無法對應千變萬化的供求關系的把握，使我們在保持公有制的同時又必須實行市場經濟。實現的路徑就是通過公有制兩權分離，將其使用權與市場經濟結合，農業家庭承包是中國最早實現這種結合的。隨著家庭承包戶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者以后，商品的流動性逐漸從農產品向農業生產要素，即農業耕田和農村建設用地深入展開，于是出現了矛盾。土地承包經營權是與本村農民身份密切相關的長期使用權。如果流轉農民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勢必會把與農民身份相關的權利也轉移了，農民也就失去了作為本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主人的地位；如果保持農民作為本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主人的地位，土地承包經營權就不可以流動，從而土地資源的優化配置就無法實現。

通過三權分置終于解決了這個矛盾。即土地權屬不能簡單分為所有權與使用權兩個權利，需要根據分工交易中的不同權益需要，對于使用權繼續分離。即分為具有所有者身份長期使用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可以轉讓的有時限的土地經營權。于是公有制的具體形式與市場經濟結合之后，在理論和實踐上，找到了在農村土地公有制條件下實現土地產權化的道路。

三、新征途上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完善與發展

我們正站在習近平同志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在未來的新征途中，必須繼續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并探索建設與富強民主和諧美麗的現代化農業和農村的實際相適應的土地制度的具體形式。

1.必須堅持土地農民集體公有制

馬克思主義對于人類最大的貢獻就是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性，提出解放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就農村土地公有制而言，還有特殊的意義：一是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土地即“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人類“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和再生產條件”。土地是維持人類生存的食物生產的基本生產資料，以及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空間。在陸地中，除了高山、荒漠等不適宜人類生活居住和生存的土地中，大部分是農村土地。二是在中國農村土地不僅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基礎性資源，也是有關于整個社會永續發展的重要資源。

曾有人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建設和推動城市化的巨大障礙，主張農村土地私有化。他們認為，土地私有化可以增強農民保護自己土地的意識和能力。集體所有制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集體代替個人做主的事情，違背農民的意愿，侵害農民的權益。其實采取集體所有制是走農民共同致富的道路，怎能說違背農民的意愿，侵害農民的權益。土地私有化又怎能增強農民保護自己土地的意識和能力呢？農民是分散弱小弱勢群體，恰恰需要抱團面對社會中的強勢利益集團。

也有人認為合作化過了頭，主張農民退回到初級社階段。有不少學者認為現在的農民集體是來源于1962 年的“人民公社六十條”，農民“不享有類似于土地股權這樣的財產權利”“農民在集體中的成員資格也是虛的”。其實進入高級社以后就已經實現土地農民集體共有，取消了土地入股分紅。這種理論來自西方產權理論，但西方產權理論可以解釋私有制作為經營權的產權，不能解釋作為公有制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

有些人在農村集體經營資產改革中，主張資產按份所有，但資產按份所有不符合公有制的特點?？梢杂小耙蝗艘黄薄钡臎Q策權，“一股一份”的收益權，卻不可以有按股所有的資產權。

一些學者可能為了強調農民在農村集體中的重要地位，不適當地提高了作為承包權的用益權的地位和作用。他們認為土地承包經營產生土地集體所有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高于土地所有權。有些學者根據一些地區農村集體缺乏管理，認為集體管理已經不必要，不適當地放大土地經營權，放棄從全局和長遠考慮，不符合憲法規定。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農民在黨領導下的歷史性選擇，這是農村土地制度具體形式探索和完善的基本前提，不容猶豫動搖，必須堅持不懈。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缺少或者削弱農村集體所有制，將地動山搖。

2.新征途土地制度的新未來

新征途中國農業農村將加速現代化。隨著中國工業化和農村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農業和農村生產力將出現更大發展和形態多元的變化。

農村將進一步非農化，有更多的農民離開農業，由于人多地少的國情，雖然不可能達到歐美的程度，農業規?；潭葧羞M一步提高。農業集約化、智能化、數據化趨勢會進一步強化，會出現越來越多無人或少人的農業種養，這又進一步增加農業規?；目赡?。隨著科技進步和社會觀念的提高，農業生產過程生態與智能結合，農產品的綠色安全要求的提高，農業對于周邊環境的多功能要求將越來越高，從而對土地公有制的具體形式有更加豐富和多元的要求。幾乎與中國城鎮建設用地面積相仿的農村建設用地與宅基地中相當一部分市場化后，將出現形態多元的農村建設用地的產權。

新征途中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將根據這些未來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完善與調整。首先，在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中，家庭承包的種養規模進一步提高。其次，農業集約化、專業化程度的提高，農業生態綠色監管要求的提高，以及農業土地流轉的增加，集體統一經營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再次，隨著農業專業化深入發展與市場化分工的緊密結合，農業要素主要是其中土地使用權的不斷市場化，必然不斷推動它的產權多樣化發展。最后，根據農業專業化的需要，將有形形色色的農業新形態組織出現，其中將出現各種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聯合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形式。這些變化會深刻地影響著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制的具體形式。在黨的領導下繼續引導廣大農民為自己美好的前景，堅持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在實踐中不畏困難、敢于探索、敢于創新，一定會創造出能容納和促進未來現代農業更大發展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繼續做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