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北約”已具雛形

林民旺

2021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及印度總理莫迪在白宮舉行了首次面對面“四國安全對話”（Quad）。會后發布的聯合宣言顯示，四國將在疫情應對、衛生安全、基礎設施、氣候變化、人文教育、關鍵和新興技術、網絡安全和太空等領域展開合作。此外，四國還共同發表了一份? “關于技術設計、開發、管理及應用原則”的文件，凸顯出技術因素在Quad中的重要性。

2021年9月24日，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及印度總理莫迪在白宮舉行了首次面對面“四國安全對話”。

此次線下會議，一方面是為鞏固“四國機制”已有成果，另一方面則是為拓展深化該機制下的合作。此前3月，在美國的倡議下，美日印澳四國以線上方式首次舉行領導人級別會晤，確立了三個領域的合作，包括新冠疫苗的生產和供應、稀土供應鏈以及關鍵新興科技領域的合作。而這次線下峰會又新增了太空與人文領域合作，已有的合作也在不斷加深。

并非巧合的是，在此次會議召開前，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布成立新的“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美英兩國將幫助澳大利亞建造至少八艘攻擊核潛艇，還將在人工智能、網絡安全等方面深度協調合作。這些動向凸顯出在“印太戰略”背景下全球與地區地緣政治格局發展的大趨勢，將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構成重要戰略挑戰。

2017年11月，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外交部的司局級官員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了四國會議，此舉被認為是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時隔十年之后的重啟，也是四國對“印太”概念的官方認可。由此，“印太”概念下的Quad逐漸得到發展。經過近四年發展，“四國機制”已具有以下四個維度的特點。

一是在政治上，四國以遏制和平衡中國為共同的戰略目標。美日印澳強調四國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彼此的關系建立在共同的“民主”價值觀之上。盡管四國領導人在公開發言及聯合聲明中都避免直接點名中國，各方官員也聲稱“四國機制”旨在合作，但四國都或明或暗地指出，該機制建立的原因是基于對中國崛起的擔憂，直接意圖則是應對中國不斷提升的影響力。雖然四國在制衡中國的程度上存在差距，但都主張通過全方位措施應對中國崛起。

二是在軍事上，四國構建了“印太”海域的海上安全聯盟。為應對中國海上力量的崛起，四國在海洋戰略上進行深度協調，形成了在“印太”海域上的戰略分工，印度向美國在波斯灣島國巴林的中央海軍司令部派駐海軍軍官，美國則向印度設在古爾岡的信息融合中心派駐海軍官員。此外，四國更是通過簽署后勤協議等方式，逐步推進軍事基地和軍事后勤補給設施的共享。在“印太”海域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基地，如關島、留尼汪島、沖繩、迪戈加西亞島、科科斯（基林）群島以及安達曼—尼科巴群島等，四國都逐步形成了彼此共享基地和設施等協議。

三是在經濟上，四國重構經濟產業鏈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四國對在經濟上依賴中國感到擔憂，加快步伐尋求重構產業鏈，試圖從經濟上與中國“脫鉤”。四國共同加強了對中國投資的所謂“安全”審查，努力尋求中國商品的替代選擇，還聯手打造基礎設施建設聯盟，以平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

四是在技術上，四國構建了一個排擠中國的“技術聯盟”，試圖阻止中國在重要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占據主導地位。拜登政府將半導體、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聯網三個技術領域作為核心發展領域，計劃聯合其他國家，在科技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在半導體領域，四國建立了“安全半導體供應鏈”。與此同時，印度將美國打壓中國看成是自身重大發展戰略期，迅速推出了超過10億美元的現金獎勵，以鼓勵臺灣地區半導體芯片制造公司將產業鏈轉移至印度。

可以說，“四國機制”已初步形成了以遏制和平衡中國為目標的全方位“戰略聯盟”，盡管目前該機制主要是戰略協作且表現得較為松散，但其未來趨勢卻不容小覷。

自2017年重啟以來，“四國機制”發展速度驚人。從最初的司局級會晤，發展到外長級會晤，進而到領導人級別峰會;從最初各自發布會議新聞稿，到現在發布聯合聲明文件;從最初部分國家避免使用Quad一詞，到現在四國都毫不忌諱地直接使用該詞;從2017年討論模糊的“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議題”，到如今明確具體的合作領域與議題。上述一切都表明，“四國機制”已從重啟時的彼此試探，逐漸走向形成內部互信的階段。

未來，“四國機制”可能實現進一步機制化、實體化。在2021年9月四國峰會召開后，有媒體報道稱，四國領導人承諾未來將繼續保持年度會晤機制。目前，“四國機制”已形成較為完善的溝通機制，實現了從工作層面磋商到外長會晤進而到舉行領導人峰會的完整機制。未來，該機制還可能設立秘書處作為協調機構。在合作議題上，四國明確設立了各個工作組來切實推進各領域合作。

而在四國彼此的外交政治關系中，過去存在的各種短板也被相繼彌補。以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的2+2部長級對話機制為例，2018年9月美印開啟了首次2+2部長級對話;2019年11月，日印召開了首次2+2部長級對話;2021年9月，印澳也召開了2+2部長級對話?？梢哉f，四國之間關系的短板都被逐一補上了。

該機制還可能實現進一步擴大化，或與其他機制聯動。自2020年3月開始，美國以抗擊新冠疫情之名，召開了美日印澳外加新西蘭、韓國、越南的視頻會議，試探性地構建“Quad+”機制。拜登政府上臺以來，在亞太區域選擇性地著重拉攏越南、菲律賓等國。未來，隨著這些國家國內形勢的變化，美國繼續發展“Quad+”機制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目前，“四國機制”在繼續發展的同時仍舊面臨矛盾和障礙。首先，印度是“四國機制”的最短板，若要讓其真正奉行“脫亞入美”，仍需各種調試權衡，俄印關系或為限制因素之一。在部分議題上，印度與美日澳的利益也并不一致。在南海、臺灣等問題上，印度保持了低于美日澳三國的介入姿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印度，主張“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其實同中國等國家的立場更加一致;在新興技術問題上，印度雖不愿采用華為的5G技術，但也不愿看到美國的5G技術獨霸印度市場。不過，準確來說這些都是它們“大戰略”下的小分歧。

其次，美國用來遏制中國的多個小集團，如“五眼聯盟”、AUKUS和Quad，既可能相互聯動，也可能形成相互抵消的效果。例如美國、英國幫助澳大利亞發展核潛艇，顯示出美國對不同盟友的親疏遠近，變相提醒印度遠非美國的“自己人”。但另一方面，AUKUS的發展也顯示出美國“反華”承諾的堅定性，這可能給美帶領下的“四國機制”帶來激勵：只要足夠“反華”，其他問題“一概不究”。

對中國而言，“亞洲北約”初現雛形或許意味著真正的戰略挑戰已拉開帷幕。但若說這一局面是由美國一手推動才形成或許并不準確，日印澳三國在這一過程中并不消極被動。例如，日本曾推動“四國機制”的重啟，印澳在新冠疫情暴發后也不斷“添油加醋”。

“亞洲北約”形成的根本原因或為中國崛起實質性地改變了地區的實力分布。過去，地區大國同中國的實力差距并不大，因此沒有聯合制衡中國。但是，當實力差距日益明顯時，聯合制衡中國成為它們的首要選擇。

（摘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