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超
海德格爾在《林中路》中說:“思就是詩。盡管并不就是詩歌意義的一種詩。存在之思是詩的源初方式。正是在此思中,語言才第一次成為語言,亦即進入自己的本質。存在之思道出存在的真理的口述。存在之思就是最初的詩。存在之思是原詩(Urdichtung),一切詩歌由它生發,哪怕是藝術的詩的作品,只要它們是屬于語言的范圍成為作品的,都是如此。廣義和狹義上的所有詩,從其根基來看就是思。思的詩化的本質(das dichtende Wesendes Denkens)維護著存在的真理的統轄,因為真理思地詩化?!?/p>
海德格爾這段話道出了語言及詩的本質。只要人類這一特殊語言物種存在,詩與思的共相展現就會永世不絕地重復。本真的詩,從誕生到完成,所呈示的不朽功業,不是歲月積累的碎屑,不是退入人的原始本能發出的宣泄,不是修辭和咒語的炫惑,而是一種特殊的“命名”。它堅持刺入生存的本質,道出真相/真理,為人類的再生提供“語言作為存在之家”的保證。詩人為神圣的東西命名,也為生存的壓抑命名,前者體現為大生命家宅的慶典,后者體現為從遮蔽到澄明的拯救。詩歌,就這樣成為既為人創造,又創造著人的最了然、最精審的形式??紤]到語言藝術與真理之間這種二而一的本質關聯,一個陳述句就產生了:詩歌是估量生命之思無限可能性的嘗試。
人通過反觀自身得以真實地存在。有些詩卻能描述出一種比人的存在更偉大、尊嚴、高貴的存在。不是詩歌模仿人,而是詩歌讓人達到它。
接近詩歌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但不去接近卻更為危險。
我反對詩歌中絕對主義、權力主義的論調,在他們看來,詩,要么唯美而摒棄對存在之思的呈現,要么堅持從一種理念出發最終揭示它。前者被稱為純藝術,后者被稱為深刻的哲思。
這是一種非此即彼的詩歌觀念。它可能源于極權政治的思路或習慣。而我看到優秀的詩常常是這樣:在詞語的歷險中,傾注著詩人生命中最持久的思想、感情和經驗;在智力的快速運動中,閃射出精純形式的欣悅和自足。
誰能將火焰的光、熱和形體剝離?這也許是科學家熱衷的事情。詩人傾心的是不可分離的整體性。
我這樣區分好詩和偉大的詩:前者體現為完美,無懈可擊,有如一粒飽滿潤澤的珍珠,讓人觀賞;后者也許常常不夠完美,但它卻是能產生下一代生命的卵子,無數的詩人繼續創造了它之所是。
詩歌的進步并不是指前輩詩人困境的解決,而是將困境擴大、加深,是生存和語言問題無限性的反映。
思鄉?。含F代詩的一個基本母題。有些詩人找到的是精神避難的伊甸園,另一些詩人卻尋找另一種更危險的精神家鄉。前者以安恬為終的,后者以歷險為終的。前者自戀,后者自審。我熱愛那些歷險的詩人。說到底,精神的家園除去我們自身地火般的掙扎過程外,能到哪里尋找呢?
我想,我們是不是不要再糾纏在“傳統”和“先鋒”這對立狀態的爭執上?事實往往是這樣:如果詩歌的確有最高限值,我們不妨建立這樣兩個極——“揭示生存/生命的詩”和“作為一種行當的詩”。這似乎更有意義些。
如屈原的《天問》作為傳統,和今天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精神意向恰恰像是共時性的。將詩作為個體生命對生存的追問,和當作一種修辭技藝的行當,這不是新與舊的區分,而是真理和謬誤的區分。
詩歌作為一種獨立自足的存在,源始于詩人生命深層的沖動。但生命深層的沖動常常成為惰性詩人敷衍寫詩的借口。因此,真正的詩歌不遷就一切,包括“我”那點可憐的原動力。它關心的不是“我”在場,恰恰是“我”的消失。
隱去詩人的面目,將生命的活力讓給詩歌本身吧!
帕斯卡爾在《思想錄》中說:“正要寫下我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它卻時而逃逸了;然而這使我記起了自己的脆弱,以及自己時時刻刻都會遺忘;這一事實所教導我的,并不亞于我那被遺忘的思想,因為我祈求的只不過是要認識自己的虛無而已?!?/p>
詩歌寫作常常也伴隨著這樣一種虛無的狀態,它使我懷疑語辭的力量,甚至頹然擲筆。但我知道,這種虛無和懷疑,其本身含有自我肯定的因素。重要的只是,是在虛無和懷疑中止步,還是將之在靈魂中更廣泛地展開……
在語辭的歷險中,我發現了許多小小的完善者。他們使我快樂,但不是那種值得我重視的人。我向這樣的詩人致敬:他們的不完善是因為其奮力企及之物的淵深或高闊。
我們時代詩歌的一個嚴重毛病,就是詩人把自己看得比詩更有價值。
假如要我揀出一條寫作現代詩的體會說與你們,我想它會使許多人感到詫異:現代詩是最不自由的詩歌形式。它不僅關涉詩章,而且關涉詩句;它不僅關涉詩句,而且關涉詞語;它不僅關涉詞語,而且關涉詞素;它不僅使詞素用力,而且要求“詞根”用力。
如果作為生存見證的詩歌存在,我對人類的信心就會存在。我將詩歌看作半人性向人性的艱難過渡。詩歌的歷史應該看作真理呈現自身的歷史。偉大的詩歌不寬恕一切,包括詩人自身。消滅詩歌是對人類精神最根本的迫害。我們考察一個時代,有一條屢試不爽的方法:看它對詩歌的態度。
真正的詩人常常是這樣:他描繪的地獄,不是薩特所說的“他人”,而是自己。他通過自己,審判生存的根基。不要相信那些“純潔”的啟蒙者,他們才真是老謀深算,他要代替神祗,而使自己在被審判中永久缺席。因此,我忍不住要對他們說:啟蒙人者啊,請先使自己啟蒙吧。
在我的詩學研究中,我同時用詩歌寫作來省察我的理論文字。我發現它們常常是兩極運動的,詩歌和詩學一樣,往往從反思對方開始。詩歌的固執是詩歌的必要,詩學的固執也同樣是詩學的必要。一首優秀的詩歌,將有可能成為新詩學的感性表述;而一個有真值的詩學表述,則有可能成為新詩歌誕生的契機。
因此,在我這里,詩歌的產生沒有捷徑,就是說,它源于一種完整自覺的構想。這也許是我的詩與靈感派詩人的不同之處。
現代主義詩歌的出現,刷新了詩歌的基本構成。在我這里,常常會有人問道:“我為什么讀不懂,是不是我太理性化了?”對此我不知如何答對。但就我的體驗,一首有難度的現代主義詩作,我們之所以讀不懂,原因更多不是由于我們的“太理性化”。恰恰相反,是我們的“理性”,只是生存功利衍生的道理,而不是生命意志與天地之道的合一。因此,這時代多么需要健全的理性??!生存功利衍生的“道理”,對人這“思想的蘆葦”而言,恰恰是反理性的、茍且的。
詩就是思。
思就是使遮蔽得到澄明。
澄明就是海德格爾所說的光芒朗照(Lichtung)。
光芒朗照的詞根是“光”(dasLicht,Light)。
歌德臨終時吐出的話語是“再亮些!”詩人,讓我們渺小的生命投入漢語言的火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