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發達地區農村社區營造的現實困境、潛在優勢與可能路徑
——基于對中部S村的調查與思考

夏國鋒，胡向慧

(湖北文理學院 政法學院，湖北 襄陽 441053)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回顧

伴隨著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中國的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遭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市場等不同力量的交織、交疊，不斷影響并塑造了當下中國鄉村的面貌及格局。隨著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不斷外流，中西部地區的大部分農村不斷趨于“空心化”；與農村人員不斷外流相伴隨著的是村莊個體之間、個體與村莊之間的社會關聯度也在不斷弱化。這些不斷“原子化”村莊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漸趨物質化、利益化和理性化。農村社會的傳統文化、人情、輿論等逐漸式微，公共生活不斷衰落。當下的中國農村儼然早已從費孝通先生筆下的“熟人社會”變成為一個“半熟人社會”[1]或“無主體熟人社會”[2]，鄉村社會共同體不同程度地經歷著瓦解的趨勢。因此，如何重建村莊共同體成為鄉村社區建設或治理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議題。在學界對鄉村社區發展充滿關切的同時，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隨之出臺《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鄉村社區建設與社區治理是鄉村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而社區營造則可成為推進社區建設和改善社區治理的理念和內驅性路徑[3]。

近些年來，“社區營造”的概念與經驗也隨著媒體與學界的介紹被引入我國大陸。與傳統意義上的社區建設或社區治理不同，社區營造更注重社區建設的美學化、生活化及主體性，在保持該地區多樣性和獨特性的同時，注重引導居民自下而上地參與到社區公共事務與社區建設中來，并在參與過程中注重凝聚居民共識，培養社區居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以期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的同時，營造屬于社區自身的特色，改善社區環境并美化社區生活空間，進而促進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環境之間逐漸建立起緊密的社會聯結[4]。

從知網上以“社區營造”為主題詞進行檢索，并對這些文獻進行簡要梳理來看：一是聚焦于對不同地區社區營造的學理分析與經驗介紹。比如，有學者總結了臺灣社區營造的經驗與啟示，以尋求其對大陸社區營造的借鑒意義[5]；有學者深入分析日本魅力鄉村建設中如何展現鄉村價值的社區營造實踐[6]；曹大明梳理了臺灣高山族社區營造的歷程、經驗及啟示[7]；岳經綸等以臺灣某社區治理的個案考察，分析討論社會精英在創建社區共同體中的重要作用[8]；劉鐳則從社會變遷的視野下分析了臺灣農村社區營造的內在機理[9]等等。二是對我國大陸社區營造實踐的分析與研究。比如，高藝多基于對上海城市某社區的項目評估的反思，討論了城市社區營造的模式、機制及存在的問題[10]；黃瑩等則集中討論了城市社區文化營造的路徑[11]；李雨洋探討了社會資本對社區營造的影響[12]等等。除了對城市社區營造的一些研究之外，也有少部分學者考察分析了農村地區的社區營造。如陳建勝基于杭州農村文化禮堂建設的調查，討論了農村社區文化營造的現實基礎與可能路徑[13]；周穎通過對比分析三個農村社區營造經驗，提出內外共促以形成集體行動能力和多維度建設的鄉建模式[14]；萬江紅則以湖北農村的“抗疫”實踐分析為切入，討論了處于災難之中的非常態下農村的社區營造問題[15]等等。

從既有相關文獻梳理來看，關于“社區營造”議題的研究，已從最初的對日本、中國臺灣等地區的社區營造實踐分析與經驗介紹，開始更多地轉向關注國內大陸地區的社區營造實踐考察，即研究者的研究關注“眼光”開始“由外轉內”。但同時也看到，這些“眼光轉內”的研究中，研究者們也是更多地著墨于對城市社區營造的分析，而對農村社區營造的討論相對不多，尤其是對資源稟賦缺乏的欠發達農村地區的村莊為關注對象的探討更為缺乏。因此，本文將秉持“社區營造”的以人為核心、挖掘優勢資源的理念及多維度營造的整體性框架，嘗試分析思考欠發達農村社區擁有的潛在資源及營造的可能路徑。

二、中部S村概況及其發展面臨的現實困境

S村地處我國中部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屬典型的“原子化”村莊。村莊歷史悠久，傳承了以包容進取精神為核心的楚文化和三國文化。村莊產業以農業為主，如棉花、水稻、小麥、玉米、桃樹、魚蝦養殖等，幾無二、三產業，因此村民家庭收入主要有兩大來源：一靠外出務工，二靠本地種養業，屬于典型的“半工半耕”模式[16]。因此，村里青壯年勞動力平時大多都在外務工，春節返鄉，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小孩。村級兩委組織健全，還有一個無成文組織規范的社區文化組織——中老年歌舞隊，村內也有少數老年人信仰基督教、佛教等。近些年在地方政府的倡導管制下，村莊人情往來相比之前逐漸簡化，只保留紅白喜事宴請，社會關系相對和諧，村民間也較少發生沖突。

(一)公共基礎設施差，社區營造資金缺乏

S村的公共基礎設施相對落后，村內道路也年久失修，破損嚴重且較狹窄，農業水利設施老舊，村內公共文娛設施少且單一，幾乎所有垃圾池也已開裂或倒塌，醫療站點的醫藥品種少甚至缺乏。相比于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村和集體土地等資源易于開放創收的城市近郊村莊，位于中部遠離城市的S村而言，村莊集體經濟較差，村集體經濟收入低，村集體可支配的公共財力弱。村級兩委組織的日常運轉以及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維護基本上全部依賴于上級財政轉移支付。因此，在村莊自身財力不足、上級財政轉移支付有限情況下，勢必造成社區營造資金不足，更遑論聘請專業團隊幫助其進行社區發展的規劃設計等。

(二)年輕勞動力大量外流，老年人成留守主體

以前在夏季防汛期，村干部很容易組織青壯年駐守河堤。近年來，由于村內青壯年勞動力大多都外出務工，S村“空心化”現象嚴重?，F在每年的防汛期來臨時，村干部只能親自上陣。雖然S村在籍人口有2600多人，但其中65歲以上老人占比約20%。但由于S村以農業為主，加之農業“三個月耕種，九個月閑暇”的周期特點，村內留守的大量老年人在大多數時間處于無事可做的農閑階段。

(三)公共事務參與不足，村民再組織化乏力

人民公社化解體之后，村民的集體意識不斷衰弱，社會生產和人際關系縮小到以家庭為單位，呈現“原子化”狀態，多數村民“只護自家燈火”，對村內公共事務置若罔聞，公共參與動力不足。大部分村民從沒想過通過村莊的發展而讓自己受益，更有部分村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一直想逃離村莊，以致現在的農村社區已很難再作為一個統一的行動單元。稅費改革后，村莊對村民的組織也失去了以往的強制性力量，村干部作為社區領袖，對村民的組織動員力也不斷下降，逐漸變為被動執行上級下派任務的職業干部。

三、視角轉換：農村社區發展的潛在優勢或資源

社區營造理念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努力發現或挖掘社區內潛在的優勢或資源，而不是一味地將眼光只盯在社區所面臨的問題層面。那么，對于面臨著基礎設施差、村莊集體收入低、年輕人大量外出、村民公共參與不足和再組織難的S村而言，它又有哪些可能成為社區營造的潛在資源或優勢呢？

(一)村民之間的弱異質性與富余閑暇的老年群體

S村是由相似度較高的人群組成的村民低度分化的村落，村民的社會背景相似，日常文化生活相近。雖然村民不再被捆綁為一個生產集體，但其與土地都保持著緊密的生產關系，即村民職業相同、生產活動相似。另外，由于農業收入有低穩特征，村民的經濟分層化程度不高。因此，個體之間具有的較高同質性特征，也易于產生共同需求，而共同需求則是將村民組織起來的關鍵。比如，S村在夏季干旱時節，村民有灌溉農作物的共同需求，在共同需求的驅使下，村民可被組織起來為共同的需求而行動，共同的行動過程也會強化或固化村民之間的關系網絡。另外，由于村莊內留守的老年人居多，再加之農業生產的周期性特點，這意味著以老年人為主體的留守村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身于村內事務討論和村莊建設，或利用自由支配時間去從事公共性的娛樂活動項目。相比于年輕人，老年人群體對村莊社區更具有歸屬感，也更容易組織起來參與村莊事務的建設。

(二)揮不掉的“鄉愁”與村莊的“拉力”

若將進城務工村民喻為風箏，那風箏線一定緊系于故土。村莊對村民是有“拉力”的，一方面是村民對村莊的未來歸屬感和文化認同感，另一方面體現在農村的未來發展潛力?；诖迕竦耐|性和村莊成員的穩固，村民對曾長期生活的村莊具有內在的情感認同和歷史記憶，即懷有揮之不去的“鄉愁”。另外，隨著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出臺及國家大量資源對農村發展的投入，都成為吸引村莊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回流進而促進村莊發展的契機。在漸進的中國城鎮化道路中，大多數農村家庭的生產方式是“半工半耕”，因而大部分進城務工人員并沒有真正離開故土扎根城市。因而，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將會形成以情感歸屬為基礎、經濟發展空間為主導的拉力，將大部分外出務工經商村民的未來生活拉回村莊。這些具有外出務工經商經歷而已經或將來返鄉的村民，是社區未來發展的關鍵，也將是農村社區營造的優勢資源。

(三)村莊社會傳統規范的慣性與村民行動的約束

村民有被信任、被幫助和獲得尊重的需求，村民在基于需求的長期互動中形成了村莊社會的關系網絡，并形構了村莊的非制度化規范結構。雖然村民之間的關系伴隨著現代化的沖擊，變得更理性化、利益化，但村落社會的傳統規范仍保持著一定的慣性。因此，S村的村民依舊很重視自己在村莊內的人情關系和面子，仍或多或少會感受到村莊輿論的壓力。人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舊會遵循著村落社會的價值規范或角色期待行事，如善助、正義等。S村長期形成的鄰里互助傳統、面子競爭機制等仍然在發揮作用。比如，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S村為“抗疫”而組織開展了村民捐款活動，大多數村民踴躍捐款，雖然有一部分村民在本不打算捐款的情況下，看到熟識的人或鄰里們都捐了款，最后也參與其中并且與別人的捐款金額相差無幾，有的反而捐款更多。這便體現了村莊公共輿論、價值等傳統社會規范對村民的約束力。S村的歷史傳統、人際關系網絡、價值規范等，也都可能成為社區營造的文化性資源。

四、欠發達地區農村社區營造的機制與路徑

社區營造的關鍵在于潛在優勢或資源的挖掘及其有效組織以達到發展的目的。發達地區的社區營造往往探索出以資源挖掘與投入激發居民在資源再生產的過程中形成自組織并促進社區發展的機制，這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外部政策支持及豐富的本土景觀、文化等資源，社區居民被資源分配和再生產的活動吸引，因而社區營造的效果往往與資源投入正相關。那么，對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社區營造而言，在一定程度仍然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但同時更需要挖掘本土優勢資源。也就是說，農村社區的營造本身，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本土優勢的同時，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與支持；更需要內外雙向共同用力，但激活內在動力是根本，否則社區營造則無法形成持續機制。

社區營造的核心在于自組織[17]，因而如何加強資源秉賦不足的欠發達村莊的自組織便顯得格外重要。與發達地區基于資源激發的自組織機制不同，欠發達村莊的自組織機制需建立于村民的日常公共生活。相對同質化的村民基于村莊傳統規范和人際關系網絡，開展社區日常公共生活的自組織過程中形成的組織機制，可提升村莊行動力、盤活社區資源，降低資源不足風險，進而促進社區發展。因而，欠發達地區農村的村民同質性、傳統社會規范和村民對村莊情感認同等，是將村民日常的公共生活組織起來的關鍵。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社區營造應著眼于村莊優勢以修復其趨于疏離的社會關系，并在日常公共生活中發展自組織，完成社區內自組織的自我造血。同時，對于資源的尋求與挖掘也不容忽視。在自組織理論的基礎上，欠發達農村社區營造應面向對人、組織力、文化、產業、環境的多維度營造：人是日常公共生活的主體，組織力的發展促進自組織順利運作，文化營造可增強村莊規范，經濟與環境的營造為自組織發展提供資源活力。

(一)人的改造：主體力量激活

人是日常公共生活的主體，村民在合力參與日常公共生活中形成緊密的行動共同體是社區營造的根本目標。

1.對社區領袖即組織者的培育對組織者的營造即培育社區領袖，引導社區能人成為鄉村建設的組織者是社區營造的關鍵。社區黨員干部、社區能人、中堅農民或外出務工經商返鄉人員等往往是農村社區組織者的重要培育對象。對組織者的培育，應著重于培養其帶頭精神、重塑領導者權威和組織能力培訓等三個方面。第一，以宣傳、激勵等情感責任型方式促進社區領袖的形成、號召黨員干部帶頭。第二，賦予村級治理更多自主權，使組織者在鏈接資源的過程中有合理的資源支配權，進而重塑社區黨員干部的領導者權威。第三，加強對組織者進行組織能力和各種技能培訓，以增進其領導力，良好的組織能力和人格是讓人信服的關鍵，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村莊事務的完成效果。

2.強化村民參與，提升居民營造意識村民的社區公共參與意識，需要通過宣傳、教育和激勵，促使村民提升社區營造意識，村民主動參與村莊事務的責任感對社區營造起重要作用。村民參與社區營造事務還需基于一些外在條件，諸如對集體資源進行分配、對公共事務商討、受組織者的號召、參與能力足夠。第一，雖然欠發達地區農村的村集體財產少，但農村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可以從土地資源的管理、規劃與再利用為切入點，吸引村民參與討論。第二，協商公共事務、解決糾紛、表達利益訴求等日常生活事務，也為村民提供了協商合作平臺，能激發村民主體意識。第三，村民往往對自己不擅長的領域缺乏參與的動力，因此加強技能培訓不僅能提升村民參與社區實務的意識，也能增加居民營造社區的能力。

(二)組織力營造：創新運作方式

組織力營造指創新事務管理手段，提升村干部組織能力，促進自組織有效運作。第一，在現代信息技術已深深嵌入人們日常生活方式的當下，村干部可應用現代通訊技術將在外工作的村莊居民或“鄉賢”組織起來，如開辟在微信群里探討村莊事務的參與方式，促進在外地的村民了解村內日常生活，進一步增加其與村莊的聯系。利用新媒休，通過具體事件的討論參與，重塑在外村民的團結與參與熱情。[18]第二，在社區營造過程中，需要充分吸收相應專業知識，可充分利用村莊大學生和在外務工人員以及新鄉賢群體，鼓勵并倡導其為鄉村發展貢獻專業知識和建議。第三，建立并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的作用，如村級黨組織引導在地“中堅農民”為主體創立生產互助合作性組織；如充分發揮老年人富余閑暇的優勢，尤其發動老年黨員牽頭，組建老年人協會；同時引導挖掘村中的中老年歌舞隊組織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議事功能等。高效的社區社會組織運作能及時回應村民需求，同時也為社區營造注入活力。第四，創新監督機制，對村莊建設過程中的公共事務表決、公共項目進展等，通過新媒體(如微信群)向在外村民公開展示，引導在外村民對村莊各類事務的監督和民主參與。

(三)文化營造：增強村莊共識

文化營造旨在促使村民提升文化歸屬感、建立文化認同，凝聚社區共識。文化營造包含許多方面，如價值文化、特色產業文化、地理景觀文化、名人文化、風俗文化等。類似S村這類欠發達農村，雖然經濟產業發展不足，但具有較好的人際關系網絡、公共輿論和集體生活記憶等優勢，其傳統的村莊規范尚未完全瓦解。村民所具有的“鄉愁”和村莊公共輿論對村民行為的約束，成為組織村民參與集體行動的文化基礎。因此，其文化營造可從村莊歷史和傳統習俗、集體生活記憶等切入，可通過回顧傳統習俗和村莊故事來喚醒村民集體生活記憶、引起情感的共鳴、增強社區認同。如創辦回憶故鄉的專題活動，發動村莊大學生或利用在外務工青年群體回鄉時，拍攝記錄村莊故事和風俗習慣的音頻視頻；收集傳統物件并集中收藏，也可建立村展覽館、社區影像、社區圖志、社區方言冊等；農閑時節組織娛樂活動是將村民串聯起來、形成共同生活經歷的直接方式；梳理村莊“生命史”以增加對村莊的了解等。比如，S村莊留守老年人較多，可開展以村莊老年人為主體的村莊故事匯等形式，并將這種村莊集體記憶傳輸給村莊留守兒童，以形成村莊情感文化認同的綿延傳承。

(四)產業營造：激發經濟活力

首先，需要依靠村民自組織的力量主動尋求資金來源。對于欠發達地區的農村社區而言，由于集體經濟積累較少，于是需要向外借力，積極尋求外部資金的注入。一方面，可以積極利用國家大力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契機，尋求國家專項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可以吸引在外務工經商村民返鄉創業，或借助新鄉賢渠道吸引資本下鄉等。

其次，積極開發村莊特色產業，挖掘已有資源并精心將之打造為特色品牌產業。特色產業培育大多依賴村莊經濟能人的帶領。如長江中下游平原素有“魚米之鄉”的稱號，基于S村隨處可見魚塘和稻谷以及有一定規模的桃樹種植，可以大力發展優質種養業、觀光種植園、農家樂等，在完善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開展農耕文化旅游產業等。

(五)環境營造：鞏固社區基礎

村莊環境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場域，環境營造在空間美化營造的過程中形成村民對環境的認同與維護。農村環境營造可分為基礎性環境營造和提升性環境營造?；A性環境營造，指村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如醫療站點、道路、公廁等的建設；提升性環境營造，如公共文娛活動空間、健身器械、河溝治理、空間美化等。2021年，農業農村部提出即將啟動實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動，建設美麗宜居鄉村。S村這類欠發達農村可以此次提升行動為契機，改善村莊人居環境。無論是基礎性環境營造，還是提升性環境營造，都可促進村民互動的過程，促進社區成員間的協商機制形成，增進彼此的認同感，建設后的美觀環境也有利于提升村民對社區的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