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方案對非洲的價值啟示與傳播探索

李玉潔

中國與非洲國家同屬于發展中國家，有著相同的歷史遭遇，面臨共同的發展任務。雖然地理位置相距較遠，但中非人民的友誼源遠流長并形成了天然的親近感，在長期的反帝反殖反霸斗爭與合作發展中，締造和培育起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兄弟情誼。中非合作由來已久，已被視為南南合作的典范，尤其是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形成與中非共建“一帶一路”實施，中非全方位合作關系更加密切，中國對非洲的潛在影響日益加深，而在此過程中，“中國方案”對非洲各國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學習借鑒中國經驗已成為非洲國家的共識。雖然中非雙方有著不同的歷史傳統、制度安排和發展現狀，但蘊涵著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經驗和方法論的“中國方案”對正在尋求發展的非洲國家具有重要的價值啟示。從傳播學的視角研究“中國方案”在非洲的傳播,不僅有助于增進政治互信與民心互通，鞏固中非傳統友誼，推動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還能向非洲國家展示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多樣性，助力其探尋符合自身的發展道路。

一、中國方案的內涵與國際媒體認知

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性政治、經濟、安全、環境等問題層出不窮，人類面臨更多生存與發展的挑戰，全球發展與治理的議題愈發受到關注。與此同時，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實力穩步提升，中國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全球事務，“中國方案”開始登上世界舞臺。

(一)“中國方案”的豐富內涵

“中國方案”作為總結中國經濟社會建設的經驗形態和凝聚中國智慧與中國文化基因的理論形態，內涵呈現出多維度的面向。有學者認為，“中國方案”是中國在助力國際減貧、推動全球氣候治理、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解決全球性問題的公共產品、構建人類美好制度等方面貢獻的方案[1]。也有人認為，“中國方案”指代“現代化中國方案”，具體是指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中形成的具有中國特色、世界意義和普遍價值的系統的、科學的、開放的理論形態和行動方案[2]。

“中國方案”的內涵十分豐富，學者們從不同學科入手對其進行不同的解讀，但大體上包含兩個方面的指向：其一，“中國方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道路和成功實踐的總結，這些總結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這一指向更偏重經濟領域；其二，“中國方案”是中國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模式改革與新興國際秩序的表現，是中國對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所提出的立場、態度與解決方案，這一指向更偏重外交與國際關系領域?！爸袊桨浮痹诤芏嗲闆r下被理解為一種突破西方現代化的單一發展道路、蘊含著一種新價值理念和人文關懷、引領世界轉型發展的重要力量。因為一直以來，現代化似乎成為西方的代名詞，西方模式也似乎成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唯一可以模仿的樣本。而中國創造性地把社會主義制度與現代化相結合，通過社會主義建設以推進中國實現現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在經濟層面尤為凸顯，早在2010年，中國就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值也從1978年的3 645.2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1 015 986億元。由于有大量“看得見”的經濟事實和數據存在，經濟層面的“中國方案”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價值啟示是較容易獲得國際認同的。

不僅如此，伴隨著經濟層面的國際影響力提升，“中國方案”在參與全球治理、國際秩序建設等方面的經驗也得以在更大范圍內傳播并逐漸得到認同。特別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如霸權主義、恐怖主義、金融危機、生態環境、貧富差距等問題日益凸顯，西方國家建構起來的傳統全球治理體系卻日漸乏力，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存在嚴重的問題，從而導致世界各國面臨日益增多的生存與發展危機。因此，可以說，世界局勢的變化為“中國方案”的歷史出場提供了機遇，“一帶一路”倡議、倡導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等“中國方案”，展示出中國在解決全球共同應對問題上的智慧，也表達了中國對公平合理發展的理解。

(二)國際媒體對“中國方案”的認知

如果說“中國方案”的內涵在國內學術界已有較為清楚的闡釋，但國際社會能否客觀闡述和理解“中國方案”的本質和內涵卻是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各個國家對“中國方案”持有不同認知，這從國際媒體新聞報道圖景中的“中國方案”可以看出。有學者對2013—2016年分別代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9個國家15家媒體共410篇涉及“中國方案”議題的報道樣本進行分析，提出國家利益是國際社會認知“中國方案”的主要視角，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對“中國方案”的認知具有顯著差異。新興經濟體對“中國方案”的理解更趨同于中國的全球治理理念，主要采用“合作框架”來報道有關的議題，而發達經濟體作為現存全球治理主要規章制度的制定者和主導者，對“中國方案”表現出本能的警惕，主要使用“中國挑戰論”框架來報道。在所有這些報道中，除了未作出任何原因分析的客觀事實性消息報道外，30.7%的報道認為全球治理“中國方案”，是通過國際合作和國家地區間的優勢互補來實現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秩序，是占據了最高比例的報道類型。這說明“中國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接受[3]。另有學者以國內外13家英文媒體對“中國方案”的報道為研究對象，揭示隱含在國際新聞圖景之中的對“中國方案”的情感傾向。其中《中國日報》《環球時報》這兩家中國英文媒體旨在向國際社會傳遞結論式的、范例式的“中國方案”，而國外11家英文媒體則更多地是將“中國方案”視為一種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法或路徑，它們從本國利益出發，選擇性地報道“中國方案”在具體個案中的應用，其中涉及最多的議題是“外交”與“經濟貿易”[4]。

可見，雖然國內外在理解“中國方案”的內涵上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但整體來看，“中國方案”大都被認知為中國在經濟發展與全球治理中的經驗、理念或方法、路徑，對其他國家有一定的借鑒性，特別對包括非洲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重要的價值啟示。至于為什么會有價值啟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正如俄羅斯科學院研究員亞歷山大·羅曼諾夫(Alexander Lomanov)所言，“中國方案”可以根據形勢變化進行調整，是產生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旨在解決具體問題的“發展實踐哲學”[5]。

二、中國方案對非洲的影響與價值啟示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和非洲國家差不多處于同一發展水平，被稱為特殊的“難兄難弟”，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自主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7.5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6]。而相較之下，非洲國家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中經歷了諸多曲折，大多數國家至今仍未找到一條適合非洲國家歷史文化和現實情況的發展道路。非洲大陸的脫貧之路更是極其坎坷，目前全球28個最貧困國家中，有23個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些非洲國家的貧困率甚至超過30%，且該地區的貧困人口數量仍在增長。據估計，到203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仍將有3億多人處于貧困狀態[7]。中非發展現狀的明顯對比引發了非洲民眾對當前發展道路的反思以及借鑒“中國方案”的自覺意識。對非洲國家來說，擺脫貧困、發展經濟是重中之重，非洲民眾都希望過上更加富裕和穩定的生活。而經過多年的實踐，越來越多的非洲民眾意識到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并不適合他們，因此“中國方案”對非洲就具有越來越強的吸引力。對非傳播“中國方案”、分享中國經驗就成了非洲國家的現實所需。實際上，當前中非戰略互信之強、利益融合之深、團結協作之密前所未有，中非關系實現了從“新型伙伴關系”“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三級跳，朝著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體堅實邁進。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國方案”已對很多非洲國家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一)“中國方案”對非洲產生的影響

南非學者馬丁·戴維斯(Martin Davis)曾繪制1980—2010年中國與非洲經濟增長對比曲線圖，發現中國的增長與非洲的增長是緊密相關的，特別是從1999年開始，非洲經濟增長走勢與中國經濟增長走勢的曲線圖幾乎是一致的[8]。2000年中非貿易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2019年中非貿易額突破2 000億美元，是2000年的20倍；2019年中國對非洲直接投資存量491億美元，是2000年的100倍；中國已經連續11年成為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對非直接投資存量達1 100億美元，連續多年對非洲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0%，為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9]。這些數據都表明了中國和非洲的經濟發展已經緊密交織在一起，中國通過各種方式推動了非洲大陸經濟的發展。

經濟基礎薄弱、建設資金匱乏一直是非洲國家發展的主要瓶頸。中國通過各種投資和援助手段，支持企業和金融機構擴大對非投資和援助，努力推進非洲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國對非洲投資的迅速增長和中國對非洲的大規模援助與“中國方案”中“走出去”戰略緊密相關?！爸蟹前l展基金”“非洲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貸款”等各類資金進入非洲，有力地支持了非洲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設施、農林牧漁、加工制造、貿易流通等行業的發展。在這一過程中，非洲在全球經濟格局中的競爭力得以提升。因為非洲很長一段時間沒能參與到全球化的進程中，而中國的援助、貿易和投資進入非洲，幫助非洲逐漸進入到全球分工體系，不再是被孤立和遺漏的對象，這對非洲未來長期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10]。非洲國家面臨的另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就是基礎設施落后，而這是改善非洲投資環境和民生條件的根本支撐。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以多種方式參與非洲交通、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對非洲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帶動了非洲的傳統援助國開始關注和加大對非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援助。

除了最直接的促進非洲經濟增長外，“中國方案”也給非洲社會發展帶來了全方位的變化，包括增加就業機會，推動市場復興，中非加強農業與糧食安全合作，幫助非洲國家脫貧減困，等等。中國對非投資、貿易和援助的最大影響，是使非洲對外逐漸擺脫對西方援助國的依賴，走獨立自強發展之路；對內聯合自強，增加了非洲的政治籌碼和國家談判資本，改善非洲的外在政治環境。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對非洲的援助往往伴有附加的政治條件，即干涉非洲內政，非洲國家也不得不接受這種政治條件。而“中國方案”向非洲國家證明了，一個國家只有保持主權獨立，取得經濟上進步，才能促進民主和安全。自1956年以來中國一直秉承的對非援助政策都是不附帶政治條件的，更不將非洲視為貧窮的受援國。獨立自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內政、共同發展等與非洲交往的基本原則從未改變過。當前，非洲國家自主意識越來越強，自主能力不斷增加，“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這一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11]。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對非洲政治和經濟的影響擴大，世界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改變對非洲大陸的態度，這也從側面映射出“中國方案”中的獨立自主意識對非洲自主能力提升有著重要的影響。

“中國方案”還對非洲的國際地位和外交產生了影響。中非合作論壇成立后逐漸建立起一種以追求各自經濟與社會發展為核心的新型南南合作關系，深刻地改變了中非雙方在國際體系中的身份與地位，尤其是為非洲的外交打開了新局面。隨著非洲成為世界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一極，不但非洲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得到提升，還對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秩序形成越來越大的沖擊，從而形塑著一種新的趨向平等、合作、共贏、共治的國際關系新理念、新模式。另外，中非關系的快速發展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國際對非合作平臺的發展，比如美國、英國、歐盟、日本、印度等國都紛紛建立或強化已有的對非合作平臺，從而將非洲國家推向更為廣闊的國際合作領域，進一步提升了非洲國家的經濟、政治和國際影響力。

(二)“中國方案”對非洲具有價值啟示

隨著中非全方位深入合作的推進，非洲民眾對中國與中國發展道路越來越認可，學習借鑒“中國方案”已成為各國共識。而中國樂于分享的胸襟也贏得非洲國家越來越多的認可與尊重。

調查機構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2016年曾對36個非洲國家的5.4萬位受訪者做過一次有關中國印象的調研，結果顯示：63%的受訪者稱中國對本國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而其中馬里、尼日爾、利比里亞最具代表性，分別有高達92%、84%、81%的受訪者對中國持積極態度。56%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有利于他們各自國家的發展。調查中，非洲民眾對中國印象很好的最重要因素來源于基礎設施建設、對非商業投資以及價格低廉的產品[12]。該調查機構2019—2020年對非洲18個國家2.6萬民眾的最新調查顯示，現在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開始對中國的發展模式產生興趣，他們認為以前的歐美殖民宗主國的發展模式并不適合他們。在問及適合國家未來發展的最好模式時，雖然受長期以來的價值觀影響，有32%的受訪者選擇“美國”，但23%的非洲民眾選擇了“中國”，位居第二，而只有11% 的人選擇“前殖民宗主國”和11% 的人選擇“南非”。不過這個數據在不同國家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布基納法索、馬里、博茨瓦納等非洲國家受訪者選擇中國模式的比例高于選擇美國模式。而受訪者在對本國的外部影響者進行排名時，中國排名第一，59%的受訪者認為中國對本國的政治和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積極影響，高于認為美國對本國產生積極影響的58%的占比[13]。有學者對2000—2017 年非洲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進行話語分析，考察非洲民眾對“中國模式”的認知與態度，結果顯示，非洲媒體將中國模式建構為不僅是中國獨特的發展經驗，并且也是值得非洲國家在政治和經濟等領域學習和實踐的發展模式。相關報道內容多為積極，少有消極，且積極程度總體偏中高，體現出非洲國家與人民對中國模式的信賴和肯定。中國模式較其他模式在非洲更具競爭力，他們渴望通過借鑒中國模式來促進自身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14]。這些調查與研究都表明了非洲國家民眾對“中國方案”的認可，這背后是他們對自身發展困境的反思與對新的發展道路的探索，也彰顯了“中國方案”對非洲國家謀求發展、解決現實問題的啟示意義。

中國在短短四十多年的時間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效顯著，其中對非洲國家最為重要的一點啟示就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經濟發展看作是國家最迫切、最根本的問題，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確保發展的成果惠及人民，以實現共同富裕。另一點重要的啟示在中國始終從國情和實際出發來設計和發展國家政治制度。正如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員陳懋修(Matt Ferchen)所言，中國替代性方案的關鍵在于，對中國來說經濟發展以及成為一個不斷發展的國家，這些都不是舶來品，都沒有脫離其自身經驗，相反它是基于中國自己的經驗與認同。對于中國，發展是日常經濟活動的基本[15]。對長期受到政治動蕩和軍事沖突影響的非洲國家來說，處理好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也是“中國方案”能提供的重要啟示。中國在現代化的建設過程中，始終將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看作是具有全局性和長遠性意義的重大戰略關系，明確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和“穩定壓倒一切”等一系列重大論斷，并根據不同時期所面對的實際情況，審慎而靈活地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16]，而這為那些長期處于動亂并渴望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非洲國家提供了一條新的可持續的路徑。

“中國方案”除了經濟層面對非洲國家具有借鑒價值外，還在政治制度建設、政黨建設、社會治理、民生問題、外交、全球治理等多個方面對非洲具有價值啟示。特別是在關涉非洲國家能否實現維護主權獨立、實現自主發展的對外交往方面，“中國方案”能為非洲國家提供諸多借鑒。由于發展資金的匱乏，很多非洲國家不得不依賴西方國家的援助，并接受在援助中附加的各種條件，導致西方國家很容易干涉非洲國家的內政外交，非洲國家主權的完整性受到影響。這種依附于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往往導致非洲國家治理能力缺失與政府行政績效低下，甚至有西方學者將非洲國家稱為“準國家”“弱國家”，認為它們只不過是“司法意義上的國家”，其主權是“負的”[17]。非洲國家不僅經濟發展受限制，而且在外交與國際關系中也處于不對等地位，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視閾中，一直處于受援國的地位，這種不平等的地位不可能讓非洲國家謀求真正的發展，在國際上也會逐步喪失話語權?！爸袊桨浮睂Ψ侵薜膯⑹驹谟冢浩湟?，“中國方案”堅持尊重各國主權、堅持不干涉內政、堅持只有國家的自主能力提升，才能更好追求經濟發展；其二,“中國方案”強調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原則，重視包括非洲國家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求，致力于推動一種新型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體系，這能對非洲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應對諸如貧困治理、互聯網治理、環境治理、氣候變化等全球共同的挑戰提供參考。

三、“中國方案”對非傳播探索

中國和非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集中的大陸，自二戰結束以來一直為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努力。在適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今天，中國和非洲人民有著共同的發展訴求，對國際秩序有著同樣的構想。為進一步深化中非交往，進一步幫助非洲國家實現發展，中非需要加強對彼此發展道路和發展理念的了解、認同和借鑒，在此背景下對非傳播“中國方案”無疑具有重要意義，這既是中非傳統歷史友誼的自然延續和傳承，也是新時期中非現實發展的必然選擇。但當前有關非洲、中非合作的國際話語還是由西方國家主導，在“新殖民主義”“中國威脅論”“資源掠奪論”“債務陷阱外交”等言論從未停歇的語境下，“中國方案”對非傳播需要精選傳播內容與創新傳播策略。一方面“中國方案”對非傳播要從非洲的立場出發，精選對非傳播內容，選擇他們最需要、最想聽、最實用的經驗，助力非洲國家實現發展；另一方面，要研究非洲受眾的媒介接觸習慣，利用好各類媒介拓展傳播渠道，創新對非傳播策略，真正讓非洲國家聽懂并結合自身情況應用于實踐，以解決其經濟、外交等領域存在的問題。

(一)精選對非傳播的內容

1.傳播發展思路的多樣性，處理好國家發展與制度選擇的關系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非洲國家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中經歷了諸多曲折，直到今天，大多數國家還仍在摸索之中，關于非洲發展路徑的爭議也從未停歇。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非洲國家在選擇發展道路的過程中，沒有很好地理解國家發展與政治制度選擇的關系，很多時候是被外力作用而選擇某一種政治制度，從而導致非洲呈現出長期的動蕩與混亂局面，國家的經濟發展也受限于此而發展緩慢。

非洲大陸曾遭到長達幾百年的奴隸貿易與殖民統治，形成了依附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單一外向型經濟，經濟體系不完善，脆弱性高；在政治上，非洲國家普遍存在能力弱小的問題，國家自主性也大打折扣；加之傳統部族社會依然勢力強大，阻礙了非洲現代國家的形成，國家內部沖突不斷，大多數非洲國家直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才通過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運動獲得獨立。獨立后的非洲國家最初基本上都照搬或者模仿原西方殖民宗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這一套制度在非洲的移植與落地效果不如人意。而當時正好蘇聯與美國爭奪非洲，一些非洲國家順勢而為搞起了不同樣式的社會主義，但其實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要義，更缺乏社會主義的具體操作實踐，大多照搬蘇聯模式，致使非洲社會主義很難不以失敗而告終。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國家以援助為手段，在非洲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結構調整方案，并鼓吹西方的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從而掀起了非洲的民主化浪潮。絕大多數非洲國家通過政治變革再次建立了類似西方的議會制度與多黨競爭的政治體制。在國家經濟體系還比較脆弱，食品、住房、醫療、教育等基本民生問題還未解決的情況下，貿然追求任何政治發展、任何政治改革、民主和自由都是不現實的。雖然非洲的政治經濟改革意圖是好的，但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經濟形勢劇烈動蕩和新興大國加速發展，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不少非洲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逐漸意識到西方的“華盛頓模式”業已失靈，非洲國家必須追尋一種本土創制或內源型的發展方式，中國的成功更是喚醒了非洲內部自己對發展之路的探討。隨著中非經貿合作的深入，中國給非洲帶來了實實在在可見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讓非洲國家開始反思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認識到現代化有著各種形態，資本主義只是其中的一種經濟模式，而“中國方案”所開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也對非洲具有了更多的吸引力。

因此，在“中國方案”對非傳播中，要分享的是發展思路的多樣性，從而助力非洲國家處理好國家發展與制度選擇的關系。非洲國家必須要對發展問題有清楚的認知，對他們來說，不管選擇走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道路，還是借鑒“中國方案”中的有益經驗，政治制度的選擇不能凌駕在國家發展之上，對發展的執著追求也是“中國方案”成功的最重要經驗。非洲國家并不是要“向西看”或是“向東看”，而是要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尋找一條適合自身的發展之路。

2.傳播一切從國情出發的理念，探索適合非洲的發展模式

肯尼亞學者詹姆斯·?？送叩?James Shikwati)認為，非洲正生活在其他文明的夢想里，由于缺乏一套非洲的本土理念與價值觀，非洲大陸在地緣政治利益的汪洋大海里時而被拋向東時而被拋向西[18]。這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事實也確實如此。在國家發展中，如果不從國情實際出發用本土思想引領發展道路，套用任何他國的發展道路就很容易出現“水土不服”。非洲國家必須探索一種適合自身情況的發展模式。

二戰結束后，很多擺脫了殖民統治的非洲國家迎來了獨立，他們中不少國家選擇走資本主義道路，期望依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但結果卻是事與愿違。這種“依附型”發展方式不利于非洲國家獨立開展經濟建設，反而受制于發達國家，以至于在發展中喪失了主動權。非洲一直迷失在西方開具的藥方中，非洲政策的制定幾乎全是在非洲大陸之外完成的，缺乏非洲本土思想對發展道路的引領[19]。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非洲民主化高潮時，中國就提醒非洲國家，不要一味復制西方的固定模式。正如習近平強調的，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本身就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貢獻。我們也要通過推動中國發展給世界創造更多機遇，通過深化自身實踐探索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并同世界各國分享。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20]。中國在對非關系中更是堅持這一立場，中國并不提倡非洲照抄模仿中國的發展道路，也并未對非洲宣稱中國制度比西方制度優越。從毛澤東的“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辦，依靠非洲人自己的力量”[21]到習近平提出的“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事情應該由非洲人說了算”[22]的主張，都表達了中國對非洲國家主權與各國主宰自己命運的尊重，鼓勵非洲國家要根據自身情況探索適合本國發展的道路。這是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具有不可移植性，它是基于中國國情走出的一條適合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雖然其中有些經驗非洲國家可以借鑒，但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模式，適合自己國情的就是最好的?；诖?，“中國方案”對非傳播必須講清楚要根據自己國情和實際來設計國家發展制度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倡導非洲國家多方借鑒并切實考慮到自己的歷史與現實狀況，一切從國情出發，找到自己的發展之路，并用非洲本土的思想來引領發展。

3.傳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升國家整體能力

當代非洲國家成長進程中面臨的另一個大的問題是許多國家在數十年中始終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理解政治的本質，始終沒能將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23]。對中國和非洲國家這一類發展中國家來說，努力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首要的大事，任何政治改革都應該圍繞發展經濟和改進民生來進行。也就是說，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中，發展生產力是首要的，生產關系的改變不能脫離原有的社會生產力水平，如果生產關系脫離生產力水平太遠將不利于本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非洲不應該急于搞社會主義，非洲國家需要根據自己的條件考慮是否搞社會主義以及要搞符合各國實際情況的社會主義[24]。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而當時的非洲很顯然不具備真正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因而非洲社會主義最終以失敗告終。

基于此，“中國方案”對非傳播中，需分享中國經濟建設、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傳播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并鼓勵非洲國家通過經濟發展來提升整體的國家能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賦予執政的政府和政黨以合法性。國家能力建設是非洲發展的根本前提，非洲國家不僅需要建立起致力于發展并且有能力推動發展的有效能的政府與政黨，加強學習現代國家治理的經驗，提升政府的計劃能力、執行能力和管理能力，還需要打破政治租金、新庇護主義、部族主義、精英掠奪、過度依賴援助等限制能力發展的瓶頸。國際社會也應在不干涉非洲內政的前提下，平等地與非洲國家開展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幫助非洲國家提升國家治理能力。

4.傳播獨立自主政策，處理好內生動力與國外援助的關系

長期以來，來自西方國家的對非援助大都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利益與其他對外政策目標在內的考慮。比如美國國際開發署曾明確提出，對非洲提供資助的重要原則就是基于國家的外交政策或戰略利益[25]。不同于中國長期堅持的對非無條件援助，有些西方國家對非洲援助所附加的條件堪稱非洲國家發展的“陷阱”，援助帶來的資本并沒有幫助非洲真正從全球化中受益，更為嚴重的是，完全依賴外國援助的國家出現了政府腐敗、經濟發展受制于外、社會沖突不斷等問題，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降低。即使外國援助存在各種弊端，但考慮到當前非洲特殊的政治、經濟和外交環境，援助仍然是推動非洲發展的必要手段。因此，如何合理利用援助實現本國的獨立自主發展，是非洲國家當前必須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

在“中國方案”對非傳播中，應闡釋清楚中國始終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保障，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反復強調的新理念和新哲學，其將推動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模式，最終形成一個全球的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這對非洲國家思考如何利用好援助實現本國的獨立自主發展、處理好內生動力與國外援助的關系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此外，還要傳播好習近平提出的中非命運共同體、“真實親誠”對非理念、正確義利觀等對非外交的新思想與新理念，切實回應非洲各國人民對“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發展起來的中國如何與非洲相處”“中國推動建設什么樣的世界”“中國與非洲未來會走向何方”等問題的關切與擔憂，消解西方媒體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對非洲的影響，增進中非繼續攜手共進的信心。

(二)創新對非傳播的策略

“中國方案”對非傳播，表明中國以一種更加開放、理性、自信的交流邏輯去看待自身與世界的關系與未來，愿意主動跟世界分享中國發展的經驗與方法，這實際上重建了中國國際傳播的主體性。當前中國面臨的國內局勢與媒介生態均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原有的“西強東弱”的國際傳播秩序正面臨調試和變革，區域性的互聯網生態特性改變了全球傳播場景，這也為“中國方案”對非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因此，國內各界要擁有更強的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將蘊含著中國獨特文化基因、經過實踐檢驗的“中國方案”傳播出去，以打破日益固化的西方結構性知識權力體系。整體來看，對非傳播“中國方案”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發的過程，而是要整合各類媒體資源，在研究非洲受眾的媒介接觸習慣和文化習慣的基礎上，創新對非傳播的策略，以實現好的效果。

1.拓寬傳播渠道，打造對非傳播的融合媒介平臺

在今天的國際傳播中，新技術賦權更多非職業的傳播主體進入國際輿論場，國際傳播的主體呈現多元化態勢。除了傳統的外交主體(包括政府、國家領導人、政黨)、職業傳播者(大眾媒體)外，智庫、學者、企業、社會團體、公眾個體等也都成了國際傳播的參與者，體現了全球交往時代的全民傳播特征與國際傳播的日?；瘧B勢。對非傳播“中國方案”同樣需要發揮這一多元的傳播主體矩陣，通過他們各自的渠道來講好“中國方案”的故事。而其中，涉及對非傳播的大眾媒體包括廣播、電視、報紙、互聯網等是“中國方案”在非洲傳播的主力軍，應在考察非洲國家受眾媒介接觸習慣的基礎上，整合各種媒介形態，打造對非傳播的融合媒介平臺。

“非洲晴雨表”2020—2021年對超過18個非洲國家的媒體情況進行調查，發現非洲國家受眾媒介接觸習慣有以下特征：一是廣播仍然是非洲國家民眾獲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徑。在調查中，67%的受訪者稱每周至少會收聽幾次廣播，其中43%稱自己每天都收聽廣播。廣播在非洲如此受歡迎，這跟非洲國家的經濟狀況、通訊基礎設施以及語言習慣緊密相關。二是電視也是非洲公眾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在調查中，51%的受訪者聲稱一周會收看幾次電視，其中35%的人稱每天都會看電視。電視的受眾則相對集中，主要為城市居民，特別是在城市生活的女性和青年群體。三是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發展迅速且增量空間巨大。在調查中，分別有35%和32%的受訪者稱從社交媒體與網絡媒體獲取信息，而這一數據相較于“非洲晴雨表”2014—2015年的調查數據已經翻倍。四是紙質媒介嚴重衰落，數字化媒介融合成為趨勢。在調查中，只有18%受訪者稱從報紙獲取信息，其中每天閱讀報紙的比例為7%，而從不閱讀報紙的比例高達66%，這顯示了報紙在非洲國家的衰落態勢[26]。

針對非洲國家受眾的媒介接觸習慣，對非傳播“中國方案”需要利用好不同媒介形態，開展精準傳播，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整合，嘗試打造對非傳播的融合媒介平臺。一是使用新媒體手段，講好“中國方案”的鮮活故事。除了政府和大眾媒體的主流敘事外，要鼓勵各類傳播主體善用非洲年輕一代慣用的社交媒體、網絡媒體等新媒體，圍繞“中國方案”制作相關的短消息、短視頻、視頻博客、音頻節目、短紀錄片等內容，將抽象的文字化成可視化的新媒體產品，將嚴肅話題拆解成一個個輕松的瞬間，通過在社交媒體開展個性服務、公共外交，將中國發展的經驗傳達到非洲的年青一代。二是利用好廣播媒體，覆蓋非洲更多偏遠地區。鑒于廣播在非洲國家的重要地位，“中國方案”對非傳播要高度重視廣播的作用，可挑選出“中國方案”中跟非洲關聯度高的內容，制作一批生動、富有感染力的非洲本土化廣播節目，特別是結合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案例，讓非洲人能聽到、能聽懂“中國方案”，從廣播中感受新時代中國的魅力。三是用好電視媒體，以生動的形式影響非洲民眾。2011年，國產電視劇《媳婦的美好生活》在坦桑尼亞熱播，帶動了非洲的中國電視劇熱?？衫梅侵奁胀癖娤矏凼湛粗袊g制電視劇的習慣，譯制一批與“中國方案”相關的電視劇和紀錄片，包括治國理政、經濟建設、脫貧攻堅、對外交往等，利用四達時代、“萬村通”等數字電視頻道進行播放。整體而言，“中國方案”對非傳播，要利用好原來的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對非網絡傳播平臺中華網、原來的中國網絡電視臺“我愛非洲”手機電視多媒體頻道、中國新華新聞電視網英語臺、新華社非洲總分社編制的“新華手機報”與“新華短信”、中國日報網非洲子網等網絡資源，整合廣播、報紙、電視等各類媒介形態的內容，實現資源共享，打造一個對非傳播的融合媒介平臺。

2.高度重視網絡媒體，構建中非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2015年習近平就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提出“五點主張”，包括加快全球網絡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互聯互通；打造網上文化交流共享平臺，促進交流互鑒；推動網絡經濟創新發展，促進共同繁榮；保障網絡安全，促進有序發展；構建互聯網治理體系，促進公平正義[27]。這“五點主張”充分體現了中國對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擔當，為破解全球網絡空間治理難題貢獻了“中國方案”。而非洲國家的網絡媒體、社交媒體等新媒體的迅速發展，也為對非傳播好“中國方案”、構建中非網絡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契機。

據互聯網世界統計數據，截至2021年3月，非洲大陸的網絡普及率達到43%，網民人數約為5.9億，比2000年增長了12.975 %，臉書(Facebook)用戶預估達超2.55億[28]。這些數據表明，在移動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與智能手機快速普及的雙重驅動下，非洲國家的新媒體正駛入發展快車道，呈現出彎道追趕傳統媒體、補償性增長的特點。整體來看，非洲大陸的新媒體發展擁有巨大的增量空間并呈現出以下特征：一是不同群體之間存在數字鴻溝。在“非洲晴雨表”對18個國家的調查中，發現非洲民眾的互聯網使用具有明顯的人口統計學差異，城市居民、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男性、年輕人最喜歡使用社交媒體和網絡媒體，雖然其他群體的使用率也在提升，但這些群體之間仍然存在日益擴大的數字鴻溝。二是外來社交媒體占據主導地位。隨著網絡滲透率的提高，非洲網民使用各類社交媒體的數量激增，非洲成為臉書、推特(Twitter)等西方社交媒體用戶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截至2021年，社交媒體在北部非洲、南部非洲、西部非洲、東部非洲、中部非洲的滲透率分別為45%、41%、16%、10%、8%[29]。據全球網絡數據統計網站(Statcounter)2021年3月的數據，非洲的主要社交媒體及其占比分別為：臉書占比58.74%、油管(YouTube)占比23.01%、推特占比11.75%、拼趣(Pinterest)占比4.93 %、照片墻(Instagram)占比1.24%、領英(LinkedIn)占比0.17%[30]。三是社交媒體影響非洲公眾的日常生活與政治參與。非洲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特別是年輕一代，將臉書、油管等社交媒體看作是參與政治事務、動員示威抗議活動、傳播種族言論的重要平臺，這為非洲各國的社會治理和輿論引導提出了挑戰。

因此，針對非洲新媒體使用的現實狀況，“中國方案”在對非的傳播過程中，一方面需要清楚認知網絡新媒體的特征與利弊，創新傳播內容，以實現有效傳播；另一方面，出于更強的中國對非傳播效果考慮，中國要想贏得在非國際話語權與影響力，應以習近平關于共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點主張”為指導，加速發展在非的社交媒體平臺，而中非應加強在互聯網政策、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合作，深化網絡文化交流和管理經驗互鑒，打造中非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3.注重說服技巧，重構對非傳播的強勢框架

對非傳播“中國方案”，還應注意具體的說服技巧。向非洲傳播“中國方案”，既要把抽象的理論通俗化，又要把深奧的道理淺顯化；既要有歷史縱深感，又要有中非對照視野；既要有哲理思辨，又要有現實案例觀照。只有這樣，才能讓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與思維習慣的非洲民眾聽懂，入腦入心。具體來講，需要注重以下方面。

一是發揮非洲重點人群的“第三人稱”講述，培育一批意見領袖?！爸袊桨浮痹诜侵薜膫鞑バ枰獙嵤爸攸c突破”的傳播戰略，選取有代表性的非洲學者、非洲在華留學生、非洲國家駐華大使、知名非洲記者等重點人群作為突破口，讓他們能夠理解與熟悉“中國方案”與中國發展道路，并發揮意見領袖的作用，為在非洲傳播好“中國方案”奠定基礎。中國各類媒體的“第一人稱”講述十分重要，但通過非洲重點人群的“第三人稱”講述，其貼近性和感染力往往會比“第一人稱”主動講故事更強。研究中國的非洲學者、在華非洲留學生、非洲國家駐華大使、非洲知名記者等群體都是非洲社會的意見領袖或未來的意見領袖，通過他們來講述“中國方案”，說服力會更強，傳播效果也可能會更好。

二是利用非洲本土媒體，提升對非傳播效果。中國媒體在充分利用自己的媒介渠道之外，還應加強與非洲本土媒體的合作，攜手合作共同來講好“中國方案”。中國媒體可以與非洲本土的知名主流媒體在內容、渠道等方面實現互聯互通，通過內容合作、共享版面和發行渠道等方式對中國媒體的報道在非洲進行二次推廣，通過舉辦集體采訪、聯動報道等活動，提升“中國方案”對非傳播的效果。比如，每年中國兩會都會邀請多位非洲媒體記者來采訪會議，現場聆聽黨和國家領導人作報告，借此機會深入了解中國與中國道路，這都是開展聯合采訪報道的契機。

三是繼續重視人際傳播，邀請非洲各界實地考察。繼續發揮中非政黨外交的傳統，邀請非洲政黨代表團、非洲學者乃至民眾代表訪華，進行不同主題的實地參觀考察。這些主題考察可以是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之旅、中國的脫貧攻堅之旅、中國農村建設之旅，等等。這種實地的考察將會給來訪的非洲客人留下最直觀、最深刻的有關中國、“中國方案”的印象。而這些考察團返回非洲，也會通過人際傳播將在中國所見所聞所感分享給自己的圈子，形成口碑效應。

四是從橫向類比與縱向發展中講好“中國方案”，增強說服力。一方面，要通過中非橫向類比來講述中國歷史與非洲歷史、中國現狀與非洲現狀，打破對“中國方案”的孤立敘事，發掘中非之間的共性，將中非共同反帝反殖反霸的歷史聯系起來，賦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加深刻的世界意義。另一方面，對非傳播“中國方案”也要從縱向歷史發展中來講述，因為“中國方案”與中國社會都是處于變化之中的。為此，要講好“中國方案”形成與發展的演變過程及其對未來的指向意義。這樣的講述更加全面，也更具說服力。

五是加強議程設置，重構對非傳播的強勢框架。當前國際對非傳播主要由西方主導，西方媒體多使用負面框架來報道中非關系。如有學者認為中國在非洲有三種典型的形象：一是合作伙伴，二是競爭者，三是非洲大陸的霸權擴張者[31]。還有學者認為西方媒體主要使用“新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等框架來報道中國與中非合作[32]。這些框架帶有典型的西方媒體偏見。在此背景下，“中國方案”對非傳播必須主動加強議程設置，重構對非傳播的強勢框架，消解西方負面框架的影響，從而給非洲民眾乃至國際民眾一個西方媒體理解之外的中非關系選項。強勢框架通常具有三個要素：可用性、實用性和有效性[33]。而“中國方案”中所涉及的治國理政、經濟發展、民生問題、脫貧攻堅、安全治理等都是能與非洲民眾生活直接相關聯的強勢框架，這些框架因鮮活而具有足夠的說服力，能夠逐步產生框架效應，從而推動“中國方案”在非洲大陸走深、走實，真正助力非洲國家實現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