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昭平地域縣治的廢設探析
——兼論其地緣社會結構與族群關系的演變

王 丹，唐曉濤

（廣西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

譚其驤指出，區域中新建縣治表明該地已開發成熟，但對設縣的考察應當具體到其時代［1］403-404。剔除王朝軍事征服和賦役活動的因素，學者關于設縣的個案研究均注意到設立新縣所發揮的不同功能，并各有側重。程龍的研究認為，明代中后期粵東地區設縣數目的增加是因為朝廷注意到縣級政區在該區域具有的特殊軍事功能［2］343-349。陳賢波則在其個案研究中關注地方政治背景，分析新設縣與舊縣之間的利益糾葛和表達方式［3］88-95。喬素玲對廣東花縣的建縣事例進行討論，從動態的視野分析建縣過程中地方紳士集團與王朝斡旋的過程，強調新政區的設立折射出地方的權力關系［4］96-106。王日根以明代福建晉江安海的設縣失敗展示了當地海疆經濟的變化，官府壓制地方勢力的復雜過程［5］170-180。任雅萱選擇山東博山縣作為研究點，突出其位于帝國腹心“邊緣”的特殊性，其研究說明了博山縣的設立反映了國家體系下人群身份的選擇和新的地域認同［6］111-138。也有研究者對明清時開發較為成熟的區域設立縣、廳等新政區的動因和影響進行宏觀解讀［7］。

邊疆民族地帶的政區設立摻雜著較鮮明的族群因素，這也是選擇邊疆地帶作為設縣研究案例時應當予以正視和回應的焦點問題。少數民族地區改土歸流設立府縣，尤其需要衡量行政成本，財政收支和文化隔膜在其中發揮著抑制作用［8］85-89。文化隔膜便是“夷風漢俗”的秩序差異體現，但無論探究而得的歷史經驗最終呈現出什么結論，分析縣治廢設的社會時代背景及其動態過程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環節。正是基于此，研究者們才可尋獲各具特點的案例意義。本文也遵循這一共性規律，歷時性地考察昭平地區縣治廢、設前后的脈絡，特別注意貫穿整個明代的府江流域瑤變、僮變事件對昭平地區社會結構的形塑影響。同時，對交織于當地的官民、“瑤僮”“俍”等人群勢力進行共時性的分析，厘清明代昭平縣區域的地緣社會結構與族群互動關系①。

一、洪武時期的廢縣原因

天啟三年（1623 年），進士出身的福建人曹學佺出任廣西右參議，曹學佺對廣西觀察仔細，撰有《廣西名勝志》，其中對昭平縣有介紹曰：

昭平縣在府治南一百八十里，本漢蒼梧郡臨賀縣地，武帝分臨賀郡于龍平縣，置南靜州。開皇十一年廢，以龍平屬桂州。貞觀八年，于此置富州縣，亦屬焉。宋開寶五年，廢富州，以思勤、馬江二縣入龍平、昭州。宣和六年，改為昭平，元復為龍平，尋省入平樂，我朝萬歷四年復置，仍名昭平。［9］102

曹學佺的記載幫助我們捋清昭平縣的大致歷史脈絡。他指出，元代改昭平縣為龍平縣，不久即并入平樂縣，但對歸入平樂縣及之后的歷史過程語焉不詳。始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 年），成于萬歷二十五年（1597 年）的《廣西通志》是現存最接近昭平縣設縣年代的官修方志②，其明確載明龍平縣廢除后轉變職能為軍事上的兵堡，后才又復設為縣：

昭平舊龍平縣治，在江西岸，故無城，后廢為堡。正德三年，副使鄭岳遷堡城東岸，置守備司其中。萬歷四年，復設昭平縣。［10］206

龍平縣于洪武十八年（1385 年）裁撤并入平樂縣［11］27，現存的各類正史、方志和筆記文集中并未發現對其廢縣緣由有所解釋。昭平地區位于府江中游，府江貫穿其全境，明人十分看重其區位之重要性，直言：“定百粵，其先定昭平?！保?2］1095地方志上，清代及以前的昭平縣志共有三修，分別是明萬歷、清康熙和乾隆時期，遺憾的是只有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的版本存留至今?；趨^域歷史的分析需要和明代昭平史料缺失的遺憾，提醒我們應當將昭平的回溯置于府江流域的社會變遷中來考察。

縱覽明代，府江為桂（漓）江由桂林府流經平樂府直至梧州府一段的別稱，主要涵括整個平樂府和桂林府的陽朔縣［12］741-743。桂林府為明代廣西三司和靖江王府駐地，梧州曾為兩廣總督開府之城?！案纤菔〕?，下連梧州以入廣東”［13］695，是極其重要的交通樞紐，其暢通與否對廣西的鹽稅和軍餉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14］55-64+149，繼而關切到明王朝在兩廣地區和南疆地帶的經營。然而，明王朝建立伊始，府江流域動亂之事便不絕于史冊。為更好地統一府江及其附近事權，朝廷逐漸將府江流域州縣整合到平樂府治下，到明末時平樂府共轄有七縣一州。其中，平樂府之永安州為弘治五年（1492 年）復設，其前身為立山縣。立山縣與龍平縣一同廢革，歸入荔浦縣［11］27。囿于史料闕如，仔細了解同位于府江流域，互相接壤且廢革時間與龍平縣一致的立山縣，可以為龍平縣的廢除提供很好的解釋視角?？逃诩尉甘辏?531 年）的《廣西通志》論述立山舊縣云：

國朝洪武乙丑，邑民陷于草寇，戶損過半。知縣李昂奏革縣治為古眉巡檢司，隸平樂縣，立山之廢。又經百年，各處猺獞樂其土地閑曠，相屯聚，竊弄刀兵，肆行劫掠。居民違遠官府，失所依仗，反流移他境。［13］563

這段材料指出，洪武十八年（1385 年）時草寇剽掠，一縣民戶竟然損失過半，知縣無可奈何，主動上奏革除縣治，改縣級行政機構為鄉級土巡檢。同年，廣西都司衙門指責該地“頻年猺寇竊發，皆因居近溪洞之民與之相通誘”［15］1580。在結合立山縣廢除后瑤僮屯聚用武的描述，可以推測立山縣的革除實因本地“國家體制之外”的瑤僮族群勢力過大，縣府難以在行政與軍事上抑制對方。官府把動亂頻繁的原因歸結為靠近瑤僮聚集地的邊民③“通誘”，很可能是二者發生利益沖突，因為邊民們經常招僮耕地，產生許多嚴重的矛盾［16］136-146。廢縣的決策造成“各處猺獞樂其土地閑曠，相屯聚，竊弄刀兵，肆行劫掠。居民違遠官府，失所依仗，反流移他境?！边@意味著王朝勢力的退縮，本來大多居于高山險崖深林之處的瑤僮人群勢力因而擴大。他們漸次占據山崖下的平壤沃土，對本地的社會結構產生極大影響，使本地民眾失去依仗后移居到他地（即流走至其他官府有效管轄的地域），從而形塑了舊龍平縣地域的民族生態環境。

明初面臨百廢待興的局面，加之府江流域土地貧瘠，生活困難，自然難以征收到較多的賦稅去支撐其運轉。如此看來，戰略性廢革一些縣治對節約財政成本和集中行政、軍事力量都大有裨益。于是，明王朝退而求其次，廢縣治，設巡檢司和營堡。疆界接壤且同樣囿于府江之內地理環境的龍平縣應該遵循著相同的規律。龍平縣和立山縣的革除，反映出明初王朝力量難以深入府江流域的現實，國家權力大概只能有效地管控縣衙治所、城堡及其附近地域。這個時期的昭平地緣關系主要表現為國家編戶之“民”與被貼上“寇賊”標簽的瑤僮族群之間你進我退，你虧我盈的動態擠壓特點。相對而言，官府的編民處于被壓制的下風境遇。

二、招俍耕守與扶持土巡檢司

昭平堡并非在龍平縣一革除后立即設置，而是延遲到龍平縣廢除八十余年后的成化年間。正德年間擔任過內閣輔臣的廣西人蔣冕撰有《府江三城記》，敘述了昭平立堡的過程：

其江（府江，筆者按。）之流，洄洑湍激，亂石橫波。兩岸之山，皆壁立如削，而林箐幽阻，為猺人所居，據險伺隙，以事剽劫。官府、商舶往來，為所患苦，蓋非一日。其間最為要害之地，曰廣運、曰足灘、曰昭平，上下百余里。自昔立為三堡，戍以兩廣之兵，合千余人?！蚋?，巢穴深阻，出沒無時，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殄滅未盡，遺種復熾。肆常時防御，不能一日去兵，而所以為守之之具者，尤不可以無備。顧茲三堡，因陋就簡，于數百年之間，一旦舉而城之，其為一方永久之利。［12］740-743

蔣氏首先強調瑤人對府江通航的侵擾問題，瑤人占據府江兩岸的險峻山林，經常劫掠官府和商賈的船只，已是歷時已久的頑疾。故而，官府在府江最為險要的廣運、足灘、昭平設立三個營堡。其中昭平西岸有一座廢城，為成化時期總督桂陽朱公所筑。成化元年（1465 年）大藤峽瑤人起事，朝廷派遣都御史韓雍率軍前去平亂。初建于府江西岸邊的昭平堡正是基于這一歷史背景而設立，其本質是王朝對邊緣族群宏觀軍事勝利的具體實踐，亦在某種程度上展示出明王朝深入府江地域的決心?，幦藢φ哑奖せ⒁曧耥?，常常對其進行擄掠。史料載：“弘治八年十二月丁卯，廣西猺賊寇平樂縣昭平堡，殺男婦八十二人，虜掠二百五十人?！保?7］533這次，朝廷在昭平堡一帶使用新的軍事措施來化解瑤僮人群帶來的棘手麻煩，文獻記載曰：

昭平堡系腹里地方，若增設土官衙門，是以夏歸夷，恐貽后患，況府江一帶近設副使一員，整飭兵備，其土官黃瓊子弟不必差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副使提調……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廵檢，請俱如廷瓚所奏……上從之。［18］579-580

該材料是弘治九年（1496 年）八月總督兩廣都御史鄧廷瓚向朝廷上報處理廣西動亂的意見以及朝廷討論結果的記述。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出，弘治、成化之際因為財政、貨幣轉型等多重壓力導致帝國財政開始出現連續性的支用危機［19］88-99+219，而集結和維持數量巨大的軍隊對財政損耗是十分驚人的，尤其是要輾轉到地理位置偏僻的帝國邊緣。所以，可以很自然地理解弘治皇帝批準從上林縣、歸德州等桂西之地征調戰斗力極強的土兵過來平定瑤僮人群的決定，這些來自桂西的土兵大多被稱呼為俍兵。弘治的允準是如前朝故事，早在永樂的時候就有征調桂西土兵到桂東地區平定瑤亂的先例，正統之際的“大藤峽猺亂”更是使得大量桂西俍兵調戍桂東地區。征調俍兵來蕩平瑤亂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各衛軍士十亡八九”，意味著明王朝設置于當地的衛所制度已經崩潰得難以繼續維持下去。俍兵這股新的力量被引介去平衡昭平地區的王朝政治族群關系，至少他們在維護當地的一些交通要道不受侵擾上發揮了重要作用［13］756。鄧廷瓚建議東調過來的土司子弟開設土司衙門，但這一建議被兵部主持的廷議否決了。朝廷拒絕土官子弟過來，只要求桂西的土司每年出兵一千聽從府江流域的軍隊流官指揮，意圖提防土司勢力的同時牢牢控制俍兵軍權。實際上，成化初年搬遷桂西上隆土州到大藤峽附近建立的武靖州就給帝國帶來許多麻煩，朝廷在平息叛亂之后想盡各種辦法處理它［20］156-161。這一前車之鑒理所應當受到中央政權的重視。但是，俍兵人群進入昭平地區耕守，便不可避免地納入當地的社會結構和族群關系。昭平的地緣政治與族群關系加入俍兵（人）這一新的主體，而不單單是官府及其統率的民與瑤僮的競爭，民、俍兵（人）與僮人因為土地而發生許多族群沖突［21］66-73。然而，昭平地方也有自己的擴張途徑。上引資料提到的千長龍彪改授土巡檢，不僅擴大了昭平地區俍兵之外整治瑤僮的力量，也無意中為昭平區域地方人群提供抗擊俍兵干涉的權力表達空間。

龍彪應該是一位資本富足的昭平堡土人。成化年間，昭平二十四沖瑤僮作叛，他通過捐獻錢財、廣置兵器和招募家兵等方法保障了昭平區域的穩定，后志稱其“屢戰有功，開辟昭平”［22］444-445。弘治九年（1496 年）十月，朝廷頒發圣旨，任命其為昭平堡巡檢司巡檢，負責帶領土兵乘坐哨船巡哨，維持昭平堡的水道安全，管理二十四沖瑤僮④。成為土巡檢后，龍彪便修筑昭平寨城，該城遺址到清中葉的乾隆時期被當地人稱為土城。龍彪的子孫在各次征戰中表現勇武，有文獻記載其曾孫居然擒賊六百九十九名，使得瑤僮膽破不已［22］446。這可能是夸大之詞，但也反映出昭平土巡檢的實力不斷增強。

總之，官府“改流歸土”的決策目的主要是穩定地方秩序，同時蘊含著扶植土巡檢為代表的土人勢力的潛意識。官府與俍兵都是昭平甚至是府江流域的外來勢力，只不過朝廷擁有所謂的正統身份，俍兵則不然。即使俍兵在此刻聽命其調遣作戰，但在當時“華夷之辯”的儒家話語權下還是被貼上為華夏族群之外的蠻夷身份標簽。為防止“以夏歸夷”，朝廷只能培植本地的土民勢力。于是，巡檢衙門成為府江地域的官府和昭平土人的共同勢力延展途徑，在抑制瑤僮的同時也警惕著外來的俍兵俍人。

三、營建堡城與開發措施

瑤僮的侵擾使修建于府江西岸的昭平堡在筑造沒多久后就失去控制，成為廢堡，變得林木蔥郁，野獸時常出沒其間。舊堡城的遭遇表明成化年間修建昭平堡這一具體軍事實踐的失敗，也從側面說明洪武十八年（1385 年）廢縣以來，被王朝貼上“寇”這一標簽的“國家體制”之外的人群勢力越來越大，官府的軍事行動完全不能畢其功于一役。成化年間昭平堡廢棄后，降至正德三年（1508 年）于府江東岸再次營建堡城，首要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朝廷對府江流域所具有的通航權之安全。堡城的筑建可以給堡兵提供一個較為舒適的居住環境去抵御炎風寒雨造成的惡疾，減少士兵的死亡率。當然，前引蔣冕的文章還提供了更為重要的信息，“移驛舍、巡司于城內，虛其地三之二以為民居”。他首先告訴我們此時的昭平地域還設有驛站和巡檢司，并且留有三分之二的范圍給民居住。昭平驛為渡口水驛［23］72，始設于洪武三年（1370 年）［13］560，主要是銜接府江上下一線的船只往來。巡檢司已在上文討論，不再贅述。至于空留三分之二的堡城之地給納入國家管理體系的“民”居住，目前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些受編之民是依靠昭平堡的庇護在其周圍活動的。無論他們選擇農業耕種還是林木、水產（運）等各類職業，都必須與游離戶口之外的瑤僮族群進行利益爭奪，但在俍兵過來耕守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首先是俍兵的確干涉到民與瑤僮的人群身份變化［16］142，其次是俍兵這一身份標簽的主體和當地的民、瑤、僮發生替換流動［24］136-143。

正德三年（1508 年）的修造新堡活動，與明中葉對府江瑤人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的背景有關，是朝廷在該地區延展勢力的一部分。正德年間是一個新的用兵階段，自正德二年（1507 年）起，明王朝就針對兩廣瑤僮之亂相繼實施了七次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是年，“馬平獞大肆猖獗”，總督兩廣軍務陳金統率十三萬大軍平亂，結果就是“其酋愿悉歸侵疆，輸王賦如他州縣”［12］1425。明政府對府江流域的軍事活動從明初就持續性地開展，只是府江之寇“臨以大兵則禽奔，而獸逸殄滅未盡，遺種復熾”，此般無可奈何的局面使得朝廷一面加大軍事征剿的力度，一面整飭基礎的據點鞏固日常的防守力量。兵堡修筑后，朝廷在正德十二年（1517 年）接受陳金的建議，其建議主要內容如下：一是在昭平堡內創建守備衙門及其分司，營建糧倉和士兵營房。二是從廣東衛所調撥二哨的官軍，從廣西桂林、平樂、柳州、梧州四府移民兩千人過來。三是提升昭平巡檢司的實力，增加弓兵百人及哨船二十艘。上述武裝力量均由守備節制。四是從柳州、慶遠二府移民，并繼續從田州增調土（俍）兵的征調數量，將府江兩岸的荒田分給他們，給牛和糧食，種植一段時間后量科租稅。五是創建總小甲制度，形成一種地域聯盟關系，互相應援救助［18］609。

陳金提出來的五項措施極其重要，大概可以歸納為完善堡城衙門，增強當地軍事實力，調民于當地耕種。其影響很明顯，再次提高了昭平堡的地位，包括地緣政治地位和軍事戰略地位；推進了昭平區域的開發，移民耕種荒田為昭平堡地區提供了征收賦稅的前提。明代的總小甲制度廣泛建置于社會治安系統、軍事系統、徭役組織以及商稅機構之中［25］145-160，府江流域的總小甲制度除了預警防御之外還承擔徭役賦稅的職能，并且它對凝聚和強化昭平地緣族群中民人的自我認同觀念必然也發揮出積極的作用。而這些變化，除了表明官府領導下的民人的勢力擴張外，也應當視為昭平地域恢復縣治的重要基礎。

四、正統文化形態的建構

提高駐軍數量，增設高級別的武職衙門，移民開發土地和建立賦稅征收系統的準備，使得昭平一帶的王朝政治、軍事、經濟力量開始上漲，將昭平堡復設為昭平縣的條件逐漸成熟。與此同時，官府也始終注重在府江流域推行儒家文化價值觀。正德十六年（1521 年）發生于昭平堡的“三烈”事件及其影響，一定程度上可以為我們補充當時的文化生態面貌。萬歷年間，曾在廣西任職提學僉事的魏濬著有雜錄《西事珥》，書中簡要記載這一事件：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郭氏。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墟，病卒。泊舟昭平堡時，猺賊公感聚眾橫行江上劫殺，得辰秀。辰秀以緹囊投啖賊，脫身赴水死。張繼之，郭又繼之。賊怒，盡殺其婢仆。拽時舉以去，時舉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初，金溪張賓祿與別駕有夙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口遇害之狀，泣曰：“死者長已，一孤尚在，何以脫之？”乃以金錢遣諜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后間道出。當事義之，給傳，俾載槥車與其孤還銅仁。有司以其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楔令昭州祠三烈以勸。時舉后舉孝廉，再遷為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處，眾咸咤為異云。［26］39

貴州銅仁府人劉仁趕赴廣西梧州府任職，病亡于途中。他們沿著府江通行，船泊行到昭平堡的時候，剛好遇上以公感為首的瑤人在府江上搶劫。劉仁的兩個妾以及女兒劉辰秀三人跳江自殺，十三歲的兒子劉時舉被綁架，后與劉仁有交情的金溪人張賓祿贖回時舉。之后，三位自盡的女性得到圣旨旌表。劉時舉則很巧合地官至平樂同知，任職之地“正其遇難之處”，透露出正德末年的昭平堡還有平樂府府衙之外的最高行政機構——同知衙門，這也表明昭平地區的編民行政事務日漸繁重。劉時舉任平樂府同知后，親自督導大軍攻打府江的瑤僮，并在府江岸邊殺了十余個俘虜祭奠“三烈”［27］178-179。

根據后來文獻的記述，嘉靖十三年（1534 年），銅仁知府魏箴庵特別將劉辰秀的事跡上報［28］33，嘉靖十五年（1536 年）到任的貴州巡按御史楊春芳批示曰：“烈女辰秀，倉促遇難，邀庶母以捐生，貞烈錫類，不為強暴所污。在中州服習□義尚難，其人而況于邊徼乎！在丈夫讀書識理尚難，其人而況于婦女乎！自非王化所被，正氣所鐘，安能有此？實為人中之瑞迥，異物產之祥相，應表揚豈宜泯滅?！保?9］87-90批示中的措辭特別指出這件事情發生在“邊徼”，劉辰秀之所以如此“貞烈”，是因為其為“王化所被，正氣所鐘”，這是正統與邊緣的差異，即“人中之瑞迥，異物產之祥相”的現實照應。這三位烈女的節義得到貴州和廣西官府的肯定。嘉靖十九年（1540 年），廣西有關官員聯名上奏請建三烈祠堂［22］184，嘉靖二十五年（1546 年）替任的貴州巡按御史蕭靖蒙［28］33親自上疏為“三烈”求得旌表［29］87-90?！叭摇钡某霈F，深刻地體現了封建王朝對女性貞節價值的肯定意義。據萬歷時期的史料記載，一位叫胡大化的士大夫作詩《詠清流三烈》，其中有句子曰：“幸有同胞泣前事，大書貞烈重如山”［27］235，更為直白地憑借此事表露出屬于儒家文化的對于婦女“貞烈重如山”的肯定和贊美。另一位士大夫在同名詩中將三烈的犧牲看作是某種意義上女性捍衛貞操行動的勝利，故作詩言“誰知毓德閨中秀，腹內也有催蠻兵”［27］236。

嘉靖之后的隆、萬時期，以平定瑤亂而名聲大噪的高級官員郭應聘也注意到“三烈”可以樹立為府江流域族群文化并存中的正統文化旗幟。他認為：“府江，蓋百粵之孔道也。諸猺占據為梗，吏民商旅視為畏途，即縉紳亦橫被慘酷。今三烈墓在昭平，望之愴然興慨，天威震疊，一旦廓清，足以快神人?！保?0］15于是，昭平地域的“三烈墓”便被放大成為正統文化形態的標志，當地官府和民人長期用它強調正統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并進一步轉化為迥異于邊緣族群的自我激勵因素。萬歷四十年（1612 年）任府江道兵備的王聘賢在她們的墓前建造“三烈坊”［31］272。萬歷時期，昭平的編戶齊民再次為她們修繕祠堂，降至清乾隆時期“人猶仰其節云”。而且，自明迄至有清一代，貴州銅仁府和廣西府江流域的士大夫持續地創作辭賦詩歌稱頌“三烈”⑤。

綜上，我們在其中觀察到了昭平設縣前當地華夏文化觀呈現擴容的態勢，官方對“三烈”的認識和書寫體現當時的族群文化關系?！叭摇弊鳛榈赖聵藯U被實踐證明了王朝文化的正統價值。

五、昭平縣的設立

新設州縣大多是在平亂之后或者地方難治的情況下出現的，盡快恢復本地社會秩序、加強對該地的統治，乃是新設州縣的首要任務［32］32-40。昭平縣的設立背景，可以囊括于應付上述這些共性問題，它在具體實踐上，則還是對抗瑤僮人群之必需。前面已經討論過，昭平一帶的王朝政治、軍事、賦役成立條件的變量和維護與強化“我群意識”的努力，都為昭平復設縣治作了基礎準備。昭平縣的設置更多地體現了明朝政府強化控制府江流域交通要道的意圖［33］288-299。此時的昭平官府，主要精力仍用于擊退瑤、僮人群勢力，使編民有效地固定下來。萬歷元年（1573 年），廣東肇慶府人羅黃裳“出守平樂，地瘠而險多盜，議設昭平縣以握其吭”［34］739。身為府江流域的主要行政長官，羅黃裳為昭平復設縣治作出很大功績［35］1180。除了羅黃裳議設昭平縣以外，右都副御史、廣西巡撫吳文華［36］3140及其前任郭應聘也上疏提議設置昭平縣⑥，新設昭平縣疆域為平樂縣之昭平、馬江二里，富川縣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和整個仙回土司（仙回亦稱古眉）［22］92之地［37］352。昭平前門筑立營堡，列以土司募兵屯種操防［38］3514。史籍載，昭平縣設立后，“庶幾可治”［39］251。然而，剛剛建縣的萬歷四年（1576 年）就遇到以黎福莊、黎天龍父子為首的“僮亂”。這次動亂，在《萬歷武功錄》中記載詳細［37］389-390。黎福莊為平樂上四屯酋長，自隆慶始，便經常聯合“諸僮”劫掠地方。黎福莊趁著昭平立縣的空隙，聯合下四屯酋長以及大廣東羅山流賊一千余人，輾轉至附近的賀縣，后又逃回昭平縣內的白冒、五指山。五指山“其中深廣，入僅一線，一人扼之，則萬夫莫過”［40］4008。正德、嘉靖時候，官府多次前去征剿都無功而返。因而，黎福莊變得有恃無恐，“昭平民屯諸偷又多有附莊而起者”。于是，黎福莊“擊牛酒徼，惠于鬼神，決策犯府江?！毖垡娎韪Ｇf勢力作大，官府不得不依靠俍兵來平亂，并繼續設立土司、兵堡來阻隔瑤僮人群。

昭平縣域包含地域遼闊的仙回。仙回四面相距百里，有民村和圩市近四十個，儼然一小縣，卻未被編作一個里。萬歷元年（1573 年），來自桂西向武州的土官子弟黃仲拙討平當地生事的瑤人，黃仲拙早在嘉靖、隆慶之際就和他的兄長來到府江平定“瑤亂”。萬歷十四年（1586 年），他被題授為仙回土巡檢。之后，黃仲拙主持建造了仙回、韋峝兩座城堡。為了免去仙回耕兵的后顧之憂，官府在萬歷四年（1576 年）編里之時并未將仙回的土地計算到所征糧的總田數額里，直到清康熙時期裁廢仙回土巡檢后才下發諭示，讓仙回的“民人”立戶赴縣納糧［22］92-96，453-455。類似黃仲拙的新土司和其手下多為桂西俍兵，昭平縣治的復設強化了當地對軍事力量的需要，進而加速了外來人群的本地化進程，同時，他們亦進一步影響新設昭平縣的社會結構和族群關系。

同樣在萬歷元年前后，巡撫郭應聘給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呂調陽的書信中透露出自己的擔憂，他認為府江地區若不設土司、不行屯戍就只能博得二三十年的安逸。對于屯種的人，無論其是兵或是民都可以。又認為自己前面提出來的昭平設立縣治的建議雖然是穩定當地最好的辦法，但也需要等待幾年后有足夠的賦稅財政去支撐縣域的運作，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41］413-414。然而，昭平縣的稅收一直難以保障本地的軍事活動費用支出。直到萬歷三十年（1602 年），昭平縣各土司下共有耕兵2466 名，而其余種類繁多的昭平參將領兵、船兵，旗軍，堡兵、哨隊、營兵等總額只有1643 人，各色官軍的餉銀依靠昭平縣衙和其他州縣撥款，耕兵則是依靠土地自給自足［42］235-236。麥思杰注意到，昭平設縣治與郭應聘的其他五項措施加強了對府江地區土官和俍兵的控制，俍兵成為府江地域的編戶齊民，僮人也逐漸被招納入籍［44］45-48。設縣后的昭平，民人更偏向于指分得土地的土司（土巡檢）與俍兵，他們和承佃或實際的地主——僮人，因為土地的事情產生持久的糾紛，這種族群身份的斗爭一直延續到清代［45］104-114。

明末昭平設縣后，被官府所依靠來穩定本地社會秩序的俍兵俍人逐漸在地化為民人?，庂兹巳荷矸菔轿?，但地域中仍然間接性地出現所謂的“瑤亂”或者“僮亂”的社會失序狀況，于是官府更加倚重俍兵和土司。這種態勢形塑當時的地緣政治特征和族群隔閡秩序，直到清初裁撤俍兵和土司，才突破發展出新的社會結構。

結 語

洪武十八年（1385 年）的龍平縣廢革之舉是明初王朝力量難以深入府江流域的無奈選擇。這時的昭平地緣政治關系主要表現為進入國家體制的編戶齊民與瑤僮族群之間你進我退、你虧我盈的動態擠壓特點，瑤僮族群主導著昭平地域的社會結構。自成化、弘治以降，昭平堡的營建表明明王朝深入府江地域的決心，建堡這一行動本質上是王朝對邊緣族群宏觀軍事勝利的具體實踐。同時，朝廷征調桂西土司俍兵平定昭平瑤、僮動亂，并采取建立土巡檢的方式來壯大官府和土民的勢力。到了正德年間，朝廷在府江流域啟動新一輪的大規模軍事活動，并注意在當地發展王朝行政、軍事、賦役、文化認同等條件。隨著這些條件的成熟，加之防治瑤變、僮變的迫切需要，最終于萬歷四年（1576 年）復設昭平縣，這對當地的族群身份和社會結構造成了新的影響。

注 釋：

①筆者引用古籍時，出于忠實史料之態度使用“獞”“猺”“狼”等文字，而非認同其貶義色彩。正文中直接使用時改為僮（涉及新中國成立后的壯民族時才寫為“壯”）、瑤、俍。

②對于萬歷《廣西通志》的具體修撰時間，筆者采納劉深的考證結果。見劉深.論《（萬歷）廣西通志》之歷史形態［J］.廣西社會科學，2014（06）：127-131.

③科大衛認為，瑤（傜）的這一稱謂，是和賦役登記系統聯系在一起的。進入王朝賦役系統的人，官府將其稱為“民”，而那些居住在山區、不需要承擔賦役的，則稱其為瑤。見：Faure David.The Yao Wars in the Mid-Ming and Their Impact on Yao Ethnicity［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171。

④原文作“平樂府照平堡巡檢司”。見：（明）佚名，《土官底簿》，卷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此外，民國《昭平縣志》則記載，龍氏的傳世族譜稱龍彪在弘治十年二月得到土巡檢的任命圣旨。

⑤明代銅仁府進士萬士英作《吊三烈賦》、清代昭平縣令楊漳作《祭三烈祠文》。見（明）陳以躍纂修，（萬歷）《銅仁府志》，卷十二，明萬歷間刻本；（清）陸焞，（乾?。墩哑娇h志》，卷八，清鈔本.

⑥有清代文獻記載，廣西布政使楊成于萬歷元年設立昭平縣。其時，楊已調離，且其他眾多文獻都指明昭平縣設于萬歷四年，故為訛誤。見許重熙撰，《嘉靖以來注略》，卷七，明崇禎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