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 “ 防疫 ” “ 治疫 ” 思想

李明月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北武漢430074）

“ 疫 ” 本義為瘟疫，是急性流行性傳染病的總稱?！墩f文·疒部》： “ 疫，民皆疾也 ”［1］363?！蹲至帧方忉尀椋?“ 疫，病流行也 ”［2］106?！抖Y記·月令》曰： “ 果實早成，民殃于疫 ”［3］2939。皆說明 “ 疫 ” 具有傳染速度快、傳播面積廣、對人類生產生活危害大等特點。由于古代科技醫療落后，防治疫病歷來就是一件艱難的事情，許多醫官對此都無能為力。宋代文人以知醫為尚，如文彥博、范仲淹、沈括等。他們雖未必能達到為人治病的水平，但在為官一方時推行醫學、防疫治病則不遺余力。在宋代知醫文人中，蘇軾無疑是最有影響的一位。他通曉醫道，熟悉醫理，凡所到之處定把防疫、治疫作為大事，必先天下之憂而憂。

一、疫前：預防

凡事預則立，對待疫病亦是如此?！饵S帝內經》中載： “ 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 ”［4］324。在醫療水平有限和物質條件匱乏的封建社會中，人們只能根據歷代積累的防治經驗，嘗試通過藥物以蠲除疫氣，達到防患未然的效果。

（一）推廣藥方

北宋紹圣元年（1094），蘇軾被貶嶺南，因其地濕潤溫暖，使得傳染病病原菌、中間宿主、媒介生物有較好的生長環境，所以多聚瘴氣，故東坡居惠州時 “ 閑居蓄百毒，救彼跛與盲 ”［5］2117。然他對這 “ 百毒 ” 瘴氣不以為意，曾于《答參寥》信中道： “ 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是病皆死得人，又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 ”［6］1865。其不懼死亡的樂觀態度固然值得贊賞，但嶺南瘴病的危害亦不容小覷。在宋代，瘴癘足以令當時的北方人士聞之色變。如宋人王十朋說： “ 嶺外當盛夏，乃瘴癘大作之秋，北人沖之，未有不病者 ”［7］201。瘴氣之所以害人，很大原因是苦于 “ 無醫藥 ” ，因當時該地經濟文化落后，缺醫少藥，若不幸染疫也無有效對抗疫病的措施。于是蘇軾遍翻醫書，為當地百姓提供治瘴醫方： “ 治瘴止用姜、蔥、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效者 ”［6］1694。由此方可見，他認為嶺南瘴氣屬傷寒，因此以姜、蔥等熱性藥物與之相抗，甚有成效。

蘇軾對防疫的貢獻中，其推廣圣散子藥方一事值得關注。他曾專寫文章談論此方，《圣散子序》云： “ 自古論病，惟傷寒最為危急，其表里虛實，日數證候，應汗應下之類，差之毫厘，輒至不救，而用《圣散子》者，一切不問。凡陰陽二毒，男女相易，狀至危急者，連飲數劑，即汗出氣通，飲食稍進，神宇完復，更不用諸藥連服取差，其余輕者，心額微汗，正爾無恙。藥性微熱，而陽毒發狂之類，服之即覺清涼，此殆不可以常理詰也。若時疫流行，平旦于大釜中煮之，不問老少良賤，各服一大盞，即時氣不入其門 ”［6］331。從中可看出，蘇軾的藥理實則是遵循傳統的陰陽、水火理論，以陽克陰，以火攻水，診治效果自然極佳。但另一位宋人葉夢得卻對此提出猛烈抨擊，認為子瞻 “ 凡傷寒，不問癥候如何，一以是治之 ”［8］12的醫法不合醫理，且不加辨證，男女老幼皆用，一旦 “ 用藥一失其度，則立死者皆是 ”［8］13，若此方再廣泛盛行，令時人信篤，則會殺人無數。然后世有人針對此事指出，葉夢得乃蔡京門客，其原是出于黨爭緣故批判蘇軾?，F今看來，葉夢得的顧慮不無道理，患者體質狀況不同，若盲目信從，不區別用醫，皆用此方療之，確實易出問題。

（二）改善飲水，注重衛生

蘇軾在惠州時，曾聽聞廣州流行疫癥，遂致書廣州官員王敏仲，介紹自己在杭州設病院的經驗。隨后，他與好友羅浮道士鄧守安談及有關改善廣州飲水的意見，認為此對當地的防疫很重要，便立刻又給王敏仲寫信： “ 廣州一城人，好飲咸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 ”［6］1692指出廣州一地由于飲水不衛生，導致疾疫發生時損傷過多。然則并非百姓不知飲用甘甜的井水， “ 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丁何由得？ ”［6］1692基于現況，蘇軾建議將蒲澗山中之水引入城，并提出可行的實施計策： “ 于巖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之，漆涂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余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茅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 ”［6］1693。該法操作簡易且成本低廉，若能施行，則一城人無論貧富都能飲用甘涼之水，益處顯而易見。然而可惜的是，之后此事并未成功，是否受各種條件限制或因其他緣故也無從可知。

毋庸置疑，蘇軾提出的改善飲水措施確對疫病防治大有裨益。水乃生命之源，是人體維持正常生命運轉不可或缺的成分之一。古訓言 “ 病從口入 ” ，如若不能保證飲用清潔之水，無疑會對生命構成極大威脅。因此，飲水衛生歷來被各朝各代所重視，自漢至清，為政者就已通過鑿渠挖池和興修水利引甘甜之水以供民用①，此舉不僅使得百姓用水愈加方便衛生，也有利于疾疫的預防。

二、疫時：救濟

控制和消滅疫病的途徑和方法主要有兩個：一是防，二是治。以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才是正確的戰疫方針。疫情不幸發生后，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才能有效遏制災疫的蔓延，對此，蘇軾的做法可謂是典范。

（一）了解災情，如實上報

現代社會，行政機關可以通過政府公報、政府網站、新聞發布會等便于公眾知曉的方式公開信息，更好地為民服務，一方面為其呈現最為可信的信息，極大限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另一方面通過對突發性事件信息的公開，能最大程度減少危機損失，增強政府的公信力。而在宋代，統治者就已注意到新聞發布的重要性，以 “ 出榜 ” 的方式發布政府信息，如人事任免，要 “ 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 ”［9］533；出現緊急事故，像暴發疫病、戰爭等，也要 “ 出榜曉示百姓通知 ”［10］14593，然此有賴于各地方基層官員如實上報，等侯批示，才能獲得援助。

元祐七年（1092），浙西地區饑疫大作，蘇東坡已經提前向朝廷預報了災情的可怕： “ 蘇、湖、秀三州，人死過半 ”［6］971。這是他在潁州任上親眼所見難民渡江了解到的。后蘇東坡改任揚州，仍心系三州黎民百姓，在任途中屏退隨從及地方官吏，單獨深入僻鄉村落調查真相，將目之所見上奏朝議： “ 有田無人，有人無糧，有種無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臘 ”［11］11296。并懇請加派官吏，協同管控，如此十年之后，方可完復?？扇粼跁r疫之際，官吏無憫恤下層之心，唯恐影響政績，懼怕烏紗帽不保，而故意隱匿不報，將使得事態愈發危重，直至無法掌控。

（二）布粥施藥，設置病坊

疫情發生后，民眾日常生活都將受到極大威脅，患病之人本就體力虛弱，再無充足的食物以維持生命活動，更不利于疫病的康復。此時，各方的食物援助就顯得極為迫切。元祐四年（1089），蘇軾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當年就遇上饑荒和疫災，他立即奏請于朝，求免該地供米三分之一，又請賜度僧牒換米救人，朝廷多從之。第二年，朝廷便降低米價，并 “ 多作饉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 ”［5］2821。

除積極治療之外，隔斷傳染源以防止疫病繼續擴散也尤為關鍵，設置病坊即是這一觀念的體現。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蘇軾曾在當地開設病坊，由于疫情嚴重，除政府撥款紋銀二千兩外，他還獻出黃金五十兩，以作 “ 安樂坊 ” 籌備資金?！稏|坡先生墓志銘》載： “ 公曰：‘杭，水陸之會，因疫病死比他處常多?！速隽w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 ”［12］998?，F今看來，病坊的作用不僅在于能收納醫治患者，也是于無形之中規避了疫病擴大交叉傳播的風險。據資料來看，蘇軾所設的病坊并非臨時性機構，而是一直維持下來，三年間醫愈千人，成為崇寧年間設置的安濟坊的前身②。他不但自己創辦了醫院，也曾建議好友廣州太守王古于當地興辦醫院，救治百姓。

其實早在夏商周時期隔離病源的思想已經產生，《易·兌卦》九四爻辭說： “ 介疾有喜 ”［3］309。介，即隔離。漢代，政府已有疫病的隔離政策和制度，據史料記載，百官家中若有三人染病者，身雖不病，百日不得入宮③。以今天的防疫思想來看，在沒有藥物遏制的情況下，對染病者進行隔離，阻止疫病相互傳播才是最為簡便、有效的方法。

（三）籌集募捐，爭取援助

疫災破壞性巨大，不僅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稅收，更有甚者，若民眾積怨良多，發動起義，乃至動搖王朝的政權統治。而對疫災的治理，亦是極其耗費人力物力，非短期內得以恢復社會和諧穩定。天災面前，個人力量畢竟有限，若合眾力，則人有善利，其行可久。于是蘇軾巧妙地借助僧人的力量協助抗疫：首先是利用佛教信念，吸引僧人募捐，維持施藥費用，蘇軾在《圣散子后序》中談道： “ 今募信士就楞嚴院修制，自立春后起施，直至來年春夏之交，有入名者，徑以施送本院。昔薄拘羅尊者，以訶梨勒施一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眾疾，施無多寡，隨力助緣。疾病必相扶持。功德豈有限量，仁者惻隱，當崇善因 ”［6］332。再者招募僧人到各坊進行管理治療，每天早晚，僧人們按時準備病人的藥物和飲食 “ 無令失時 ” ，并獎賞坊中醫者， “ 若能三年之內治愈千人，賜紫衣及祀部牒各一道［13］1195” 。此制后來仍被沿用至安濟坊。

至于為何選擇僧人協助，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僧侶以慈悲為懷，常懷惻隱之心，佛教道義講求出世的解脫，其根本宗旨是普度眾生，顯然他們會義無反顧投身于這場救治當中；二是僧人不求名利，樂善好施，且蘇軾與其交往甚密，自容易使之慷慨相助；三是疫病易交相傳染，接觸過病人的人都需被隔離。但病人又需旁人照顧，而僧人遠離塵俗，社交活動單一，避免了過多與外界接觸的機會，能有效隔斷病毒的傳播。

三、疫后：賑恤

疫病災害過后，田地荒蕪，莊稼無收，民不聊生。如若賑恤不當，極易引發暴亂，擾亂社會安寧。因此，出于維護國家政權的需要，統治階級勢必采用主動、積極的補救政策來渡過暫時的難關。作為個人，蘇軾無權擅自減賦放糧，但他也竭力向朝廷上諫。

（一）減免賦役，開倉放糧

政府的稅收主要依靠租賦，賦從田出，然災疫過后，田荒無收，為使國家財政恢復正常，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是最常采用的措施。百姓染疫，輕則需要醫藥救治，短時間內無法從事體力勞動；重者死亡，甚或一家數人去世。對幸存的人來說，在天災人禍下，再要按正常年景繳納賦稅，實在是力所不能及。因此，大部分統治者在災后都注意減免賦役，給人民以休養生息的機會。

北宋自開國之初就將災后蠲免賦稅的權力部分下放給州縣一級官吏［14］217。乾德二年（964）四月，太祖下詔： “ 屬自春夏，時雨尚愆。深念黎元，失于播植，所宜優恤?！谔庨L吏，視民田無見青苗者與放免 ”［15］674。但實際情況是，蠲免賦稅體現的是帝王恩德，地方官吏不能將自己的功績凌駕于浩蕩的皇恩之上，所以尚需帝王下旨，委派使臣，以示皇恩。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杭州大疫，死傷無數。蘇軾請求朝廷延緩兩浙路部分上供米的時限，并請求錢米賑濟百姓；十多年后，杭州又饑疫大作，蘇軾請求中央進行救濟補救，哲宗下令將兩浙路上供米20萬石用以救災，并免去當年該地三分之一供米數。在他的積極救助下，兩浙一帶的疫情才逐漸得到控制。

（二）整肅官風，有責必究

宋代某些官吏在疾病救治中存在貪污、腐化、瀆職、克扣藥錢等行為，使得政府的賑恤措施無法很好地貫徹執行［16］545，造成普通民眾 “ 飲食不充 ” “ 無錢合藥 ” “ 無藥可服 ” “ 多致死亡 ” 的慘狀。面對重大疫情時，一些官員在其位卻不能任職盡責，不僅加劇了社會民眾的恐慌，而且也延緩了政府救治的時間和力度。本就民生多艱，加以小人作祟，若再無上級事后追責，更會縱容不法之人的猖狂之心。

元祐四年（1089）蘇軾出任杭州時遇到饑疫，他認為這次疫病固然是天時不利，但也是本路監司郡守張靚、沈起等人處置無方造成的，于是憤怒地指責那些在朝堂專工內斗的 “ 小人 ” ： “ 小人淺見，只為朝廷惜錢，不為君父惜民! ”［6］971在蘇東坡看來，即使 “ 朝廷加意惠養，仍須官吏得人，十年之后，庶可完復 ”［6］972。若是當初朝廷采取他所建議的預防措施，不僅所需糧款不及后來賑濟所需之半數，而且十年之后民生便可恢復，惜已晚矣。兩年后，蘇軾轉任翰林學士承旨，但其仍關注杭州災情，先前他雖已乞奏圣上令發運司糴米，發運司官吏卻以本路米貴為辭不肯收糴，致使災況沒有及時緩解，此本為 “ 不切遵稟之罪 ”［17］277，然 “ 朝廷未嘗責問 ”［17］277，實應 “ 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誤，必行重責。所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為空言 ”［17］278。二事皆表明，天災固可怕，人禍亦要防，事后若無上級對下層官員的問責追究，實行有力的懲戒措施，則官風不正，禍國殃民。無疑，東坡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朝堂之上的幾番忠直言論同樣警醒著后世。

綜上所述，從蘇軾的 “ 防疫治疫 ” 經驗中可知：疫前預防措施有力到位，疫病傳染源能較早切斷；疫時抗擊措施及時有效，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可將危害降至最低；疫后進行補救，安撫民生，國家方可逐漸恢復正常運轉。相信有如此寶貴的抗疫經驗，再配以發達的現代醫學條件，今時今日是不必 “ 談疫色變 ” 的。

注釋：

①漢代為政者則不僅下令在各大城市附近開鑿大規模的人工湖泊，而且于第宅庭園中挖掘規模較小的水池。這些人工水面的存在，在提供居民部分用水的同時，也有利于預防疾疫。隋代長安城中有醴泉，隋文帝曾于此置醴泉監，取甘泉水以供御廚。唐代長安城內井水咸苦，皇宮用水從咸寧縣甘井駝運。宋代大中祥符七年（1014），陳堯咨任知府，鑒于西安城內 “ 地斥鹵，無甘泉 ” ，乃相度地勢，開鑿水渠，把城東二里龍首渠的清甘之水引入城中，以便民生之用。參見韓毅著《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上海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169頁。

②《宋會要》載： “ 崇寧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兩浙轉運司言，蘇軾知杭州日，城中有病坊一所，名安樂，以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與紫衣。乞自今管勾病坊僧三年滿所醫之數，賜紫衣及祀部牒各一道。從之，仍改為安濟坊。 ” 參見梁太濟、包偉民著《宋史食貨志補正》上編：《食之部補正·振恤》，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版，第358頁。

③《晉書·王彪之傳》： “ 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疫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 ” 參見（唐）房玄齡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點校：《晉書》卷76：《列傳第四十六·王廙王彪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版，第20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