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吸收學界成果，持續提高《辭?！分袊穼W科條目質量

熊月之

當今時代，人類知識生產、傳播與創新，鮮明地呈現以下四個特性： 知識更新快速性、知識總量無限性、信息發布隨意性、知識真偽難辨性。

知識分科越來越細，知識更新越來越快，更新周期越來越短。人類知識分為三大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數理化天地生醫農，文史哲經法社教，每一門學科下面不知分出了多少二級學科、三級學科。以歷史學而言，大而言之，可分中國史、世界史，再細分，分古代、近代、現代、當代，還有城市、鄉村、社會、區域，古代還可以按時段，先秦、秦漢、唐宋元明清，一直細分下去。據相關學者測算，人類知識在19世紀是每50年增加一倍，20世紀初是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每5年增加一倍，而最近10年大約每3年增加一倍。

知識總量越來越巨大，巨大到難以想象的地步。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 人類近30年來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占有史以來科學知識總量的90%，換句話說，此前幾千年中所積累的科學知識，只占現有科學知識總量的10%。

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由于信息發布多樣化、隨意化，只要有手機，每個人都可以持續不斷地發布各種信息。于是，信息世界，魚龍混雜，真假難辨。

知識創新越來越依賴于兩個基點，即對學科前沿最新知識的準確掌握，與對學科宏大背景的全面把握。前者要求的是分析，后者要求的是綜合，前者要求的是專，后者要求的是通。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完成知識創新。

面對這樣的知識總量，這樣細密的分工，這樣快速的更新，這樣混雜的局面，每個人都顯得越來越渺小。但是，人類需要由準確知識匯集起來的無所不包的萬寶全書，這就是百科全書與《辭?！芬活愐詼蚀_、宏通為特點的權威工具書。因為，知識無限，能力有限。一個能力有限的人要在無限的知識海洋中創新，創造新的知識，就必須依托無限的知識界的綜合能力。于是，“對不對，查《辭?！贰?，成為人們獲得、驗證知識的有效法門之一。

百科全書與《辭?！返墓餐攸c，都是依托知識界的集體智慧，為社會大眾提供可靠的、準確的、穩定的知識。任何知識創新，都是在知識守成與變異的矛盾中展開的，都是在知識體系的新陳代謝過程中實現的?！掇o?！访窟^10年就新修一遍，有所保留，有所增刪，有所修訂，就是這種守成與變異的綜合體現。

辭書講究知識的全面性、科學性與穩定性。以知識體系相對穩定的中國近代史來說，最近40多年，無論是具體史料的披露，研究領域的拓展，研究話語的更替，研究體系的變化，都是相當廣泛而深刻的。每過10年就對這些變化梳理一遍，這不光為相關學者與社會大眾提供了可靠的參考知識，對于從事《辭?！窏l目修訂的學者來說，每修訂一遍，都是對學界動態一次新的了解、梳理與研究，也是一次綜合性學習與提高。通過條目的修訂與撰寫，也能折射出歷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在此前《辭?！沸抻嗊^程中，陳絳先生和我負責近代史方面的內容，我們深感這一工作極有價值，也很有難度，但總是勉力為之。

從收詞范圍看，改革開放以前出版的《辭?！?，所收政治性條目、階級斗爭類條目較多，經過這三四十年的不斷修訂，增加了許多社會史、文化史、經濟史、中外關系史的內容，也更能反映豐富的歷史內涵。

釋文方面，注意吸收學術界比較可靠的、穩定性較強的成果。比如，1900年7月，唐才常、容閎、嚴復等人兩次在上海舉行旨在反對慈禧太后統治的“中國國會”，有八十多人參加，影響很大。會議舉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有哪些人參加？言人人殊。馮自由在《革命逸史》中稱，會議是在張園舉行的，因此，后人將其簡稱為“張園國會”。但是，根據參加會議的孫寶瑄的日記，以及與會的日本人記述，會議是在愚園舉行的，地點、人數、議程均有具體記錄，這些信息顯然比馮自由的《革命逸史》更為可靠?！掇o?！分?，多個條目述及這一事件，第五版之前的版本，釋文均為“張園”，我們在修訂時，便將“張園”逐一改為“愚園”。再如，1903年發生的“蘇報案”中，章太炎與鄒容被捕。章太炎出獄后曾撰文，說他與鄒容被捕是吳稚暉向清政府告密“獻策”所致。吳奮起反駁，要他拿出證據、證人，章無法提供。后來，章在修改《鄒容傳》時，便將有關文字刪去。蔡元培也為吳稚暉說話，力辯其無。20世紀80年代初，唐振常先生發表文章，以充分的資料、嚴密的邏輯，論證“蘇報案”本無密可告，吳也沒有告密之事?！掇o?！返诙妫?965年未定稿）和第三版“吳稚暉”條采用的是章太炎的說法，稱“1903年《蘇報》被封，由于他（吳稚暉）的出賣，章（太炎）和鄒容被捕”。第四版（三卷本）修訂時，便刪除了這一說法。又如，秋瑾案中湯壽潛責任問題?！掇o?！返诙婧偷谌妗皽珘蹪摗睏l稱“1907年（湯壽潛）參與浙江官紳殺害秋瑾事件”，引起爭議。第四版經論證刪除了相關內容。

古人強調史書在彰善癉惡方面的特殊功能，所謂“一字之褒，榮于華袞;一字之貶，嚴于斧鉞”。在信息記錄、保存手段如此豐富、史書撰寫與出版如此多元而發達的今天，一般史書的功能早已遠遠不能與《春秋》相比了，但是，對于在廣大讀者中具有很高權威性的《辭?！穪碚f，其收詞、釋文的影響，依然值得編撰者高度重視。正因如此，我們每次接到修訂任務，總有如履薄冰之感，須認真吸收學術界新的研究成果，提高《辭?！废嚓P條目水準。

（作者為《辭?！分袊贩挚浦骶?，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