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身非學術職業：博士生畢業歸宿選擇分析

曾葉子

摘 ?要：隨著我國博士群體數量的激增，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崗位供應已經無法吸納大規模的人才供給，大量博士畢業生流失到學術界之外。博士生個體的學術追求、社會就業環境、市場導向以及薪酬等因素極大程度地影響了未來的職業選擇。在校期間與導師有良好交流、得到高素質專業能力培養的博士生更傾向于選擇學術職業。影響選擇博士生職業的因素是多維度的、多要素的、多結構的。

關鍵詞：博士生培養;學術職業選擇;非學術職業

中圖分類號：G40-01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673-7164（2021）45-0007-03

早期博士教育的培養初衷是為學術職業培養和儲備人才，強調“以學術為業”，博士生的任務是學術的延續與創新[1]。因受到洪堡理念“純科學模式”的影響，學界通常認為以研究為基礎的學術職業是博士學位獲得者的最優選擇[2]，將這種職業路徑稱為“線性管道”，而那些從事非學術職業的博士畢業生被視作“管道的泄露”[3]。以我國為例，《2020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博士研究生累積招生已近150萬，年均增長率高達20%[4]。伴隨著全球博士生教育規模的大規模擴張，日漸飽和的學術勞動力市場已經不能吸納如此規模的博士畢業生[5]。

越來越多的博士畢業生開始選擇進入非學術領域就職。在中國，博士畢業生從事學術職業的比例從20世紀90年代的90%降至2019年的52%[6];在美國，根據2012年發布的《從研究生院到職場之路》，大約50%的博士畢業生選擇進入非學術性崗位;在澳大利亞，2000—2007年間平均只有44.4%的博士畢業生選擇學術職業[7];更有OECD、教科文組織統計研究所和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12個國家中有一半國家的博士畢業生到學術界工作的比例均低于50%[8]。文章試圖探析影響博士畢業生職業取向及傳統學術職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原因。

一、博士畢業生職業選擇影響因素的三維視角

（一）個體特征方面，性別、學術動機的顯著影響

人口統計學特征與個體學術動機是影響博士生未來學術職業選擇的重要指向標。性別和年齡是人口統計學的兩項重要標準，趙世奎和沈文欽針對中國博士生調查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女性更愿意在博士畢業后進入學術勞動力市場[9]，但年齡差異對博士生未來職業選擇的影響在學術界暫無統一定論。有研究顯示，出于學術動機，攻讀博士群體從事學術相關工作的概率是非學術動機群體的2.62倍[10]。早在2011年，以黃梅等人為代表的國內學者就開始關注性別對博士畢業生在學術勞動力市場占據的有效份額的影響。通過對“中國博士發展質量調查”數據庫索引，聚焦體制內就業的博士群體，實證研究結果均表明，女性進入學術界工作的比例顯著高于男性[11]，這也佐證了博士生學術職業取向存在性別隔離的現象。一方面，女性由于個體和結構性因素，通常被視作家庭的主導者，相比工作上的成就與實現，她們更加注重維護家庭關系，因此，相當一部分的女性偏好選擇靈活性更強的學術研究工作，以平衡婚姻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矛盾。

博士生個體的心理活動是影響其今后職業選擇的關鍵因素。學術熱情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未來是否走上學術崗，擁有高學術志趣且出于學術動機而選擇讀博的畢業生更傾向于選擇學術職業。查瑞傳指出需要遴選有探索的興趣、創新的欲望和甘坐冷板凳志趣的博士生[11];鮑威（Bowie）等人也通過研究數據佐證了學術志趣與選擇學術職業之間呈明顯的正向關系，學術志趣越高越愿意在畢業后進入學術界從事相關工作。

（二）在校培養環境、導學關系、學術氛圍的直接影響

學術環境是博士生學術職業選擇過程中最核心的因素，博士生在校內的社交關系、所處學術氛圍、學術活動參與情況都能影響其今后是否選擇從事學術職業的意愿，有學者表示，培養單位的支持對博士生群體學術就業意愿有著強烈的干預效應，會直接影響博士生選擇學術職業的概率[12]。

古（Gu）對中國8所大學共1476名博士生的職業期望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一半的博士生期望未來從事非學術職業的原因與在校期間所受到的培養環境有關。例如科研經歷可以讓博士生更多地了解學術和科研的程序過程，從而更有信心踏上學術之路[13]，良好的社交關系能夠促進他們對學術職業的認同感與獲得感[14]。此外，貝尼塔（Benita）指出博士生與導師的交往關系很大程度上影響博士生對學術職業的向心力，導師不僅是培養高質量博士生環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博士生完成學術社會化的重點媒介。因此，導師與博士生需要建立有效的互動和溝通，這不僅能夠幫助導師了解學生的專業學術能力，培養其綜合能力[15]，也為其走上學術崗位累積了獨立科研經驗。在分析如何增強導師對學生全方位指導的有效性時，鮑威（Bowie）的實證分析發現，導師指導規模與博士生的科研產出呈現“倒U型”曲線。在師均指導規模小于等于10人時，導師對博士生的培養質量達到最佳狀態，利于師生間構建良好的關系并充分發揮導師的學術職業引導力和影響力。此外，博士生讀博期間的學術科研能力與活動表現決定了其未來能否勝任學術崗位;學術界普遍認為高水平期刊的發表能力展現了博士生的專業科研能力，是學術勞動力市場招聘的重要標尺，發表的文章數量與是否從事學術職業有顯著正相關性[16]。因此，博士生能否留在學術界就業還取決于學校指定的培養目標、導學關系以及周圍的學術氛圍。

（三）社會就業環境、市場導向、薪酬水平的普遍影響

博士畢業生的就業選擇不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志趣，更是基于社會大環境而做出的最優選擇，其中就業環境是影響其抉擇的重要因素。

基于微觀層面的博士畢業生個體相關研究表明，職業選擇呈現由學術領域不斷向非學術領域擴散。一方面，部分學者將目光聚焦在學術界內部，認為博士生“逃離科研”的原因是高校對當代學術青年的任務指標繁重，相對缺乏學術自由[17]。學術界外部攀高學歷動機以及高學歷人力資本的高收入吸引，再加上學術界內部人事制度改革不完善、學術考核壓力大、缺乏相應管理機制、存在職業發展不穩定不清晰的問題[18]。

另一方面，薪酬和崗位待遇是博士畢業生選擇職業的指向標，根據“Nature PHD Survey 2019”顯示，12.05%的博士生認為學術職業薪酬過低，17.58%認為學術職業缺乏工作和生活的平衡。非學術勞動力市場對博士人才的需求也達到了新的高度[19]，企業愿意給予高層次人才更好的待遇，在供需兩方面因素作用下，非學術勞動力市場成為博士生就業的重要渠道[20]，近三分之一學術型博士畢業生逐漸向非學術部門溢出[21]。在國際研究中，斯蒂芬（Stephan）和列文（Levin）通過對格勒諾布爾大學400名工程科學博士生的調查發現，博士畢業生在擇業時面臨的專業需求與崗位提供不匹配、不均衡的問題，導致了博士生缺少繼續從事學術研究行業的動力。

學術就業市場目前存在低薪酬、壓力大、前景黯淡等問題，博士畢業生的就業選擇很大程度上是隨著學術界內部和外部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與個人取向動態變化的，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現實狀況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二、影響博士生就業的理論闡釋

博士生未來職業取向是個體層面、學術層面、就業層面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本研究主要是從經濟學中的合理性概念、人職匹配理論，發展心理學中的生態系統理論多個維度來闡述影響博士生學術職業選擇的因素。

從傳統經濟學角度來看，亞當·斯密最早提出“經濟人”概念，認為社會行動者都是為追求自身最大利益而存在的，強調人的工具理性特征;在其建立的理論體系下，“線性管道”是博士生未來職業選擇的唯一標準，博士畢業生應該全部進入學術界工作。但經過不斷的修正與完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提出“合理性”概念體系，區分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他認為工具理性是以結果為導向的，強調效果的最大化;價值理性以目的為導向，強調關注人的行為本身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取向以達到個體的目的，非學術職業正是博士生在權衡成就實現、地位追求、社會促進和家庭維護后所做出的選擇。因此，高校學術市場的壟斷地位逐漸被削弱，博士生職業道路多元化成為滿足“社會人”的合理需求與實現個人發展的必然趨勢。

從人職匹配理論來看，人的個性特征需要與職業性質、組織文化以及上級領導風格的工作環境相匹配，即不同個體有著不同工作價值觀追求，只有當個人特征與工作環境匹配得當時，個人的潛力和工作動力才能被激發出來。人職匹配理論力圖用個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來解釋職業興趣、職業選擇與自我認知間相互匹配的全過程，證實了博士生個體層面的主觀因素和客觀環境中學術氛圍與就業環境都將直接影響學術職業選擇。

從生態系統理論來看，Bronfenbrenner認為自然生態是“一組嵌套結構，每一個嵌套在下一個中，就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強調生物因素與環境因素的交互會對個體或群體的產生影響，個體或群體也會反作用于生態環境，對此應該關注這些多元系統的整體性研究[22]。具體來說，博士生在學制內是否能完成專業化、學術社會化取決于教育生態環境中的學術環境，當然，學校培養制度、培養目標、導師指導、學術活動參與度、校內社交等也反作用于博士生的學術志趣和熱情。

三、結語

文章主要根據文獻分析得出影響博士生就業取向的因素，通過控制相應變量來佐證這些因素以及影響的概率;未考慮到博士生所屬不同層次院校之間與地域、不同學科的博士生群體單獨分類進行分析，未能明確博士生們是否在不同學習階段發生就業取向選擇變化，希望接下來能夠通過更多數據對博士生的職業選擇進行實證分析，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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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稿人：儲小慧，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胡甜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