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二題

程遠，1966年生于遼寧清原，祖籍洛陽伊川。作品散見《山西文學》《福建文學》《北方文學》《鴨綠江》《小說林》《草原》《西湖》《散文百家》《當代中國生態文學讀本》《南方人物周刊》《中國文化報》《解放日報》等。著有非虛構文本《底層的珍珠》。

邵守紅

在樹基溝學校，三哥有兩個密友，一個是邵守紅，一個是付希全。

三哥管邵守紅叫小紅，我大多數的時候也跟著這樣叫，而很少叫邵哥。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們在一起廝磨久了就有些平起平坐的意思，雖不敬，但小紅小哥從未怪罪過。其實，他也很少稱呼我的名字，而是和三哥一樣叫我四子。

四子，你三哥在家沒？

四子，走??！帶你去河套抓魚。

小紅總是這樣說。

如你所知，小紅和我家都住在一個居民區，也就是人們俗稱的糧站下片。我家在鐵道邊，他家在大道旁，面對中學、井沿和商店小王家的小賣店，中間只隔了四棟房和一條巷子，如此相近的距離，自然增加了我們的密切往來。比如我去井沿挑水，或是去小王家的小賣店買東西，時間不急，我可能就會拐進小紅家玩會兒。小紅若是上鐵道南面的前山打柴，撿蘑菇或者采野菜，也往往會喊我們一嗓子。當然，這要在周三周六的下午（半天課）。周日，我們一般不去前山，而是沿著鐵道一直往下走，直到土窩棚村站點，右轉，爬上西山。

土窩棚西山，是遠近聞名的盛產山野菜、野蘑菇、野果、木耳的地方，自然也是野獸出沒、奇花異草的妖嬈之所，囫圇圇的一面大山，隱蔽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但這里，通常不是一個人敢去的，往往要三五成群結伴而行。記憶中，小紅和三哥是打過毒蛇的，也捉過刺猬，我則避之唯恐不及。當然，更多的時候是他倆手拿木棍，將蛇挑起，甩向密林深處。小紅是跑山的一把好手，他總能在我和三哥不經意間發現成片的野菜或野蘑菇，但他從不吃獨食，而是招呼我們過去和他一起采摘，不像有些人逮到大份兒悶不做聲，生怕別人搶先。有時我們礙于面子，不好意思分享小紅的成果，暗下決心獲得更大的收獲，但常常事與愿違。

最終，小紅還是分給了我們一些，讓我們的筐同他的筐一樣充實。

小紅也會告訴我們，什么樣的地方容易長蘑菇，什么樣的地方山野菜茁壯，可惜，我和三哥不諳此道，終達不到理想的效果。當然這并不重要。與其說我和三哥、小紅愿意一起搭伴上山摘果采菜，不如說是他倆又多了一次在一起交流的機會，那時，小紅和三哥都喜歡文學，用現在的話說是他們有共同語言。我則練習繪畫，即使爬山越嶺這些費力氣的活計，我也要在兜里揣個速寫本，裝模作樣地畫山畫水。要知道，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人們還沉浸在文藝復興的熱潮中，一切美好的事情仿佛剛剛開始。

小紅的歌兒也唱得好，野山幽林自然成了他的歡場，什么朱逢博郁鈞劍郭頌王潔實謝莉斯及至侯德健，他都能模仿得惟妙惟肖：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著一個大竹筐

清晨光著小腳丫

走遍森林和山岡

……

小紅不僅上山時唱，有時下河、放學，或是傍晚來到鐵道上玩時也唱，惹得附近的居民都愿意聽他唱歌，包括我爸我媽。小紅經常來我家玩，有時趕上吃飯也一起吃，趕上過節包餃子，他也是一邊幫著忙活一邊唱歌，什么《送貨郎》《鄉間小路》《冬季到臺北來看雨》都是我們喜歡聽的。我的發小加鄰居加同學劉波，也愿意唱歌，小紅他倆就此起彼伏地對起歌來，要多好聽有多好聽。

小紅的爸爸過世早，我一點兒印象也沒有。但小紅的媽媽我卻記憶深刻，我叫邵姨。小紅有兩個哥哥，一個弟弟，一個姐姐，邵姨把他們一一拉扯成人，一定也是付出不少的心血，但每次我和三哥去他們家玩，邵姨的臉上總是洋溢著微笑。那時，小紅家住套間，我一定也是借過宿的，并曾借過小紅二哥的一個白色硬塑料帽子（就是毛澤東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剛走出機艙時戴的那種，時謂“華僑帽”），和劉波在鐵道南的一棵梨樹下合了個影。

小紅也經常在我家留宿。我家雖然是一間房，但爸爸在礦上打更，媽媽有時帶著弟弟去縣城的二姐家，小紅就幾乎長在了我家，和三哥一起上學放學——如前所述，他們又多了文學交流的機會，甚至我也參與其中。比如我們每人都有一個自制的筆記本，用來抄寫名言警句（我還有兩個剪報本，一個用來粘貼書法、篆刻，一個用來粘貼圖畫），鋼筆水除了普通的藍色外，還有少見的黑色和綠色，字體也以仿宋為能，而不是大家一窩蜂地龐中華。我們似乎看不上后者的軟弱無力，起碼也得王正良任平呀！

記得當時盛傳散文作家李玲修的《啊，友情》，讓我們驚嘆不已，甚至全文都能背誦下來：

你是嚴冬里的炭火，你是酷暑里的濃蔭，你是湍流中的踏腳石，你是霧海中的航標燈，你是看不見的空氣，你是聽不到的聲音……啊，友情！你在哪里？……

現在想來，這也許是每個文學愛好者的共同經歷。

但那一晚，我卻發現了三哥的一個秘密。半夜里，當我被尿憋醒時，聽到他和小紅還在嘮嗑：

你和雅麗到底怎么回事??？同學們都在背后議論呢。

其實也沒啥。不就是借給她一本書么。

那書里的信呢？據說還附了一首詩……

“四子！四子！”三哥突然叫我。小紅問叫他干啥？三哥說看他睡沒，別讓這小子知道我的事，告訴爸爸。

我翻了個身，吧嗒吧嗒嘴，發出沉睡的鼾聲。

大約1978年吧？三哥九年畢業，接爸爸班上礦參加工作。小紅則參加招工考試，成為一名礦山井下工人。五年后，我考上技校，和三哥住在燈光球場同一個宿舍，小紅住在紅坑口宿舍，彼此往來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但那時，三哥和小紅都已漸漸地遠離了文學。后來，三哥上的電大也不是中文班而是企管班，小紅也已在工區當了班長。小紅和三哥一樣都不大喝酒，但歌兒依然唱著，又彈起了吉他，經常參加礦山文藝演出。印象中，小紅還送給過我一把吉他，可我只會一首三月里的小雨嘩啦嘩啦啦啦，顫音永遠撥弄不準。后來我技校畢業，正好分配在小紅所在的工區，成為一名令人羨慕的地表卷揚工，但這個工種責任重大，且一干就是十幾二十年，甚至一輩子。于是我自愿申請到千米井下的小紅班組，做對鈴工，一二三班倒，但我卻很少上夜班，即使白班，也是經常跟著小紅屁顛屁顛地四處溜達，美其名曰檢查工作。小紅讓我省下更多的時間看書和學習，后來，又推薦我到工區當工代員，直到1988年我調離那里?，F在想來，那兩年該是我和小紅關系最為密切的時光，也是最為難忘的時光。

那年，我離開老家到外地謀生，就很少和小紅聯系了。最近一次見面，也是在三年前，我陪北京的幾位作家朋友回老家玩，這時小紅已經是工區長了，他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個安全帽，帶我們參觀了我曾工作過的地方，并詳細地講解了礦山技術改造工程及發展前景，也給我的朋友們撿了幾塊礦石，作為紀念。

小紅說，四子是我四十年的兄弟了，親哥們一樣。

那晚小紅留我們吃飯，因為我們還要趕往下一個地點，未能如愿。后來，我聽說他又調到礦里某個部門工作了，不久又停薪留職，遠赴大興安嶺和朋友們開拓另一個礦山。冠狀零年，除夕夜，我在喝多了酒的時候，給他電話拜年：

邵哥，你再給我唱首歌吧！

付希全

記不清是哪一年了，付希全從岫巖來到樹基溝上學，作為插班生，分到三哥那個班。三哥、邵守紅、付希全，隨之成為最要好的同學，說是鐵三角也不為過。

時間久了，三哥和邵守紅就管付希全叫全子。

那時他們上九年級吧？

起先，我和全子（我也這么叫了？）并不是太熟悉，盡管他也常來我家玩，也在我家吃過飯，但一定沒有邵守紅那樣讓我感到無比親近。我只知道，他的一個遠房姐姐在我們學校當老師，他是奔姐姐來的，操著一口遼南口音，每句話的尾聲都往上翹，可以的事情也不說“行”，而是“嗯那”。有點垮。但付希全長得卻是一表人才，濃眉大眼，憨厚樸實，看上去也比三哥、邵守紅橦堆，我爸我媽很喜歡他。

我說過，我在初中時喜歡書畫和文學，是受三哥的影響，也包括他的朋友比如邵守紅。那是個講究志趣相投的年代，道不同不相與謀。我家的相冊中，至今還貼著一張三哥和邵守紅、付希全的合影照片，他們每個人的左上衣兜里都別著一支鋼筆，頭發濃密，照片上面的留白處斜著寫了四個字：風華正茂！三哥說，全子也喜歡文學和書法呢，他的顏真卿多寶塔比我寫得好多了。這，我相信。

但命運總是不公。九年畢業，三哥、邵守紅先后上礦參加工作，付希全因為是農村戶口似乎只有回鄉務農一條路。心有不甘，他去當了兵。

當我決意寫這篇文字的時候，我翻出手頭保存的四封付希全的信，兩封是寫給三哥的，兩封是寫給我的，分別于1984年3月5日、1984年4月1日、1985年2月8日、1990年12月8日。寫給三哥的兩封信之所以在我這，估計是因為我曾經和三哥住一個宿舍，就隨手留了下來。

付希全在3月5日的信中寫道：

坐在南去的列車上，我拆開了你的信，句句貼心的話語真的把我帶到了你的身邊，句句衷心的祝福真使我不勝感激，我仿佛看到了你熾熱的心。是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你說“面龐的消瘦，衣著的單薄，怎能將自己的微笑遮住。因為啊——生活不只是享受！”是啊，生活來源于奮斗，真正的生活，在于勞動者的耕耘，真正的幸福在于攀登者的努力，無限風光在險峰。而我呢？卻只能望其興嘆了。你現在正在實現著自己的諾言，你在走一條荊棘的路，雖然說艱難，但你的信心是十足的，你一定會做出成績的，因為希望總是屬于那些不畏勞苦、勇于探索的人。

顯然，這是全子在收到三哥的信后的回復。那時三哥工作好像不大滿意，正在復習，準備考電大。4月1日的信，還有這樣的段落：

你來信中說，讓我給你的小說提意見，請原諒，實在是無可挑剔。因為你現在已真正了解了生活。所以，在此方面你是頗有功夫的。特別是你的觀察能力和敏感能力很強，俗話說“識時務者為俊杰”，特別是在文明禮貌月中發表這樣的小說，真是難能可貴的好教材。

寄信地址是吉林省長春市，彼時全子正在部隊服役。信中說，他又回到連隊干老本行了，雖然沒有什么造詣，但在他人眼里還是“略高一籌”，自己心里也滿足了。那時，他在連隊任宣傳干事，可以說他和三哥都是在用自己的努力，或者說是對文學對寫作的熱愛，試圖和正在改變著自己的前途。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1982年暑假，我到鞍山市群眾藝術館學畫，住在鐵西區的姑姑家。一次我去鐵西百貨大樓文具柜臺買畫材，見一身著軍裝的士兵正在挑選鋼筆——怎么這么面熟！這不是全子嗎？幾乎同時，全子也認出了我?，F在，我已記不清當時的具體情景了，彼此是否握手抱拳擊胸拍背進而留下地址電話……對了，那時也沒有個人電話，但肯定也沒立馬下樓在街邊找個小飯館吃喝一頓。只記得全子說他們正在附近修路（工程兵？），休息時間就跑來看看鋼筆什么的，我自然也是介紹了自己的情況，然后分手。

1983年，我離開樹基溝小鎮到一個更大的礦山念技校，1985年2月8日收到全子給我寫的第一封信，兩頁白紙上竟然都是先用紅筆畫了橫格，比通常的筆記本自帶的格子略寬，類似于宣紙的八行箋，字體也是剛柔相濟的行書——這哪里是寫信，分明是在創作一幅書法作品呀！兩封信除了第一封有兩字涂抹外，其他盡皆干凈整潔，想來全子在寫這兩封信時，一定也是不止書寫一次甚至打了草稿的吧！如此用心，讓我感動。

這時全子已經復員轉業，但仍然沒有分配工作，幾經周折，終于在北三家鄉下寨子村小學當代課教師。我們雖然不是經常見面，但彼此已經很熟悉了，用他的話說是“真正相識”：

雖然我們真正相識確實晚了些，但我還是滿足的，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愛好——文學和書法，此乃天賜良緣。我沒有更高的奢望，只要我們在共同的愛好上一起切磋，一起進步，當哥哥的我就心滿意足了。同時，也希望你在今后能多提供一些讓我練筆的機會，使自己能有所進步。

全子說的機會，是指他幾次到礦上來辦事，順便會會我三哥、邵守紅等同學。晚上，我就請他住在我的單身宿舍。我向他介紹了礦上喜歡文學和書畫的朋友，推薦他的文學作品在《礦報》發表，書法作品在工會畫廊展覽，全子還給自己起了個筆名：溪泉。我們還試圖找關系，幫助全子轉為民辦教師，但終因種種困難而未成。上述給我的兩封信中，全子似也表露出些許無奈：生命對于我們來說，只是短短的幾十年，特別是正值青春韶華，無疑是可貴的，但命運的安排只能使自己做八億農民中的一員了。諸般皆是天造就，世上有誰能強求？更何況我這個心比天高的空想家了。

不久全子結婚，新娘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姑娘。我們逗他：一定是你們的村花吧！

全子憨厚地笑笑，用遼南口音回答著什么。

全子的婚禮是在樹基溝辦的，那時，全子的父母也早已搬到這里來生活了，他們家開了一間豆腐坊。全子囑我寫婚聯，權當賀禮。詞兒他也擬好了，用現在的話說充滿速度與激情：

不愿做鴛鴦，卿卿我我嬉游淺水

有心學海燕，風風雨雨比翼藍天

婚后，全子在下寨子村蓋了新房，把家就安在了那里。非典那年，我和朋友騎自行車從沈陽到清原渾河源頭，途經該村時我提議去看看全子。村人將我們引入一家院落，透過窗子，我看見全子媳婦——我應該叫嫂子，正和人聚精會神地打著麻將，我就沒進屋打擾。

村人說，付老師早就不在學校教書了，此時該在斗虎屯石灰廠裝石灰吧。

責任編輯??? 楊??? 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