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尤恩《無辜者》冷戰背景下的創傷敘事

摘 要：本文以伊恩·麥克尤恩《無辜者》為分析對象，通過米歇爾·巴勒夫的文學創傷理論，對小說男女主人公遭受的創傷及背后影射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探討，從戰爭創傷、性心理創傷和倫理創傷三層面分析《無辜者》的創傷敘事。戰爭創傷是小說創傷敘事的核心，冷戰的意識心態扭曲了個人和社會，其政治影響造成了性心理創傷和倫理創傷。冷戰中的戰爭陰影、民族仇恨對個體造成創傷，使無辜者變為施暴者，加劇社會的分裂和道德的淪喪。對《無辜者》中創傷敘事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冷戰時期緊張的意識形態對抗和戰后的信仰缺失與道德危機，也反映出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未來的警示。

關鍵詞：伊恩·麥克尤恩 《無辜者》 創傷 冷戰

引言

伊恩·麥克尤恩（Ian McEwan，1948— ）擅長以離奇、怪誕而犀利的筆調描繪現實中的不安和恐懼、暴力和創傷，探討人性和倫理。麥克尤恩以冷戰中的真實歷史事件“金子工程”為背景，創作出間諜情殺小說《無辜者》。小說對冷戰如何給個體造成民族情感、親密關系和倫理道德造成創傷進行敘述，以書寫創傷的形式，表達對和平和倫理的追求。

20世紀以來，創傷文學批評不斷發展。米歇爾·巴勒夫在回顧創傷文學理論發展的基礎上提出創傷的多元模式（pluralistic model），認為創傷和記憶的書寫強調一次重大事件后的多元反應和決定該事件重要性的情境因素（contextual factors）。在創傷的多元模式下，創傷記憶可被多種內在和外在因素影響，如個人性格特征、家族歷史、文化、地理位置和歷史時代。在具體的創傷敘事書寫手法上，巴勒夫總結出了“敘事分離”（dissociation in narrative）的技巧。本文將巴勒夫的文學創傷理論和麥克尤恩《無辜者》中的創傷敘事相結合，從戰爭創傷、性心理創傷和倫理創傷三層面分析《無辜者》的創傷敘事，探究冷戰背景下個人和社會所遭受的創傷和其折射出的倫理道德價值。

一、戰爭創傷

麥克尤恩通過細節刻畫了冷戰，“生動地再現了歷史設定”（馬爾科姆，2002）?！稛o辜者》中戰爭創傷、性心理創傷和倫理創傷相互交疊，個人遭受的性心理創傷和倫理創傷隱喻著集體的戰爭創傷，而這一切的根源是冷戰。小說中的場景和設定明示了冷戰意識形態和軍事占領，戰爭的陰影籠罩在普通人的心頭。剖析小說中戰爭創傷敘事有助于理解麥克尤恩對歷史和人性的洞察。

在《無辜者》的前言中，麥克尤恩引用了丘吉爾的言論，直接展示了小說的背景：

戰后，首相繼續說，我們的實力將削弱，我們將沒有金錢，沒有力量，我們將在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的夾縫中生存。

這次對話是在雅爾塔會議結束十天后，與丘吉爾在首相鄉間別墅共進晚餐時進行的。（約翰·科爾維爾：《權力邊緣：唐寧街日記，1939—1955》前言）

“二戰”后，世界政治版圖發生劇變。相比較美國——一個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軍事文化強國，舊大英帝國的光輝已然黯淡。此外，曾經同盟國的一員蘇聯變成了鐵幕后的一道威脅。英國遭受了“二戰”的巨大損失，但它幾乎沒有時間喘口氣就被卷入了冷戰的漩渦。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夾縫間艱難尋求生存空間的狀況讓英國普通民眾感受到了國際地位上的巨大落差。

大英帝國的隕落是《無辜者》中第一處明顯的創傷。英國民眾對大英帝國國際地位的衰落而感到的焦慮、不適和自卑在小說中可見一斑。小說中，美國不僅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優勢，還在文化上充滿影響力。美國的主導地位在小說中通過各種細節來表現：竊聽隧道里的食堂供應牛奶而不是茶；工作人員休憩時間打美式棒球；美國人不讓英國人接觸核心情報等等。美國化（Americanization）的力量如此強大，以至于倫納德試圖模仿美國人的穿衣和說話方式。麥克尤恩通過人物性格、行動和話語特征來暗示兩國的力量差距：格拉斯自信、陽剛、主動；倫納德敏感、內斂、順從。當倫納德遭到格拉斯略含挑釁意味的玩笑時，他從不反駁，即使內心已經充滿憤怒和暴力的想法，倫納德依舊避免和格拉斯的直接沖突。

正如巴勒夫的創傷多元模式所指出的，倫納德所遭受的創傷由內因和外因造成。麥克尤恩對倫納德形象的塑造代表普通英國民眾的特質。倫納德來自英國普通家庭，和父母過平淡的生活，是含蓄、禮貌的紳士，符合英國人的價值觀，但是更強大的美國文化碾壓了這種價值觀。倫納德從未直面過暴力沖突，殘酷的事實給他巨大的打擊，“二戰”后英國衰落的地位使得他更加敏感自卑。在隧道這一壓抑的工作環境下，倫納德始終處在孤立、抑郁的心理狀態。美國文化無處不在，倫納德別無選擇只能調整自己融入異國的工作生活環境。柏林是一個充滿記憶和創傷的城市。倫納德在柏林孑然一身，無依無靠。而他的同事不斷提醒他要保持警惕切勿泄露情報。所有內因外因使得倫納德不堪重負，預示著他未來創傷的經歷。

除了“二戰”帶來的后遺癥，冷戰是造成戰爭創傷的根本原因。柏林是冷戰的橋頭堡，創傷敘事的中心。巴勒夫尤其強調地理位置在創傷敘事中的重要性，他提出創傷敘事的兩大主要特征，一是用自然風光的意象表現創傷和創傷記憶的影響，二是將地點作為主人公形成自己經歷和認識世界的一個場所（轉引自楊曉，2013）。自然風光和地點本身見證歷史，它們是小說中“沉默的角色（silent characters）”，代表客觀歷史事實的同時暗示主人公主觀的經歷和情緒。

從客觀角度來看，柏林見證“二戰”和冷戰。麥克尤恩不遺余力地描摹柏林的景色：街上的彈坑、被空襲過的建筑、人來人往的酒吧等。柏林代表一個被擊敗、征服的城市，它亦是不同文化、意識形態、軍事力量沖突的前線。

小說角色對柏林的主觀印象進一步暗示創傷敘事的歷史背景。人物的主觀經歷和情感給城市賦予意義。麥克尤恩透過倫納德的視角來描述柏林：

對一個英國青年來說，當他第一次來到德國的時候，他不能不想到它是一個戰敗國，也不能不由于自己的國家戰勝而感到自豪?！翘焱砩纤_實仍然興致勃勃地穿過了柏林的這個優美的居民區——這時風已止息，氣溫也變得暖和了一些——神氣活現地大搖大擺，好像他是這塊地產的業主似的。

柏林被征服、分區占領。柏林被描述為“間諜之都”，放松休閑的酒館成了情報販子的聚集地。隧道本身是美俄沖突的產物。隧道的內部，美英作為同盟卻依舊互相刺探戒備。在隧道工作的人回到地上就得隱瞞身份過另一種生活。結合隧道陰暗、充滿壓迫感的氛圍，敵人、同盟、自我的“分裂”使得隧道成為《無辜者》創傷敘事中最為重要的意象。冷戰的意識形態入侵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連親密關系也無法信任。倫納德試圖和西德女人瑪麗亞戀愛，格拉斯卻反復盤問他瑪麗亞是否有間諜嫌疑，強調他現在是“戰爭中的一個士兵”。冷戰使得倫納德無法擁有正常的生活，懷疑身邊的同事，也無法對愛人坦誠，這都是冷戰對人性的創傷。

二、性心理創傷

性隱喻了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征服，也代表戰勝國男性對戰敗國女性的性征服?！稛o辜者》中倫納德和瑪麗亞的關系暗示著冷戰意識形態給人性帶來的無法彌合的性心理創傷。

瑪麗亞和身為納粹士兵的前夫奧托充滿暴力的婚姻代表著戰敗國女性悲慘的遭遇。她對倫納德的主動追求某種程度上源于對安全感的追尋：一個溫和、禮貌、沒有感情經歷的“無辜者”英國（戰勝國）紳士，可以給她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倫納德最開始謙遜有禮，但長期在冷戰前線的工作使他的理智和情感被冷戰意識形態所腐蝕：

他看著他下面的瑪麗亞——她正閉著眼睛——想起她是一個德國人。這個概念畢竟還沒有失去它的那些含義。他又回想起他剛到柏林的那一天的情景。德國。敵人。死敵。打敗了的敵人?！缓?，她就是那個被打敗了的人，他有占有她的權利——由于征服，由于難以想象的暴力和英勇的行為和犧牲才獲得的權利。

隨后，倫納德對瑪麗亞施加性暴力，給后者帶來巨大的性心理創傷。倫納德和瑪麗亞被扭曲的關系是冷戰意識形態的產物。在倫納德的想象中，瑪麗亞不再是一個無辜的個體，而變成了德國仇敵。在性暴力中，倫納德想象瑪麗亞的身體是一張軍事行動的“地圖”。

瑪麗亞的性心理創傷敘事充分融合了情境因素，把女性個體的創傷和時代的創傷相聯結，《無辜者》中的性心理創傷是戰爭創傷的另一種形式和政治延伸。在遭受來自倫納德的性暴力后，瑪麗亞回想起在“二戰”時目睹一個德國女人被蘇軍強暴的經歷，家暴和戰爭暴力在這段創傷記憶中融合。麥克尤恩對女性在戰爭中遭受性暴力的描寫折射出了對性政治的思考：戰爭背景下的性暴力是政治性的，征服的一方通過性暴力來彰顯力量的壓制和財產的占有，此時女性被冷戰意識形態異化為一種敵對勢力、一種財產。小說中出現三次不同人物視角敘事的性心理創傷：和倫納德閑談的英國人稱德國女人憎恨俄國人的強奸暴行；格拉斯稱“俄國人很有紀律，總有個把德國傻姑娘喜歡俄國佬”；瑪麗亞本人的敘述是最貼近事實的：一個俄國士兵強暴德國女性，隨后被政委槍決。有關俄國士兵和德國女人性關系的不同敘事體現出對戰爭中性暴力的不同政治解讀。黃一暢（2017）指出，由于施害者、受害者、見證者等倫理身份差異，敘事者的倫理取位必將模糊原來的情景，甚至出現掩蓋或扭曲事實的逃避行為，這就造成多重敘述視角下敘述的不可靠性?！稛o辜者》中對性心理創傷的不可靠敘述暗示出冷戰中各方勢力沖突的意識形態，各方都試圖使己方的意識形態和行為合理化，而女性成了戰爭中無辜的犧牲品。

三、倫理創傷

倫理期望塑造了個人和社會的道德行為規范。當個體遭受、目睹或未能阻止踐踏其核心道德信仰的惡性事件時，會感到“良心的譴責”，即倫理創傷。倫理創傷特征是內疚、羞愧、侵入性思想和自責（瓊斯，2020）。在冷戰中，道德規范諸如愛國、忠誠、友誼、誠實被扭曲踐踏，造成時代的道德危機。小說中的主人公倫納德遭受的兩起極端事件給他的良心以重擊：殺人分尸和叛國，使他從“無辜者”變為“有罪者”，這兩起事件在冷戰背景下也有深刻的政治隱喻。

素來溫和守法的倫納德在沖突中意外殺死了瑪麗亞的前夫奧托，而殺人分尸這一行為大大超出了他的倫理底線。巴勒夫指出，通過重復和省略時間的分離、句法上的顛覆和重組、雙重的意識或視角等典型敘事分離手法可以表達出人物變化的意識和感知，體現創傷體驗中精神狀態的分裂和掙扎。麥克尤恩使用敘事分離的手法表現了倫納德受到的精神沖擊：在聽瑪麗亞勸說自己將奧托分尸時，倫納德的意識不斷在現實中瑪麗亞的聲音和幻想中象征著隱秘、陰暗的思維的隧道之間切換，構建出一種雙重的、分裂的意識。殺人分尸暗示著冷戰背景下集體的倫理創傷，麥克尤恩通過倫納德的殺人分尸暗示“二戰”時種族滅絕對人類文明和倫理道德的踐踏：

奧托已經死了?！八髁止ⅰ?。他們在把他肢解開來?！八髁止ⅰ?。沒有什么人失蹤?！八髁止ⅰ??！八髁止ⅰ?。奧托被解除了武裝，截去了手臂?！八髁止ⅰ??！八髁止ⅰ??！F在，留在桌子上的已經不是什么人了。它成了一個戰場。它只是倫納德奉命去把它毀滅的一個城市而已。

無情感描寫、重復、將人“物化”的敘事分離寫作手法側面描繪出戰爭機器推進中的大規模屠殺。奧托的尸體被肢解后放進兩個行李箱里，象征著德國的分裂，也暗示讀者納粹屠殺猶太人后遺留的行李箱（馬爾科姆，2002）。

為了防止罪行敗露，倫納德向蘇聯人出賣了竊聽隧道的秘密，在內心不斷為自己的叛國行為做辯護，反復催眠自己是“無辜的”。在小說的一開始，作者就借格拉斯之口指出柏林是間諜之都，存在大量兼職間諜。冷戰使得社會動蕩，人與人之間充滿懷疑和算計，為了“幾馬克喝上一杯”就可以出賣國家情報；國與國之間則無所不用其極，竊聽和軍事占領無視國家主權。法律和正義在冷戰中失效，意識形態取而代之判斷對錯和敵友。冷戰意識形態滲透進入個人的生活，使得群眾失去道德和人性的尺度，造成時代的倫理創傷。

結語

冷戰是歷史的一道創傷。在《無辜者》中，戰爭創傷、性心理創傷、倫理創傷相互交織隱喻，共同指向罪魁禍首：冷戰。無辜的個體被無處不在的戰爭暴力和意識形態異化為殺人犯、叛國者。麥克尤恩構建出半真實、半虛構的舞臺柏林，上演了男女主人公有關愛情、謀殺、戰爭的悲劇，表達對歷史和人性的思考?！盁o辜者”不僅是對人性陰暗面的諷刺，更包涵著對個體的同情。在冷戰背景下，無辜的個體也會被冷戰意識形態侵蝕成為暴力的共犯。然而無論是受害者還是施暴者，其實都是冷戰的無辜犧牲品：戰爭讓國家和民族蒙羞，給性暴力政治借口，使倫理道德失去約束力。在沖突的背后，沒有一方能成為贏家。小說的最后，作者仍暗示對未來的期望。創傷不僅是個體對突發暴力事件的應激反應，更是文化和文明的“慢性病”。創傷的平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個體的情感創傷也許可以通過愛和坦誠來治愈；戰爭創傷或許可以通過團結、和平和希望來彌合；倫理創傷啟示人類要用道德感和共情來建立個人和群體的信仰準則。在小說結尾，象征著冷戰時代一道疤痕的柏林墻將要被推倒，正視歷史的創傷，才能遠離戰爭，走向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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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張曉嬋，北京外國語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