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收縮與中美關系演化

〔提? ?要〕 美國處于戰略收縮周期，特朗普主義是美國戰略收縮的極端版本，未來拜登政府可能延續戰略收縮的邏輯。美國戰略收縮以及“他者崛起”加速了國際秩序重塑的大變局，單極秩序趨于解體，世界回到多元權力中心的時代。在多元權力中心時代，“中心-邊緣”的國際秩序結構瓦解，國際政治“去極性”和“去陣營化”，多元權力形成的復合三角外交體系將成為常態。中美關系是多元權力中心時代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要避免走向沖突與對抗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必須通過政治決斷和歷史擔當構建新的戰略競合框架，實現雙邊關系的“協同進化”。

〔關 鍵 詞〕美國戰略收縮、多元權力中心、復合三角關系、中美關系

〔作者簡介〕孫興杰，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圖分類號〕D8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2 8832（2021）1期0069-17

在“美國優先”原則指引下，特朗普政府大幅度調整外交政策，整體呈現出戰略收縮的態勢。美國戰略收縮與中國崛起復興交匯，中美關系的重構與國際秩序重塑共振，二者加速大國關系分化組合和國際秩序變革。準確研判美國戰略調整所引發的大國關系重組和國際秩序演變，對運籌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開創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一、特朗普主義：美國戰略收縮的極端版本

二戰結束以來，歷任美國總統都會用一種所謂的“主義”來標識其外交觀念、主張和政策。特朗普主義重新界定了美國面臨的主要威脅，重構了威脅的排序，進行了持續的安全化與去安全化的動員，調整了美國外交戰略。從美國對外戰略周期來說，特朗普主義是美國戰略收縮的持續。進入21世紀，美國遭遇了兩場重大危機的挑戰，反恐戰爭持續了近20年，未有終期;2008年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美國經濟模式的神話破產。從小布什后期，美國就開始了戰略收縮。奧巴馬上臺之后，以“戰略收縮”和“戰略克制”為主基調，“外交整體收縮”，調整重點，優化資源，在出兵干預上慎之又慎。奧巴馬政府時期推動的“亞太再平衡”，從整體戰略來說，是“收縮性戰略”格局之下的戰略重心的調整。美國的戰略收縮是其實力地位相對衰落背景之下進行的戰略調適，降低成本、減少承諾，著力提升本國實力，如外交政策專家邁克爾·曼德爾鮑姆所說：“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乃至以后的歲月里，不斷上升的國內經濟壓力將日益壓縮美國外交政策的活動空間?！眾W巴馬主義可以視為戰略收縮的溫和版本，而特朗普主義則是戰略收縮的極端版本。

“美國優先”是特朗普主義的核心理念，是特朗普政府關于戰略收縮理念的直白表達。特朗普2016年大選演講論述自己外交政策時提出了“美國優先”的理念：“我的外交政策永遠將美國人民、美國安全放在第一位……美國優先將是我施政的重大和首要主題?！薄懊绹鴥炏取币馕吨S護國際秩序不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美國國內利益，尤其是硬實力的增長才是首要的目標。特朗普主義比奧巴馬主義的“不做蠢事”更加直白，就是“不做吃虧的事情”。特朗普認為，美國被沉重的國際義務綁架了，需要從中解脫;美國沒有從自由貿易中獲得利益，對貿易伙伴讓步太多。特朗普政府從多邊貿易協議中退出，從多邊轉向雙邊，依靠相對優勢，通過雙邊談判，實現相對利益的最大化。具體表現在：從奧巴馬著力推進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中退出;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簽署了《美墨加貿易協定》取代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投資、勞工待遇等議題進行升級，以保護美國的產業和就業崗位;對韓國、日本等盟國進行“敲詐”，重簽美韓自貿協議，韓國向美國進一步開放汽車市場，日本則被迫對美國開放農產品市場。

特朗普政府大幅減少了海外義務和承諾，尤其是對盟友的安全承諾。美國與其軍事盟友是非對稱的相互依賴關系，這也是美國主導權的基礎。但特朗普政府更傾向于從“性價比”的角度看待結盟問題，將與盟友的非對稱依賴關系作為獲取利益的籌碼，迫使盟友承擔更多的軍費開支。比如，修改了美韓防務經費分擔磋商的規則，每年進行一次磋商，大幅增加了韓國承擔的份額。在戰略收縮期，大國同盟管理面臨的問題是成本和風險之間的權衡。降低了成本，承諾可信性會受到質疑，而特朗普政府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計讓盟友花錢“購買安全”，特朗普首次訪問沙特時雙方簽署上千億美元的軍火合同，便是非常鮮明的例證。

通過“安全化”與“去安全化”，特朗普政府對美國面臨的威脅重新確認并進行了政治動員。所謂“安全化”，就是將某一威脅貼上最高優先的標簽，從而以超常規的手段予以應對。巴里·波森認為：“如果特朗普真貫徹競選時的想法，那么他就可能會聚焦于現在世界安全的各種問題?？酥频拇髴鹇?，始于美國是非常安全的假設，而且極少事情可以損害這一安全?！碧乩势罩髁x對于美國面臨的安全威脅的認知做出了比較大的調整，從關注海外事務轉向國內實力建設，重建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特朗普優先照顧的美國白人，尤其是白人藍領是其主要支持者。在全球產業調整中，很多產業工人失去了穩定的工作和優厚的薪水，社會地位急劇下降。特朗普將就業崗位、產業發展、貿易赤字等問題貼上“安全”標簽，并進行了安全化的動員。在2016年11月的葛底斯堡演講中，特朗普提出了執政的“百日計劃”：清除華盛頓的腐敗和游說集團;保護美國的工人，此外，還要進行中產階級減稅、離岸外包、能源和基建、教育、醫療、養老、非法移民、國防等十大領域的立法。為兌現對白人藍領選民的承諾，特朗普四年任期中倡導“雇美國人、買美國貨”。通過對非法移民、貿易失衡等議題進行安全化動員，他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對貿易伙伴進行限制和打壓，試圖扭轉美國貿易赤字，實現產業、資本回流美國。2019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對5G等高技術產業進行了高強度的安全化動員，對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進行嚴厲打壓，同時動員美國盟國加入所謂“清潔網絡倡議”中來。

另一方面，特朗普對自由國際主義秩序的支柱性議題則進行了“去安全化”的動員。這些議題在“美國優先”框架下的優先性被大大降級，比如多邊國際組織、恐怖主義、氣候變化等。特朗普執政四年從一系列國際組織中“退群”，本質是對多邊主義進行了“去安全化”動員，尤其是從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中退出。特朗普認為，氣候變化是個陰謀，妨礙了美國的化石能源的開發，不利于美國經濟增長。對于美國的軍事同盟網絡，特朗普政府也進行了“去安全化”的動員，他在競選期間就有一問：為何我們花錢保護日韓這樣富裕盟友的安全？特朗普追求的是有性價比的軍事同盟，而北約的盟國很少能夠達到防務支出占GDP2%的標準，因此，他認為“北約已經過時了”，此言一出，引起了北約的震蕩，副總統彭斯和時任防長馬蒂斯在參加北約會議時極力安撫盟友。即便如此，特朗普還是決定從德國撤軍。另外，特朗普延續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收縮”態勢，加速了美國從中東“撤出”的步伐。特朗普邁出了突破性的一步：退出伊朗核協議，強化美以關系，推動以色列與中東國家和解并建交，這些舉動打破了歷任美國總統的“默契”和共識，也打亂了中東秩序，其目標是讓美國的中東盟國“抱團”遏制伊朗，為美國從中東“撤退”創造條件。

特朗普主義具有鮮明的特朗普個人風格，如對等交易、結果導向、極限施壓等。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首位純粹的商人總統，其在商業叢林中沉浮興衰的經驗被騰挪到華盛頓的政治場域中來。特朗普主義具有強烈的結果導向：“開始我決定做什么我就會勇往直前。但最后，我們總是以結果論英雄，而不問過程中的付出?！彼蠓{整美國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轉向“對等”貿易，2018年對進口鋼鋁加征關稅以來，美國對全世界發動了幾乎無差別的“關稅戰”和“貿易戰”，其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多邊自由貿易體系中“吃虧”。特朗普自詡為“談判大師”，在其任上，“對等”（reciprocal）成為美國對外政策中高頻使用的詞匯。在貿易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從一系列多邊組織中退出，轉而倚重雙邊談判，發揮美國相對優勢，伴之以極限施壓等談判手段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在特朗普的談判法則中有一條便是，“比談判對手多一點競爭優勢”。特朗普將美國的相對優勢以及與盟友的非對稱依賴關系作為武器，以“對等交易”的原則迫使盟友承擔更大的防務成本，做出更大的讓步?！皩Φ冉灰住笔翘乩势罩髁x的鮮明特征，其意味著美國不再情愿“白白地”供給國際公共產品，而更關注自身的相對收益。

特朗普主義是美國各種政治周期“匯合”和“共振”的產物。美國進入亨廷頓所說的“信念激情”政治長周期，種族矛盾和階層政治激化，海外擴張過度帶來沉重負擔，二者相互疊加，造成了美國戰略收縮的極端版本——特朗普主義。

二、多元權力中心的出現與靈活三角外交關系

冷戰結束之后，美國獲得了空前的國際地位，其追求海外利益的野心也隨之增長。美國對全球化的想象以及對中東地區進行民主改造的野心都是基于“歷史終結論”的誤判。但歷史沒有終結，而“歷史終結論”的確終結了。進入21世紀以來，反恐戰爭、金融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給美國造成了戰略沖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心臟地帶出現了紊亂?！懊绹诘诙问澜绱髴鸷笸ㄟ^其龐大的生產力、金融實力和軍事力量構建了霸權，但其生產能力已經在1970年之后被趕超，其金融實力也在被趕超，現在美國霸權的三大支柱只剩下了軍事。美國國內局勢的發展將決定新帝國主義的最終面貌?！碧乩势障魅趿嗣绹娜虻匚?，拒絕接受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特朗普的總統任期標志著單極時代的最后一聲嘆息。特朗普主義是對自由國際主義霸權戰略的剎車，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包括庫普錢、哈斯、米爾斯海默等人的呼吁，從過度的海外責任中回撤，關注本國的利益，夯實美國的實力基礎，順應多元權力中心時代的到來，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層面修復美國霸權秩序的漏洞。

從國際格局變遷的角度來說，世界正回歸“多元權力中心時代”。冷戰后美國擁有的絕對優勢地位喪失，世界權力中心多元化，不只是新興大國崛起，還有非國家組織力量的興起，無人機、病毒、機器人等技術革新賦予了非國家組織巨大的破壞能力。羅伯特·卡根認為：“替代世界新秩序的是，利益的沖突與大國的野心重新產生了聯盟與敵對聯盟，還有19世紀外交官馬上就能分辨出來的伙伴關系的苦心經營與分化組合。同時，這還產生了大國雄心重疊與沖突的爭議性地緣政治斷層線，未來的災難性事件很可能在這里爆發?！薄皻v史的回歸”意味著世界不會沿著美國設定的方向和路線演化，沒有線性的歷史進化，而是“多線程”、不同步的演變。與19世紀歐洲協調不同的是，當下世界各個大國具有不同的歷史傳統、文明標準、意識形態，如伊恩·布雷默所言：“冷戰的勝利既沒有恢復國際和諧狀態，也沒有出現美國君臨天下的局面。相反，它只不過是加快了新一代越來越自信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速度，而且每一個新興市場國家都帶有自己的價值觀和脆弱性?！泵總€新興國家最終都需要尋求一種與自己歷史相適應的國際地位和國家身份。

19世紀歐洲大國政治的主題是霸權競爭與轉移，而當下的大國政治的主題是美國的霸權護持與其他大國“復興”之間的競爭以及在不同的節奏和頻道上進行的博弈。其他大國的復興是恢復歷史上的“應有”地位，但是會被美國理解為權力轉移或者是挑戰美國霸權地位。因此，多元權力中心時代的大國政治改變了19世紀以來歐美主導的“中心-邊緣”結構，也使得“帝國式”的金字塔結構難以維系，而具有了系統性特征和全球性影響?！皻v史的回歸”對于美國來說是重新認知自身的優勢和挑戰，美國正在經歷從威爾遜式的擴張民主到杰克遜主義的美國本土優先和杰斐遜主義的小心翼翼地參與國際事務的回歸。哈斯認為：“夾在‘我們仍然是世界老大和‘我們已經輸了這兩種牽動感情的看法之間的美國仍然擁有其他任何一國無法比擬的實力?！被诿绹鴮嵙蛢瀯?，“美國衰落”可能是一種選擇，未必是一種宿命，美國需要選擇和界定自己在世界舞臺上的角色。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并不意味著美國衰落，而是美國回歸自身實力建設。當然，這需要一個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威脅對美國影響較小，而美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來自國內。

歷史的回歸或者“報復”是美國霸權秩序面臨的挑戰，同時也是國際秩序的時空調整。從19世紀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擴張，將非西方世界“卷入”其中，并且將空間“時間化”了，不同地區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序列之中，在地理上形成了“中心-邊緣”的分野，而與之對應的是在時間上形成了“文明-野蠻”之間的區分。市場經濟、技術創新突破了農業文明的局限，將歐洲帶入了技術文明時代，工業革命賦予歐洲巨大的能量。通過殖民的方式，歐洲人建立了一個全球性、等級性的國際秩序。二戰結束之后，工業化、城市化向全球擴散，現代化進程也全球化了，東西方之間的差距大大縮小了?！?0世紀不僅是西方時代發展到極致的時期，也是這一時代走向終結的開始?！薄八哚绕稹?，尤其是中國的快速發展，打破了西方主宰之下的時空結構，發展時序的差距被消弭，“中心-邊緣”結構趨于瓦解。多元權力中心的國際格局是“中心化”國際秩序的終結，能否回到歷史上的多元權力并存的格局，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

與以往歷史不同的是，多元權力中心是在一個具有廣度和密度的全球化基礎上的演化與重建?！暗厍虼濉钡母拍钜约啊笆澜缡瞧降摹贝碇蚧臉酚^主義看法。與“時空壓縮”并行的是現代國際體系實現了政治與經濟的分離與結構重組，以金融貨幣、貿易、技術、知識為代表的媒介實現了全球體系廣度和密度的極大擴展，甚至說“消滅”了空間。然而，“后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就是存在兩個相互矛盾的趨勢：一個是經濟的全球化，另一個是政治的分裂。前者無疑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增長的成果分配極不均衡。后一個趨勢主要與內戰和政治動亂有關，它們是導致世界上較為貧困的國家更加貧窮的重要因素?！眹H政治與國際經濟兩種不同的邏輯和發展速度，造成了治理的難題，技術、資本、知識等經濟發展要素在全球市場中進行配置和流動，而勞動力的流動速度和范圍大為滯后，市場經濟提升了勞動生產率，但是未能實現財富公平分配。多元權力中心的興起與一個更具有廣度和密度的全球市場的形成緊密聯系在一起，加入到這一市場體系之中，才有可能沖破“邊緣”的束縛，躋身“中心”之列。全球化的進展并不是平滑的，也并非線性的，它是源于類似“現代化”的主導過程，它總是不平衡、不連續、可逆轉以及充滿矛盾，促生了贏家和輸家，并非自然之力而是人為推動。

多元權力中心回歸與“身份政治”的興起密切相關。一方面，多元權力中心引發新興大國對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尋求和確認;另一方面，國家內部不同群體的身份認同政治日漸凸顯，文明的邊界在國家、城市、社區內部出現。在廣度、密度的沖擊之下，國際體系的“深度”（認同）沒有得到與之匹配的進展，從而造成了體系內部結構的失衡。國際體系的廣度和密度的提升并沒有帶來“深度”的融合，也就是利益、權力、認同的融合，而是進一步凸顯了“邊界”的重要性。在涌動的全球化潮水面前是脆弱的政治堤壩，要解決這一悖論和矛盾，要么對全球化“剎車”減速，要么整合與鞏固政治信任的基礎。特朗普主義顯然選擇了后一種，在美國內外尋找和建立了一系列“邊界”，重建利益、權力和身份的邊界，比如在美墨邊境修建高墻，頒布新的移民法，建立美國“產業堡壘”，強調白人被“反向歧視”等。

全球化背后的“速度革命”壓縮了時空，但是沒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相反，在擁擠的時空之下，確認和放大了差異和分歧，造成了愈加嚴肅的“身份政治”的難題。地緣政治再次成為國際秩序的尖銳挑戰，一是國家構建和國家治理的問題，包括歐洲國家也面臨著內生的恐怖主義，文明沖突發生在歐洲大都市內部，而不是歐洲與外部世界之間;二是歐亞大棋局的調整，特朗普加速了歐亞大陸的地緣調整，從中東、歐洲向亞太轉移。特朗普重建美國的海權優勢，對歐亞大陸進行“離岸平衡”。當然，他的戰略調整帶有強烈的單邊主義、強制外交的色彩，對美國的同盟體系進行了“緊縮”，雖然遭到多方批評，但是盟國也難以反制美國?！懊绹梢栽诓徽兄轮坪?、制度內在合作能力衰減、全球化收益不穩或者其國際角色的整體合法性崩壞等約束的情況下，強硬甚至單邊地推動國際體系的修訂?！碧乩势找云涔詮埖膱陶L格，將美國的權力用到了極致，以極限施壓、對等交易等方式實現美國利益的最大化。

特朗普主義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多元權力中心時代的來臨，美國從自由國際主義霸權體系中“后撤”，留下了靈活外交的空間。已故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認為“全球政治覺醒”正在重塑世界政治格局，“所謂全球政治覺醒，它具有反帝的歷史向度，反西方的政治向度，以及日益反美的情感向度。在此過程中，它推動了國際政治中心的重大調整?！睆拿绹鲗У娜虬詸囿w系向多極世界的轉型過程中可能需要經過一個“復合三角外交體系”的過渡和中介，以此來構建新的全球秩序的地緣政治基礎。毫無疑問，這對于各個大國的外交智慧是巨大考驗，而大國之間的競爭、互動與博弈的結果可能會形成新的國際關系格局。

從外交過程的角度而言，國際關系可以化約為三角關系，換言之，三角關系構成了外交研究的基本單元。羅伯特·杰維斯認為：“從有關體系的基本概念中得出的最明顯而重要的陳述認為體系是由相互聯系的要素構成的：任何一對國家間的現存的、潛在的和期望的關系，都會影響每一方與第三方的關系，而且也會受到這種關系的影響?！比顷P系構成了外交的系統，任何兩方都不是敵對關系，也不是同盟關系，圍繞議題形成了靈活的互動關系，國家所擁有的權力不僅來自實力資源，還來自于本國在互動關系中所處的位置。靈活三角關系是對國際關系理論中靜態的“極”的沖擊，換句話說，是外交活動，而不是對“極”的分析，構成了國際關系的主要內容，也就是從國際關系的“結構”轉向了“過程”。從全球層面而言，中美俄歐四方形成的復合三角關系構成了國際格局的基礎，四方互動的性質和頻度決定了國際秩序的走向，為各國的外交活動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四方之間形成的三角關系構成了國際體系的“容量”，彼此關系越緊張，合作越少，國際體系就越“緊縮”。

中美俄三角關系影響全球戰略平衡。美國和俄羅斯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核大國。特朗普任內，美國從一系列軍控條約中退出，還要求中國也加入到全球核軍控談判中來。中美俄三角關系的核心議題就是全球戰略平衡，尤其是核威懾平衡。二戰結束以來大國戰略平衡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的基礎之上，美俄在核威懾議題上的博弈，動搖了全球戰略平衡。

中美歐三角關系主要決定全球經濟秩序，包括自由貿易、技術合作、市場秩序等。中美歐三方是全球最重要的經濟體，三方之間的互動關系到全球貿易、投資、技術等各個領域。國際體系的廣度和密度到了新的歷史高點，但全球經濟的結構失衡也處于臨界點。全球市場的鐵律是走向更加統一的大市場，但是市場經濟秩序的成本如何分攤、市場規則的制定成為中美歐三方爭論焦點。圍繞5G問題，中美歐三方形成了頻繁而緊張的互動，美國不遺余力地推銷“清潔網絡倡議”，對中國企業進行嚴厲的封鎖和打壓，以技術“脫鉤”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2019年歐盟將中國定義為“系統性對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美歐推動產業回歸，構建“產業堡壘”。在香港國安法問題上，美歐采取了更加一致的立場和做法，拒絕承認和維持香港的特殊地位。近年來，歐洲國家對印太地區的興趣升高，法國國防部于2019年5月發表《印太防務戰略報告》，德國外交部于2020年9月發表有關印太地區的政策指導方針《德國—歐洲—亞洲：共同塑造21世紀》。北約于2020年底發布《北約2030》，聲稱“必須更加認真地思考如何應對中國及其軍事崛起”，還首次將中國議題列入首腦聯合聲明。北約這一文件基本延續了歐盟將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的判定，“中國最好被理解為全光譜的系統性對手，而不是單純的經濟玩家或者只是亞洲地區的安全行為體”。從中美歐戰略三角關系而言，中國越來越成為美歐關系的議題，尤其是成為北約戰略轉型的動力，進而成為跨大西洋關系重構的紐帶。歐洲大國對印太地區的關注和介入，可能導致兩個重大而相互關聯的后果：一是中美歐戰略三角關系從全球經濟向地緣政治延伸，歐盟可能更多介入地緣政治議題，中歐美關系更加復雜（2020年12月，中歐宣布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如期完成，下一步將開展文本審核、翻譯等工作，力爭推動協定早日簽署）;二是北約的“全球化”，北約的關注點延伸和擴大到印太地區，很可能會使歐盟卷入印太事務，增加中歐關系的不確定性。維持中美歐靈活三角關系對于全球政治經濟秩序至關重要，應避免中美歐三角關系退化為陣營化對壘。就全球化秩序的圖景來說，“美國提供軍事支持和技術，中國提供基礎設施和出口市場，歐洲派出救援和治理顧問，企業供應鏈理順連接流程，這才是地緣政治的最優明星組合?！?/p>

美歐俄三角關系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后已經成為歐亞大陸西端最重要的外交關系。這一戰略三角關系是冷戰后歐洲秩序重建的繼續，中東變局以及難民危機將這一戰略三角關系擴展到西亞、北非、高加索等地緣政治的“破碎地帶”。從中長期來看，美歐俄戰略三角關系運轉的前提是歐美關系的松動以及歐俄關系的適度緩和。中歐俄三角關系還在演化之中，這一關系框架影響超級歐亞大陸秩序的磨合與重建。從國際關系史而言，歐亞大陸的分野是近代才出現的，英國脫歐之后的歐盟更具有大陸屬性，中歐俄三方互動關乎歐亞新陸權秩序的構建。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國際秩序的變遷，多元權力中心時代來臨，既是歷史回歸，也是“歷史報復”。靈活三角外交關系既是多元權力中心時代的外交形態，也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體系的構建開辟了廣闊的空間，更為中美關系的演化設定了基本的背景和框架。

三、中美關系共同進化的戰略框架

過去幾年來，特朗普政府頻繁對華極限施壓，不斷挑戰中美關系“底線”，“中美關系正面臨建交以來罕見的嚴峻局面”。中美關系是當下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皬囊婚_始，中美關系的前景就已經超越了它們能給我們兩國帶來的雙邊利益。我們的互動推動了整個世界向前發展?！蓖苿又忻狸P系止跌回升，構建起比較穩定的互動框架，不僅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美國學者也認為，“中美關系的最大挑戰在于對競爭的控制，避免使之發展到沖突的邊緣，同時真正地擴展合作?！?/p>

多元權力中心時代的來臨使中美關系處于新的時空框架之下。最近幾年關于中美關系的探討可以說是百家爭鳴，但多數說法依然局限于西方歷史的經驗之中——比如，“修昔底德陷阱”“權力轉移”“新冷戰”等皆是西方典型的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戰略博弈論。對于中美關系的論述，需要更加寬廣的歷史視野。中美關系是復合三角外交體系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已經嵌套在全球與區域的各個層次與議題之中，而多元、靈活的復合三角外交體系為中美關系的演化提供了更大的戰略回旋空間，也為國際秩序演化創造了更大的想象空間?；粮裾J為：“中美關系的恰當標簽應是‘共同進化，而不是‘伙伴關系。這意味著兩國都注重國內必須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領域開展合作，調整關系，減少沖突。任何一方都不會完全贊同對方的目標，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雙方都努力尋找和發展相互補充的利益?！被粮袼O想的中美關系“共同進化”并非冷戰式的陣營對壘或霸權更迭的競逐，而是兩國在多元權力中心框架下基于議題和利益進行競爭與合作的集合體。中美關系既是國際秩序的基礎，同時又在這一秩序中互動，由此形成了中美關系與國際體系的“共同進化”。

對于中美關系的演化來說，中美兩國都是具有體系性特征的國家。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既是美國作為體系性大國的特權，也折射出美國外交受制于國內政治的特征。從美國戰略周期而言，拜登政府依然處于這一長周期之中。美國急需擺脫“生產過剩、需求不足且依賴債務”的困境，要“加緊推進與歐盟及日本的自由貿易協定，從而建立起以北美為中心、橫跨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單一貿易區”;同時，美國也要鞏固戰略威懾能力，包括核武器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優勢地位。雖然外交政策學者已經看到了美國霸權戰略面臨的問題，但是美國大概率仍將繼續秉持霸權護持戰略。中美關系共同進化的焦點在于雙邊關系的界定，而美國如何界定中國的身份對雙邊關系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第一，特朗普政府擊穿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底線，打破了競爭框架，使中美關系滑向對抗與敵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特朗普對華政策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調整，中美關系的焦點從貿易摩擦延伸到多個議題，甚至形成了議題綁定的態勢。2020年初，對特朗普的彈劾案結束之后，反華幾乎成為華盛頓的第一戰略目標。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蔓延之后，特朗普放任蓬佩奧等人的反華言行，尤其是蓬佩奧提出所謂過去四十年來美國對華接觸政策失敗論。更為重要的是，蓬佩奧打破了1972年中美關系正?；詠硇纬傻膽鹇阅?，也就是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美國對華政策呈現出兩個危險的趨勢：一是對華關系呈現出“全領域對抗”的特征，從貿易、技術等功能領域延伸到人文交流、意識形態等價值觀領域，從軍事戰略到外交報復等各個層面;二是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呈現出白宮與國會的聯動，不僅有各項行政令，還在參眾兩院通過了一系列涉華法案，尤其是涉及香港、臺灣等關系到中國核心利益的法案，這些法案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跨越了總統任期以及黨派之爭。

第二，中美關系的性質在“競爭者”“對手”“敵手”之間徘徊，戰略競爭的框架受到沖擊。目前中美關系的焦點是，美國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視為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而中國將美國的遏制視為挑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美國是地中海文明的現代形態，霸權更迭是地中海文明的主要特征，也就是權力中心在地理空間的競爭;而中華文明是在同一空間的興衰，是周期性的更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時間上的更新，而不是空間的轉移?？梢哉f，美國對華誤解根源在于時空的錯位，這也是中美實現“相互理解”的最大障礙所在。

第三，從戰略周期的角度來看，中美關系處于一個特殊節點，即美國的相對衰落與戰略收縮周期與中國的復興與崛起周期的交匯。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使美國軟硬實力受損，金融危機使美國雪上加霜。而與之對照，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此后經濟快速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支柱力量;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新冠肺炎疫情籠罩之下，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與美國的差距進一步縮小，GDP已達美國總量的70%。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在兩國力量對比和發展階段處于關鍵節點之際，中美需要認真審視和定位對方。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指出“中美關系又來到一個新的歷史關頭”，呼吁雙方“總結兩國建交以來互利合作的經驗，反思近幾年兩國關系陷入低谷的教訓，重建中美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的戰略框架”。

中美關系是多元權力中心格局中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國關系已經遠遠超越了雙邊范疇，具有系統性效應。在多元權力中心格局中，中美關系演化的戰略框架是基于中美俄歐四方之間的靈活三角關系，中美關系的靈活性和韌性有所增加。

中美共處于一個高度發達的全球市場，兩國之間的競爭是同一市場體系內的競爭，而不是兩個平行的市場體系之間的競爭?！耙坏┬纬闪艘粋€強大的國際市場之后，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離開。無論哪個國家，只要離開了全球的唯一市場就會落后，離開的時間越長，落后的速度就越快，到最后還是不得已會返回這個市場?！碧乩势照畬θA大搞貿易摩擦及技術脫鉤，本質是要制造兩個市場，但是中國政府堅持擴大開放，推進制度型開放體系，讓世界分享中國市場紅利。在美國大選之后，東盟10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持續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可否認，全球市場并非扁平化的，而是具有等級性的，商品貿易處于市場的“基底”，技術、金融處于市場體系的頂端，隨著市場之間聯系更加緊密，勞工、環境等議題成為市場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具有廣度和密度的市場是中美關系進化的基礎，拜登上臺之后，中美關系的“市場”議題會從基底向上攀升，議題也會從關稅向技術、市場規則等議題轉變，越來越集中體現在中美歐三方關于高水平自由貿易區的競爭之中。

中美關系的地緣戰略基礎在于“共存”?！跋嗷ゴ_保摧毀”的核威懾平衡，仍是中美“共存”的基本邏輯。中美戰略關系內嵌于中美俄戰略三角關系之中。除此之外，中美關系的地緣政治邏輯也內嵌于世界陸權與海權的變奏之中?！?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深度融入世界市場、推動跨區域經貿合作的重大倡議。而美國對其進行對沖圍堵的印太戰略，因帶有強烈的地緣政治色彩，充滿冷戰思維，與時代潮流相悖，無法取而代之，二者亦將呈共存之勢。

從歷史傳統和文明形態角度來看，中美都是具有文明傳統的大國。美國建國時間不長，但是傳承了西方兩千五百年文明秩序的因素。中華文明從古至今，未有中斷，在歐亞大陸東端演化出了獨特的文明。在多元權力中心時代，文明的“中心-邊緣”“東方-西方”的界限不復存在，中美兩國在探求各自文明身份的同時也需要相互鏡鑒并承擔創造出新的全球文明的使命。

市場秩序、地緣戰略以及文明形態共同構成了中美關系進化的基本框架和底線。實現中美關系止跌需要構建兩國關系進化的底線和戰略框架，穿越“新冷戰”“修昔底德陷阱”的迷霧，夯實中美戰略競爭的“底線”，為雙方競合創造空間?！皟蓢诎l展相互合作關系方面應該‘上不封頂，除了不結盟，能發展多少就發展多少，但一定要做到‘下要保底，就是絕對要避免沖突和對抗?！?/p>

四、結語

相較于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可能更具可預測性。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國優先”以及各種“退群”行動大概率會被拜登政府終止。然而，拜登極可能面對“沒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義”的沉重遺產，其根源在于拜登將與其前任一樣處于美國戰略收縮周期，國內議題具有優先性，特朗普主義“美國優先”中的某些成分或將得到延續。拜登已經表示會全面評估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遺產，其對華政策很可能會呈現出相當的延續性。中美關系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經歷了“極限施壓”之后的“探底”，但也表現出具有相當的韌性。在多元權力中心格局之下，中美關系已經內嵌到國際秩序結構之中，成為國際秩序重構的關鍵一環。誠如基辛格先生所言，“重建國際體系是對我們這個時代政治家才能的終極挑戰”。中美關系的共同進化需要“政治決斷”和“歷史擔當”，兩國政府需要就雙方之間的議題進行甄別，形成競爭與合作的清單，而對于價值觀或者意識形態的分歧則要“擱置”或“凍結”。中美兩國終歸要在同一市場體系之下競爭與合作，“再全球化”是必然選擇?！凹夹g脫鉤”以及經濟議題的“泛安全化”是對全球市場體系的沖擊和擾動，無益于增進美國的技術和商業利益。中美在關稅、貿易平衡和市場規則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觀點分歧，需要進行磋商以求達成雙方皆可接受的協議。在諸如疫情防控、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上，中美需要突破意識形態的迷霧，強化“增量合作”，拓寬兩國關系共同進化的框架。

【完稿日期：2020-12-26】

【責任編輯：曹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