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產和利潤再看農戶適度規模經營：來自東北、華北農戶糧食生產的實證分析

丁吉萍，黃季焜，盛 譽*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陜西楊凌712100；2.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087）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強調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倍挚傄笾С洲r業和農村的優先發展。然而，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土地分配受到初始資源稟賦、產權和分配制度等因素影響，小規模家庭經營成為我國農業經營主體，這使得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面臨諸多挑戰，特別是要保障糧食安全、提高農民收入需要全面提升農業生產力，“小農分散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則成為一個亟需解決的問題。目前從政策角度講，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土地流轉而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統籌兼顧的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戶形成規模經營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新思路之一。

我國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有助于提高農村土地整合實現規模經營，現有文獻對于農村土地流轉、農戶經營規模與生產力之間存在的關系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關于土地流轉、經營規模與農戶生產效率的理論關系研究。有些學者認為，在其他要素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情況下，發展土地流轉市場能促進農業生產中資源的有效分配［1］。農戶通過轉入相鄰的地塊可解決土地細碎化、實現規模經濟［2］。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全競爭的條件下，通過土地流轉實現的土地整合能夠提高由于土地細碎化導致的低勞動生產率［3］。同時，土地流轉所帶來經營規模擴大也會促進機械化技術的應用，并在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條件下，通過規模經濟彌補勞動力供給不足所帶來的效率損失［4］。其次，關于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與單產關系之間關系的研究。雖然理論上經營規模與單產應該存在正向關系，但許多國內外文獻均發現在發展中國家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或單產）之間存在反向關系［5-7］。學者們用委托-代理理論［8-9］，小規模經營生產要素可達到更有效整合，土地質量、測量誤差等因素來解釋這種反向關系［10-11］。經營規模與單產之間存在正向關系主要被發現存在于新大陸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以及一些拉美國家［12-14］。目前關于我國農戶經營規模與土地生產率之間關系的研究略顯不足，而且研究結論同樣不一致［15-19］。再次，關于農業生產經營規模和經營利潤之間的關系研究。多數學者認為經營規模擴大，可以降低總成本提高成本收益率，這在印度、盧旺達等國家進行了一些實證檢驗［20-21］。另外一些學者持不同觀點，他們發現扣除土地、資本和勞動對利潤的貢獻后，經營土地規模大小對單位利潤的影響并不顯著［22-23］。

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對農村土地流轉、農戶經營規模與生產力之間的關系已開展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已有文獻在論證相關內容時仍存在缺陷：首先，多數使用微觀數據作為素材的研究，往往僅局限于對單一作物的探討和剖析，遺憾的是，缺乏多種作物的穩健性檢驗證據。其次，相當大一部分研究討論到生產效率時僅僅涉及土地效率或土地生產率，或從糧食安全和增產的角度刻畫經營規模擴大的效果，而對規模擴大后可能產生的農民增收效果未給予充分關注，因而難以反映規模經營后的效果全貌。

鑒于此，本文利用2013年我國東北和華北地區六省玉米、小麥和水稻農戶地塊層面調查數據，詳細闡述土地流轉和土地整合背景下生產經營規模的演變特征和現狀，通過構建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和超越對數（Translog）兩種生產函數科學評估土地經營規模對糧食單產和農戶經營利潤的影響，并提出科學啟示。

二、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3 年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PKU-CCAP）在中國東北和華北開展的農戶調查。調查問卷主要包含調查當年農戶經營主要糧食作物的詳細投入產出、農戶個人和家庭情況、村基本信息以及過去10年間農戶農業生產經營（包含經營規模、作物、經營方式等）的歷史變化等內容。東北和華北是我國糧食主產區，主要以玉米、小麥和水稻生產為主。該調研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詳細抽樣方案如下。樣本?。汗? 個?、俑鶕医y計局統計，2013年這6個省的糧食總產量占國家糧食總產量的42%[24]。，在東北抽取黑龍江、吉林和遼寧3 個省，在華北抽取河北、河南和山東3 個??；樣本縣：從黑龍江、吉林和遼寧3 個省份分別在玉米種植縣與水稻種植縣各隨機抽取2個縣；河北、河南和山東在同有小麥與玉米輪作的縣中隨機抽取3個縣；樣本鄉鎮：按照土地流轉程度將樣本縣內鄉鎮劃分為高于或低于平均土地流轉水平兩組，每組分別隨機抽取1 個鄉鎮；樣本村：按照以上相同方法，按照土地流轉程度將樣本鄉鎮內村劃分為高于或低于平均土地流轉水平兩組，每組分別隨機抽取1個村；樣本農戶：每個樣本村隨機抽10個農戶，其中包含3個大戶其余均為小戶，若大戶樣本不足用小戶遞補②在中國華北地區戶均經營面積超過3.33公頃被定義為大戶，在東北地區需要超過6.67公頃被定義為大戶（遼寧省參照華北地區大戶標準）。；樣本地塊：針對每個備選農戶在主產作物所有地塊中隨機抽取兩個地塊（若不足2塊地則抽取1塊），并調查每個地塊分生產環節的投入和產出。最終，樣本數據包含529個玉米戶和994個地塊；358個小麥戶和653個地塊；212個水稻戶和402個地塊。

（二）變量選取與描述性統計

因變量即地塊的單產和利潤，分別采用“該地塊單位面積產量（千克/公頃）”以及“該地塊單位面積利潤額（元/公頃）”來衡量。核心自變量經營耕地面積采用“該作物的總播種面積（公頃）”測度。除核心變量外，其他變量包括：

1.生產要素 生產要素投入控制變量包括經營該地塊單位面積上的勞動力、化肥、機械和其他投入。其中勞動力投入采用勞動力投入量（日/公頃）來測度；化肥投入采用化肥成分中氮、磷和鉀肥的折純量之和（千克/公頃）來測度；機械投入采用機械（包括自有機械和外雇機械）費用投入（元/公頃）來測度；其他投入采用其他物質（種子、農藥、地膜、灌溉等）費用投入（元/公頃）來測度；一般來說，生產要素投入越多，單產越高。

2.自然條件 自然條件變量分別采用“該地塊在作物生長季內是否受災”與“土地質量為高”“土地質量為中”，以“土地質量為低”作為基礎組、“該地塊在作物生長季內的灌溉總次數（次）”進行測度；如果作物在生長季內受災可能減產；土地質量越高，灌溉次數越多，在其他條件都保持相同的條件下趨于高產和高利潤的可能性越大。

3.農戶、家庭和村基本特征 農戶及家庭特征變量包括戶主年齡、教育程度以及家庭人均資產。戶主年齡越大，可能種糧經驗越豐富，受教育程度越高，應用先進生產技術的可能性越大，從而可能對單產和利潤產生積極影響。家庭資產越多可能對生產技術采用產生積極影響。同時，村特征采用“社會化服務”來衡量。這里的社會化服務用全村內耕地和收獲環節購買機械作業服務面積占作物總播面的比例來定義，以反映由于外部社會化服務水平可能對作物單產和利潤產生的影響。雖然近年來土地托管作為一種新的經營模式對農戶投入和產出關系產生很大影響，但在2013 年（即樣本期）并未在東北、華北主糧作物生產中大面積開展，因此沒有在回歸中加入該變量。所有相關變量的統計性描述如表1 所示。

三、理論分析與模型選擇

（一）理論分析

假設在一個標準的農戶生產函數中產出是由生產技術和各種生產要素投入所決定。于是，有生產函數：

式（1）中，Y 代表農戶的產出，A 代表農戶生產所使用的技術，N，L，K 和M 分別代表農戶生產所需要的土地、勞動、資本和中間投入。若在式（1）左右兩邊同時除以土地經營規模（N），可得到：

式（2）顯示了產出與土地經營規模和其他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在上述生產函數假設基礎上，農戶的單產與經營面積之間的關系至少會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約。第一，與土地利用相關的因素，例如土壤質量、氣候條件、遭受災害等。如果不同經營規模農戶使用的土地和面對的氣候條件存在顯著差異，那么單產與農戶經營規模之間的表面相關性與真實的關系就會存在差異。第二，農戶從事農業生產所采用的技術，這部分通常隱藏在實際生產的各個環節中無法被觀測到。如果農戶改變其經營規模的同時，也改變其所使用的生產技術，那么單產與農戶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也會受到影響。第三，農戶對除土地以外其他生產要素的選擇，例如資本、勞動和中間投入等。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若農戶在單位面積土地上增加資本和勞動的投入，即使土地的邊際生產力會隨著土地規模的擴大而不斷下降，其總產出仍會提高。

表1 變量設置與描述性統計

（二）模型選擇

根據研究目標，本文設定兩個計量經濟模型，分別探討農戶經營規模與作物單產和農戶利潤之間的關系。

1.作物單產與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模型 在現有的實證分析中，多數研究作物單產與規模關系的模型使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作為分析問題的基礎。此函數的不足之處在于觀測不到投入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而實際生產中各種生產要素的投入存在替代或者互補關系。為此，本文采用超越對數（Translog）生產函數來分析農戶單產和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此模型設定采用不同于已有文獻的形式，同時控制了更多變量，有效減弱了內生性問題，所設定的模型如下：

式（3）中，下角標pcjihk分別表示第p個省第c個縣第j個鄉第i個村第h個農戶以及第k個地塊，其中k=1，2。因變量 Ypcjihk代表作物單產，模型中所用連續變量都采用對數形式。通過式（3）可考察農戶播種面積與單產之間的相互關系。

比較式（2）和式（3），在式（3）中分別加入播種面積的一次項Areapcjih和二次項Area2pcjih，參數αa1和αa2分別度量了農戶h 的作物播種面積與單產的關系，這里考慮了農戶經營規模對作物單產的可能非線性影響，通過式（3）可充分考察經營規模與單產之間的相互關系。

其他控制因素解釋如下：Upcjihk和Xpcjihk代表在該地塊上的常規要素生產投入，具體包括勞動力投入、化肥投入、機械費用和其他物質費用（如種子、農藥等）；Dpcjihk表示該地塊是否遭受自然災害（洪澇、旱災等）的虛擬變量；Lpcjihk代表該地塊土壤質量變量，共設有高、中、低共3個土地質量虛擬變量，用以控制由于地塊質量不同而導致的單產差異；Ipcjihk表示該地塊灌溉的總次數；Spcji代表該村耕地和收獲機械服務占總工作量的平均比例；Hpcjih代表農戶個人或者家庭特征變量，包括戶主年齡、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資產，這些變量對同一個農戶不同地塊取值相同；Qpc表示縣虛擬變量。

2.農戶利潤與經營規模之間的關系模型 不同經營規模差異背后的實質是使用技術、管理模式和生產組織方式等差異，由此造成不同規模農戶的成本收益有所差別。除單產外，分析了農戶土地經營規模與經營利潤的關系。在此，沿用式（3）采用新的因變量即經營凈利潤替代單產，同時剔除模型中Upcjihk和Xpcjihk兩個變量，因為進行凈利潤計算時已扣除所有投入品成本。如式（4）體現了農戶經營規模與經營利潤之間的關系：

式（4）中，Vpcjihk代表該地塊的作物經營凈利潤。

最后，使用式（3）和式（4），分別利用2013 年玉米、小麥和水稻作物農戶地塊數據，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驗證農戶經營規模與作物單產以及利潤之間的關系。

四、結果與分析

（一）農地經營規模的變化

通過對調查數據分析發現，過去十幾年我國東北和華北戶均耕地經營規模不斷擴張。從表2可知，2003 年戶均經營規模從1.7 公頃增至2008 年的2.2 公頃，增加了近30%。2008—2013 年，平均經營規模更是翻了一番，2013 年底，戶均經營規模已達4.5 公頃。需注意，農場規模的擴大并非由于總耕地面積的增加而是來自于如下兩大變化。第一，農場數量的下降，2003年農戶經營是所有農業經營主體，2003—2013年間農戶經營主體逐漸下降至99.85%，其主要由于農業產業涌現了多種新型經營主體，公司、合作社、大戶、家庭農場并存；第二，小型農場數量減少及同時期大型農場所占比例增加。2003 年不足1公頃的農場占總經營主體近75%，此后逐漸下降至2013年的60%。與之相對，大規模農戶不斷增加，到2013年底經營面積在7公頃以上農戶已接近總農戶數的1%。

表2 東北和華北農戶經營規模的結構及面積變化

隨著農戶經營規模的不斷擴大，作物單產和利潤也隨之發生變化；然而，農戶經營規模與單產和利潤之間并不存在單純的線性遞增或遞減關系。單產在玉米、小麥和水稻生產中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表3（A））；相似的趨勢也表現在農戶經營規模與農戶利潤之間的關系上（表3（B））。

表3 （A）玉米、小麥和水稻的單產 千克/公頃

表3 （B）玉米、小麥和水稻的單位凈利潤 元/公頃

盡管以上描述性統計提供了一些有關農戶經營規模和單產、利潤之間的關系，但這些分析不能提供因果關系證明，因此需要進行更加嚴謹的回歸分析。

（二）農地經營規模對單產影響的回歸結果

根據以上討論的模型及變量設定，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玉米、小麥和水稻農戶經營規模對單產的影響進行模型估計，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主要估計結果如下：

以上三種大田糧食作物經營規模與單產之間的倒“U”型關系存在，可能與勞動力投入質量和農場生產管理有關。當農戶經營規模較小時，非農收入可能是農戶收入的重要來源，非農就業必然與農業生產競爭勞動力、資本等要素，兼業化經營導致其對農業生產投入要素不足影響作物產量。然而，當經營規模擴大，農業收入成為主要收入來源，農戶會投入更多的自家勞動力以滿足生產的需要。此時，農戶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從事農業勞動和精耕細作，經營管理能力、生產手段和物質投入與經營結構相匹配，提高了集約化水平，促進了先進技術的應用，有效提高了單位面積產量。若經營規模繼續擴大，自家勞動力供給量不足，需雇傭勞動力補充，這就可能出現經濟學家所擔心的外雇勞動力道德風險和搭便車現象。農業生產極具特殊性，對外雇勞動力的勞動效果監督和評估難度極大，易出現雇傭勞動力質量參差不齊、精心程度不足，最終導致作物減產。這也表明，實現規模經營后需要切實有效的生產經營方式同步優化和提升，否則從國家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盲目進行土地流轉，推進超大規模經營可能對國家糧食安全產生不利影響。

表4 玉米、小麥和水稻經營規模對單產影響的估計結果

除核心經營規模變量外，其他控制變量對單產的影響與預期一致。從表4的玉米、小麥和水稻回歸結果中皆可發現：地塊受災可以導致減產；土地質量越高對作物單產的正向作用越大；農戶的家庭和人口特征也與作物的單產相關，具體表現為戶主年齡越大產量越高，受教育程度年限越長，產量越大；社會化服務比例和灌溉次數越高也會起到增產效果。

可見，大田農作物生產均存在適度經營規模問題，耕地經營規模與糧食單產呈倒“U”型關系。在現有的生產環境、技術、管理和市場條件下，三大糧食作物平均轉折點約為2 公頃，作物間存在差別，這個轉折點還可能因各村莊的耕地規模、地塊平整與連片程度、田間管理水平、社會化服務發展等變化而變化。

（三）農地經營規模對利潤影響的回歸結果

同樣，表5所示，玉米、小麥和水稻三種作物經營規模對農戶經營利潤影響的估計結果，主要結果如下：玉米、小麥和水稻的經營規模與農戶經營利潤之間也存在倒“U”型關系，適度規模經營是關鍵。所有模型的經營面積一次項符號為正二次項符號為負，且大多數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是統計顯著的，這種關系在三種作物間保持穩定。通過將估計方程對經營面積取一階偏導數后令其為0，得出在玉米、小麥和水稻上使利潤最大化的經營規模分別為2.09 公頃、2.82 公頃和2.62 公頃，平均轉折點接近2.67 公頃，略高于單產最高的轉折點。與單產相似，適度經營規模的轉折點也因地因時而異。當經營規模較小時，由于產量偏低因此利潤不高。隨著規模進一步擴大，各生產要素配置得到優化，出現了規模經濟，經濟收益有所上升。然而，當經營規模繼續擴大超過轉折點后，利潤開始出現下滑?？赡艿脑蚴?，當經營規模很大時，高昂的外雇勞動力成本壓縮了利潤空降，這就需要新的生產方式和要素組合。

這表明，目前培育起來的規模偏大新型經營主體可能正面臨巨大挑戰，特別是實現規模經營后進一步提升生產效率需要改進生產經營方式以適應規模生產的需要。從調查中了解到，2008—2013 年，即使在糧食價格年年攀升的情況下，多數規模偏大的新型主體依舊采用傳統的生產方式，只有在考慮政府補貼后才有盈余。如果糧價下降，這些新型經營主體多數會出現大幅度的虧損，面臨進退兩難局面，甚至面臨著退出農業生產領域的威脅。

表5 玉米、小麥和水稻經營規模對利潤影響的估計結果

五、主要結論與政策啟示

利用2013 農戶調查數據，系統分析我國東北和華北地區玉米、小麥和水稻生產中農戶經營規模對單產和利潤的影響。在使用不同生產函數進行模型估計后發現：（1）近年來農業生產規模經營趨勢明顯，雖然仍以農戶經營為最重要的經營主體，但戶均生產規模有逐漸擴大的趨勢。（2）從經營規模和單產的關系來看，玉米、小麥和水稻的經營規模與單產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并不是經營規模越大產量越高，平均轉折點約在2公頃，盲目追求過大經營規?？赡軐壹Z食安全產生不利影響。（3）從經營規模與農民收益之間的關系來看，大田作物的經營規模與單位凈利潤同樣呈現倒“U”型關系。特別是，經營規模到達2.67公頃單位面積利潤達到最高轉折點后開始出現下降，因此通過土地流轉擴大經營規模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增收問題。綜合來看，這些發現不僅對于國家出臺相關政策提高小農戶的單產和收入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國家糧食安全、主要農產品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農民增收和社會就業等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研究結論，相關啟示可歸納為三點：第一，在鼓勵大田農作物生產發展新型經營主體的同時，控制適度規模經營是關鍵。目前在許多地方，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主要目標是擴大生產規模，對單位產品生產成本即農業競爭力、廣大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關注不夠，應該對適度經營規模的生產主體（特別是農戶）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經營模式實施相應的引導和政策扶持；同時，適度規模扶持政策要因地制宜、動態調整，以提高農戶全要素生產率和農產品競爭力、廣大農民的增收為政策扶持目標。第二，加強對新型經營主體的監督和評估。某些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名不副實，甚至一些種植大戶為了套取補貼和政策優惠而虛報耕地面積，導致低效的新型經營主體產生。這不但降低了糧食生產力和市場競爭力，而且也降低了全國農業增加值，并對廣大農民增收和社會就業產生負面影響。第三，完善土地流轉市場和社會化服務體系，穩妥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決定因素，通過制度創新降低農地流轉的市場交易成本和風險，通過政策扶持（如財政、信貸、技術和市場等服務）推進適度經營規模生產主體的發展，提高其在農業生產中的比例。如果全國農地平均經營規模達6.67公頃，全國只需要1 800萬家庭農場；如果平均規模達到16.7公頃，只需720萬農場。數以億計的農民如何就業是一個值得考慮的社會問題，推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規模經營是個長期的發展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