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京畿地區京繡官方培訓模式研究

滕雪梅 白玉力

摘要： 清末民初，在實業救國的社會背景下，京畿地區政府秉承“教育救濟”思想，在官辦機構中開展了大規模京繡培訓，然而學界對此鮮有系統梳理?；诖?，文章采用文獻資料研究方法，針對官辦機構以“寓教于養、教養兼施”觀念實施京繡培訓的社會價值，從教育教學組織角度，對工藝局、女工廠、婦女教養機構和實業學堂的培訓體系進行梳理，分析其“雙軌制”“雙師制”構建的“精專與學知相統一”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方式，以及有效配備的就業機制、激勵措施和福利機制，得到“一專多能”京繡人才培養模式。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制度的因素在京繡振興發展中起到核心作用，京繡官方培訓開啟了近代女性職業培訓的探索，實現了救助底層女性的社會價值，進而推動京繡人才培養的專業化、規?；?、集群化。盡管時隔百年，該培養模式對當今京繡傳承仍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 清末民初;官辦機構;京繡;培訓模式;女性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saving the country by industry， the government of Beijing and its environs upheld the notion of "relieving by education" and gave large-scale training on Beijing embroidery in government-run institutions. However， the academic circle seldom systematically combed this. Based on this， in view of the social value for government-run institutions to undertake Beijing embroidery training with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through nurturing and implementing both teaching and nurturing"， this paper adopte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ort out the training system of technology bureau， needlework workshop， womens education institution and industrial schoo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alyzed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ing mode that "unified specialization and knowledge" constructed by their "double track system" and "double capacity system"， as well as the employment mechanism， incentives and welfare mechanism that were effectively equipped， and obtained a mode to train "specialized and versatile" talents in Beijing embroidery.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government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embroidery. The official training of Beijing embroidery initiated the exploration of modern womens vocational training， realized the social value of helping women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promoted the training of Beijing embroidery talents to become specialized， largescale and clustered. Although a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this training mode is still of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Beijing embroidery today.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run institutions; Beijing embroidery; training mode; women

近幾年，京繡作為國家級、北京市、河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得到了京津冀各地政府、非遺保護中心和文化藝術基金的大力支持。就京繡培訓來說，當前基本上是依托于政府來開展，內容以文化傳播和推廣為主。而學界對京繡培訓的研究多是以私營和民間傳承人為核心，探討傳統師徒傳承模式，對于如何有效開展京繡職業化培訓，則少有涉及。本文關于清末民初京繡官方培訓模式的研究正是立足于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清末民初，隨著社會變革和思想的解放，面對市場對京繡用工的需求，少數有志之士率先開辦了私營工藝局和女工廠，專門招募女性、女童進行京繡培訓和生產。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道員黃中慧上書清政府開辦工藝局，促使政府采用現代企業集體生產的方式招收女性學徒和員工進行京繡培訓和生產，最終，京繡用工市場形成以官辦機構為主、私營作坊為輔的格局。本文通過整理研究文獻資料，在勾勒出清末民初京繡市場及其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對該時期官辦機構實施的京繡培訓模式進行了重點分析，指出當時京繡培訓開啟了女性職業培訓模式，提升了京繡工藝水平，推動女性走出家庭成為京繡職業市場的主力軍，對解放女性、促進女性就業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因此，本文在京繡歷史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突破性意義，而且可以為當今的京繡培訓模式傳承提供有益的啟示。

1 京繡市場及用工情況

晚清時期，京繡市場可以分為宮廷刺繡和民間刺繡兩部分。北京宮廷內務府造辦處的繡作專門服務宮廷生活，征召全國各地優秀刺繡藝人在此勞作，御用的服裝、飾品及室內陳設品多是由蘇繡、顧繡、廣繡制作而成。由于要做的活太多，人力經常不足，還要在北京本地另請民間高手來趕工，這就給京繡融合其他流派技法創造了機會，并成為宮廷刺繡的一部分。當時民間刺繡市場中，京繡在精細度上與四大名繡相比還有差距，但是針工沉穩典雅，帶有典型的北方刺繡特色。京繡工藝主要服務于北京龐大的官宦階層的家居用品、衣著用度（細活），也多用來繡制京劇戲衣、壽衣（粗活）、寺廟幔帳、車輿儀仗等。京繡是北京地區傳統手工藝，當時，洋人喜歡京繡繡貨如同愛瓷器金石一樣，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把北京刺繡行的存貨全部買光，甚至導致本地人盜墳掘墓，出賣死人壽衣的現象[1]。北京城內繡莊將大量京繡品銷往海外，成為本地區重要的外銷產品。隨著國外消費需求的增加，當時民營繡莊受繡工規模所限在產品數量上無法滿足海外市場的需求。

清末民初，民營作坊是北京城內民間刺繡市場上的唯一生產主力，偌大北京城不足百家，雇傭的京繡匠人為數不多。這些繡莊、繡鋪主要分布在前門外箭樓后甕城內的荷包巷、西湖營的繡花街、珠市口的西草市街、永定門外大紅門、小紅門和朝陽門吉市口。繡莊從北京近郊、河北周邊等地區（固安、容城、易縣、定興等縣）招收貧苦人家的男孩子做學徒，作坊的繡工負責高檔精致的“內活”（又稱細活）。每一個繡坊和戲衣鋪的招工規模有限，學徒數量不超過10人，多為男工，師徒之間帶有很強的人身依附關系。京繡的手工業者和學徒都處在社會下層，他們文化程度低，絕大多數是文盲，依靠出賣體力為生，收入微薄勉強糊口。在民國初期，京繡也曾一度輝煌，少數技藝高超的手藝人月收入可達20元大洋?！巴饣睢保ㄆ胀ɑ罨虼只睿﹦t多送往南城鐵匠營、劉家窯、石榴莊、馬回店及永定門外貧寒家庭的婦女們手中，她們從“繡頭”手里拿些零活居家繡制，掙點貼補家用的費用，還無法以繡養家[2]。

2 政府施政思想的轉變直接推動京繡發展

清政府為了謀求政局的穩定，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決定新政變革，力圖在軍事、官制、法律、商業、教育和社會方面探尋現代化的變革。在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富強走的是發展近代工業的道路，“五洲列國，其國本之強弱，大抵視實業之興衰以為衡”[3]。清政府一改重農抑商的政策，把“通商惠工”定為經國要政，著手振興實業，采取的措施為“設工藝學堂，設勸工廠、獎勵良工、保護專利”。以期開化民智，解決社會生計問題，同時起到“暢銷土產”，然后“抵制洋貨”“挽回權利”[4]的作用，自此振興本國實業的一系列改革活動開始了。

清末政府“實業救國”的施政思想帶動了京繡的企業化生產，思想家嚴復、何啟、胡禮垣和清末外交家馬建忠等分別提出“中國工藝出產能盡及外國，則可收回百倍之利”[5]。他們指出在出口貿易方面，傳統手工業是支撐國家技術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應該大力挖掘并充分利用本國傳統手工制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和貿易優勢，與西方機制品展開競爭，用以償還國債的策略[6]。京繡有助于擴大出口，具有振興通商貿易的重要經濟價值，京畿政府始終把扶植京繡工藝作為振興實業的支柱之一，使之成為京津冀地區傳習培訓、教育培養的重要內容。京繡的大規模生產因為日本入侵爆發抗戰，導致出口貿易萎縮直至停滯。

在社會變革背景下，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大幕拉開，政府倡導女子教育，支持婦女參政，主張婦女經濟獨立。同時，清末政府受到西方“教育救濟”思想的影響，針對婦女的救濟事業出現近代轉型，從解決一時生存問題的“衛道”為主旨，向“寓教于養、教養兼施”的現代慈善救濟理念轉變，采用工藝培訓和文化教育的手段，逐步向培養婦女成為獨立人格的公民、具有公民意識的職業女性的方向發展。諸如原清政府救濟婦女的傳統手段是為了維護傳統倫理道德，向被救濟者免費提供物質資助，采用施衣、舍粥、贈銀等主要救濟手段，解決被救助者一時的生存問題，救濟的目標在于維持她們的生命，幫助孀婦守節。隨著慈善觀念的轉變，京繡作為婦女能夠掌握的技能，被引入到慈善救濟體系中，變“養”為“以教代養”，慈善機構成為培訓婦女職業技能的單位。陳璧認為“以教工為收養，實為兩得之計”[7]。如今看來體現出三個成就：一是政府實現救濟的同時培養了有文化有技能的職業女性，使之成為真正的公民;二是開創了京繡的職業培訓模式;三是推動了京繡的發展，使其社會價值得到增值。

3 實施京繡培訓的四類官辦機構

1901—1928年，清末和民國政府實施京繡培訓和生產的官辦機構主要分為四類，共同特點是大力招收貧苦女性，由政府劃撥經費提供財政支持，聘請教師、購買設備、提供工食津貼，但是其“養”的方式與以往施粥廠相比發生了本質的改變。采用“教養兼施”“以工代賑”的扶持方式，京繡工徒要接受京繡工藝培訓和文化教育，使其成為能以技能生存的產業工人。

3.1 工藝局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光緒皇帝下旨“朝廷準立工藝局，意在養民，不與謀利”[8]。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順天府尹陳璧會同徐會灃奏請在京師內外城各設一所工藝局，聘請工匠來授藝學徒，成立了官辦工藝局?！肮に嚲质且凰牍ぐ胱x性質的學校，招收少年游民，從事景泰藍、刻字、木器等工藝制造和織布，并教以物理學、算學、算學、機器學、繪圖學等專業”[9]。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在光緒帝及張之洞等的努力下，由商部、工部等合并成立了農工商部，將劃歸商部的工藝局擴充設立十二科。這是京畿地區本著慈善救濟目的而開設的第一個官辦工藝局，面向社會底層招募，既有背井離鄉流落于北京的游民和乞丐，也招收當地窮苦百姓，包括聰慧的兒童，內設京繡科目，學制兩年。為了大力提升培訓質量，1905年特聘沈壽為京師繡工科總教頭，至1911年工藝局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停辦。1904—1908年，繡工科共繡出屏風掛鏡等類401件，繡制質量與日本高等成品相當。由此可見，學徒在兩年間從“乞丐”到“技師”的巨大變化，進一步說明工藝局行之有效的培訓方式，有助于京繡人才培養。

1903年由袁世凱（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開辦北洋工藝局，又名直隸工藝總局，周學熙任總辦，宗旨是振興全省工藝，即“考察全省土產及所銷洋貨情形，設法講求，勸諭地方工作之責”[10]。為了避免“大抵因習其理而不習其器，則終無真切之習得”，1904年特設立實習工場，分設11個科目，其中有刺繡科，招收12～22歲的工徒作為官費工徒，按月領取二、三元津貼和免費學習用品。專辟文化講堂，工徒每日需分班學習書課1 h，北洋工藝局學堂形成理論結合實踐的培訓方法，既教習語文、繪畫等理論知識，又學習京繡工藝實踐，文化課學習水平達到當時的初等小學教育水平，京繡技能實踐培養實用型人才。北洋工藝總局手工藝技術人才的培養成效顯著，畢業生成為直隸及鄰近省份的手工業技術骨干，“各屬民辦工廠，所用技師匠目，多屬該廠畢業工徒;東三省、山西、山東、河南、陜西諸省官立工廠，來場調用工徒前往傳習者，亦復不少”[11]。

正如唐少君認為，京師工藝局、直隸工藝總局相當于現在的“工業推廣中心”，它們不僅是傳習機構，而且更加注重手工藝的改良，借助推陳出新以廣銷路，由此中心來示范、推廣、培訓教導，帶動全省的工藝革新。本文依據相關資料，整理了京津兩地官辦工藝傳習機構的科目設置，如表1所示。

3.2 女工廠

官辦女工廠招收貧苦年輕女性，傳授京繡技藝的同時，教授其初級水平的文化，采用“工學并舉”的模式，是兼具教育性的生產企業。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是官辦慈善性質，即為“興實業而惠窮黎，宗旨在教養貧民”[12]，招收的員工多是貧困滿族婦女，兼收京城內外一般的貧苦婦女，由廠里師傅教會繡工、織布、毛巾、造花等七個工種手工藝技能，承擔生產加工任務。工廠特意設立文化學習，女工在做工同時修習文化課程，具備高等小學文化水平，員工經過培訓可留任工廠做工，優異者也可去往女子小學或女子工廠做教習。女工廠首次招收人員規模在200名，停辦時已經有300名習藝婦女。

受到官方資助的天津廣仁堂也興辦了女工廠，原本堂內節婦和恤女入廠做工，她們的女孩只要年滿9歲就要進入工廠。女工廠分南、北二廠，均設講堂，開設書算文字課程。女孩一面學習文化課程，一面向工廠匠師學習刺繡、織布等七科手藝。周學熙在其《自敘年譜》中記載：“（1905年）又開辦廣仁堂女工廠，收學徒三百余人。由室女偕兩女前往親自提倡，教授手工，實為女子職業之先河也?！盵13]女工廠注重“教養并重”，充分體現了“借勸教以振游惰，使畢業后能自食其力”的辦廠宗旨。工徒畢業，發給文憑，可到各府、州、縣任教習，或留本廠做工師。由此可見，文化知識和工藝技能的雙重學習，有助于婦女從家庭走出來，成為職業婦女，幫助她們成為小學教師，或擔任工藝師。

當時災荒連綿，流民遍地，工藝局雇傭工人有限，澤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政府將原粥廠、暖廠和棲流所改制開辦女工廠，通過教授京繡技能，解決大量貧苦無業婦女的就業問題。1932年，在北平市（今北京市）內的戶籍人口中，從事紡織、刺繡、國貨的女工藝師和女工共425人[14]，未能登記入冊的人數眾多，可以說，當時北京已經有了大量的京繡人才儲備。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統計中，北京本地挑補繡從業人數達到10 960人[15]，是工藝美術行業中體量最大的手工藝群體。表2中，所列官辦女工廠都開設刺繡項目。

3.3 婦女教養機構

以京師警察廳為代表的官方機構，在與婦女相關的法令和政策下，針對無依無靠的婦女開辦了濟良所和婦女習工廠，不少生計艱難的女性愿意投入濟良所[16]。濟良所以“教養兼施”手段給婦女提供了一個勞動的機會，專門講授“刻繡、挑花、縫紉、烹飪”等實用課程[17]，開設了國文、道德修養、美術、體操、音樂等課程，讓婦女們再每天學習6個小時[18]，這些課程“使所女受益匪淺”[19]。通過培養正當勞動技能，使其重新融入社會。如表3中，這類救濟機構也屬于慈善性質，濟良所婦女在所內制作一些產品賣出去以后，扣除成本費用，其余額全部付給該產品的生產者，不會作為濟良所的補貼費用[20]?？傮w而言，濟良所和婦女習工廠較為被動保守，以“養”為主，絕少追求利潤并應用于擴大再生產。正如孫高杰在研究中所指出的，京繡培訓在救助對象上突破了只對老弱、廢疾、貧婦及節婦實施救助的局限，將婢女、童養媳等弱勢群體也納入救助范圍，體現出社會救濟的人性主義光輝，從中可以管窺到京繡被賦予“育人”的社會新價值。

3.4 學堂教育

學堂教育分為普通學堂和實業學堂兩種教育模式。普通學堂、女子學堂（1907年成立）借用京繡自身美育和德育的價值，培養女子成為符合封建女德要求，對家庭勞務、對子女教育負責任的賢妻良母。正如教育宗旨所言“適切于女子之手藝，并使其手指習于巧致，性情習于勤勉，得補助家庭生計”[20]815。京繡學習作為培養女性嫻淑性情和持家技能的育人手段，開設在每學期手工課程中，直至畢業。

實業學堂開設京繡作為學生未來的職業技能。遵循“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法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致用治生之具”。除了京繡科目外，還要學習普通科目，諸如修身、中國文理、算術、體操、歷史、地理、格致等科目。通過學習“使知從事于職業，養優美之本能，知勞動為神圣”[20]244。例如北京豫教女學堂作為中國官辦第一所以京繡為專業的工藝美術學校。最為知名的婦女職業學校是民國八年（1919年）成立的直隸婦女傳習所，該所設在天津北馬路龍亭舊地，由原直隸省實業廳創辦，宗旨為“養成女子職業人才，俾為地方服務，實行普及職業教育以增進社會生產之效率”[21]。開辦刺繡、編織、桑蠶三班。1928年，直隸省改稱河北省，該所也隨之易名為河北省婦女職業傳習所，并于第二年移至北平市地安門外西黃城根[22]?！?932年……增設圖繡一班，定為三年畢業……所招收學生，津埠居主，后實業廳通令每縣考送學生2名，以女子高小畢業為合格，分期考送，周而復始，培養了很多畢業生回本縣工作，為本地的手工業發展注入了新力量”[23]。講習所規模不斷擴大，招收學生由原本20余人擴展到300多名，雖歷經戰爭，學校仍堅持開辦，是中華女子學院（現辦學地址為北京市朝陽區）的前身。如表4所示的學科設置[24]，體現了刺繡人才的培養走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刺繡工藝學習;第二階段是設置為圖繡，以繪圖教學促進刺繡的二次創作;第三階段設置縫繡，分為初級縫繡和高級縫繡，懂得服裝設計，從而實現刺繡裝飾與服裝設計的完美結合。

該時期京繡培訓除了官辦機構實施以外，京津冀地區涌現出眾多私營工藝局、習藝所、私人學堂，都積極采用這種新型培訓模式，帶動了該地區女子教育的普及，開啟一時新風尚。

4 官辦機構京繡培訓模式的主要特點

上述四類官辦機構借鑒英國、德國、日本等國“教育救濟”思想，開啟了京繡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并從教育觀念、課程體系、教學方式、教學管理體制等方面，形成一定規律的京繡專才教育模式。在“教養兼施”“工學并舉”的教育觀念指導下，各個機構盡管在培訓內容上有所不同，但總體而言，其培養模式都強調技能培養目標，這點與傳統學徒制相似。與傳統學徒制的不同之處在于：新模式具備素質教育的雛形結構，即為學員構建知識、能力、素質三位一體的結構?？梢哉f，在人才培養模式的層次上，官辦機構貫徹了“精專與學知相統一”的課程體系和教學方式，這種培養模式徹底改革了京繡傳統學徒制。此外，官辦培訓機構設立了就業機制、創新激勵措施、福利機制，建構了一套相對完善的管理方式，這種創新性管理體制與傳統師承方式明顯不同。

4.1 “雙軌制”課程體系

工藝局繡工科、女工廠實施工學“雙軌制”課程體系，文化理論教學和工藝實踐訓練兩手抓。機構中單獨開設學堂，要求工徒每日學習文化和藝術類知識。直隸工藝局、農工商工藝局、女工廠等機構每天為京繡學徒安排1～2 h的授課時間。諸如農工商工藝局繡工科開設刺繡、圖畫、國文等課程;首善工藝局開設書畫、篆刻、算數課程;首善女工廠速成科設立識字、珠算、家政、衛生之類的課程，完全科另加筆算和習字;北京豫教女學堂附設女工藝廠所授課程有漢文、珠算、家政、體操;天津廣仁堂女工廠設女教習兩人，專門教授書算、識字、圖畫課程。文化理論教學由三類課程構成，國文、算數之類課程目的在于掃除文盲，使學徒能夠識字讀書，懂得基本科學知識。此外，還特意設置了圖案、繪畫課，這是專門針對刺繡設置的課程，通過實施美育教育使學員能夠掌握繪畫和圖案設計基礎理念，具備創意構思的表達能力和京繡作品的鑒賞能力，能夠進行京繡的二次創作;體操、衛生、家政等課程則強化“育人”的素質教育目的。除了學習文化理論，工徒每天都要用大部分時間進行工藝實踐訓練，包括京繡的各種手工技藝練習和產品制作。

新的培訓體系實施知識結構分層教育方式，從文化素養、藝術修為和手工技能三方面培養，以理論結合實踐構建“藝工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25]。這種課程體系注重文化和藝術素養的提升，使學徒具備從事京繡教育的基本素質，使之成為“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

4.2 “雙師制”教學方式

在雙軌制體系中施行“雙師制”，由教習（教員）和工師兩類師資構成，教習采用課堂教學，講授文化、藝術的學理性知識，工師采用實踐教學，傳授工藝技能。師資管理上，依據工師的技能水平，由高到低依次分為技師、匠目、工匠三種，采取每匠一名帶教藝徒若干名，實行包教包學。諸如有明確記錄的農工商所轄工藝局繡工科，在1904—1908年繡工科共計工徒28人，其中配備師資有工師1人，匠目6人，工匠5人，工徒16人;北京豫教女學堂附屬女工藝廠招生32名，聘請工藝局女工和日本教習任教數名。另外從配備的京繡師資來看，京師首善工藝廠分速成、完全兩科招生，各招80人，繡工科技師1人，匠目2人，工匠1人。

教習和工師分工合作，共同執教。周學熙認為“工非學不興”，而“學非工不顯”，廣仁堂女工廠多名工師設于一處，共同授課，有利于工師相互交流研討技藝傳授。直隸工藝局內將工業學堂和實習工場“聯絡一氣，以工場為學生試驗制造之所，以學堂各教員任工徒講課之師，相輔相成，收效較速”[26]。

“雙師制”與師徒傳承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京繡職業人才培養突出“教”和“讀”，教習不僅實現文化掃盲，還開啟民智，培育了工徒自立自養的意識，最終達到使技能型學徒成長為知識型工師的目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雙師制”提升了工師的社會地位，將京繡的技能知識體系化，使之成為職業教育中的一個專業，得以發揚推廣。這種教學方式適合大規模招生，與私營作坊的師承方法只能接納三五個學徒相比，官辦機構擴大了招收工徒數量和招徒來源，使京繡培訓規?；?、集群化。同時，官辦機構注重保持相對合理的師生比，有助于提升培養的質量。

4.3 適度分配的就業機制

依據工徒自身條件、文化學習和不同工藝的特點，更加人性化地設置工徒年限，大幅縮短了出徒工期。農工商部工藝局破除學徒三年滿師的俗例，規定“就所學之難易，分別二年一年畢業”[4]511。首善女工廠依據工徒年齡把員工分為速成科和完全科，速成科招收16～25歲員工，一年畢業;完全科招收12～15歲員工，需三年畢業。

由于摒棄師徒的人身依附關系，面對實業及教育發展急缺具備文化素養的技師、工師的社會需求，官辦機構實施部分優異者包分配，鼓勵自主擇業。諸如北京工藝局的學徒經過培訓合格者，在局服務三年后，可以赴外地做工，很多成為產業工人甚至技師和匠目。北洋工藝局畢業生成為本地區及鄰近省份的技師。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的一般員工可留任工廠做工，優異者則被推薦去女子小學或其他女子工廠做教習。天津廣仁堂女工廠的工徒畢業，憑借文憑可到本區各地任教習，或做工師。此外，“在她們婚配離堂后，仍然可以在女工廠學習、工作，成為新一代的職業女工”[27]。這些規章設置充分體現了因材施教，尊重工徒的學習成長規律，其中對人才分層教育的模式更表明了對人才的愛護之心。

4.4 創新激勵措施

在實施過程中，官辦機構樹立宗旨“其京師已有之工藝，尚當推陳出新者，則招致良工，益加考究，以盡其量”[4]507。明確了推廣本土手工業技術、促進民族傳統手工工藝改良是政府的職責。農工商部工藝局不惜重金聘請高級工匠，直至1911年，因辛亥革命爆發而停辦?！肮に噺S還選派工匠、技師到農工商工藝局、天津實習工場授藝”[28]。工藝局特意制定政策鼓勵創新，在《雇傭工師條例》中規定“如能改良舊法，發明新藝，仿造洋貨，由本局分別呈明本部，賞給八九品藝術職銜”[4]513。在工徒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工徒畢業后，有技藝超群，升作工師者，由局呈請本部賞給八九品藝士執銜執照，以示優異”[4]533。

此外，創新措施還體現在開放式的學習模式。京師首善工藝廠鼓勵各廠習藝人員可兼習其他技藝，如有學成染繪者即可兼習織繡?！岸嗔曇环N技能，即多收一番效果”[29]。廣仁堂女工廠引導工徒先行學習西式花緶，機器縫紉、刺繡、草帽緶、毛巾、織布、編絨七科手藝，后再增設繪畫、裱褙、印刷等適合婦女操作的專業技能，從學習目的來看是擴大學習領域，拓寬就業渠道。從另一角度看，開放式的學習模式也促進了習藝人員對京繡創新開發的能力。這種培養方式站位高，對京繡工藝人才有長遠思考，不僅著眼于工藝層面的推廣培養，更有助于傳統京繡的開發應用，設計生產更多新穎的京繡產品，投放到京畿市場，或者作為出口產品去拓展海外市場。

4.5 優厚的福利機制

工藝局為了鼓勵學藝設置了福利機制，為官費學徒提供優厚的福利待遇：1）由工藝局供給伙食;2）每月給津貼銀元一元;3）每年由工藝局發給冬夏兩季單夾操衣;4）學習用的書籍、紙、筆和器具，由工藝局發給[4]533。繡工科還承接繡活來供養藝徒，如有余利，共分花紅?！坝泄仑氂淄?，愿來習藝者，亦準取保掛號，挨次傳補，衣履不周者，由局制給”。由此，貧苦婦女不少是為生存（吃飯）來學藝，受訓合格人員可以在工藝局留用，工徒畢業后可以升為工匠、匠目、匠師等名目，津貼隨級別遞增，通過參加生產為工藝局創收的同時，成為領取薪水的產業工人?！盀榱舜_保貧民在經過一至二年的學習后能有營業資本，工藝局所還設法為他們提供一筆資金”[30]。官辦機構秉承“教育救濟”和“工藝教養”思想，建立了新型的賑濟政策，注重通過技術扶植和培養去幫助脫貧。

經過近三十年的實施，京繡工藝日臻成熟、精湛，優秀人才輩出。為了推廣和鞏固成果，政府組織優秀京繡作品參加國際展會。在1915年的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上，多件北京刺繡作品獲獎，包括楊松亭的京繡掛件、劉允中的繡品、李德旺的繡屏與繡牡丹掛件等，成為在國際上宣傳中國傳統手工藝的代表，提升了京繡在全國刺繡行業的地位。

5 結 語

清末民初政府扶植京繡使得廣大的底層貧苦女性成為直接受益者，即借助京繡培訓，底層女性有機會成為有文化和一技之長的新女性，能夠就業，甚至“再就業”。從京繡人才培訓角度來看，其意義更加深遠。官方培訓開啟了近代女性職業教育模式的早期探索，實現了京繡人才培養規?；?、集群化、專業化;該時期京繡行業從小規模私人民營發展為政府行為下的大規模培訓和生產經營，也深刻反映出政策的、制度的因素在京繡振興發展中起到核心作用。

盡管時隔百年，這段京繡發展史對當下政府在開展京繡傳承工作方面依然具有啟發性。首先，京繡保護和傳承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對個別傳承人保護上，要注重將集群化培養的優勢融入京津冀地區農村扶貧工作中，而且從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到高等教育體系，都要進行引入。其次，在培訓內容上，需要拓寬與京繡行業相關的上下游技藝培訓，由孤立的單門技能培訓走向綜合的才藝培訓，從常規的“一?！弊呦颉耙粚６嗄堋钡膹秃闲途├C人才培養模式，提升對農村女性群體的培訓價值，體現教育體系中文化哺育的專業價值。如此，京繡將不僅是“活態”傳承的非遺技藝，還具有廣闊的市場發展前景，其現實意義也將進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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